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第一節"五四"新文學傳統的複蘇

隨著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長期遭受壓抑的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和“五四”新文學傳統開始逐漸復蘇。在此後一年半時間裡，當文藝界尚未普遍地自覺擺脫文革話語時，最早隱隱展露出這種複蘇跡象的，是“三隻報春的燕子”：白樺的劇本《曙光》取材於中共黨史，以歷史悲劇借古諷今，首先揭開了幾十年來壓在人們心底的對極左路線的仇恨；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以中學生的愚昧無知為警鐘，寫出了文革十年盛行的反知識反文化的政治風尚造成的現實危害；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則直接為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鳴不平，正面表達出對文化知識的尊重和對知識分子的讚美。 這“三隻報春的燕子”正預示著中國當代文學新的精神走向，而與此同時，中國政治和思想界的劇烈變化也體現著相似的趨向。由1978年春天至年底在政治文化和文學領域裡發生的一系列大事的前後次序，不難看出文革後文學是怎樣拉開帷幕的：1978年5 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隨即引起了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場大辯論；5 月27日至6 月5 日，中國文聯召開第三界第三次全體會議，宣布中國文聯及五個協會正式恢復工作，《文藝報》復刊；8 月11日，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在上海《文匯報》發表；9 月2 日，北京《文藝報》召開座談會，討論《班主任》和，“傷痕文學”的提法開始流傳；10月28日至30日，宗福先歌頌北京“四。五天安門事件”英雄的劇本《於無聲處》在上海《文匯報》發表；11月15日，北京市委正式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11月16日，新華社正式報導，中共中央決定為1957年被錯劃的“右派分子”平反；12月5 日，北京《文藝報》和《文學評論》編輯部召開了文藝作品落實政策座談會，為、《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等作品平反；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思想解放路線始被確立。 1 很顯然，以“傷痕文學”為發端的文革後文學，在開始階段裡從時間上極其巧合地配合了政治上改革派對“凡是派”的鬥爭。所謂“凡是派”的主張是對“文化大革命”及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的維護，是在理論上繼續捍衛新的極左統治2.“傷痕文學”以顯明的立場表達了對文革的徹底否定及對相關現實問題的揭露和批判，這種真摯而深切的現實情感在廣大群眾中獲得響應，成為改革派否定“凡是派”的威力巨大的武器。在短短一兩年中，文學創作得到極大繁榮，在批判現實方面達到了5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深度和力度，由此展現的知識分子的主體精神也出現了“五四”以來罕有的高揚，這種局面的形成和在一個短時期內得到維持，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由於這一激情的表達有利於改革派對“凡是派”的全面發難，反過來便也相應從政治上得到支持。文革後的文學正是在這樣一種政治與文學精神互為聲援的默契中拉開了帷幕。

