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舊時真本”，就是為了盡可能地窺見一點點雪芹原書的整體構思與終結主旨，又因此可以曉知這與高鶚的偽續是本質的大區畛，不關“藝術”細故。張愛玲以為，我引的10條資料是個“大雜燴”，而我誤認為一。也就是說昔時的“真本”“異本”有好幾種，孰真孰假，莫衷一是。
她的批評我誠懇接受。但也有幾句話要說明：——
一，盡量搜輯資料記載，以供全面研究，是功是過？
二，存在的資料是“客觀”的，非出我造。
三，現像上的“大雜燴”，有沒有尚欠深刻研究、乃至誤會詞義、思慮欠周等問題。是否都諉過於資料的“雜”？
這些，都不是三言五語所能定讞的。
事實上，這是當時的“熱點”話題，“開談不說，縱讀詩書也枉然”的風氣下，主要是“開談”，今日可見的，不過是幾個特別“勤快”的動筆者，記成了文字；而這又包括著多層的輾轉傳述、“傳聞異詞”，此有彼無，彼詳此略；又有走樣子、加枝葉、添附會；還加上各人表達能力有差異，措詞有工拙……。
還有一個極關重要的事實，就是人的記憶有其明顯的特點，姑稱之為“各取所需”。就是說，彼此聽、讀時的注意點很不同，因而留下的記憶點也各有所重，並非千人一律，“平衡”入腦。
我舉一例：數十年前，我與家兄祜昌於大年三十（除日）這天苦趕返裡團聚省親，是日奇寒，我得力於一個機緣坐汽車早趕到了，而家兄從塘沽往回趕，路線曲折，末一段是坐笨木騾車，全無禦寒之具。很晚才到家，凍得夠受，用熱水洗臉，欣慰地向我說：“可真夠嗆！同車一位老太太，下車時說：'哎呀！我的臉都凍沒了！'”此情此景至今歷歷如在目前。
老太太的奇語，意思是說，那真極冷，整個臉凍麻木了，失去了知覺——就覺得自己這張臉已然“沒有”了！
數年後，又適值除夕，我向祜昌提起前塵，重溫老太太的奇語。不料，他聽了茫然愕然，說：不記得有這回事。
以後，我與他“互證”記憶，方發現共同親歷的幼、少往事，大量細節是他記得極詳細，我已茫然；反之，我能說得十分生動的往事，他卻模糊得很了。
以此而推，記述“真本”者多為傳聞入筆，並非個人親見詳讀，其彼此記憶之出入又當如何？
最明顯的，如陳其泰、姜亮夫二例可資“反思”：陳只能說出其祖父特賞寶湘除夕和詩……。難道這能說成是只有此事？同理，姜能回憶全部為16冊之多，而他只能舉出寶、湘相聚重逢一點點情節；如飢如渴的“紅迷”再求問別的，他一字也答不上來——又難道這能證明他所見只此一節？
所以，焉知不同人所記“不同”本不同之事，不是出於上述一個道理？寶玉“擊柝之流”，遇北靜王，化緣巧遇襲人僕地（不一定就是“死亡”之義，是昏倒）……最後他又與湘雲於千迴百折後重會，重會後曾除夕聯句，這，就如各記其最感興趣的、印象最深者，並不可異，並以為這就等於他們這些人見的都不一樣，各有一部“異本”。
我覺得張女士這種判定“大雜燴”，是太性急太“直線邏輯”思想，太魯莽，輕於定案，於是又成為她自入“夢魘”的一例。
這樣判案，有點兒危險，很容易將真斷假，“失之交臂”。
——萬幸，她已承認“早稿”曾有寶湘重會，非出胡編亂造。謝天謝地！
只要她承認了這一最要點，所余其它疑難課題，都不難逐步破解，需要時日，需要智力，需要靈慧，也需要續有發現（如資料之類）。再聰明，一個頭腦也解決不了曹雪芹留下的全部奧秘。
最近，有一小友告知我，網絡上忽見一則傳聞，8年前白俄羅斯人於東北“撿”到一部《紅樓》，與今不同，只見一頁，寫的是湘雲批評寶玉：“怎麼你越唱越唱得俗了！”好像是寶玉有貧後賣唱之事（？）
不拘可信與否（網上多偽造惑人），反正有一點：即使出於編造，焦點也聚在寶湘之間。也非“巧合”了吧？
詩曰：
關切為真抑可商？傳聞詞異亦尋常。
眾家記憶非機器，電腦當時尚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