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陵出於公安。 《列朝詩集》丁十二《譚元春傳》引金陵張文寺雲：“伯敬入中郎之室①，而思別出奇”；袁小修《珂雪齋近集》②卷三《花雪賦引》亦謂：“伯敬論詩，極推中郎。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眾。”翁覃溪《復初齋詩集③卷七十《儷笙和予白齋之作、因論白詩、兼寄玉亭協揆》：“白蘇齋漸啟鍾譚”④，則誤伯修為中郎，欲與“初白庵”、“白庵”湊合耶⑤，抑於公安、竟陵家法道聽途說也⑥。觀譚友夏《合集》卷八《東坡詩選序》、《袁中郎先生續集序》，則中郎之子述之已化於竟陵⑦；小修《珂雪齋近集》卷二《答須水部日華書》、卷三《蔡不瑕詩序》、《花雪賦引》皆于乃兄幾如陽明於朱子之作“晚年定論”⑧，亦不能謹守家學而堅公安壁壘矣。中郎甚推湯若士⑨，餘見陳伯璣《詩慰》選若士子季雲詩一卷⑩，赫然竟陵體也，附錄傅佔衡序，果言其“酷嗜鍾譚”。中郎又亟稱王百穀⑾，《詩慰》選百穀子亦房詩一卷，至有“非友夏莫辨”之目。蓋竟陵“言出”，取公安而代之，“推中郎者”益寡而非“益眾”。
後世論明詩，每以公安、竟陵與前後七子為鼎立驂勒⑿；餘瀏覽明清之交詩家，則竟陵派與七子體兩大爭雄，公安無足比數。聊拈當時談藝語以顯真理惑。 （417—418頁）
竟陵、公安，共事爭鋒，議論之異同，識見之高下，乃如列眉指掌⒀。凡袁所賞浮滑膚淺之什，譚皆擯棄；袁見搬弄禪語，輒嘆為超妙，譚則不為口頭禪所謾，病其類偈子。蓋三袁議論雋快，而矜氣粗心，故規模不弘，條貫不具，難成氣候。鍾譚操選枋，示範樹鵠⒁，因末見本，據事說法，不疲津梁⒂。驚四筵而復適獨坐，遂能開宗立教矣。
（425頁）賀子翼《詩筏》頗左袒竟陵⒃，一則云：“《滄浪詩話》大旨不出悟字⒄，鍾譚《詩歸》大旨不出厚字⒅。二書皆足長人慧根。”即謂滄浪、竟陵冥契同功。徐電發釚《南州草堂集》⒆卷十九《雲門廠公響雪詩序》雲：“自嚴滄浪以禪理論詩，有聲聞、辟支之說⒇，遂開鍾譚幽僻險怪之徑，謂冥心靜寄，似從參悟而入。一若詩之中，真有禪者。”尤為發微之論。焦廣期以漁洋比鍾譚(21)，竊疑鄧孝威已隱示斯意(22)，《尺牘新鈔》(23)二集載孝威《與孫豹人》：“竟陵詩派誠為亂雅(24)，所不必言。然近日宗華亭者(25)，流於膚殻，無一字真切；學婁上者(26)，習為輕靡，無一字樸落。矯之者陽奪兩家之幟，而陰堅竟陵之壘；其詩面目稍換，而胎氣逼真，是仍鍾譚之嫡派真傳也。”“華亭”、陳臥子也，“婁上”、吳梅村也，皆七子體而智過其師者也；“奪兩家幟”者，豈非王阮亭耶。計子發《魚計軒詩話》載凌緘亭《偶作》第二首亦云(27)：
“新城重代歷城興，清秀贏將牧老稱(28)（自註：時謂王阮亭為'清秀李於鱗'，錢牧齋亟稱之，何耶）。細讀羼提軒裡句(29)，又疑分得竟陵鐙（自註：新城有絕似鍾譚者）。”
然漁洋作詩，講究聲調，自負盜古人不傳之秘；竟陵於此事卻了無解會，故《尺牘新鈔》二集卷十五雷士俊《與孫豹人》雲：“大抵鍾譚論說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僅見，而略於音調，甚失詩意。詩以言志，聲即依之。鍾譚《詩歸》，譬之於人，猶瘖啞也。(30)”則漁洋說詩堪被“蘊藉鍾伯敬”之稱，而作詩又可當“響亮譚友夏”之目矣。 （425—426頁）①《列朝詩集》：清錢謙益編，明詩選本，八十一卷。附作者小傳。在《錘惺傳》裡附見《譚元春傳》，有張文寺說：“伯敬入中郎之室。”即明代詩歌流派竟陵派（鍾惺字伯敬，與譚元春均為湖廣竟陵人。）是從明代詩歌流派公安派（袁宏道字中郎）中出來的。
②袁小修：明袁中道字。有《珂雪齋近集》四卷。袁宏道與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稱三袁，湖廣公安人（今屬湖北）。為公安派創始者。文學上強調抒寫“性靈”，於詩文不滿明前後七子摹擬、復古主張。企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儒家思想的束縛。三袁中袁宏道成就較大。
