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承友人段啟明同志提供了一項異本的資料，很可寶貴，因撰小文，以備研者參考。
先說一說此事的原委。一九五二年春夏之間，我由京入蜀，任教於成都華西大學外文系，安頓在華西壩。第一位來訪的客人是凌道新同志，我們是南開中學、燕京大學的兩度同窗，珍珠灣事變以後，學友星散，各不相聞者已經十多年了，忽然在錦城相值，他已早在華大任教，真是他鄉故知之遇，欣喜意外。從此，浣花溪水，少陵草堂，武侯祠廟，薛濤井墓，都是我們偕遊之地。倡和之題，也曾共同從事漢英譯著的工作，相得甚歡。當年秋天，院校調整，他到了重慶北碚西南師院歷史系；我到四川大學外文系，仍在成都。一九五四年上元佳節，道新邀我到北碚小住，並備酒肴，請師院的多位關懷紅學的教授相聚，記得其中有吳宓、孫海波、吳則虞諸位先生。蒙他們熱情相待，並各各談述了關於紅學的一些軼聞掌故和資料線索，也可算是一時之盛。
就中，吳則虞先生著重談了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所記的那個異本。他並說，李氏所記的“朱蓮坡太史”，猶有後人，此本或還可踪跡。這事印像很深，一直存在想念中。
一九五四年夏初，我回到北京。其後，吳則虞先生也奉調入京，在哲學研究所工作。大約到六一、六二年間，我又請吳先生用書面為我重敘舊談，留為考索的資料，蒙他寫了一封信，詳細地記述了朱氏後人的名、字、學歷、職業、經歷、為人的性格、風度，後來的下落，異本的去向……。這封長信，是一項很難得的文獻史料，可惜我後因事故，很多信函資料被弄得七零八落，竟無可再尋。我只記得，吳先生所說的這位朱氏後人，是他的中學時期的業師，有才學，但落拓不羈，不易為人所知重，最後似流落於西南，有可能在重慶一帶，書物似乎也可能落於此方。
再後來，我和啟明同志認識了，他對紅學也有興趣，說來也巧，他也是西南師院的老師。他每年冬天回京省親，有一次，乘他見訪之際，就提起上述的這件事，拜託他在重慶留意探訪這個線索。
事情本來是很渺茫的，只是抱著一個萬一之想罷了。不料啟明後來居然查到了一個頭緒。
他因事到重慶，便到重慶圖書館去調查訪問。據館方的同志說：在重慶《新民晚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三版上發現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秦可卿淫上天香樓》，署名“朱衣”。全文不長，今迻錄於下：
紅樓夢一書，盡人皆知前八十回為曹雪芹所作；後四十回為高鶚所作；而坊間所刊百二十回之紅樓夢，其前八十回，究竟是否曹雪芹原著，則鮮有知音。餘家有祖遺八十回之抄本紅樓夢，其中與現本多有未合者，惜此本於抗戰初首都淪陷時，匆忙出走，不及攜帶，寄存友家，現已不知歸於何人，無從追求。惟憶其中與現行本顯有不同者，為秦可卿之死，現行本回目為“秦可卿死封龍禁尉”，而抄本回目則為“秦可卿淫上天香樓”，書中大意，謂賈珍與秦可卿，在天香樓幽會，囑一小丫頭看守樓門，若有人至，即聲張知會，乃小丫頭竟因磕睡打盹，致為尤氏到樓上撞見，秦可卿羞憤自縊於天香樓中，事出之後，小丫頭以此事由己不忠於職所致，遂撞階而死。考之現行本，秦氏死後，榮府上下人等聞之，皆不勝納罕嘆息，有詫怪憐憫之意， 一也；開弔之日，以寧府之大，而必設醮於天香樓者，出事之地，二也；尤氏稱病不出，賈蓉嬉笑無事，而賈珍則哭的淚人一般，並謂“我當盡其所有”，各人態度如此，可想而知，三也；太虛幻境，金陵十二釵畫冊，有二佳人在一樓中懸樑自縊，四也；鴛鴦死時，見秦二奶奶頸中纏繞白巾，五也。凡此種種，皆係後人將曹雪芹原本篡改後，又恐失真，故以疑筆在各處點醒之耳。
據此所敘，這一段故事情節，為向來傳聞記載所未見提及，情事文理，俱甚吻合。看守樓門，磕睡誤事的小丫頭，當即後來觸柱而亡的瑞珠。此種細節，擬非臆測捏造所能有。若然，這部八十回抄本，恐怕是“因命芹溪刪去”以前的一個很早的本子。
