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些文稿中已然指出過，黛玉之逝，照雪芹所寫，應當是：一、受趙姨娘的誣構，說她與寶玉有了“不才之事”，病體之人加上壞人陷害，蒙受了不能忍受的罪名和罵名，實在無法支撐活下去了；二、她決意自投於水，以了殘生；三、其自盡的時間是中秋之月夜，地點即頭一年與湘雲中秋聯句的那一處皓皞清波，寒塘冷月之地。
持不同意見的研論者，大致提出兩點：一是黛玉乃是償還“淚債”、淚盡而亡的，不是自沉而死；二是死在春末，而非中秋。
對前一點，我從來也不認為那是一種“矛盾”。既淚盡，也自盡，——因淚枯，遂自盡。這並不是互相排斥的兩個“勢不兩立'的事由。她的死因可能比大家意中想的要更複雜，而不是“是此即非彼”的簡單化思想方法所設計的那種樣子。
對後一點，我看論辯者的理由也不是不可以商量的絕對準確之說。
主張黛玉逝於春末的，所舉最被認為是堅強有力的證據就是《葬花吟》和《桃花行》。這是黛玉自作，而其言曰：
“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淚眼觀花淚易乾，淚幹春盡花憔悴，……一聲杜宇春歸盡，寂寞簾櫳空月痕。”
如此明白易曉的話，怎麼不是死在春盡，卻硬說是死在中秋呢？
我想提醒持此見解的同志們一句：要摳字面，要講真的明白易曉，黛玉的葬花名句也不能作那樣的理解。請問，什麼叫“紅顏老”？難道少女病亡，能叫“老死”嗎？須知所嘆的春殘花落。乃是節候時運的榮落盛衰的事情，不是狹義的、一時一己的遭遇和變故。脂批說《葬花吟》乃是“大觀園諸艷歸源之小引”，就已說明了葬花之吟所包含的內容不是一個很窄隘的意義了。此點最為要緊。以上講“字面”。其實，根本的問題是對於雪芹的“春”“秋”如何理解的問題。
在雪芹筆下，春和秋構成全書的“兩大扇”，也就是盛衰聚散的兩大扇的另一表現形式[註一]。所以雪芹早就點破說：“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煙消火滅時。”
這不單指甄士隱一家一人之事，也是籠罩全書的總綱領。雪芹以上元節作為“春”的標誌，而以中秋節作為“秋”的標誌。全書開卷第一回就寫了中秋、上元二節。秦可卿在夢中警覺鳳姐所說的：“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是這個意思的另一表現法：三春一過，便是衰秋。因此脂硯也說：“用中秋詩起，用中秋詩收。又用起詩社於秋日。所嘆者三春也，卻用三秋作關鍵。”
參互詳玩，就不致於把雪芹的苦心匠意化為一種簡單的意思，以為既言“三春去後諸芳盡”是說春三月一過，書中諸女子全部死淨亡光了。比方唐代杜牧之有一首名作，題目就叫作《惜春》，其句有云：“春半年已除，其馀強為有；即此醉殘花，便同嘗臘酒；悵望送春杯，殷勤掃花帚……”說的就是雪芹所寓懷的同一種道理了[註二]。
上引一小段脂批，極關重要，允宜細加參詳，或可略窺真意。要講一講的，實在很多。如今姑且拉雜淺陳拙見如下。
第一，有人把“三春”只解為迎、探、惜三位姊妹。這雖不是完全不對，但至少忘卻了另外一層要旨。從上引脂硯之言已不難得知，所得而與“三春”作對仗的“三秋”若不能解釋成是指三個人名字，則“三春”也不應單解作是指三個人名字(兼寓雙關則或者有之)。假如有人說“三秋”也是三個女子之名，那隻好舉出秋紋、秋桐、(傅)秋芳來——不過那將何等不倫不類乎！因此可以證知：按芹原意，全書所寫，有三次春的(上元節的)大關目和三次秋的(中秋節的)大關目，前後對稱、映照的“兩大扇”，構成整個大佈局的一種獨特的結構風格。這風格，是典型的中華民族式的。西洋藝術理論家是否承認和理解，我不得而知，我們中國人卻是完全理解的。