但必須認識到的是，文革後知識分子激發起巨大的政治熱情，體現在文學創作中的是對“五四”新文學傳統的回歸，具體地說，是對“五四”新文學的現實戰鬥精神的回歸。這一傳統的意義歸結起來，就是現代知識分子在半個多世紀的長期鬥爭中形成的一種緊張地批判社會弊病，針砭現實，熱忱干預當代生活的戰鬥態度。也就如魯迅所說的：“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3文革以後，知識分子作為人民群眾代言人的身份重新確立起來，從最年長到最年輕的幾代作家都以復活的政治激情和極大的勇氣來直面現實人生，重新凝聚了現代知識分子的現實批判力量。他們從最初的對文化大革命的反省、否定，揭發它的罪惡性，進而對現實社會中的種種弊病給予大膽的暴露，他們把滿腔的政治熱情和審視現實的批判目光結合起來，把批判的鋒芒直接投向社會上與人民群眾的意願所不相容的陰暗面。可以說文革後文學是以批判文革、揭露社會弊病的“傷痕文學”作為其開端的，這正是“五四”新文學現實戰鬥精神再度高揚的標誌。 4 這種回歸首先在從“五四”走來的一批老作家的創作中有著自覺的表現。巴金是傑出的代表，他自1978年底開始寫作融回憶、思考、議論為一爐的散文著作《隨想錄》，歷時八年才完成，從自身經歷出發來反省“文革”，並由此展示出整個現代知識分子的主體精神在50年代以後歷次運動中被屢屢摧殘直到消滅的遭遇，書中更為深刻的地方還表現在巴金通過真誠的懺悔，暴露了“五四”傳統被毀之後，知識分子喪失了自主性而成為“精神奴隸”，甚至墮落成專制體制的“幫兇”的悲劇命運。巴金在《隨想錄》中痛心疾首地呼喚著“五四”精神的真正回歸，並且以這部著作的寫作，實踐了這一回歸的努力。例如他在行文中始終貫徹著對現實問題的敏感與批判，如對死難的“五四”一代作家的追懷，對創作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呼籲，對存留在當代社會形態中的封建意識的不留情面的揭露等等，可以說“五四”新文學的現實戰鬥精神和個性解放傳統在《隨想錄》中都得到了復活。在巴金的影響之下，一大批老作家都自覺地投入了對文革歷史的嚴肅反思，冰心、蕭乾、王西彥和柯靈的散文著作，成為一個時代最激動人心的精神性文獻。 “五四”傳統下不同文學風格的老作家也都以自身的創作個性來揭露文革，為時代留下見證。楊絳的《幹校六記》以平和穩健的紀實風格，描寫了錢鍾書夫婦在文革時下放五七幹校的真實情景；孫犁以《芸齋小說》為總題創作了自傳體作品，以老年人的心情回顧文革時代的種種生活細節，對人心的卑劣與異化作出善意的諷刺。楊絳和孫犁都不是怒目金剛式的作家，他們以婉約、諷世的態度，更為本色地建築起個人心靈深處的“文革博物館”. 隨著大批在50年代被各種運動打倒的作家陸續得到平反，這時候還出現了被稱作為“歸來的詩人”的創作群體，包括因“胡風反革命集團”案遭受打擊的“七月派”詩人胡風、曾卓、綠原、牛漢、彭燕郊等，因藝術觀念的分歧而被迫離開詩壇的“中國新詩派”詩人杜運y、辛笛、陳敬容、鄭敏、唐祈、唐湜、杭約赫、袁可嘉，以及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的艾青、公劉、流沙河、邵燕祥等等。這些老詩人重返詩壇後，在價值取向上表現出對“五四”精神的自覺承續，一方面繼續保持了原有的創作個性，另一方面他們以或激情或冷峻的方式，對幾十年來的社會歷史悲劇給予了深刻的批判，揭露出刻寫在個人及民族精神上的巨大創傷。艾青的創作尤其在文壇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他從1978年起重新發表詩歌，久被壓抑的詩情澎湃高漲，在此後不到五年時間裡，寫下了上百首激情飽滿的新作。如寫於“天安門事件”公開平反後第二天的長詩《在浪尖上》，正面歌頌了“四。五運動”的英雄，又如哲理性的長詩《光的讚歌》以頌詩的宏大氣魄寫出了對任何形態的專制社會的詛咒，以及對文明和“為真理而鬥爭”的自由精神的歌頌，再如廣為傳誦的《魚化石》，以隱喻的方式寫出了知識分子的心靈悲劇，詩中通過對魚化石“失去了自由，/ 被埋進了灰塵”，“連嘆息也沒有，/ 鱗和鰭都完整，/ 卻不能動彈”的狀態描繪，生動地傳達出一代有著自由思想和崇高信仰的受難者在被禁錮中的窒息感，使“魚化石”這一形象成為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的心靈創傷的象徵。

