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日報》的《雙塔》版，願意將幾千字的版面惠予學術討論，而且範圍包容了紅學中的探佚學，我不知全國市級日報能夠這麼做的共有幾家？令我心中充滿了敬意。承安裴智同志的美意，要我參加爭鳴，我真不應該辜負這個寶貴的版面而“交白卷”，於是揮汗命筆，貢我拙意——用雪芹的話，就是“試遣愚衷”了。
探佚是乾什麼？又為何而探佚？
探佚是尋真，尋真也是為了打假。
人們現下時興“打假”這個措詞，乾脆利落，帶勁又帶味兒。人們都懂得假東西必須痛打——假名牌，假鈔票，假藥物，假珠寶……，連交警、軍人都出來假的了，禍國殃民，不打怎麼得了？ ！
可是，中華文化上第一流寶物也有假，人們就不全是那麼關心了，打不打似乎無關大局，小事一段，甚至有人不知辨假——更甚者宣稱假的不假，就是“曹雪芹原著”，說將程高本120回“全本”割裂為前80回、後40回是“犯罪”！
這麼一來，尋真揭假的探佚者，倒是反該痛打的了！你看，咱們中華文化領域上的事情，奇也不奇？怪不得脂硯齋早就批了：“一日賣了三千假，三日賣不出一個真！”我想，那“三日”還不對，應改為“三年”或“三世紀”才是真情。探佚學，嶄新的紅學分支專科，近年建立起來了。有人不理解，有人反對， 有人挖苦，以為這純粹無中生有，不啻算命打卦。哪門新學問都是在“四面楚歌”聲中生存而且發展的，探佚學也不例外。我為梁歸智教授序《石頭記探佚》時就預言，此學將是紅學中最有生命力的一支新學科。事實證明了那話不虛。短短的這十來年，探佚學已由各種形態而表現於文化學術的園地，已然不再是孤木不林、弧掌難鳴了。自然科學家、文藝創作家，也都“不請自來”地參加了我們的“隊伍”。 “楚歌”能嚇倒一種真實生命力的人文科學的生旺興榮嗎？看來嚇不煞人。真有生命力的學問事業自有它逐步發展的規律。規律往往不是直線，有起伏波瀾，有曲折進退，有艱難險阻，但“總箭頭”是指向前指向上的。探佚學起步不太久，成績超過了原先的估量。但它遠遠還未進入成熟時期，只是一種初級階段。這就還是帶著“開墾性”的一種非常特殊的大膽的嘗試性工作。它要伐山開路，走出—條原來沒有的坎坷之路徑。
這一小批“伐山開路”工作隊，陣容還很不強大，有點兒“尚不成軍”。更值得關注的是他們並非“組織”“機構”，他們只能“各自為政”，自己憑著個人才華思力去摸索，更無甚麼經驗、指導之類可資參助遵循。
這一形勢明顯得很，不必張皇誇大。正因如此，我對探佚學的“態度”就自然形成兩個特點：一是鼓舞，二是寬容。
鼓舞，是雙重義：我見了探佚性質的文章著述，我自己先受到了鼓舞，而我對那作者也給以鼓舞的表示。寬容，是力戒“求全責備”的想法，觀其大略，有一可取，即原諒其細節上的不妥善。也就是說，不苛求於人，也絕不過早地潑人冷水。
這是何故？因為出一個肯來打假的學人，是太不容易也太不簡單了，我不忍“傷”他——挫其銳氣，敗其興致。
這是不是明知不然、故為“縱任”呢？也不一定。第一，自己所謂的“不然”，是自己的尺碼量人，不宜對這尺碼過於自是自信。第二，即使自家尺碼有些準頭，也要給學術交流考慮充分的對話氣氛，只宜用委婉的方式輕輕“點”“照”，希望他能因而自悟自理，而無待掰瓜露籽，大嚼無味。
這“心態”的深處，還另有一番道理——
我總以為，縱使目下某一特定的探佚性作品還有毛病或問題，——它所尋到的“真”還不即是雪芹原著之真，那也比程高的偽續要“好”要“真”一些，因為，程高是別有用心的假，而此探佚之作的非真，僅僅是學力、思力、悟力、慧力不夠的問題，兩者性質是絕不相同的，而後者的非真畢竟是尋真者的能力不足，而非“居心叵測”(胡風先生評高鶚偽續之用語)！
再者，探佚的成果，自然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有是有非，但別的研究領域中何嘗不是如此？豈獨一個新興的探佚之學？抱著過早過苛的態度去對待它，難道是公正的應該的？探佚者所提出的論點與初步結果，當然難保即已盡得雪芹原著之真，這也無庸驚怪輕薄、當頭一棒，因為，他們的探索成果不管多麼“非真”，也總是給世上的在二百多年來被程高偽續騙局的牢籠死死蒙蔽住的人們，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意念，新的境界——這就首先起了一種牢籠可以也應當打破的“醒覺”作用。這作用，也許一般人還不能一下子領悟體受，但它實在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打假尋真的開竅因素，輕蔑它就不對了。
