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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第四層《紅樓》靈秀(1)

紅樓十二層 周汝昌 2306 2018-03-20
研究者、評論家常常以曹雪芹與英國的“劇聖”莎士比亞(Shakespeare)相比並舉。如此,則雪芹可稱為“稗聖”(稗指說的別名“稗官”“稗史”)。但莎翁一生寫出了三十七八個劇本,他的眾多角色人物是分散在將近40處的;而我們的偉大作家曹雪芹的幾百口男女老少、尊卑貴賤等,卻是集中在一部書裡,而且是有機地“集中”“聚會”,而非互不相干。這是古今中外所有文學史上惟一創例,無與倫比!這麼多大小人物,生活在一處,生死休戚,息息相關,是一個大整體,而不是依次上場,戲完了沒他的事,退入幕後,又換一個“登場者”的那種零碎湊綴的章法。此為一大奇蹟,一大絕作。 詩曰: 著書全為女兒心,亦有高年嫗可欽。 濁物也須一言及,無違大旨義堪尋。

風流人物在英才 一提起與中華文化這個大題目,便有如剝春蠶千頭萬緒須繅,如寄音書千言萬語難盡之感。在此文中,我只想就其一端,粗明鄙意,我要從東坡名作說起。 東坡這首詞的頭一句是什麼?他道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可知東坡心中意中關切追慕的,不是其它,乃是華夏從古以來為人傳頌的風流人物。誰當得起這樣四個字的一種稱號呢?東坡寫得清楚,那便是三國周郎,凡我中華之人,誰個不曉,公瑾英年將略,顧曲名家,真可謂風流絕代,才藝超群。這樣的人才,這種的風流人物,似乎以前未聞(至少未顯),比如先秦諸子,兩漢名流,大智鴻儒,高風亮節,全是另一種風範。到得三國之時,這才由周郎樹立起了頭一個儀型。東坡乃許以“風流”二字。但是,仍有一樁遺憾,就是周郎不曾留下翰藻文詞,人家都知道他是位高級的將才和藝術家,卻不能承認他是文學作家。真是風流未足。且再看同時代又出現了何等人物?

三國之中,東吳、西蜀,人才濟濟,各有千秋,但一色是帝王將相之資,卻少見詩人情種之質。惟獨地處河南的魏,卻產生了那種與帝王將相全不相同的人物——即我所說的“詩人情種”型的人物。魏武曹瞞,雄才大略,且置另論,出名的三曹父子中,以曹植子建特為佼佼。以我管窺蠡測之人觀史,竊以為自從有了曹子建,我們的文化史,實實打開了嶄新的一章,論人論文,皆與以前不侔。這真是里程之碑,紀元之表。大書特書,猶恐不足以表出他的身份地位,價值意義,作用影響! 那麼,對這一嶄新類型的風流人物,是否又有嶄新的詞語來表白他呢?完全有的。有四個字,在裡雪芹也曾用過的,最為恰切,最為高明…… 哪四個字? ——哪四個字? 你且打開,翻到第十八回,看眾姊妹奉元妃之命題詠新園時,那李紈題的匾額是什麼?她道是:

文采風流 這還不算,她的詩又說: 秀水明山抱復回,風流文采勝蓬萊! 我說,凡屬學人,要識得,這“風流文采”四字,方是曹子建這種類型的文曲巨星人物的題品和寫照,方是中華文化史上的一條最為璀璨奪目的脈絡與光輝。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公元1764年2月1日),雪芹病逝,好友敦誠,作詩痛挽,其句云: 開篋猶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雲。 三年下第曾憐我,一病無醫竟負君。 鄴下才人應有恨,山陽殘笛不堪聞。 他時瘦馬西州路,衰草寒煙對落曛。 那第五句“鄴下才人”是指誰而言呢?正是以曹子建來比擬雪芹。 我們中華文化史,論人論文,特別講究這個“才”字,這是文化學術界要注意探討的一個巨大的課題,如今只說“才”的代表人物,端推曹子建。這一點,是自古同然,從無爭議的。因為從南朝的大天才詩人起,便許他獨占了“八斗才”之美譽。我們第一流驚才絕豔的詩人李義山說“宓妃留枕魏王才”,這也是獨以“才”字評於子建。以後,“潘安般貌,子建般才”成了小說戲本里的“標準語言”。這只要不拿“陳言套語”的眼光去看待,就會深體其間的重要涵義了。曹子建在鄴都(今河北臨漳地),於西園與諸詩人聚會,其時有應瑒、徐幹、劉楨、阮瑀、王粲等,號稱鄴中七子——即是敦誠所說“鄴下才人”之義。這實際上乃是後世吟盟詩社的先河。子建作《洛神賦》,應瑒作《正情賦》,他們把漢代的“類書”式鋪敘性的大賦變為抒情詩性的短賦,連同五言詩,為文學史開闢了一條重要無比的發展道路。中華的詩史,雖說要以《楚辭》為始,但那實在都與風流文采一路有別。可以說,曹子建等“西園才子”,才是中華詩史的源頭、正脈。這條脈,縱貫了數千年之久,不曾中斷,關係之鉅,略可見矣!

敦誠挽吊雪芹,用了“鄴下才人”一詞,他雖然是以同姓同宗相為比擬之旨,但無意中卻道著了我們文化史上的這一條脈絡:若論文采風流這個類型的天才文學人物,正以子建為先驅,而以雪芹為集大成,為立頂峰,為標結穴! 有多方面的意義和內涵,但它的文采風流的這一文化特徵,識者道者極少。講中華民族的文化,而不能認識這一重要特徵及其脈絡源流,便不免令人欲興寶山空入——至少也是買櫝還珠之嘆了。 我們文化史上,論文論人論事,都講才、學、識、德,兼者為難,而才則居首。才之與材,有同有異,有合有分,所以不能完全代用(舉一個有趣的例:“詩才”與“詩材”,絕不容混)。對於來說,雪芹明白地記下了一句話“女子無才便有德”(注意:坊本妄改“有德”為“是德”),這意思極為明顯,就是那時候人,正統觀念,是把“才”與“德”看作“對立物”的!才,本來是極可寶貴的質素,可是一有了才,便容易受大人先生的“另眼看待”,加之白眼,予以貶詞。雪芹一生遭此冤毒——其實,子建又何嘗不是如此!千古才人,多被誣衊為“有文無行”者,才之“過”也!

然而,在中,李紈是自幼奉守“女子無才便有德”的青年孀婦,但是題出“文采風流”的,卻正是她。這件事,雪芹或許是寓有深意的吧。 涉及這些,便絕不是文學史的小範圍所能解說的,所以要講清,非從文化史與國民性的大角度大層次去深入檢討不可。 要說的難以盡表。真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此種悵憾之懷,大凡執筆為文者,定都會有同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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