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行先生在滬報發表文章，謬獎我是“六朝人物”；他說明撰文意在論人而不敢論學，可是他接著就寫道：對於我的紅學觀點，如主張程高續本是有政治來由的，卻“總覺得能夠摧毀反對意見的理由還太少些”。張先生行文之妙，在此一例中，也足供學寫作的人作為範本，可謂筆法一絕。
把話講得直白一些，就是他很不相信程偉元與高鶚等人之續書是有政治背景的。其實，何止張先生一人，不信的人還多得是。只不過能像張先生這樣委婉詞妙的不多罷了。
張先生所不信的那個“來由”，到底有與沒有？應當切磋討論，實在必要的很。今試一說拙意。至於“摧毀”力量如何？那又焉敢自封自信，還待方家斧正。這個“政治來由”並不是我捏造而生的。它是趙烈文親聆大學者掌故家宋翔鳳傳述並記之於紙筆的。宋公說：是乾隆晚期，寵臣和珅“呈上”，乾隆“閱而然之”的。原文可檢蔣瑞藻先生的《小說考證》。
什麼叫“然之”？點頭也，同意也，贊成也。乾隆會“欣賞”這部小說嗎？一大奇談也。再者，和珅何以忽然把這部書“呈上”——徵求皇帝的意見？二大奇談也。要知道，和珅是《四庫全書》總裁，掌管刪改抽毀書籍的獻策人。還有，雪芹之書從一開始就是有避忌的禁書，傳抄閱讀，都不是公開的，而高鶚公然在《程本》卷端大書“此書久為名公巨卿鑑賞”，三大奇談也！再次，所謂“萃文書屋”的木活字擺印(今曰排印了)版式，有人知道那“書屋”云云是煙幕，實乃皇家武英殿版是也——皇家刊書處，給印曹雪芹的抄本禁書？四大奇談也！這些奇談，都怎麼解釋？不知張先生該是疑我，還是疑趙烈文與宋翔鳳？難道唯獨對程、高、和珅、乾隆卻不去疑他們一疑？
乾隆時陳鏞，久居北京，著書記下他親見芹書八十回，後四十回乃刊印時他人所加！原來，到了《四庫》書後期，和珅就把注意力轉移到小說戲本上來了，同樣刪改抽毀。至今還可看江西地方大吏奏報統查弋陽腔戲本結果的詳細文件。和珅“呈上”，皇帝“然之”的，正是將芹書刪改抽毀並加偽續的假全本。有人又不肯相信“萃文書屋”是假名，認為它在蘇州；又有人說北京也有這“書屋”，兩處是本店分店的關係……，總之，這是當時印書賣書的書商，云云。可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印出後，1794年就有俄國第十屆教團團長卡緬斯基來到了北京。他是漢學家，俄國國家科學院通訊院士，極重視，在他指導下，俄人買得了兩部抄本，帶回本國。卡緬斯基又在一部《程甲本》上題記云：“道德批判小說。宮廷印刷館出的。”(見俄學者孟勃夫、李福清兩氏論文所引)
好了！卡氏是“程本”偽全本出籠後的第三年就到北京的，那時乾隆還在位。外國的使團、教團、商團，消息靈通，又不必象清朝文士百般忌諱，清文士且慢說不易得知政治內幕，就使得知了，也不敢見於紙筆之間，因此教團成員的報告、日記、回憶等文獻，一向是治清史的必備之參考要資。卡緬斯基的這一記載，是其一例。當然，他落筆之際萬萬不會想到這將於二百年後成為紅學史上的秘聞與“佳話”！
雖然如此，雖然我個人是相信卡氏的忠實記載的，但仍然不敢強加於張中行先生。張先生是否認為卡氏之言足以“摧毀”那些懷疑派的疑點，那就更非我所敢奢望了。
《程甲本》於1791年用武英殿刊書處木活字予以擺印後，一部禁書立即傳遍了天下，二年後都傳至日本長崎。沒有一個“政治來由”，士大夫們焉敢“人人案頭有一部”乎？去年為1991年，頗有一些紅學家們為了紀念《程甲本》問世200週年，舉行盛會，歌舞此本的價值與功績。然而獨獨不見有人引用卡緬斯基的歷史見證之任何跡象，則不知何故？因“紀念”已過，乃覺不妨撰此小文略為之補遺了。質之張先生，尚希有以教我。
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