我們點檢一下，全書前八十回中，“兩大扇”的大致情形如下：
(1)元妃省親——春，第一個上元節，第十七、十八回；(2)榮府元宵夜宴、太君破除舊套——春，第二個上元節，第五十三、五十四回；(3)某變故情節——春，第三個上元節，第八十一回(推想，假定)。 [海棠社、菊花詩、兩宴大觀園——秋，八月下旬之事，第三十七至四十一回，但未寫中秋節，故不在數內。 ]
(1)夜宴異兆、品笛淒涼、聯詩寂寞——秋，第一個中秋節，第七十五、七十六回；(2)某變故情節——秋，第二個中秋節，第？回；(3)某變故情節——秋，第三個中秋節，第？回。
我們現在已無眼福讀到的原書，恰恰要包含著第三個元宵和第二、第三個中秋——這關係著“三春”“三秋'，都是絕大關目可知！
我也說過，迎春嫁後歸寧，已是臘月年底，書正是八十回將盡之處，那麼第八十一(或連八十二)回，就正該寫到第三個元宵(三春)的節目了！必有大事發生。 (是否仍與元妃之事有關，尚難判斷。)
那麼，這第二個第三個中秋——三秋的大關鍵，當然是該當另一種大事故大變化發生了。 ——這又是什麼呢？凡是真正關切雪芹真書原意的，豈能不在這一點上牽動自己的心思和感情？
從整體佈局看來，下一年的中秋節(依拙著《紅樓紀歷》，應為第十六年之中秋)，黛玉之死就是那一關目中變故之一。
關於這個日子發生黛玉亡逝之變的證據，我已舉了一些。當然最顯著最主要的力證，仍然是“本年”(第七十六回所寫，為第十五年)中秋夜黛玉聯句自己說出的詩讖：“冷月葬花魂”。
妙玉聽到此句，再也忍不住，出來攔住了。說是“果然——太悲涼了！”這個力證實在連反駁者也駁不出什麼別的道理來，只能承認這不是無故的隨便措詞。其實，全書中例證還多。脂批點明“伏黛玉之死”的那一處，是在賈元春點戲，四出中所伏事故為：《豪宴》伏賈家之敗，《乞巧》伏元妃之死，《仙緣》伏甄寶玉送玉，《離魂》伏黛玉之死。所謂“離魂”，即中的第二十出《鬧殤》者是。杜麗娘在此一折中病死，其時間是中秋雨夕。試閱其詞句：——
“傷春病到深秋”；
“今夕中秋佳節，風雨蕭條，小姐病態沉吟”；“從來雨打中秋月，更值風搖長命燈”；
“憑誰竊藥把嫦娥奉”；
“輪時盼節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奴命不中孤月照，殘生今夜雨中休。”
“恨西風一霎，無端碎綠摧紅”；
“恨蒼穹，妒花風雨，偏在月明中”；
“鼓三冬，愁萬重，冷雨出窗燈不紅”；
“恨匆匆，萍踪浪影，風剪了玉芙蓉”！
這詞句裡，隱隱約約地透露了雪芹安排黛玉中秋自沉“冷月葬花魂”的文情思致的真正淵源聯繫。這會是巧合偶然嗎？
再如，在海棠社中，湘雲後至，獨補二首，一首自詠，一首即詠黛玉，其詞有云：
“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為悲秋易斷魂；
玉燭滴幹風裡淚，晶簾隔破月中痕；
幽情慾向嫦娥訴，無奈虛廊夜色昏。 ”
玉燭滴幹，正指黛玉淚盡；而晶簾隔月，又正是《桃花行》中“一聲杜宇春歸盡，寂寞簾櫳空月痕”的同一內容。這月痕，乃是八月中秋的冷月，而絕不是泛指(一年四季，月月有月亮……)。大家皆知，詩詞中凡涉晶簾，自系秋景，此乃通例，可以互參者也。
末後，要想考察釵、黛、湘三人的收緣結果，恰恰在中秋聯句詩中已經都說到了，你看——
漸聞語笑寂，空剩雪霜痕；
階露團朝菌，庭煙斂夕棔；
秋湍瀉石髓，風葉聚雲根。
寶婺情孤潔，銀蟾氣吐吞；
藥經靈兔搗，人向廣寒奔；
犯鬥邀牛女，乘槎待帝孫。
虛盈輪莫定，晦朔魄空存；
壺漏聲將涸，窗燈焰已昏；