以上就是我對所有願來投身致力於探佚的學人們的“總方針”或“根本原則”。
基於這個方針原則，我對張之、周玉清、劉心武以及電視劇本結局部分的撰者、海外的張碩人等等探佚工作者，都表敬意，佩服他們的勇氣與毅力，非同小可，因為這真是一種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甚至是“犯眾怒”的“挑戰”，不是人人能作肯定的瑣末閒篇兒。至於他們的識見之高低，理解之正誤，靈性之多寡，手筆之優劣……，那完全是另外角度層次的評議對象與範圍了，最好是暫歸“分別另論”，倘若一古腦兒都要糾葛在一起，論短說長，那將自陷於“混戰”之中， “迷陣”之內，就什麼也扯得上——什麼也扯不清了，結果，反對探佚的正好抓住你們自己“授”來的好“柄”，說你們探佚的本來就是這麼亂來，這麼胡鬧，這麼不成氣候。
積五十年來的經驗，略知熱愛與關切紅學的人無慮有千千萬萬，但真正能做探佚工作的學人，極少極少。發現這種人才，培育這種人才，都不是輕而易舉之事。所以，我特別珍視這種人才——因而萌生了“寬容”的心理態度。
寬容，不等於同意一切信口胡猜，隨心亂攪。除了那種之外，在思維方法、求證方法上發生了與自己“尺碼”有所不同之時，則主張“寬容”，避免自是， 自大，以致弄到強人從己。人家畢竟也是“一家之言”[註一]，何必一定要“我”來雌黃？舉個小例，我在《文匯報·讀書周報》發文評介王湘浩著《紅樓夢新探》時，從整體大局出發，給以很高評價，但我不提我對他個別考論的不同看法；王先生認為寶釵結局是死於雪中。這論據顯然是第五回冊子判詞中的“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裡埋”，不能說他是無所依據而逞臆之言。但問題是：如照此種推理考論的方法，那就應當同時得出另一結論：“林黛玉是在樹上吊死的”。可是誰也沒這麼提過，則其故何也？足見王先生那個考論未必妥當，可是我不想多口[註二]。因為，王先生至少還是示人以一點：程高偽續中的寶釵“結局”，是個大騙局。這也初步起了打假的作用。至於到底如何，盡可從容切磋討究，逐步尋到真解真境。
以上這點拙意，都與朋友在通訊中申述過；但我以為，如果不矚目於大端，而多涉這些你長我短的瑣細之處，就大大不利於探佚學的繁榮發展了。
我的這一點意思，或許也可說是—種苦心吧？這苦心自然也會有人不以為然。不過他若能想上一想：程高偽續的文化流毒，酷烈了二百多載，直到今日還在被人寬容著頌美著，譽為“偉大”過於原著，云云，那麼我們對剛興未久的探佚之學採取一些適度的寬容，就反而不行了嗎？我們不是提倡講科學講道理的良好學風嗎？
探佚新學科雖說是建立未久，它的根源卻也悠遠，實際從乾隆末期程高本一印行，就引起了學人的思索，今日我們已經可以徵引十多家的文字記載，一致證明了在120回“全本”之外，另有一種舊抄本，約有16冊分訂，共約30回書，內容與程高本迥然絕異。這種抄本，有的稱為“異本”，有的稱為“舊時真本”。儘管有人不相信那就是雪芹原著(以為也是一種“續書”)，但記載者提出了“真本”一稱，卻十二分重要，這重要在於：講“異本”的還可以解成是“好奇”，而提出“真本”的這個事相，卻的的確確地反映出當時文人讀者界的尋真與打假的認識與要求了！這一點方是我國小說史(文化史)上的頭等大事，忽視了它的意義，就只能落於“看閒書解悶兒”的文化層次，那自然就再不必深談什麼真妄是非了。
我自己“失足”於紅學的“考證派泥坑”裡將近半個世紀，不知陷溺於此者究為何故？如今一回顧，原來是由胡適先生爭論版本真假的問題，引發了我的要把真作者曹雪芹的時代、家世、生平、思想、文字……一切一切，都弄個清楚的大願與虔心。直到1953年拙著《紅樓夢新證》問世，評論界毀譽百端，捧場的惠以齒牙，說是“材料尚稱豐富”(何其榮也！)，可是絕無一人說過《新證》的唯一而總括的目的就是尋真打假。更奇的是，尋真不對了，打假更錯了，我的揭露批判程高偽本倒是犯了錯誤——“太偏激了”。
在真偽問題上，還發生“偏激”與否的評議，那麼可知反“折衷主義”白白反了許多年，假的到底該打還是該贊？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絕不能有半點糊塗。我“坦白”了上述的思想，就是為了說明：我對探佚學的態度是有其根由的——此外並無別意。
從我自己的經驗體會來說，探佚毫無奧妙或神秘可言，更非那種譏為“占卜”者所理解的那樣“迷信騙人”。探佚的主要依據是雪芹的筆法與脂硯齋的批點。在此以外，參考見過真本異本的人的詩文記敘。雪芹筆法中一大特色是前面“閒文”處處都是後文的伏線。