啟明同志和我都認為，這部抄本，很可能就是李慈銘所記的那部。因為：一、撰文者署“朱衣”，像是真姓假名的一個筆名別署；二、他說是祖遺的舊藏，並非新獲，這與朱蓮坡早先在京購得也相合；三、他流寓重慶一帶(由報紙刊登此文的時地來看，大致可以如此推斷)，與吳則虞先生的說法又正合。由這三點來判斷，說這部抄本有相當大的可能即是朱蓮坡舊藏本，是不算毫無道理的。
朱衣在文內所說的首都，是指抗戰時期的南京。如果他並未作筆端狡獪，真是遺留寄存於南京友人處，則此本來到西南，仍在“金陵”。那麼南京一地，確實有過不止一部與俗本和已經發現的舊抄本都不盡同的寶貴抄本。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這個回目原來只見於《甲戌本》的硃批，現在得悉又有“喪”“上”文字之異，則不知是確然如此，抑系朱衣的誤記？有了“淫喪”這個先入為主的字樣，會認為“上”字是記錯寫錯了；不過我倒覺得“淫上天香樓”頗好，不但含蓄，而且下一“上”字，包括了可卿如何奔赴樓內的過程情節，涵概也多。要說誤記誤寫，那《甲戌本》上的批者事隔多年回憶舊稿，也何嘗沒有這種可能？歷史上的事情常常是比我們有些人習用的“直線推理邏輯”要曲折複雜得多了，所以不宜武斷疑難，並自信為“必”是。
我記下這個線索，希望熱心的同志們留意，因為對任何一個異本，我都存著“萬一之想”，假如有所發現，對研究工作實在是極大的貢獻。
除了感謝啟明同志和重慶圖書館，本文略述原委的意思，也在於以此來紀念已故的凌道新同志和吳則虞先生。
因談版本，連類附及，夾敘一段小文。
在流行的本子之外，又發現了早先的的舊抄本，早已不是新鮮事了。那些發現舊抄本的紅學先輩們，功勞斷不可沒；可惜的是他們工作做得不多，認識也大有局限。他們當作只屬於一種“版本異聞”者有之，較量瑣細文字短長者有之，作一點零星考證者有之。我還是最佩服魯迅先生，他作就採用了戚本的文字，並曾表示過，有正書局印行了這部《戚序本》，也還不知究竟是否即為雪芹原本。先生於此，不但絕不武斷事情，而且清楚指明：我們最應當注意的是雪芹的原著。先生多次以不同的形式提出，小說最易遭受妄人的胡改亂纂，大聲喚醒人們要“斥偽返本”。在當時，哪還有第二位如此明確主張過呢？
在紅學上，作版本研究的根本目的，端在審辨諸偽，“掃蕩煙埃”(亦魯迅語)，篡亂絕不只是“文字”的問題，而是偷梁換柱、徹底歪曲雪芹的思想內容的問題。取得這個認識，才真正感到程高偽本對雪芹的歪曲是何等嚴重，斥偽返本的工作是太迫切需要了。取得這個認識，卻是較晚的事。
“爭版本”，嚴真偽，斥篡亂，是我們四十年來的中心工作之一。為此，曾與家兄祜昌做了極大量的艱苦工作；不幸工作的成果及校輯資料遭到破壞。但我們並不氣餒，仍要繼續努力。
後來，紅學家中致力於版本研究的，也日益多起來了。
有一個問題難解，就是《庚辰本》的來歷到底是怎樣的？
幸好，最近四川大學哲學系老師齊儆同志，忽然提供了一項難得的資料，因乘此文之便，記述下來，也足備紅學版本史上的一段掌故。
蒙齊儆同志的傳述，並得他介紹，從陳善銘先生獲悉了徐氏如何得到《庚辰本》的事實。
陳先生(原任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所長)的夫人，名徐傳芳，即是徐星曙的女兒，而她的嫂子又是俞平伯先生的令姊。陳先生從其岳家得悉的《庚辰本》的來由，是十分清楚可靠的。
據陳先生惠函見告：徐氏得《庚辰本》，事在一九三二(或三三年)。收購此書的地點是東城隆福寺小攤上。書價是當時的銀幣八元。
值得注意的，有兩點可述。一是買進此書時，八冊完整，如未甚觸手，並非是一部為眾人傳閱已久、弄得十分敝舊破爛的情形。二是此書出現於東廟小攤上，其來歷可能是滿洲旗人之家的東西。
作出這後一點判斷，是由於我再去詢問陳先生，想了解早年東廟書攤的情況，陳先生因而見示說：北京當時大廟會只有三個，即南城的大土地廟，西城的護國寺，東城的隆福寺。大土地廟的攤子以“破爛”為主，護國寺的是日用品為多，唯隆福寺較“高級”，較多“古玩”之類。隆福寺街本來書舖也很多(筆者附註：我本人還趕上過一點“遺意”，那是一條很有風味的“小文化街”，遠遠不是現在的這種樣子)，廟會或有小書攤，則多在廟門內外一帶。 《庚辰本》得自古玩攤還是書攤，已不能確言。陳先生認為，當時一般漢人，如出售藏書，是拿到琉璃廠去憑物論值，不易落到小攤上去，而滿洲旗人家，貧窘也不肯公然賣舊東西，總是由家中僕婦丫頭等持出門外，售與穿走里巷的“打鼓的”收舊物者。因此，《庚辰本》的出現於廟會小攤上，應以原為旗人家藏書的可能性大。我覺得陳先生的推斷是合理的。
