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見記述雪芹舊事和讀《紅》心境的，都不及這位潘先生的幾句話，字字切中要害，入木三分——所謂“性情中人”也。
除去清代人的記敘之外，另一“渠道”其實還是要從《紅樓》書中去尋求。茲舉一例，試看如何——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十首中，有一首《淮陰懷古》詩云：
壯士須防惡犬欺，三齊位定蓋棺時。寄言世俗休輕鄙：一飯之恩死也知。
這詩另有“打一俗物”的謎底，不在此論，單或這詩內容，就與雪芹本人相關。雪芹“素放浪，無衣食，寄食親友家”，稍久就遭到白眼，下“逐客令”了。所以有時連“寄食”之地亦無。貧到極處，生死攸關了，不意竟有一女子救助，方獲絕處逢生。這大致與韓信的一段經歷相似。
據《史記》韓信傳所載，信少時“釣於城下”，無謀生之道，在“護城河”一帶釣魚為“業”，餓得難捱。其時，水邊有多位婦女在“漂”洗“絮類”衣物，一女見他可憐，便以飯救之。如此者“竟漂數十日”，就是說，人家那麼多日天天助飯，直到人家漂完了“絮”不再來了為止。 （因此這成為典故，以譏後世饞貪坐食之人。）
雪芹托寶琴之名而寫的“寄言世俗休輕鄙：一飯之恩死也知”，正是感嘆自身也曾親歷此境，為世人輕賤嘲謗。
“世俗”的眼光，“世俗”的價值觀，“世俗”的“男女”觀，都不能饒恕雪芹，也給那慈懷仁意的救助他人的女子編造出許多難聽的流言蜚語，說他（她）們有“私情”“醜事”……
此即雪芹平生所懷的難以宣洩大悲大恨，故爾寄言在“小說”之中。
請看《菊花詩》“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旁”，亦此意也。
詩曰：
雪芹遺恨少人知，聖潔慈懷卻謗“私”。
世俗從來笑高士，路旁拍手竟嘻嘻。
雪芹曾客“富兒”家
敦誠於乾隆二十二年自喜峰口寄詩給雪芹，勸他“莫叩富兒門”。這是暗用中第六回前標題詩“朝叩富兒門，富兒猶未足”的話，可是又兼有實指，詩詞常有雙關妙語，此亦一例。
敦誠意中所指的“富兒”是誰呢？
原來此人名喚富良，所以這“富兒”二字，還又多著一層隱義，真可謂語妙“三關”了。
富良是馬齊的兒子，排行第十一。馬齊是康熙朝的大學士（宰相級），功勳蓋世，顯赫之極，當時俗諺云“二馬吃盡天下草”，二馬就是馬齊與其弟馬武。馬齊早先做過侍讀學士。曹寅去世的那一年，他署理過總管內務府大臣，是曹家的上司，他們從很早就是世交。他還很喜歡招邀文士講論。
馬齊極有才幹，文武皆能，而且掌管著與俄國的各種事務（外交、商貿），還是八旗中的俄羅斯佐領的長官。封了伯爵，爵位後由他的幼子（行十二）富興承襲；富興惹了亂子，伯爵奪除了，改命富良襲爵，名號是敦惠伯。
敦惠伯府在哪裡？就在西單牌樓以北街東的石虎胡同。
這胡同，就是敦誠讀書的右翼宗學的所在地。敦誠寄詩說：“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他和雪芹在宗學裡掌燈夜話，正是因為雪芹在富良的敦惠伯府裡做西賓，所以能常到宗學來“串門兒”。現在想來，不但“富兒”二字用得巧妙無比，就連“虎門”一詞，也是既用古語指宗學，又暗指那個“石虎”的巷門。清代北京胡同口有柵欄和“堆子”。
雪芹到了敦誠的學裡，是“高談雄辯蝨手捫”，如古人王猛議論天下大事，旁若無人。這其間定然會談到他的東家富良府中的事。早年北京的《立言畫刊》上載文，記下雪芹在“明相國”家做西賓，被誣為“有文無行”，下了逐客令，把他辭掉了。這正與敦誠詩中說那家“富兒”待雪芹是“殘杯冷炙有德色”，十分吻合——未辭退前，也是以輕慢相待，還自以為是對雪芹的“恩賜”。
所謂“明相國”，顯然是由於年久傳訛所致，一是索隱派舊說，雪芹寫的是“明珠家事”（此說乾隆所造也），但明珠是康熙早期的相國，相距很久了。而馬齊的侄孫明亮，卻正是乾隆後期的相國。這樣，後世人就用“明”字輩來代稱了。 “明”字輩的明琳、明義，都是雪芹的朋友。 “富”字輩有富文，富文的外甥就是裕瑞（豫親王之後裔），裕瑞由從他的“老輩姻親”聽到了一些關於雪芹的體貌、性情、嗜好，以及講說的口才與寫書的情況。那老輩姻親，正指“富家”，可謂全然對榫合符。
“富家”本姓富察氏，是清代滿洲一大望族，與皇室是世代的“兒女親家”，他家的每一個男子幾乎都有官職。 “富”字輩的，也有用“傅”字的，如傅恆、傅清即是。後來傅恆官居極品，榮耀當世，他家出了皇后，兒子娶了公主……他後來也聘請過雪芹，但雪芹拒絕了。因此敦敏作詩說他是“傲骨如君世已奇”，真是話中有無限的事故。
由此可見，雪芹與“富兒”的關係縱非“千絲萬縷”，也堪稱一言難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