伏線，即“草蛇灰線，伏脈千里”之法，此法中華小說獨擅，而雪芹將它運用發展到精妙絕倫的奇境地步，萬人難及！魯迅先生是最早認識此一要義的，所以他評價續書時明確提出要看是否與原書伏線背與不背，以此作為尺碼標準(具見第24章)。這其實也就是探佚學之所以產生、建立的根本來由與科學依據。那種譏探佚為“占卜”的，恐怕是對這些道理沒有領會能力之所致，故而出語輕薄，“俏皮話”罵人，他們實在沒讀懂雪芹的那支筆，應當下虛心，也該向魯迅學習。脂批只是隨文信筆，偶然逗漏了一鱗半爪，卻令我們感受到丘壑深幽，情景層疊。脂硯並非“賣關子”，故弄玄虛，弄什麼“懸念”吊人的胃口，一點兒也不是；只是因為自己深感於前後文興衰呼應，情節筆致的令人無限感嘆而涉及了她所熟知的後文的某些實況——她當時是從原書未毀的整體講話作批的，自然還不曾預料到此整體會痛遭劫數而後人是看不到後半部分的了！這就是那種一鱗半爪的偶然性的性質與情勢的實際。她沒有也根本用不著(想不到)要為後人提供“源源本本”的詳細的探佚“資料”。
正因如此，伏線的暗示性與批點的偶然性合在一起，才使得致力於探佚工作的人對它們需要尋求正確的理解、破譯，這已是一層高智慧的工作要求了，更難的是又不止於是一個一個的個別的人物、事件的探佚，還需要巨大的繁複的組聯結構上的整體思維——是個最豐富巨麗的偉大整體，並非支離破碎的一般篇幅的小說可比。因為這個重要的原由，我們不能不用推考、想像、假設等合理符情的“補充”來聯綴那些伏線與透露。
這樣的想像與假設，不同於胡亂猜臆，而是一種研究積累的成果的表現形態；它還不是結論定論，但它實際是一個初步的、相當可能的尋真步驟或階梯，縱使未達頂顛，卻己指向了目標，接近了鵠的。
這所謂的想像與假設，都不是懸空而生的，它們是具有識力悟力的學人對原著進行了長期的、反复的、深細的玩味之後而產生的靈智活動。
提到“玩味”二字，這就觸及了中華文化文學的最為關鍵的特點問題。 “含英咀華”，咀含就是玩味其最大最美的特點特色，這種特點特色之美，不懂得玩味的人永遠理解不到的，他會認為天下不存在這種道理與事實。
伏線有的十分明白，但不經玩味就等於設伏之苦心密意，一切徒然，化為無有了。比如雪芹原書《情榜》，原從《水滸》得思，特以108位“脂粉英雄”(秦可卿之語也)與108條“綠林好漢”構成奇妙的對仗美學，而他寫108位女子，早在開卷即設伏筆，說媧煉大石，高經12丈，方經24丈，而脂批點破：“十二，應正釵之數，二十四，應副釵之數”——此二十四，乃四方形之一個邊長，四個邊長為24×4＝96，也就是說，十二正釵之外，各級副釵(又副、三副、四副……總括在內為“副”)共有九十六位，而九十六加十二(96＋12＝108)，恰好也就是一百零八的大數(12，陰數之極，9，陽數之極，二者相乘，代表“最多”，乃象徵數字，作實數看就冬烘了)。
108位女子，個個不幸悲慘，這才是“千紅—窟(哭)”“萬豔同杯(悲)”的著書總意旨，大思想，深感情，妙筆墨。
所以，我們的探佚，並不是“占卜”，對之橫加輕薄，是自外於尋真打假的重大工作了。
我們還沒能尋得全部的真，可是確已尋到了不少的真之某部分，而這已然起了極有力的打假作用。至於作家劉心武對秦可卿的研著，我最早表示支持，自覺得這是我應做的事。我的動機仍然是那個五十年來的總根由。心武寫的是小說，我絕不從文藝角度妄置一詞，贊成他對可卿的疑案作作探究。目前，也不想就他的研究新動向妄加評論。梁歸智教授希望他注意一個“度”字，這也是金石良言， 是與人為善的諍友益友的榜樣，我也是不會把善意看作是“冷水”的。艱難的紅學與探佚學啊！你太不容易了，你聽了比“四面”還多的“八畫楚歌”。還是一日照、肥料、照料，而健康茁壯地成長吧，多麼十足珍貴的一門中華文化上必需而勿懈的尋真打假的學術啊，爭取更多學人讀者的關懷與支助吧。
甲戌七月中元節揮汗草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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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一家之言”，原是很高的評價，是說著述能自成一家，堪樹一幟之意。現今反用為“僅僅是他個人的意見”了。
[註二]疑王先生在這點上是受了吳世昌的影響，其實是講不下去的。脂批早已指出，此二句實為“生非其地”之義，與“生不逢辰”並為雪芹主旨所在，蓋書中女子皆非時非地之悲劇人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