③翁覃溪：清翁方綱號。有《復初齋詩集》七十卷。
④白蘇齋：袁宗道書齋名，字伯修，因好白居易、蘇軾詩，故名。是袁宏道啟鍾、譚，這裡說成袁宗道，所以說他誤了。
⑤與“初白庵”、“白庵”湊合：把袁宏道誤作袁宗道，是不是要把白蘇齋同初白齋（清查慎行，號初白）、白齋（清陸紹曾）湊合呢？
⑥竟陵：明代詩歌流派，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於詩文反對摹古，但又以公安派的作品為輕率，倡導幽深孤峭，追求形式上的險僻，作品因而流於冷澀。
⑦譚友夏：明譚元春字。有《合集》二十三卷。 《譚友夏合集?東坡詩選序》：
“斯選也，袁中郎先生有閱本存於家，予得之其子述之。”又《袁中郎先生續集序》：
“公安袁述之行其先中郎續集而屬予序，其言曰：'先子不可學，學先子者，辱先子者也。子不為先子者，實是先子知己，惟子可以敘先子。”從這兩段話看，袁中郎子述之已化為竟陵派了。
⑧小修：袁中道字。又有《珂雪齋集》二十四卷。 《珂雪齋集?答須水部日華書》：
“中郎之後，不能複有中郎，亦不可複有中郎也。”又《蔡不暇詩序》：“不效七子詩，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而宛然复傳盛唐之神，則善矣。”又《花雪賦引》：“友人竟陵鍾伯敬意與予合，其為詩清綺邃逸，每推中郎。”袁中道在這三篇文裡，完全肯定竟陵，把公安變成竟陵。好比王守仁（陽明）作《朱子晚年定論》，把朱子晚年之說說成與陸九淵理論相同了。
⑨湯若士：明代戲曲家湯顯祖字。
⑩陳伯璣：清陳允衡字，評選《詩慰》初集、續集。
⑾王百穀：明王稚登字。
⑿前後七子：明代詩歌流派。前七子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後七子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公安、竟陵與前後七子三派鼎立，並駕齊驅。
⒀列眉指掌：指眉毛、五指排列極清楚。
⒁鍾惺與譚元春合編幾種《詩歸》選本，可以作為示範。
⒂不疲津梁：猶架橋引渡，不懈地將作品流傳下去。
⒃賀子翼：明賀貽孫字。有《詩筏》一卷。
⒄《滄浪詩話》：宋嚴羽撰，一卷。分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詩證五類，對漢魏以來詩進行評論。 《詩辨》：“大抵禪道惟在妙語，詩道亦在妙悟。”
⒅《詩歸》：明鍾惺、譚元春編選，五十一卷。鍾惺《與高孩之觀察》：“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
⒆《南州草堂集》：明徐釚（字電發）撰，三十卷。
⒇嚴羽在《詩辨》裡講到禪家有大小乘，上乘具正法眼，悟是第一義；小乘聲聞、辟支乘，皆非正也。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謂：佛家有三乘：菩薩乘、辟支乘、聲聞乘。菩薩乘普濟眾生，稱大乘；辟支、聲聞僅求自度，稱小乘。辟支，梵語獨覺之義，非由師承，獨自悟道；聲聞，乃由誦經聽法而悟道者。
(21)焦廣期：清焦袁熹字。漁洋：清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
(22)鄧孝威：清鄧漢儀字。有雅頌領袖之稱。
(23)《尺牘新鈔》：清周亮工輯，十二卷。
(24)亂雅：雅指正聲，即亂正聲。
(25)“華亭”、陳臥子：明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
(26)“婁上”、吳梅村：清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
(27)計子發：清計發字。撰有《魚計軒詩話》一卷。
(28)新城：清王士禛，新城人。歷城：李攀龍，歷城人。指王士禛代李攀龍興起，不過是清秀李於鱗（李攀龍字），得到錢謙益（牧齋）
的稱讚。
