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原擬題名《紅樓尋夢》或《紅樓真夢》，因為簡淨利落，合乎中華語文的獨具的風格韻律。但又想到民國間郭則澐作過一個劇本(古元明曲劇體)，就叫《紅樓真夢》，為恐犯复致混，就用了現在的這個羅嗦的書名字。我心裡並不喜歡它，可又沒有另起佳名的才氣，就這麼稱呼了。
書名雖不愜懷，也還有一點取處，就是凸出了一個“真”字。這姑且叫它“差強人意”吧。
然而“真”是凸出了，卻又如自序中所說的，怎樣證明它的“真”？你這真的依據是什麼？
讀者看完了這本書，也會有這個問題。我這“真”豈敢自誇自信，這到哪兒也是會有不同意見的；但我又有一點可保證：不管我這“真度”多麼低，要打問號，也總比程、高的偽續要真得多。所以這個“真”是個相對而言的用語，並不敢冒充就是雪芹原來的那種嫡真的原面。
若問依據，其實很簡單：這些大輪廓大關目，雪芹早已在前八十回書文中“告訴”了我們，只不過粗心讀過的人不能領悟罷了。當然也必須提到脂硯的批語，大大啟迪了我們，真好像給我們提高了才能靈智一般。
不過無論如何，若想在“依據”“啟迪”的基礎上貫聯成為可講可讀的“故事”，那就得另加經營締造之功了。我開頭時，自定的“原則”是：嚴限於講述而不闌入“仿作”“續書”的性質。這我是遵守了的。但是後來發現，有些“情節”用講述方式倒是足夠的了，而另有的不少內容單用講述法卻全然不能成篇——即無法表達，也無法閱讀接受。於是無奈，只得又在原定準則上斟酌參用了一些“文學手法”，以便成文適目。這確實是一種權變之方，其實也並未違反既定的原則精神。
我寫這故事，分成了十個部分，共六十二節；除去雜事紛紜，核實共用了五十天時間。寫時十分自如順手，一點兒也沒有什麼苦思冥索的“窘態”。有人獎飾說是“文如宿構”，“如行雲流水自然而出”。這我哪敢承當，我只是絕不矜持造作而已。
再有一點，即我絕不把今日流行的詞語模式夾雜到裡面去，因為這兒應分出一個“歷史時代感”，今天人們說的寫的許多話，是不會在“時代”裡出現的。
這多年來，很有幾位友人促我作這個試驗，六十年代出版社老同仁劉敏如，是第一位，他勸我“另續”，我遜謝說，我如何有這個大才？萬不敢萌此妄念。他堅持說：“我看你行！——別人還未必拿得起來。”1987年夏，初與普林斯頓大學高友工教授會晤，他也要我“先把關鍵的幾回補出來！”我也遲遲不敢著手。去冬，被邀到中國政法大學去講《紅樓》，不免涉及了高續假紅樓的問題，而同學聽眾對原著真紅樓表現出強烈的興趣與關注。回家後，我的女兒又對我說：何不把您認為的真故事，用通俗的講述法介紹給讀者？我聽了，一時興起，像說玩笑話一樣，答云：“好，我就試試。”就如此兩句對話，我就“戲劇性地”開始了這個工作。
現在粗粗結筆。還有些故事如賈蘭、賈雨村、孫紹祖，還有柳湘蓮、薛蟠、賴尚榮等人的事，都未及略敘大概，這是因為我集中註意的並不在那些“濁物”的身上，也沒有一切都要講到的打算，因此是個有選擇的重點講述書。
人家都說“拋磚引玉”，我這拋的不知是什麼？怕連磚也夠不上。至於玉呢，我想肯定是不必再待磚，就由我這“不夠磚”而引了出來，則何其幸也。
我在此悼念劉敏如同志——他因心髒病逝於湖北咸寧幹校。那日傍晚，我由菜園子勞動回“營”，見一群人搭著一大幅白蚊帳似的東西，裡面似乎臥有一人，我還弄不清是怎麼回事。晚飯後，我才聽人說，敏如同志病發，死在田裡——剛才那就是送他“入土為安”的！ ……我萬沒想到我與他的永別是那種情景。如今我把這小冊奉慰於他的英靈，不知尚能一笑首肯否？
還有我的亡親亡兄，一併在此心獻。
周汝昌
乙亥二月初九，驚蟄節後。
時在京郊“五洲酒店”。
[追記]
考論襲人的結局，見拙著《紅樓夢筆法結構新思議》(《文學遺產》1995年第2期)，本書未及收入。
乙亥端午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