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是被人們談論得最多，而最不為人們所了解的當代活動。
——雷內·克萊爾
在這所謂的“後現代”時期，萬流歸宗：商品化似乎是宿命的事實。於是就出現了跨國資本主義的電影壟斷和電影電視的聯姻。好萊塢／電影工業體制就像是一台隆隆運轉的高速離心機，塞進去的是完完整整的一個人／一部作品，甩出來的是亂七八糟待價而沽的廣告。後現代理論的“教父”弗·傑姆遜指出：在這個多國化資本主義／後工業社會階段，廣告化已成為中心問題。商品拜物教，或者稱為“拜商品狂主義”就是：要賣錢，要做廣告要賣錢。
能否賣錢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生產廣告、消費廣告；我們生產電影、消費電影；我們生產電視、消費電視。流通環節中的電影，作為商品的電影必須中規中矩，合乎標準，便於出售，易於消化。
任何對觀眾／消費者的神經心智有所刺激的事物都應避免上場（我們不應幼稚地因觀眾們的視力已習慣了花花綠綠、拼拼貼貼的MTV和娛樂大雜燴而高估了他們的承受能力和智商），重要的是讓他們輕鬆舒服（體態悠閒、無所事事）、滿足（知足常樂、對現狀及眼前的東西很滿意），重要的是讓他們走出電影院後，感動地流出幸福的熱淚後，“有勇氣再活一個禮拜”。
電視和彩色電影作為最典型的後現代文化形態凸顯了後現代的平面模式和生命本能（性／暴力）：超級影音幻像，多重視聽刺激，影視圖像自我定位於二維平面銀屏／幕之上，能指無限膨脹，充斥整個畫面。所有的深度意義消失：沒有“微言大義”，沒有“三思而後行”，有的是脫口而出，有的是現場直播。從“為什麼寫作？”（薩特）／“為什麼拍電影”（戈達爾）的自我質詢走向不斷地寫、不斷地拍的流水線（欄目！每週一期的欄目！）。血不能無止盡地流灑，而口水卻有的是。所有的歷史記憶消失：從小到大，我沒有聽說過列祖列宗前賢先烈，傳說寓言子曰詩云（實際上也沒有人教過我），妙就妙在我現在開始說話了，我開始“發言”，於是我唯一可以告訴你的就是“我就是我”。 “我要表現自我”，我要講一講我的成才之路……所有的主體意識消失：我們常常混淆夢幻與真實，電影／夢初看如七寶樓台，琳瑯滿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拼貼、雜陳，繽紛五色撲面而來，令人目盲，令人心發狂。影像的超載，影像的氾濫淹沒了作為主體的人。 “語言是存在的家園”。而音樂電視震耳欲聾，我們面面相覷，張口慾呼，聲音卻被堵回了喉管，喪失了言談的權力，喪失了交流，喪失了“家園”。 “語言是存在的牢籠”，而沒有了言語，我們甚至沒有了牢籠……所有的審美距離消失：電視穿街過巷走家入戶，億萬人同時收看的新聞、影像，那一個是原作？億萬個同時登場的名人、巨星，那一個是真品？這是複製而來的影像，是僅供消費的影像，是一閃即過的影像。我與“他”近在咫尺遠隔萬里，仍然是無法交流。我終日遊蕩在幻想和廣告之間，精神日益錯亂。無聊地來迴轉換頻道，切割影像（“碎片”），打發時光。在公開的自慰中意淫整個世界（巴黎、選美、奪標……），完成個我的絕對柵格化生存。我擁有全部世界……的影像，當然僅僅是影像。
我們那貧弱蒼白的視力已不再能適應任何寬闊深廣的電影銀幕了：
不要給我景深、造型、意義，不要給我阿崙·雷乃、塔爾柯夫斯基、法斯賓德、帕索里尼，我只要影像、充斥整個畫面的影像（它可以是塗得死白的大美人臉，可以是一片光禿禿的大沙漠，可以是鮮血淋漓的殘肢斷體，甚至可以是刺得麻麻點點的小姑娘後背……），只要是能讓我的瞳孔再放大一次的影像。
還有聲音呢？杜比減噪－環繞立體聲院裡迴響著好萊塢星星們的甜言蜜語，“不屬於那張嘴的語言，不屬於那張臉的詞……一切都成為幻覺。再沒有什麼真實，於是思想和感情也是虛假的……”音樂漸起，帷幕拉開，白日夢越做越完美，越做越不知老之將至……
早在1935年，瓦爾特·本雅明就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中分析了電影是沒有“本真性”的、喪失了“光環”、以機械“複製”為固有特徵的事物，由此可見電影、電視的後現代大“作秀”原是出自它與生俱來的品格。安德烈·馬爾羅提醒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電影是一門工業。”於是電影電視成打成批地生產供過乾癮取樂的影像正是它的義不容辭的工作。
但是電影曾經“作為藝術”：電影曾經帶來了一場“革命”，它曾經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觀看世界的方式”，一種“視覺思維”，一種“視聽觀念”。讓·雷諾阿說：“電影是我們時代的王者。”但是又是什麼讓伯格曼和費里尼驚呼：“電影／活動影像那全新的、經常引起世界性狂熱的權力正漸漸演變成一種對我們文化本身的威脅！”呢？
電影最初只不過是僅供人們消遣娛樂的物理學遊戲，如維爾納·赫爾措格所說：“電影是源於巡迴劇團和馬戲班的文盲藝術。”它以“奇技淫巧”始，又似乎要以“奇技淫巧”告終，這難道是它一生百年的輪迴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