《庚辰本》購得後，先後藉閱過的有胡適、郭則澐和俞平伯先生諸人，這也是陳先生見告的。
我在此向齊儆同志、陳善銘先生深致謝意。由於他們熱情的教示，使我們了解了這個重要舊抄本的來歷。儘管落於攤販之先書為誰家之物，尚待追尋，但已基本上說明了一些問題，可為研究舊抄本的問題上提供一種參考。
“異本”一名，本不盡妥，意義含混，也容易誤會，所以用它，只圖捷便而已。介紹“異本”，我在另一處也曾引過一段資料，有過排字本，但未公開發表，今亦摘錄於此：
“……
“在版本問題上，還有一個方面，也應略加談論。很多的記載，證明存在過一種不止八十回，而後半部與程本迥然不同的本子。可惜這種本子至今也未能找到一部。清代人的記載不一，今亦不擬在此一一羅列。張琦翔先生確言日本兒玉達童氏對他說過，曾見三六橋(名三多，八旗蒙族人)本，有後三十回，尚能舉出情節迥異的幾條例子。褚德彝給《幽篁圖》作題跋，也說他在宣統元年見到了端方的藏本，也舉了後半部情節的若干事例，與兒玉之言頗有相合之點。端方的遺物，部分在四川偶有發現，不知這個本子還有在蜀重現的希望沒有？因此我又想起郭則澐的一段話：
'……相傳為明太傅家事，聞其語而已，比聞侯疑庵言：容若有中表妹；兩小相洽；會待選椒房，容若乞其祖母以許字上聞，祖母不可，由是竟入選。容若意不能忘，值宮中有佛事：飾喇嘛入，得一見，女引嫌漠然。梁汾稔其事、乃作是書。曰太虛幻境者，詭其辭也。除不甚隱，適車架幸邸，微睹之。雖竄易進呈，益惝怳不可詳矣。蜀人有藏其原稿者，與坊間本迥異；十年前攜至都，曾見之。今尚在蜀中。 ……'前半是我們習聞的索隱派的老故事(似與我曾引過的'唯我'跋《飲水集》的話是同一來源)，不足論——唯的著作權又改歸了顧貞觀，倒是新聞！後半卻引人注目。這個蜀中異本，不知與端方本是一是二？侯疑庵，聽說是袁世凱的秘書，他在北京見過此本。 '今尚在蜀中'，很盼望四川的同志努力摸摸這些線索。郭的這段話，見其《清詞玉屑》卷二，可以復按。郭和三六橋也很熟識， 時常提到他，並及其收藏的文物，可惜卻沒有提到兒玉所說的那個異本，不知何故。
“我們注意訪尋這些寫本，不是為了嗜奇獵異，好玩有趣。這如果就是曹雪芹的佚稿，當然那是重要之極；即使是別的一種續書的話，如能訪得，也將大大有助於推考曹雪芹的原著和比勘程、高二人的偽續，可以解決研究上的很多疑難問題，也許還會給這方面的研究打開一個嶄新的局面，亦未可知。……”
很分明，“與坊間本迥異”的“原稿”，應即是一部舊抄本。南京和蜀中，是兩處最值得留意的地方，我已說過好幾遍了，在這裡再重複一次， 還是向兩處的文化界的同志們呼籲，希望大力做些工作，使這些(萬一倖免各種浩劫的)珍貴寶物，有再出於世的可能。
至於將的著作權又讓與了顧貞觀，讀了實在令人忍雋不禁。為什麼讓與他呢？不會有太大的奧妙，不過知道顧氏是著名的文家，又與納蘭是好友罷了。這種逞臆之奇談，信口之妄語，是經不起什麼“考驗”的。這在清代文人、士大夫中間，出些奇談怪論，妄測胡云，本不足異；但我們重“溫”這種“載籍”，不禁想到，時至今日，偶然猶可遇到一些亂讓著作權的大文，真是“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了。
然而，更妙的是，郭氏所傳的這種說法——顧梁汾為成容若作的“傳”，這倒不用怕有“自傳說”的嫌疑了，因為只是一種“他傳說”，今天的轉讓《紅樓罵別人的“自傳說”。看來，正如我在拙著《新證》中曾提到的，有過一種“叔傳說”。也是振振有詞，大罵別人，以顯自己是“反胡功臣”；及一究實質，原來也還是一個“變相的自傳說”——僅僅“變相”了一點而已，何嘗與胡適有根本上的不同。紅學界這種現象，倒是耐人尋味的。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日
已未夏至前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