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花魂！
我舊日在拙著中所說：凡星月孤潔，嫦娥奔月等，皆關係寶釵之事，今日看來不但太簡單化，也沒有細究靈兔那一句要緊的話。這需要重新討論才行，——當然也不能說是初次不確、這次就對了，我只是說這裡面有許多內容，過去一直未曾認真思考、未能懂得透徹。
第一點須要清楚的是，聯句乃是黛湘二人為主角，後來加上妙玉。裡面沒有寶釵的任何位置(她回家去了)。這個佈置本身就說明月亮的事與她無關，中秋這日子也與她無關。婺，星名，又叫女媭星，婺字的本義是“不隨從，不隨和”。情孤潔，應即“花因喜潔難尋偶”同一語意。這與其說是映射“寶姐姐”(女媭乃“姊”也)，不如說是映射黛玉，因為性情不隨和的不是寶釵而是黛玉，又即所謂“質本潔來還潔去。”那麼，接著說的“藥經靈兔搗，人向廣寒奔”，應是黛玉的致死之另一層因由，即：她的死與“誤吞靈藥”有關。
說到此處。這就要看官們再次回到全書開頭，黛玉初來的那一段情景，眾人一見了黛玉，就問她藥的事：——
“眾人見黛玉年貌雖小，……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便知她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療治？黛玉道：我……從會吃飲食時便吃藥，到今日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
賈母道：正好，我這裡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 ”
在此，脂硯便批道：
“為後菖，菱伏脈。”
我在《新證》第881頁指出：
“賈菖、賈菱有與配藥有關的事情，詳情難以想像。或者竟與黛玉之死大有關係？”
如今結合“藥經靈兔搗，人向廣寒奔”二句而看，我當日的疑心是大大增加了。還要看到第二十八回有一大段文章專寫配藥的事，那可注意之點，就在於王夫人一見黛玉，就問她吃藥好些否，黛玉答後，寶玉開口說，吃兩劑煎藥，“還是吃丸藥的好”。這才引起天王補心丹，王夫人便說“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這時寶玉卻說：
“這些藥都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林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
這然後並又引出寶釵、鳳姐的話，並且提到了薛蟠也配此藥等一大段非常奇特的文章。內中奧妙不少，均待深究。此刻我所注目的當然仍是黛玉——她又一次和“配藥”的問題聯在一起。這就絕非偶然了。
結合“藥經靈兔搗”而看，黛玉之死，除了患病、受誣、悲傷等原因之外，應是誤服了丸藥，所謂“誤吞靈藥”，始如嫦娥之奔向月宮——即在中秋自沉而命盡，做了“水中月”的湘娥。
所謂誤服，有二可能，一是自己吃錯了，二是別人給錯了。第二個可能之中又有兩個可能：一是無心之錯給，二是有意之謀害。揆其情理，賈菖、賈菱在賈府所分派管的事，是專司配藥，配藥是最嚴密慎重的事，外人是不許插手的。在這個事情上使了壞的，多半仍是賈環有份兒。這誤服之藥，自然不會是什麼毒劑，可以致人於死亡，而是大熱燥烈之味，使得黛玉的病驟然惡化。黛玉不宜多服熱藥，如附於肉桂一類，寶釵早巳點破，那就是在“秋窗風雨夕”一回書中。正面提及黛玉的藥，是在“風雨夕”秋窗之下，與秋直接相關，也不是無謂的筆墨。
