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劉祁《歸潛志》①卷十三始言：“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間俚曲。”明曹安《讕言長語》②卷上亦曰：“漢文、唐詩、宋性理、元詞曲。”七子祖唐桃宋③，厥詞尤放。如《李空同集》④卷四十八《方山精舍記》曰：“宋無詩，唐無賦漢無騷。”《何大復集》⑤卷三十八《雜言》曰：“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胡元瑞《詩藪》⑥內編卷一曰：
“宋人詞勝而詩亡矣，元人曲勝而詞亦亡矣”；又曰：“西京下無文矣，東京後無詩矣”；又曰：“騷盛於楚，衰於漢，而亡於魏；賦盛於漢，衰於魏，而亡於唐。”（27—28頁）
夫文體遞變，非必如物體之有新陳代謝，後繼則須前仆。譬之六朝儷體大行⑦，取散體而代之⑧，至唐則古文復盛，大手筆多舍駢取散。然儷體曾未中絕，一線綿延，雖極衰於明，參觀沈德符《野獲編》錢枋分類本卷十《四六》條⑨。而忽盛於清；駢散並峙，各放光明，陽湖、揚州文家，至有倡奇偶錯綜者⑩。幾見彼作則此亡耶。復如明人八股⑾，句法本之駢文，作意胎於戲曲，豈得遂雲制義作而四六院本乃失傳耶⑿。詩詞蛻化，何獨不然。詩至於香山之鋪張排比，詞亦可謂盡矣，而理堂作許語，豈知音哉⒀。
即以含蓄不盡論詩，理堂未睹宋之姜白石《詩說》耶⒁。亦未聞王漁洋、朱竹坨、全謝山之推白石詩為參活句，有唐音耶⒂。按謝山語見《鮚埼亭文集》外編卷二十六《春鳧集序》⒃，許增《榆園叢刻?白石道人詩詞》評論未收。 《白石詩說》獨以含蓄許黃涪翁⒄，以為“清廟之瑟，一唱三歎”，其故可深長思也。 “詩亡”之嘆，幾無代無之。
理堂盛推唐詩，而盛唐之李太白《古風》第一首即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正聲何微芒，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⒅，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我志在刪述，垂暉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⒆”蓋亦深慨風雅淪夷，不甘以詩人自了，而欲修史配經，全篇本孟子“詩亡然後《春秋》作”立意⒇。豈識文章未墜，英絕領袖，初匪異人任乎。每見有人嘆詩道之窮，傷己生之晚，以自解不能作詩之嘲。此譬之敗軍之將，必曰：“非戰之罪”(21)，歸咎於天；然亦有曰“人定可以勝天”者矣(22)。亡國之君，必曰“文武之道，及身而盡”(23)；然亦有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
者矣(24)。若而人者，果生唐代，信能掎裳聯袘，傳觴授簡，敦槃之會(25)，定霸文盟哉。恐只是少陵所謂“爾曹”，昌黎所謂“群兒”而已(26)。而當其致慨“詩亡”之時，並世或且有秉才雄驁者，勃爾復起，如鍾記室所謂“踵武前王(27)，文章中興”者，未可知也。談藝者每蹈理堂复轍，先事武斷：口沫未乾，笑齒已冷。愚比杞憂(28)，事堪殷鑑(29)。理堂執著“詩餘”二字，望文生義。不知“詩餘”之名，可作兩說：所餘唯此，外別無詩，一說也；自有詩在，羨餘為此，又一說也。詩文相亂云云，尤皮相之談(30)。
文章之革故鼎新，道無它，曰以不文為文，以文為詩而已。向所謂不入文之事物，今則取為文料；向所謂不雅之字句，今則組織而斐然成章。謂為詩文境域之擴充，可也；謂為不入詩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 《司空表聖集》(31)卷八《詩賦》曰：“知非詩詩，未為奇奇。”趙閒閒《滏水集》(32)卷十九《與李孟英書》曰：“少陵知詩之為詩，未知不詩之為詩，及昌黎以古文渾灝，溢而為詩，而古今之變盡。”蓋皆深有識於文章演變之原，而世人忽焉。今之師宿，解道黃公度(33)，以為其詩能推陳出新；《人境廬詩草?自序》(34)不云乎：“用古文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寧非昌黎至巢經巢以文為詩之意耶(35)。推之西土，正爾同揆。理堂稱少陵(35)，豈知杜詩之詞，已較六朝為盡，而多亂於文乎。是以宗奉盛唐如何大復(36)，作《明月篇》序，已謂“子美詞固沉著，調失流轉”，實歌詩之變體。 《甌北詩集》(37)卷三十八《題陳東浦敦拙堂詩集》復云：
