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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第三節年輕一代的覺悟與反思:《死》

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 陈思和 2091 2018-03-20
陳村是一位隨著“傷痕文學”的浪潮出現的年輕作家。雖然他同這時期新出現的其他年輕作家一樣,也是寫自己親歷的知青生活,以自己的現身說法來揭露文革留下的“傷痕”,但無論在選材還是藝術形式上,他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了許多獨特之處。他並不刻意去寫“文革”經歷中慘烈的一面,也不把尖銳的批判意圖作為自覺的追求,因而與通常的“傷痕文學”相比,可能很難找出他明顯的固定特點。從他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兩代人》,到後來的《走通大渡河》、《少男少女,一共七個》等作品來看,他都可以說是一個走位飄忽的“怪槍手”,不僅一篇一個題材,而且是一篇一種寫法,習慣於另闢蹊徑,特立獨行。這些作品的另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是其中經常出現“死亡”的主題,這大約同作家特殊的生命體驗有關,然而他雖然迷戀死亡,卻不是企圖通過死者來達到歌頌或批判的目的,只是為了以一種日常生活的描寫來表達他對生活現狀和生命意義的思考。因此可以說陳村從創作的開始,就“努力從不同的視角的層面進入自己擁有過的冥想、回憶、溫馨情致,以及當下現實生存的情緒心態”9 ,也可以說他是在時代的共名主題中自覺地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個性偏離。

但寫於1986年的短篇小說《死》10,既沒有他過去那種對待死亡的淡泊和平常心,也沒有那種誇誇其談的反諷與幽默,面對他十分敬重的老翻譯家傅雷,他寫出了一種超越以往個性的深沉而復雜的感情,其中當然飽含了義憤和傷痛,但也分明翻滾著夢幻一般的激情和熱烈的愛慕。寫作這篇小說的源起,是由於為了紀念文革發生20週年,有一家雜誌社策劃了一個選題,組織作家用小說的形式寫那些在運動中被迫害致死的文人。雜誌社的編輯請陳村找人寫傅雷,在約稿遭拒絕後,他自己便應下了稿約。作家當時的心情,在作品中明白地說出:“我是為他的死而來的,他死得那麼沉,使我由這死感覺到自己的生。”這是因為他難以忘記自己曾在那個寒冷的歲月裡,說到過傅雷的死和眾多的死,“說到苟活的我們和我們的不堪苟活”;作家決心要以這篇作品去向已死去的傅雷陳述困惑:“一代人的困惑和一代代的困惑”。整個作品中透出一種夢魘般的氣息。在開頭段落裡,作者“心事重重”地來尋訪死者的故居,周圍那些平常的景物使他“隱隱嗅到死亡之氣”,隨後他“走向死屋”,死氣愈加濃重,而當房門在他身後合上,他看到“黑暗中有一雙眼睛”,於是開始了與亡靈之間的錯亂、痛苦的對話。夢魘的氣息出自於文中對各種形象和感覺的隱晦的描繪,在根本上則是出自於作者對亡靈的心的感應。他由此進入了一個異樣的時空,從他的自白看來,那裡本是為他所不熟悉的,但亡靈的出現復活了那個時空裡的氛圍,“黑光與死氣重造了世界的喧囂與空洞”,那是令他極度恐怖的,死氣吞沒了一切,“遠古聯到現在的一切統統消隱,不再有東方西方。沒有黑光。沒有猩紅。一切都遠了,同時一切也都近了。”不用說,這種種的景像是隱喻著文革十年整整一個時代的災難,那個時代似乎早已經成為過去了,且是為作者無法直接感受的,但通過對亡靈的追尋,它的氣息在他心中瀰漫開來,把他也拽向了那個時代。

由這提領全篇的夢魘氣息,作品完成了對文革災難的隱喻與揭示,但它所要表達的更重要的意義還不止於此。全文中最驚心動魄的是作者與傅雷的亡靈在假想中的對話與爭論。眾所周知,傅雷是在文革之初,因不堪侮辱和夫人一起自殺的,作者所要追問的便是在那樣一種夢魘般的環境裡,死究竟有何種意義。作者的心情是極矛盾的:“你的死比死還沉重地淤積在活人的心中,我已無法被陽光射穿。我只能找你來了,為的是擺脫這經久不衰的死氣的糾纏,為的是你經久不死的目光。你死得那麼黑暗,那麼明亮。”面對依然痛苦的亡靈,他表達了困惑甚至責問,他不能理解先生何以會拋棄生,何以不和大家一起“苟活”,何以會忍心放棄一生摯愛的藝術,這困惑和責問似乎也指向了他自己,他在自身感情的迷亂中,彷彿要與亡靈爭辯起來,但他始終未能得到直截了當的回答,亡靈的沉默不語中顯現出令他心驚的尊嚴。作品裡沒有一條清晰的線索能表明這困惑的解決,但隨之而來的是愈加沉重的悲憤,作者彷彿親眼目擊了悲劇的過程,他的描述因內心的激動幾乎變得語無倫次起來:“不可遏止的刺痛隨之而來。幾十年經營幾千年積澱束手待斃毀於一旦。理想的世界始終是理想在默默流逝流逝流逝。”那死氣所吞沒了的,不止是一個時代,而是更加久遠的、與文明相伴的理想和人格的光輝。作者最終似乎與亡靈一起經歷了死亡,他也終於洞徹了死亡的意義,那是先生為理想和人格樹立的永遠的墓碑,也是一種最為特殊方式的反抗和勇敢。儘管作者仍未放棄對這死亡的價值的懷疑,但他卻情不自禁地發出了對先生之死的由衷讚美:“先生善良而遠不弱小,那燦爛輝煌的死,使活著的人覺到生的黯淡。”可以說陳村的《死》是以一種非常個人化的方式表達了對文革的反省。通篇是一場超現實的夢幻,而無真實故事的描繪,但是它以被抽象化了的主觀感受強烈地突現出了文革災難的血腥與罪惡,也以這種主觀感受溝通了文革死難者與新一代青年之間的情感。隔了這一場浩劫,後者對前者的精神繼承遭到中斷,顯得難以為繼,正是經過了發自內心的懷疑、詰難與真誠思考,這繼承才又成為一種潛在而真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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