等到雪芹正面寫及第三個中秋節時，那已是寶湘二人因“白首雙星”之綰合而重會的另一個大關目了。那時，還該又有中秋賦詩的情景。這恐怕就是脂硯所說的“中秋詩起、中秋詩收”的意義了吧？
綜上而觀，可知拘於“春盡”字面而認為黛逝於春末之說，是不符合雪芹藝術構思的大全局的。黛之淚盡而逝，是由於錯綜複雜的多層內外原因，於中秋月夜，自投於寒塘，因而命盡，正所謂“一代傾城逐浪花”——黛玉題詠西施之句也。
其實，晴雯的死，也是如此(在池中自盡，並非病死)，容另為小文說之，此不及枝蔓了。
癸亥八月初草
～～～～～～～～～～
[註一]一部書文而分為春秋兩大扇，先例已有。在此劇中，張崔相會在春，離散在秋，故此元明時人俗稱《西廂》為“崔氏春秋”——以至簡化為《春秋》二字之名目，事見李開先所著《詞謔》。我意雪芹著書，多受、、之影響，以春秋為兩大半之佈局法，亦其例之一端。
[註二]小杜此詩，用於，十分恰切，蓋第二十七回寫四月二十六日芒種節，大觀園眾女兒舉行餞花盛會，黛玉葬花，正是“餞春”“掃花”二事之合寫，四月二十六日原為寶玉生辰[當另文專論]，故“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回中麝月掣籤，亦有“在席各飲三杯送春”的“儀式”。餞春有杯，掃花有帚。凡此皆為特筆，文心奇妙絕倫。
[附記]
這篇拙文本亦為紀念雪芹逝世二百二十週年而作，故所論皆是就雪芹原書本旨而考察分疏，不涉程高偽續一字，不唯不涉，且正以雪芹之本真而顯程高之偽妄。此種文字，殆可歸之於真正的“紅學”範圍，而不屬於一般小說研究論文的性質體裁。
記得也是在本學報，我發表過一篇文章，談論“什麼是紅學”的問題。據耳目所及，也曾引起一些紅研者的關注。有人讚同，也有人表示異議。因為此事不無關係，覺得應該把問題弄得更加清楚些，庶幾於紅學有益而無損。要點如下：第一，我所以把“紅學”和“一般小說學”分開來講，並無摒某些論文於“紅界”之外的用意。恰好相反，我寫那篇文字，正是由於有的評論者發表宏文，對“紅學”頗加嘲諷，認為它不是正路的學術，因為它“不去研究作品本身”，盡是搞一些別的，云云。所以“紅學”連是否應該存在，似乎也成了問題。我對此不敢苟同。拙文之意，無非指出，“紅學”並非天上掉下來的，或是某幾個“好事者”飽食終日、無所事事而弄出來的離奇花樣。不是的，紅學的產生，完全決定於這部具體作品的具體特點，正因為不盡同於別的一般小說，才有了紅學這門特殊的學問，“紅學”也才不同於一般小說學。說清了這一點，正是為了在“四面楚歌”聲中為“紅學”爭取一點兒合法存在權利，如此而已。焉有反過來要摒別的研紅文章於“紅界”之外的用意敢存於私意之間。這是不必誤會的。
“紅學”，——本不是一個十分光彩尊敬的稱號。在我年青時，大家還只把它當玩笑話，常常帶有輕蔑語味。如今的人未必盡明了，反而擔心“被摒於紅學”之外了！這倒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巨大變化。
由此可證：紅學的意義、價值、地位，是大大地提高了。人們不是擔心當紅學家的不光彩了，而是爭它的名份了。
第二，我的一些話，本不是針對那些已然把“紅學”和“紅樓夢研究”(即“對作品本身”的小說學研究)的各自的定義範圍和其間相互關係都已弄得很清楚並運用得相當好的研者而說的。因此，並無“排斥”什麼的用意。相反，我在另外場合說過的是二者相輔相成，彼此可以豐富補充，不能偏廢——但不應混同，或以為可以相互代替。它們是殊途同歸，目標一致。但“分”則濟美，“混”則兩傷，正因此故，才有些人只要“研究紅樓夢作品本身”，而不願去想一想，所謂“紅樓夢本身”，畢竟何指？是程刻百廿回本？還是脂評八十回本？