(29)羼提軒：王士禛的齋名，指王士禛。
(30)瘖啞：啞人。
前後七子、公安、竟陵，是明代文壇上的幾個詩歌流派。前七子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反對楊士奇、楊榮、楊溥追求形式典雅、內容粉飾的臺閣體，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復古擬古。後七子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更把復古擬古推向高潮，嚴守古格古律。公安派三袁，不滿意七子的複古，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在某種意義上說，解放了文體，但又陷入俚俗。竟陵派既反對機械摹擬，又反對俚俗文風，自認為是在矯正七子之偏，補救公安之失，但又陷入出僻險怪的途徑。
這里三則明確指出的有以下幾點：
（一）“竟陵出於公安”，竟陵派在時間上後於公安。錢謙益選輯《列朝詩集》，撰《譚元春傳》引張文寺的話說鍾惺“入中郎室”，中郎的弟弟中道亦說鍾惺論詩極推中郎，這說明鍾惺的詩論是從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那裡來的，清代文學家翁方綱也認為袁家“漸啟鍾譚”。再看三袁的後代和追隨者，如“中郎之子述之已化於竟陵”；袁中道晚年亦未能堅守公安派的主張；倍受袁宏道推崇的戲曲家湯顯祖，其子季雲“酷嗜鍾譚”，詩亦“赫然竟陵體”；王稚登之子亦房詩，亦與譚詩難分難辨。這些例證說明竟陵詩論是從公安來的。公安的俚俗，公安後人也不滿意，所以多化於竟陵。因此，袁中道稱鍾惺論詩極推宏道的話：“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眾”，不盡符合上述例證的事實，應當注意後來的發展變化，已是愈來愈轉向竟陵。
（二）以往論明詩，總是說公安、竟陵與七子三足鼎立，論其貢獻、弊端和影響不相上下，這個說法似也不准確。因為竟陵詩論出自公安，後來超越公安，便成了與七子兩派“中分詩壇，對壘樹幟”（《談藝錄補訂》），而“公安無足比數”。清鄧顯鶴在《岳歸堂全集序》裡雲：“有明之詩凡三變”，“以茶陵倡於前，以竟陵殿其後”，而其中一變是七子的擬古體，而非公安；清方以智亦云：“近代學詩，非七子，則竟陵。”
（《通雅》卷首）王霖也雲：“聚訟紛紛堪一笑，謾推王李折鍾譚”（《讀唐宋元明人詩》），將王世貞、李攀龍與鍾惺、譚元春對舉；賀貽孫《詩筏》也是將竟陵與七子相提並論，“度長詰短”，參之以公安者極少。這是就詩論說的。這些清人的言論，反映了竟陵的影響確實比公安深遠。
（三）為什麼公安派反對七子最為猛烈，反而沒能成為七子的對手，而讓位於竟陵派，這裡指出有幾種原因：第一，鍾譚合作編選過風行一時的《古詩歸》、《唐詩歸》，凡是公安派欣賞的“浮滑膚淺”之作和搬弄禪語的超妙之作，鍾譚一概擯棄不選，通過選詩和評詩，亮出自己的主張和識見，造成了一定的影響；而公安派多是發議論，沒有樹鵠示範，後人又多不能“謹守家學而堅公安壁壘”，所以“規模不弘”，“難成氣候”。
第二，在文學觀點上，清人賀貽孫極推竟陵，將其與宋代詩論家嚴羽的詩論相比；在創作實踐上，世稱雅頌領袖的鄧漢儀稱“竟陵詩派誠為亂雅”，指出其詩風的特點；晚明陳子龍、吳偉業，於七子與竟陵之中，期望能矯其偏，補其失，實則仍是未離竟陵，陳吳的詩不過是“面目稍換，而胎氣逼真，是仍鍾譚之嫡派真傳”，這也就是說竟陵詩風後不乏人。
到了清代，能兼七子與竟陵之美者，是王士禛，他在詩壇上有一代宗匠之稱，善為古文，兼工詩詞，著述豐富，詩論與詩作均可“奪兩家幟”，還有選本《古詩選》、《十種唐詩選》、《二家詩選》、《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絕句》等，是兼學士與文人於一身的大家。實際上，他只是“清秀李於鱗”，“響亮譚友夏”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