襲人這個大丫鬟，是歷來最為人唾罵的角色。人們認為她最姦壞，最無品，偽善殺人瞞哄寶玉……，幾乎集眾惡於一身，罪不容赦。張愛玲卻沒受這種成見的影響，倒有點兒挺身而出，為之辯護的氣概。
她舉了程本如何一再改動文字，有意損壞襲人的形象。她又解讀《芙蓉女兒誄》中痛罵的“詖奴”“悍婦”與襲人無涉，是指王善保家的這個姦讒之人。
可知她的心田仁善，不肯從俗冤屈一個無辜者。功德無量。
她自言小時侯愛看戲，台上出來一個人，必先問是好人還是壞人？ ——自笑這種幼稚的觀念，不懂人的性格是複雜的，不能機械地劃分陰陽界限。這大約也是從一個小說作者的立足點而如此自白的。這也可能是她並不詬罵譏貶襲人的緣故。
另有一個現象，卻值得討論——
《紅樓》十二釵，數止十二，稱為正釵，而96名副釵者，全是丫鬟，到書之後半部都有相應的乃至重要的情節故事，非同虛文陪襯，而張愛玲對這麼多的女兒著語無多，就連鴛鴦、平兒、紫娟等也未蒙多及。細一統計，原來她著意的都集中在怡紅院中之諸鬟。計有襲人、晴雯、麝月、檀雲，以至遭攆逐的茜雪，被排擠的小紅，她都表示了興趣，給予了筆墨。
這應如何解釋？殊耐人思。
如果不是我過求“甚解”，那麼是否這現象所反映的，正是張愛玲表面不多言的男主人公賈公子寶玉。
圍繞寶玉的這些女兒的種種，受到關注，也就是寶玉受到的關注。
這一點，似乎正是張愛玲的心理深層的折射。
與此不無關聯的一題則是脂硯。張愛玲已然確認這個批書人是一位女性，並書中人的一個“原型”，十分重要；可是她對這位“同道”卻也未曾表露出足夠的興趣。她運用脂批，限於可以為其“大拆遷”“大搬家”論點，幫忙支離的那幾條（而且加上誤讀和錯覺）。至於脂硯的大量重要見解，尤其藝術審美的流露，文心匠意的指點，似乎都不在張愛玲的興趣之內。
這很奇怪。因為她自幼酷愛各種藝術，而且精通熟悉。她對脂硯的“畫論”——以畫法比喻雪芹的筆法名目甚多，又如“伏線千里”的極大特點與重要作用，她也未曾充分研討——似乎感覺上並不那麼敏銳。
這都與她的天賦才能不太符合。
復次，我對張愛玲的“古文”（即中國古代語文、文學，包括諸般文賦、詩、詞、曲等不同文體）造詣畢竟如何？未曾得見，無從評判。她雖說過，自己“受古文的毒太深”，行文之時省一個字也是好的。若從這句話看，其領會感受甚深，恐怕勝過一力主張“白話化”的那些先生。
“詞寡而理長，語近而意遠”，這是中華傳統語文的一大特色與優長，而一味只懂“白話”的人是體會不到的，沒法“對話”與“共識”。讀而不精通所謂的“古文”，以西方的語文標準來繩量曹雪芹的文筆手法，詞語鑄造，就會南轅北轍。可惜，張愛玲在版本研究上，只注意“老、嫽、姥”和“曠、（彳狂，一個字）、逛”等用字異寫的稿本早晚先後，卻不講哪個本子的文字風格是接近雪芹真筆，或哪些片段是後人添加的。
在這些方面，她表現得不充分，不完足，甚至顯得輕率與盲從（別人）。
然而，“新紅學”已歷百年了。百年之間“紅學家”如過江之鯽，卻極少女性真學者。在我心目中，只能仍推張愛玲為個中佼佼，超邁等倫。這就倍覺此人之可貴，多作苛求，即不公允了。
詩曰：
百年多少自稱家，學識如何有等差。
若論女流真拔萃，愛玲才器冠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