“嗚呼浣花翁(38)，在唐本別調。時當六朝後，舉世炫麗藻。青蓮雖不群(39)，餘習猶或蹈。惟公起掃除，天門一龍跳。”陳廷焯《白雨齋詞話》(40)亦以太白為“復古”，少陵為“變古”。何待至晚唐兩宋而敗壞哉。漁洋《論詩絕句》嘗云：“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堪以移評(41)。經生輩自詡實事求是，而談藝動如夢人囈語。
理堂不足怪也。詩情詩體，本非一事。 《西京雜記》載相如論賦所謂有“心”亦有“跡”
也(42)。
若論其心，則文亦往往綽有詩情，豈惟詞曲。若論其跡，則詞曲與詩，皆為抒情之體，並行不倍。 《文中子?關朗》(43)篇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林艾軒《與趙子直書》以為孟子復出(44)，必從斯言。蓋吟體百變，而吟情一貫。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詩者，或試其技於詞曲；宋元以來，詩體未亡，苟能作詩，而故靳其情，為詞曲之用，寧有是理。王靜安《宋元戲曲史》(45)序有“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之說。
謂某體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若用意等於理堂，謂某體限於某朝，作者之多，即證作品之佳，則又買菜求益之見矣。元詩固不如元曲，漢賦遂能勝漢文，相如高出子長耶(46)。唐詩遂能勝唐文耶。宋詞遂能勝宋詩若文耶。兼擅諸體如賈生、子云、陳思、靖節、太白、昌黎、柳州、廬陵、東坡、遺山輩之集固在(47)，盍取而按之。乃有作《詩史》者(48)，於宋元以來，只列詞曲，引靜安語為解。惜其不知《歸潛志》、《雕菰集》，已先發此說也。顧亦幸未見《雕菰集》耳。集中卷十尚有《時文說》，議論略等尤西堂(49)，亦謂明之時文，比於宋詞元曲。
然則斯人《詩史》中，將及製藝，以王、薛、唐、瞿、章、羅、陳、艾(50)，代高、楊、何、李、公安、竟陵乎(51)。且在國家功令、八股大行之世，人終薄為俳體(52)。
（28—31頁）①劉祁《歸潛志》：金未喪亂時，祁（字京叔）歸隱鄉間，居室名歸潛，因以名集，十四卷，多記金事。
②曹安《讕言長語》：雜記，二卷，多據見聞，發明義理。
③七子祖唐祧宋：明前七子是弘治、正德年間的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以李、何為代表；後七子是嘉靖、隆慶年間的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以李、王為代表。他們相同的是提倡復古擬古，師唐廢宋。
④《李空同集》：明李夢陽（自號空同子）撰，六十六卷。
⑤《何大復集》：明何景明（號大復）撰，三十八卷。
⑥胡元瑞《詩藪》：明胡應麟（字元瑞）撰，二十卷，分論古今詩體，主張“體以代變”、“格以代降”，提出神韻，對清代產生神韻說有影響。
⑦六朝儷體：指吳、東晉、宋、齊、梁、陳時代盛行的駢體，追求對偶是其特點，詞采華美、內容貧乏、詩風柔靡是其弊端。
⑧散體：形式比較自由，不講對偶，是偏重內容的文體。
⑨沈德符：明人，撰《野獲編》三十卷。清錢枋編成分類本。 《四六》條：“本朝既廢詞賦，此道亦置不講。”指明朝用八股文考試，不用四六文。
⑩陽湖文家：指清代陽湖（今江蘇武進）人錢伯坰、惲敬、張惠言等，他們研究駢文。李兆洛編《駢體文抄》三十卷，宣揚駢文，與桐城派古文相抗衡。揚州文家：指汪中，有《述學》內篇三卷，外篇一卷等著。他的駢文導源六朝，極著名。奇偶錯綜者：
李詳《論桐城派》，稱曾國藩之文“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可名為湘鄉派”。
⑾八股：八股文，明清兩代應舉的一種文體。試官規定排偶體制，限定字數，代古聖人立言。行文必有破題、承題、起講、提比、虛比、中比、後比、大結八個層次，死套這種模式寫出的文章便是八股文。
⑿制義：亦稱製藝，即八股。 《明史?選舉志》：“專取四子書及《易》、、《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仿宋經義，然代古代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製義。”排偶用排句來對偶，四六文是用四字句、六字句來講對偶，八股文是從四六演變來的，所以八股興，對偶體並沒有失傳。八股文代聖賢立言，院本即雜劇，雜劇代角色說話，猶八股代聖賢說話。八股興，代人說話的體裁沒有失傳。
