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續句，由“嫠婦”“侍兒”“空帳”“閒屏”寫到“露濃”“霜重”，又寫到步沼登原，石奇如神鬼，木怪似虎狼——可見事故重重，情節險惡。最後，“朝光”“曙露”始透晨熹，千鳥振林，一猿啼谷，鐘鳴雞唱——這就是寶、黛一局結後，寶、湘一局的事了：
有興悲何繼，無愁意豈煩？
芳情只自遣，雅趣與誰言。
徹旦休雲倦，烹茶更細論。
到雪芹原書後半，大約這些話都可看出，其間多有雙層關合的寓意。
本文側重於從一些語詞上窺探雪芹構思上的各種巧妙聯繫，並非說雪芹是靠“典故”“觸磕”去作小說，他“靠”的主要是生活和思想。這原不須贅說，無奈有一時期繩文者有“必須”面面俱到的一條標準，不無責人以備的故習，還是在此交代一下，可免誤會。如果不致發生誤會，那我還可以再贅一點，雪芹選取中秋這個重要節日來寫黛、湘聯句，也不止一層用意，除了我上文推測的後來黛玉是死於中秋冷月寒塘之外，恐怕寶、湘異日重會也與中秋佳節有關。雪芹全書開頭是寫中秋節雨村嬌杏一段情事，而脂硯有過“以中秋詩起，以中秋詩收，又用起詩社於秋日。所嘆者三春也，卻用三秋作關鍵”的揭示，這“用中秋詩收”“用三秋作關鍵”，必有重大情節與之關合，如非寶、湘會合，則又何以處此“團圓之節”？這在我看來，覺得可能即是此意，當然這只是我的思路所能及，因為在中昉思設計的就是雙星特使李、楊二人在中秋“團圓之節”來重會，雪芹有所借徑於此，聯繫“因麒麟伏白首雙星”而看，或者也不為無因罷。
行文至此，未免有究心瑣末，陳義不高之嫌。但我本懷，殊不在此，實是想用這種不太沉悶的方式來提端引緒，使人注意與在內容方面的關係。昉思制劇，楝亭嗜曲，二人交誼，也還要提到昉思曾為楝亭的《太平樂事》作序，甚為擊賞以及楝亭為昉思說宮調之事。楝亭有贈昉思七律，我曾於《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及《新證》中一再引錄：
惆悵江關白髮生，斷雲零雁各淒清。
稱心歲月荒唐過，垂老文章恐懼成。
禮法誰曾輕阮籍，窮愁天亦厚虞卿。
縱橫捭闔人間世，只此能消萬古情。
試看，倘若洪、曹二人毫無思想感情的交流，只憑“文壇聲氣”，這樣的詩是寫不出的。我並曾說：如將題目、作者都掩隱過，那麼我們說這首詩是題贈雪芹之作，也會有人相信。由此可見，說與有關係，絕不止是一些文詞現像上的事情。這個劇本，思想水平、精神境界，都遠遠比不上小說；但我們不應單作這樣的呆“比”，還要從思想史、文學史上的歷史關係去著眼。比如，如果沒有，從體裁上、手法上說很難一下子產生。同樣道理，從思想上說，那雖然複雜得多，但是如果只有臨川四夢，而沒有在前，那就也不容易一下子產生。昉思在《傳概》中寫道：
今古情場，問誰個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誠不散，終成連理。萬里何愁南共北，兩心那論生和死。笑人間兒女悵緣慳——無情耳！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總由情至。先聖不曾刪鄭、衛，吾儕取義翻宮徵（ｚｈi）。借太真外傳譜新詞：情而已。 （《滿江紅》）
從這裡，既可以看出昉思、雪芹在思想上的不同，又可以看出兩人創作上的淵源關係。昉思定稿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雪芹則在乾隆前期是他創作的歲月，卒於1764年。昉思身遭天倫之變，不見容於父母，處境極為坎。兩人不無相似之處，相隔一朝，後先相望。由於康熙朝滿漢大臣黨爭之禍，遭了廢黜，掀起一場風波，雪芹豈能不知其故。種種因緣，使雪芹對它發生了興趣，引起他的深思，對他創作小說起了一定的作用，是有跡可尋的。理解，把它放在“真空”裡，孤立地去看事情，不是很好的辦法，還得看看它的上下前後左右，當時都是怎樣一個情形，四周都有哪些事物，庶幾可望於接近正確。提，其實也只是一個比較方便的例子而已。
《紅樓》別境紀真芹
我撰此文，是為紀念曹雪芹逝世220週年而作，因此講的應該是雪芹的書文，雪芹的意旨，而不能是別人的什麼。但是目前一般讀者仍然誤以為流行的百二十回本就能“代表”雪芹的真正原意，因而總是有一個“寶、黛愛情悲劇”總結局橫亙在胸臆之間，牢不可破——殊不知這並不是雪芹本來的思想和筆墨。寶、黛之間有愛情，並且其後來帶有悲劇性，這是不虛的，可是那又遠遠不是像程刊本的偽續後四十回裡所“改造”的那樣子，一點兒也不是。
那麼，雪芹原書的構思佈局，才情手筆，又是什麼樣的呢？且聽我略陳一二。不過也先要表明：雪芹原書八十回後，早被銷毀了，如今只能根據多種線索推考。推考就容或不盡精確，不盡得實。但無論如何，也比偽續的那一種“模式”是大大的不同，判若黑白之分了；不管多麼不夠精確，也足供參考、想像、思索。所以我所要講的，是的另一種境界，全不與相沿已久的（被偽續所欺矇的）印象相似。題作“《紅樓》別境”的意思，即此可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