劉邦從白登回軍，把之前勸諫他不能打的婁敬從監獄裡放出來，封了侯。
這一點他比袁紹強。
官渡之戰前，田豐勸諫說宜守不宜戰。袁紹說：“亂我軍心，把你下獄，得勝回來再處置你！”袁紹戰敗。消息傳來，獄吏向田豐說：“這回您沒事了。”田豐說：“你不了解主公，他若得勝，一高興，就不跟我計較了。他若戰敗，必羞於見我，殺我便是不再面對我的辦法。”袁紹果然誣田豐“幸災樂禍”，殺了他。
劉邦自然非袁紹可比。但是，劉邦斬殺了十幾個告訴他匈奴可擊的使者，也沒有承擔決策責任，把責任推給了那十幾個幕僚。
曾國藩專門說過領導者要獨立承擔決策責任的問題。因為成敗無定，不光是定計的問題。
他舉了五個案例，前三個都是一個課題：削藩。
漢朝晁錯建議削藩，結果六國叛亂，要“誅晁錯，清君側”。景帝慌忙把晁錯殺了。吳王照樣反，但最後景帝勝利了，削藩成功。
明朝齊泰、黃子澄建議建文帝削藩，燕王反，也是要求誅齊、黃，建文帝也是把齊、黃二人殺了。燕王當然也不會收兵，最後燕王成功，建文帝削藩失敗。
清朝米思翰建議康熙帝削藩。吳三桂反，康熙帝沒有誅米思翰，最後平定了吳三桂，削藩成功。
這三件事，背景、形勢，都差不多，處理各有參差，結果也不同。所以處大事，決大疑，要熟思是非，不要拘於往事成敗，不可遷就一時之利害，更不可歸罪於謀臣。
還有兩個案例：
唐朝末年，唐昭宗憤於皇室不尊，意圖討伐軍閥李茂貞，要宰相杜能主兵。杜能苦諫堅拒，說：“他日我受晁錯之誅，也不能弭六國之禍！”昭宗不允。
結果戰事一開，朝廷打不過李茂貞，李茂貞上表請誅杜能，杜能跟昭宗說：“我可是有言在先啊！”昭宗這時候沒了英雄氣概，只能哭鼻子，說：“與卿決矣！”先下詔貶杜能為梧州刺史，接著就賜他自盡了。
所以這杜能，比晁錯、齊泰、黃子澄都冤！
曾國藩罵唐昭宗強迫杜能在前，又翻臉誅之於後，其作為正是一個亡國之君。他也檢討自己。他說：“我在軍打仗的時候，有時聽了幕僚一個定計，之後敗挫。我或許並沒有歸咎於他。但是見面的時候，卻難免露出臉色來，還是我自己不懂道理，修為不夠。”
關於這“露出臉色”來的，他又講了一個案例：
後唐末帝李從珂擔心石敬瑭謀反。李崧、呂琦進言說，石敬瑭若反，必需契丹之援，您若與契丹和親，石敬瑭就沒機會了。本來計議已定，薛文遇卻說天子之尊，豈能侍奉夷狄，還引用了昭君詩“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來諷刺。李從珂改了主意，把李崧、呂琦罵了一頓，說你們要把我女兒往火坑里送！二人跪地謝罪。呂琦腿腳不好，跪拜得慢些，李從珂還罵：“你給我擺架子麼？”呂琦說：“您曉得我腿腳不靈便啊。”李從珂不罷休，還是把他降職。
後來石敬瑭果然引契丹打破唐兵。這回李從珂曉得是不該聽薛文遇的，又恨薛文遇，一見到薛文遇就罵：“我見此物肉顫！”幾欲抽刀刺之。李從珂後來為石敬瑭所滅。
曾國藩總結說：“大抵失敗而歸咎於謀主者，庸人之恆情也。”
成敗不一定，過去的案例不等於可以照做，也不等於不可以照做。
領導者要自己負決策責任。事情搞糟了，怪誰出的主意，那是“庸人之恆情也”，庸人都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