⒀香山：唐代詩人白居易，自號香山居十。白居易的詩能盡量通志達情，焦循卻說：
“非弦誦不能通志達情”，怎麼可以稱為知音呢？即不知詩。
⒁姜白石：宋代詞人姜夔，自號白石道人。有《詩說》一卷，論詩主含蓄，與焦循詩亡說不同。
⒂王漁洋：清王士禛，自號漁洋山人。朱竹垞：清朱彝尊號。全謝山：清全祖望字。
以上三人皆推姜夔詩有唐音，與焦循詩亡說不同。
⒃《鮚埼亭文集》外編：清全祖望撰，五十卷。卷二十六《春鳧集序》：“次之則南渡姜白石，皆以其深情孤詣，拔出於風塵之表，而不失魏晉以來神韻，淡而彌永，清而能腴，真風人之遺也。”認為姜夔詩有魏晉以來神韻，是唐以後詩所沒有的。
⒄《白石詩說》許黃涪翁：《白石詩說》：“語貴含蓄，……山谷尤謹於此。清廟之瑟，一唱三歎，遠矣哉！”黃涪翁：宋黃庭堅號，又號山谷道人。
⒅楊馬：楊雄、司馬相如，都是漢代辭賦作家。
⒆絕筆於獲麟：孔子作《春秋》，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絕筆不再作。
⒇孟子：孟軻尊稱。 《孟子?離婁》章裡說到“詩亡，然後《春秋》作。”
(21)“非戰之罪”：《史記?頂羽本記》：項羽兵敗到東城，說：“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22)“人定可以勝天”：劉祁《歸潛志》卷十二：“人定亦能勝天。”按《周逸書?文傳》作“人強勝天”。
(23)文武之道：卷一六五梁元帝下：“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
(24)“不有所廢”：《左傳》僖公十年：“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
(25)掎裳連袘：牽裙連袖，指人多。潘岳《藉田賦》：“躡踵側府，掎裳連袘。”
敦槃：諸侯盟會用的禮器，敦以盛食，槃以盛血，為槃血用。
(26)少陵所謂“爾曹”：杜甫《戲為六絕句》之二：“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曬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昌黎所謂“群兒”：韓愈《調張籍》：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杜韓之意相同，在於譏斥輕薄後生詆毀前輩的言論。
(27)鍾記室：南朝詩論家鍾嶸，兩度任記室官，專掌文翰。他在《詩品?總論》說：
“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
(28)杞憂：《列子?天瑞》載，杞國有人憂天墜而廢寢食。後人乃以此比喻無謂的憂慮或無事自擾。
(29)殷鑑：《詩?大雅?盪》：“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殷人滅夏，殷的子孫，應以夏之复亡為誡。
(30)詩文相亂：焦循說：“晚唐以後，始盡其詞而情不足，於是詩文相亂。”即認為詩亡而遁於詞。這是皮相之談，只看表面，其實詩沒有亡。
(31)《司空表聖集》：唐詩論家司空圖（字表聖）撰文集，十卷。
(32)趙閒閒：金趙秉文自號閒閒道人，撰《滏水集》二十卷。
(33)黃公度：清黃遵憲，字公度，有《人境廬詩草》十一卷。
(34)昌黎至巢經巢：唐昌黎韓愈、清巢經巢、鄭珍，皆以文為詩。
(35)理堂稱少陵：焦循認為杜甫不背於詩樂合一之志，豈知杜詩已亂於文乎！
(36)何大復：明前七子重要作家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他認為杜詩是唐詩中的變體。
(37)《甌北詩集》：清詩人趙翼（字云松，號甌北）撰，五十三卷，好以議論入詩。
(38)浣花翁：指唐詩人杜甫，因居成都浣花里，故稱。
(39)青蓮：唐詩人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
(40)《白雨齋詞話》：清陳廷焯（字亦峰）撰，八卷。多推崇常州詞派。
(41)漁洋《論詩絕句》：清王士禛《精華錄訓纂》卷五下有《戲效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其中說：“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只講開元天寶的盛唐詩，看不到宋元詩的變化。這裡指對杜詩的變化也看不到。