連這都不問，便去研究“本身”——並且“思想和藝術”的重大問題呢，而且還認為“紅學”中的版本學是繁瑣討厭的東西……。那麼，到底是誰在“排斥”誰呢？第三，有文章在批駁拙見時，說了一段話：“由於作者曹雪芹把他的家世生平作為生活的素材，概括到他的藝術創造中去，在這個意義上，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與創作之間的關係，就是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的關係，藝術的真實建立在生活真實之上，……”好了，文章承認這一點，是極其要緊的。但是，我不禁要請問一聲：同志，您這個論斷是怎麼樣得出的呢？難道不是先有“紅學”中的“曹學”做了工作，才使得您獲得了這樣一個認識的嗎？難道這不正可以證明：紅學曹學是“作品本身”的“思想和藝術”之研究的先決的或關鍵的事情嗎？您分明是從曹學中汲取了它的成果而後才能夠出此論斷的。那麼，當有人(海外學者以及海內紅研家)撰文指責我把紅學弄成了曹學的時候，對曹學頗有不然之意的時候，卻未見您替我的曹學也說幾句公道話，則是否新近才對曹學的意義和作用又有了更多的理解呢？
現在有不少研者，從紅學中獲得了必要的前提知識，並且分明是運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去了，卻反過來對紅學工作者為他的勞動爭取一點公平評價而頗有意見，這倒是令人感到費解的。
至於有的又說我把紅學分成幾大支，分得太細了，也太死了，這也不利於紅學的提高和發展云云。其實，紅學的內容是不斷在擴充的，現在世界上多種外語譯本和的出現，就產生了新的“翻譯紅學”。分類只是就目前狀況為了明晰方便而立成名目的。科學總是分支愈來意細的，沒聽說是有相反的趨勢。分工細了，專業專了，一點兒也不意味著“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一位科學家必須是一位多門類科學家，這是“不礙”其成為真正專家的。至於提高和發展，那正是分工與協作的辯證法的天經地義。紅學研究必須集聚眾多的專家——清代歷史、社會、哲學、文藝、民俗、宗教、倫理、……等等專門學者，共同努力，才可望逐步窺見這一座弘偉奇麗的藝術建築的堂室之美，豈但區區“曹學”、“脂學”、“版本學”、“探佚學”等等所能勝任哉。總之，為了，完全可以也應該建立“吳學”，但是不管怎麼說，也無法說成“吳學”與“西遊”之間的關係就如同“曹學”與“紅樓”之間的關係。餘可類推。既然如此，紅學的一切，顯然有它的很大的特殊性。這些特殊性的問題，用研究其他小說的辦法是解決不了的。所以才產生了紅學。紅學可以豐富我們中國的小說學，世界的小說學，但它如果與一般普通小說學等同混淆起來，它也就不復存在了。所以是混則兩傷。我的拙意不過如此，沒有別的。有的同志過於擔心了吧。
1983年在上海開紅學大會，我為《文匯報》撰文，曾說：
像紅學這樣一門獨特而又復雜的學問，真好像神州國土上的長江大河，包孕豐富，奔騰東下，氣象萬千。我們最好也以那樣雄偉廣闊的心境與目光去看待它，創造有利於學術民主的條件，促使各種流派和見解的繁榮發展，從多種多樣的角度和方式去研究探索，必如是，才可望對這部異乎尋常的偉大巨麗的作品有越來越全面而深刻的理解。這正是百家爭鳴的勝業，而不是“定於一尊”的短見。 ……(1982.10.24)
這段話，像我的一切拙文一樣，措語用詞，都做不到盡善盡美，假使能蒙高明不棄，不哂其辭拙，而肯領其意誠，那真是莫大之幸了。
周汝昌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