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第二節痛定思痛的自我懺悔：《隨想錄》

巴金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報》開闢《隨想錄》專欄，從1978年12月1 日寫下第一篇《談〈望鄉〉》到1986年8 月20日寫完最後一篇即第一百五十篇《懷念胡風》（陸續以每三十篇編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為《隨想錄》第一集、《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和《無題集》）8 ，其間歷時八年。寫完這部全長四十二萬字的散文巨著，對於年屆八旬的巴金來說，不僅意味著工作的艱辛，它還更是一次老人對自己心靈的無情拷問，是一次伴隨著內心巨大衝突而逐漸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懺悔。 巴金寫《隨想錄》的出發點非常明確，就是要對“文化大革命”作出個人的反省，正如他在後來所寫的《隨想錄》合訂本新記中說的：“拿起筆來，儘管我接觸各種題目，議論各樣事情，我的思想卻始終在一個圈子裡打轉，那就是所謂十年浩劫的'文革'. ……住了十載'牛棚'，我就有責任揭穿那一場釜心動魄的大騙局，不讓子孫後代再遭災受難。”他在《隨想錄》中真實地記錄了文革給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帶來的身心摧殘（如那幾篇非常感人的著名篇章《懷念蕭珊》、《懷念老舍同志》等），揭示出“文革”的惡性威力和影響並未隨著它的結束而消失（如《“毒草病”》等），他以噩夢中與鬼怪搏鬥的場赴不斷向自己加以警醒，或者反复呼籲“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來為世人留下這一民族災難的見證。事實上整整一部《隨想錄》也正可以看作是巴金用紙和筆建立的一座個人的“文革”博物館。

《隨想錄》的獨特與深入之處，是其中對文革的反省從一開始就與巴金向內心追問的“懺悔意識”結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革的受害者那樣，簡單地把一切責任都推給了“四人幫”，因而認為粉碎“四人幫”就解決了所有問題。巴金的反省則是包容了對歷史和未來的更大的憂慮。這一反省在《隨想錄》中並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的，而是經歷了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最初是在《一顆桃核的喜劇》中，巴金這樣責問自己：“我常常這樣想：我們不能單怪林彪，單怪'四人幫'，我們也得責備自己！我們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貨色，林彪和'四人幫'販賣它們才會生意興隆。不然，怎麼隨便一紙'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接著，他又說起了令他一生都為之困擾的一件事，這就是他小時候在父親的衙門裡看到犯人挨了打還要向知縣老爺謝恩的情景，這個兒時印象最早曾出現在他的第一部小說《滅亡》中，此時它再次浮現出來，成為貫穿《隨想錄》全書的總體意象。在以下篇章裡，巴金不斷反省自己的文革經歷與奴隸意識的聯繫，他發現在文革初期他也曾像奴隸似的心甘情願地低頭認罪，主動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夢》中，他痛苦地喊出了這樣的自譴：“奴隸，過去我總以為自己同這個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隸！……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隸。這個發現使我十分難過！我的心在掙扎，我感覺到奴隸哲學像鐵鍊似地緊緊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由這一痛苦的自白使《隨想錄》中的反省進一步深化下去，巴金以巨大的勇氣來重新認識自己所走過的人生道路，於是在《懷念非英兄》中又有了一次這樣的自我發現：“只有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寫過這類不負責任的表態文章，說是劃清界限，難道不就是'下井投石'？”接下來的《懷念胡風》是他最後的也是最動感情的一篇隨想，文中他詳細剖析了自己在反胡風運動中為了明哲保身而不惜任意上綱寫表態文章時的痛苦心情，此時的懺悔之情給他造成的內心傷痛已經無以排解，而使他感到噁心、恥辱。很顯然，巴金在這裡所懺悔的，已不僅是奴隸意識。所謂奴隸意識還是以相信自己有罪為前提，把自救的希望寄託於救世主，本質上是一種愚昧的表現。但巴金對他在50年代的一些行為的反思，則是挖掘到一個更深的思想層次上了：即在專制主義統治下，他是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犧牲正義和朋友，這就在事實上為專制主義作了幫兇，而在這行為的背後，他原是明白是非的，所以他的良心也要為此而受到煎熬，結果就在愈加絕望的生存環境和身心交困的巨大痛苦中，他最終一點點地喪失了清醒的意志，放棄了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的自覺和能力，也根本違背了自己曾經奉作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這也正是他何以會在文革中變成精神奴隸的心理基礎。

這不禁令人想到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塑造的“覺新性格”：一種在環境的壓力下主動放棄個性和自我意識的不斷妥協的性格。這原本是巴金站在“五四”崇尚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立場上加以鞭撻的內容，他曾經是一個以“五四”精神為人生探索起點的現代知識分子，但經過了一場鈣劫之後，才發現在自己身上也有著可怕的“覺新性格”，這是令他真正痛心疾首的事情。由此從《隨想錄》第七篇《“遵命文學”》中對自己在1965年參與批判柯靈的劇本《不夜城》的反省，到最後關於反胡風運動的懺悔，巴金艱難地完成了漫長的由淺及深的自我發現與清算。它的意義應該不僅在於巴金個人的反思，因為他所揭示的自己的心路歷程，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一般所經歷過的文化心態。特別是在50年代以後，整整一代知識分子悲劇的成因中，無疑是包含著他們逐步地在環境壓力之下放棄了對專制主義的批判和對“五四”精神傳統的捍衛，這一放棄行為及隨之而來的不斷妥協、屈服於強勢壓力，最終在一代人的精神世界裡打上了“覺新性格”的可恥的烙印。

當巴金以割裂傷口的勇氣揭示出這一切潛隱在個人和民族災難之下的深在內容時，他其實也完成了對自己和對整個知識分子群體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而《隨想錄》真正給人以力量和鼓舞的所在，便是它由作為知識分子的懺悔而重新提出了知識分子應該堅守的良知和責任，重新倡導了對“五四”精神的回歸。比如巴金起初通過談論創作自由的問題，反反复复地證明獨立思想對於作家的重要性（如《“遵命文學”》、《“長官意志”》、《文學的作用》、《要不要製訂“文藝法”》等篇），在後來幾篇以“探索”為題的隨想中，則明確地提出沒有“獨立思考”、“探索精神”的人跟機器人一樣沒有真正的生命力，而只有堅持“獨立思考”的人才有資格享受自己的人生，通過表明對當時“傷痕文學”的支持態度，他還多次直接提到了作家的社會責任問題，對新一代作家的批判精神給以褒揚。從《隨想錄》的寫作過程中，也可以看出巴金對於“五四”現實戰鬥精神的逐步覺醒，他引用了趙丹的遺言：“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沒什麼可怕的了”》）這種重新被點燃的勇氣使他對各種現實社會問題保持著警醒和批判的態度，對存留在當代社會形態中的封建意識則加以毫不留情的揭露，儘管在心理上經過了義無反顧和心有餘悸的交替消長，但最終他戰勝了幾十年不幸遭遇留在他心頭的恐懼，在最後的幾篇隨想，如《官氣》、、、《老化》、《懷念胡風》中，火山爆發式的社會激情又重新從他的筆端噴射出來，老人真正敞開了心胸，義無反顧，大聲疾呼，以尖銳的社會性抨擊完成了“五四”人格的再塑造。可以說，這部“遺囑”一般沉重深刻的“懺悔錄”，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找回了久已失落的社會良知，也以個人的流血的靈魂訴說確立了知識分子的當代精神傳統，這就是自覺繼承“五四”新文化傳統，自覺地成為現實社會的清醒的批判者，用現代文化來戰勝社會上各種醜惡、落後和黑暗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