(42)《西京雜記》：或謂梁吳均撰，六卷。記司馬答盛覽問賦：“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詩。”
(43)《文中子》：亦稱《中說》，十卷，隋王通之子福郊、福畤纂述，文體仿。
(44)林艾軒：宋林光朝（字謙之）有《艾軒集》九卷。
(45)王靜安：近人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他的《宋元戲曲史?序》：“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繼寫者也。”
(46)子長：漢司馬遷字。
(47)賈生：漢賈誼。子云：漢楊雄字。陳思：三國魏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靖節：
晉陶潛（字淵明），私諡靖節。柳州：唐柳宗元（字子厚），任柳州刺史，時號柳柳州。
廬陵：宋歐陽修，廬陵人。東坡：宋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遺山：金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都是著名文學家。
(48)《詩史》：指陸侃如、馮沅君著《中國詩史》。
(49)《時文說》：“時文家能達不易達之理，能著不易傳之神。……故極題之枯寂險阻虛仄不完而寡思渺慮，如飛東於蠶叢鳥道中，鬼乎脫命，爭於纖毫，左右馳騁而未見有失。……實於六藝九流詩賦之外別具一格也。”即指八股在達理傳神上比於宋元戲曲。尤西堂：清尤侗號。著有《西堂雜俎》等書。
(50)王、薛、唐、瞿、章、羅、陳、艾，代高、楊、何、李：《明史》卷二百三十一《薛敷歌傳》稱祖薛應旂，“應旂雅工場屋文字，與王鏊、唐順之、瞿景浮齊名，其詞文所品題，百不失一”。即指王、薛、唐、瞿。 《明史》卷二百八十八《艾南應傳》曰：“萬曆末，場屋文腐爛，南應深疾之，與同郡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為任。”稱為章、羅、陳、艾。高、楊：高啟、楊維楨，為明初著名作家。何、李：
何景明、李夢陽，為明代前七子的領袖。
(51)公安：明後期，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號稱三袁）為代表的文學流派，因是公安人，稱“公安派”。他們反對前後七子復古擬古的論調和表現，認為文學應因時因人而變，不能一味摹擬古人，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以卓見真情為文，保也產生了浮而不沉之弊。竟陵：明後期，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文學流派，因同是選家、竟陵人，稱“竟陵派”。他們倡導抒發性靈，反對公安派的粗率輕浮；反對七子復古擬古，又主張學習古人精神，走上了深幽孤峭之途。
(52)俳體：指八股文的排偶體。宋洪邁《容齋續筆》十二稱《龍筋鳳髓判》為俳體，即為對偶文，認為不莊重。
這兩則說文體遞變的道理，不像物體的演化，必須經過新陳代謝、前仆後繼。中國各種文體，淵源於五經。歷代文體的變化，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會的原因。王國維在雲：“四言敞而有楚辭，楚辭敞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敞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他說的只是文體自身發展的原因，鑑於已有文體出現弊端，才促成新文體的產生。 “弊”就是毛病，當某位敏感的文學家發現已有的文體在內容或形式上有著某種毛病或束縛時，便要尋求出路，由的四言到形體較為自由的《楚辭》，然後古詩、五言、七言、律詩、絕句、詞、曲，皆是伴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而產生的新的文體。