使“傷痕文學”得以命名的小說則代表了更為年輕的“知青”一代人的寫作。 “知青”是指文革中的下鄉的知識青年，即文革時期大批中學生畢業後被直接送到農村“接受再教育”，他們在個人成長過程中經歷了理想與信仰的失落，內心深處對整個時代存有著巨大的懷疑，而當文革結束以後，這種無法彌補的心靈“傷痕”，伴隨著“已逝的青春”的感傷，給他們的創作籠上了一層陰鬱和絕望的色調，同時也使他們磨練出了對於現實的異常敏感。除了盧新華的以外，這類小說還有鄭義的、孔捷生的《在小贛那邊》、阿薔的、曹冠龍的《鎖》、、《火》三部曲等。這些作品的共同主題首先體現在對文革的批判及揭露文革給人們造成的精神戕害上，在藝術上則都採用了能明確剖析社會問題的現實主義手法，如寫少女王曉華受到文革思潮的蒙蔽，與被打倒的母親決裂，最終才發現永遠也無法再抹去被戳在心上的“傷痕”；又如真實再現了文革中血腥的武斗場面，但更為震撼人心的還在於其中通過盧丹楓、李紅鋼這對青年戀人由於派係不同而不得不置對方於死地的近於怪誕的悲劇，揭示出了時代本身的殘忍的欺騙性。正是由這些富有直面現實的勇氣和批判精神的青年作家的創作，開拓了敢於揭露社會陰暗面的現實主義傾向，而在文革後文學最初的繁榮局面中，為數最多也反響最大的就是對社會問題不斷深入開掘下去的、暴露文革和極左路線的罪惡性的“傷痕文學”. 特別是在1979年又出現了一些更有針對性的作品，作家的陣容也不限於知青，如白樺、彭寧的電影劇本《苦戀》、王靖的電影劇本《在社會的檔案裡》、李克威的電影劇本《女賊》、沙葉新等的話劇劇本《假如我是真的》、劉克的中篇小說、徐明旭的中篇小說《調動》等。其中和《在社會的檔案裡》都十分大膽而尖銳地把批判鋒芒指向了深藏於社會體制內的封建特權和官僚主義，儘管兩部作品都有意把悲劇的背景設置在文革期間，但那種飽含在行文之中的激情與憤懣還是會很明顯地促使人以批判的眼光來重新審視社會現實中的各種問題。 《苦戀》則以詩意的筆法真實展現了愛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同樣也對社會體制的弊病提出了泣血的追問。這些作品在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過程中引起爭論甚至批判是必然的，但它們顯然在現實經驗的基礎上激活了“五四”新文學傳統中的干預現實的批判精神。當時的作家們胸中湧動著知識分子新生的對現實生活的熱情與自信，他們在揭露社會弊病的同時，把希望寄託於批判的社會效果，在這種希望之中正滋生著已經消失了近三十年的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

70年代末中國文學的另外一次意義深遠的變革是“朦朧詩”的崛起5.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文革”期間知青詩人食指和“白洋淀詩派”的創作，當北島、芒克等自辦的民間文學刊物《今天》（從1978年12月到1980年7 月共出九期6 ）創刊以後，這一具有全新的審美精神的詩歌傾向在詩壇上開始發生重大影響。但“朦朧詩”並不是一個具有一致性的詩歌群體，7 後來通常所說的“朦朧”詩人包括北島、顧城、舒婷、江河、楊煉、芒克、多多、梁小斌等，他們的作品確實較多地運用了隱喻和象徵的手法，而這種詩藝上的探索與詩人懷疑和反抗的精神取向是合而為一的，其中真正孕育了中國詩歌的現代主義。而在文革後的時代背景下來看“朦朧詩”，可以發現它們在對現實的批判性上正應合了“傷痕文學”，充滿了一種把個人與民族的使命緊緊相連的理想主義，並且有著明顯的自主性的自我意識和探索精神。這方面的代表作當屬北島的，詩人以憤怒的情緒來反叛現實世界中的既定秩序：“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迴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同時他以一種強烈的主體精神向世界發出挑戰，詩行之中填滿了激情的色彩，由此展露出來的精英意識無疑是達到了當時文學中最高昂的頂點。

但是正如上文中所說的，文革後文學中政治權力與文學精神互為聲援的局面只維持了很短暫的一個階段。當“五四”新文學傳統得到復蘇、文學創作中漸漸滋生出了批判性的現實戰鬥精神和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時，文學與現實生活的磨擦也就在所難免了。從1979年到1981年，“傷痕文學”和大量反映社會陰暗面的作品陸續引起廣泛爭鳴，“傷痕文學”隨即終結，那種知識分子自發的現實批判激情也慢慢開始減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