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壇人士早已指出，以名作家享譽世界而兼作紅學研究的，以張愛玲為第一例，而且作的不同凡響，超邁等倫。
這是事實，並非誇張抬捧之俗態。
但，紅學流派甚多，風格各異，她屬於什麼“派”？價值何在？為什麼她有過人的見解和成就？這都應該深入考論一下，方能使流輩獲切磋之功，後賢知引路之惠。
很清楚：她是個“胡適考證派”。
她不是書呆子，弄書本，作校勘，別的不會；不是的。她通西文，工翻譯，創作小說劇本，曾獲最高評價，列榜第一。她讀的古今中外的小說，不知其數，爛熟於胸中——這樣，才真算有資格作個被人嘲貶的“考證派”。
她的紅學學識，集中在作者、版本兩大方面，就表明了這即是“胡適先生紅學”一線的繼承者。
她學貫中西，所以不僅僅是通古文，富有“乾、嘉樸學”的流風遺韻……。
這就值得世上自命為“紅學家”的許多人聞聲失色。
“胡適考證派”的罵名最“盛”了，人皆畏而避之，敬鬼神而遠之。 “紅學革命”的呼聲也不滿於以研究作者、版本為深切理解作品的重要前提的這個“考證派”，曾被認為是“山窮水盡”、“眼前無路想回頭”，呼喊“紅學革命”。這“命”怎麼“革”法呢？據說是要“回到文學創作上去”。
這個“革命口號”和“宗旨”，充分錶達了“革命”者對所以產生“紅學”的內在原因是不知重視的，對中華文學傳統的“知人論世”這條原則也是不太理解的。他只要“文學創作”這個觀念，別的都在“革”掉之列。那麼，這種“革命”由學者教授去領導、實踐好？還是由大作家擔任好？
無疑，應屬後者，而由張愛玲這樣的作家來實現“紅學革命”真是再合適不過了。然而不知緣何，讓人奇怪的是她偏偏做了“考證派”，即“革命”的對象！
這個事例十分耐人尋味。
張愛玲在香港生活，後轉美國，她應早已聞知那個在香港首倡的“紅學革命”了；可惜她沒有認識這條新道路。
她的“考證”可謂變本加厲，細膩之極——也繁瑣之甚了！
我並不喜歡她的“考證走向”。我佩服她治學的精神態度，專誠摯切，以全身投入，因而多有創獲，為人所不能見，不能道。佩服是一回事，不喜其“走向”是一回事。
如果承認一部偉大作品須有一個大家基本共識可讀的文本，那麼這個文本即應視為藝術既定型體，而不再是逐步製作、修改、打磨、潤色的“歷程”，即片段的積累組織的“工序”狀況。無奈，張女士給人留下的主要印象，卻正是那些“工序”中的片段之如何組綴，如何改動，如何“補苴”……。
曹雪芹的，魅力由哪兒產生？絕不會是那麼瑣瑣碎碎的“部件”“榫卯”的材料和工技的事情。而張愛玲投入最多的似乎恰恰以此為“用武之地”了。
對此，我是惋惜而感嘆的。
詩曰：
盡如己意世間難，何必吹求仁厚寬。
敬佩心情兼嘆惜，通達理會味悲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