這裡引金劉祁、明曹安的話，都在說明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的文學有一個時代的風格。到了明代前後七子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輩，他們由於不滿“臺閣體”只追求典雅工麗的形式，不顧及格調的陳腐庸俗，而主張復古擬古，提出偏激之見。如李夢陽說：“宋無詩，唐無賦，漢無騷。”（《方山精舍記》）他所謂的“無”，就是“亡”的意思。何景明把這番意思明白地說出了：“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雜言》）他簡單地把文學形體的遞變，看作是絕對的新陳代謝或前仆後繼。明胡應麟也在《詩藪》裡發表相同的意見。明郎瑛《七修類稿》進一步提出貴古賤今的主張，認為“文章與時高下，後代自不及前”。如果說一個時代的文章有一個時代的標準是對的，但如果說後代的文學一定不如前代的文學，顯然大誤。
郎瑛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若照他的主張，文體無需變化，停留在先秦，仍然讀四言詩，或許是他的最高境界。但是社會生活和人類語言都在不斷發展、變化，表達情感和模寫事物的要求自然是越來越豐富，文體也便隨之越來越千變萬化、多姿多采，整部文學發展的歷史就是如此。
這裡舉出六朝駢體文盛行，取代了漢魏以來的散體文，開始時由於這種文體追求語言對偶、句式整煉、聲韻和諧、辭采華美、使事用典諸多嚴格的追求而廣為流行，發展到後來，更趨於形式的講求，內容日益貧乏，風格日益柔靡。於是楊炯《王勃集序》，稱王勃把“積年綺碎，一朝清廊，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也。”王勃起來革除柔靡的文風，但寫的還是駢文。詩也如此，陳子昂批評“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興寄都絕”，他提倡風雅興寄，他所寫的《詠懷》，還是五言古詩。直到韓愈提倡古文運動，以古文代替駢文，傳奇興起，變文出現，但當時駢文並未中絕，在傳奇、變文中就有不少駢儷語。錢先生即指出“儷體未曾中絕”，又指出“忽盛於清”。即就明代說，由於統治者的提倡和應試科舉的需要，八股文起，排偶句法的興起，又重視講究對偶，到了清代駢文大為盛行，又出現了“駢散並行，各放光明”的境況。這裡例舉駢體的盛衰發展便可以說明，文學體制的發展可以在同一體制中推陳出新，不是一種文體先亡，之後生出另一種文體，而是猶如調色，黑白呈灰，黑紅呈紫，紅黃藍白黑五種原色，可隨意隨時調配，便會產生越來越多的異樣色採，而原色是絕不能缺少的。錢先生以此比喻文學形體的發展，形象精闢，深入淺出，易於接受。這裡還形像地批駁了“彼作則此亡”的立論之誤，然而“詩亡”之嘆，幾乎每個時代都有。盛唐的大詩人李白，在《古風》的第一首便說：“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其實正是他自己成為偉大的詩人！
焦循在《雕菰集》講到唐以後“詩文相亂，而詩之本失”，“乃分而為詞，謂之詩餘”，“詩亡於宋”云云，都不可靠。這裡指出唐司空圖、金趙秉文和清趙翼、黃遵憲等人就唐“以文為詩”，“以古文渾灝，溢而為詩”，“以古文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
等詩文相混的文體變化，發表了深有識見的議論，說明詩的體製本身可以有種種發展變化，但詩並沒有亡。清人陳廷焯看到李杜在文體和內容上的變化，卻沒有說清是怎麼回事。錢先生指出兩點：（一）詩情和詩體“本非一事”，不能混為一談。 《文中子》雲：
“詩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性情與人同在，性情不亡，詩也不能亡。非但不亡，詩情和詩體還都會有各自的發展和變化。 （二）文分朝代，卻不限於某朝。王國維於文體前冠以朝代，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若是說賦至漢代始盛，詩至唐代始盛，詞至宋代始盛，曲至元代始盛，是可以的；但如果像焦循所說，賦只限於漢代，詩只限於唐，詞只限於宋，曲只限於元，便成了謬誤。一部文學史證明，一代有一代盛行的文體，如元曲勝於元詩，不等於說元無詩；漢賦勝於漢文，也不能說漢賦勝於司馬遷的《史記》；詩至唐始盛，詞至宋始盛，也很難說唐詩勝於唐文，宋詞勝於宋詩、宋文，具體到某位文學家也是如此，不能說司馬相如的賦寫得好，就說司馬遷的文寫得不好，實際上他們“各擅其絕”，“各放光明”，並峙文壇。但有的文體，它的高低有定，像八股文的排偶，稱為俳體，正說明它體制的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