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譚論詩皆主“靈”字，實與滄浪、漁洋之主張貌異心同①。 《隱秀軒文》往集《與高孩之觀察書》曰②：“詩至於厚，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為詩者。厚出於靈，而靈者不能即厚。古人詩有以平而厚者，以險而厚者，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云云。參觀譚友夏《自題簡遠堂詩》雲③：“詩文之道，樸者無味，靈者有痕。予進而求諸靈異者十年，退而求諸樸者七八年”；又《與舍弟五人書》引蔡敬夫稱其“筆慧人樸，心靈性厚”云云。議論甚佳。即滄浪所謂“別才非學，而必學以極其至也。”亦即桴亭所謂“承艾添膏，以養火種”也④。以“厚”為詩學，以“靈”為詩心，賢於漁洋之徒言妙悟，以空為靈矣。
范仲闇曾選《鍾李合刻》⑤，周氏《尺牘新鈔》卷七載範《與友人書》雲⑥：“伯敬好裁，而下筆不簡，緣胸中不厚耳。內薄則外窘，故言裁不如言養。”按伯敬《詩歸》評語反復於“厚”字⑦，《與高孩之書》又言“養以致厚”，而自運乃貧薄寒乞，此正伯敬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見”者也。仲闇之譏，伯敬固早得失寸心知矣。
《鈍吟雜錄》卷三曰⑧：“杜陵雲：'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近日鍾譚之藥石也。
元微之雲：'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王李之藥石也。 ⑨”又曰：“鍾伯敬創革弘正嘉隆之體，自以為得真性情也。人皆病其不學。餘以為此君天資太俗，雖學亦無益，所謂性情，乃鄙夫鄙婦市井猥媟之談耳，君子之性情不如此也。 ”按“鄙夫鄙婦”一語，或可譏公安派所言性靈，於竟陵殊不切當。必有靈心，然後可以讀書，此伯敬所自言；與鈍吟所以譏呵伯敬者，正復相同。此又予所謂鍾譚才苦學不能副識之證也。
《雜錄》卷五謂王李詩法本於滄浪⑩。鈍吟不知鍾譚詩法，正亦滄浪之流裔別子。伯敬《感歸詩》第十首自註雲：“譚友夏謂餘以聰明妨禪，語多影響。”《文?往集?答尹孔昭》雲：“兄怪我文字大有機鋒。我輩文字到極無菸火處，便是機鋒。”譚友夏《奏記蔡清憲》亦有“以詩作佛”之論。詩禪心法，分明道破。其評選《詩歸》，每不深而強視為深，可解而故說為不可解，皆以詩句作禪家接引話頭參也。納蘭容若《淥水亭雜識》卷四稱伯敬“妙解《楞嚴》⑾，知有根性，在錢蒙叟上⑿。”餘竊以為談藝者之於禪學，猶如先王之於仁義，可以一宿蘧廬，未宜久戀桑下。伯敬引彼合此，看朱成碧。
禪亦生縛，忘維摩之誡⒀；學不知止，昧荀子之言⒁。於是鸚鵡喚人，盡為啞子吃蜜。
語本《續傳燈錄》卷十八慈受禪師答僧問⒂。其病痛在此。至以禪說詩，則與滄浪、漁洋，正復相視莫逆。漁洋《古夫於亭雜錄》卷五云⒃：“鍾退谷《史懷》多獨得之見⒄。
其評左氏，亦多可喜。 《詩歸》議論尤多造微，正嫌其細碎耳。至表章陳昂、陳治安兩人詩，尤有特識。 ”漁洋師友如牧齋、竹垞⒅，裁別明詩，皆矢口切齒，發聲徵色，以詬竟陵。漁洋非別有會心，豈敢毅然作爾許語乎。《何義門集》卷六《复董訥夫》雲⒆：
“新城《三昧集》乃鍾譚之唾餘⒇。”楊聖遺《雪橋詩話》續集卷三記焦袁熹斥新城神韻之說(21)，謂“毒比竟陵更甚”。皆不被眼謾者。世人僅知漁洋作詩，為“清秀李於鱗”(22)，吳喬《答萬季野詩問》中語，趙執信《談龍錄》引之(23)。不知漁洋說詩，乃蘊借鍾伯敬也。 （103—105頁）①鍾譚：明鍾惺、譚元春。滄浪：宋嚴羽，號滄浪逋客。漁洋：清王士禛，別號漁洋山人。
②《隱秀軒集》：分天地玄黃……等集，鍾惺撰。
③譚友夏：明譚元春字，有《譚友夏合集》二十一卷。
④桴亭：清陸世儀號，有《思辯錄輯要》三十五卷。
⑤范仲闇：清範文光字，號兩石，嘗為鍾惺、李夢陽合刻。
⑥周氏：清周亮工輯《尺牘新抄》十二卷。
⑦《詩歸》：五十一卷，明鍾惺、譚元春合編，分《古詩歸》，十五卷，《唐詩歸》三十六卷。
⑧《鈍吟雜錄》：十卷，清馮班撰。
⑨王李：明王世貞、李攀龍。
⑩滄浪：宋嚴羽號滄浪逋客。
⑾納蘭容若：清納蘭性德字，有《淥水亭雜識》四卷。 《楞嚴》：佛經名，十卷，唐天竺沙門般刺密諦主譯。
⑿錢蒙叟：清錢謙益號，亦號牧齋。
⒀維摩：即維摩詰，佛名。 《維摩詰經?觀眾生品》，稱天女散花，花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花至大弟子即著不墮，證俗習未淨，禪亦生縛。 ⒁《荀子?勸學》：“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術）則始平誦經，終平讀禮。”即學止於讀禮。
⒂《續傳燈錄》：即《建中靖國續傳燈錄》，宋釋惟白撰，三十卷。因作者意在續道原所撰之《景德傳燈錄》，故稱《續傳燈錄》。
⒃《古夫於亭雜錄》：六卷，王士禛撰。
⒄鍾退谷：鍾惺號，有《史懷》十七卷。
⒅竹垞：清朱彝尊字，有《明詩綜》一百卷。
⒆《何義門集》：十二卷，清何焯撰。
⒇新城：清王士禛，新城人。有《唐賢三昧集》三卷。 (21)楊聖遺：晚近楊鍾羲字，有《雪橋詩話》十二卷，二集八卷，三集十二卷，餘集八卷。焦袁熹：清作家，字廣期。
(22)李於鱗：明李攀龍字。吳喬《答萬季野詩問》：一卷，清吳喬撰。
(23)趙執信：清人，有《談龍錄》一卷。
這一則講明鍾惺、譚元春的竟陵派詩論。竟陵派詩論皆主“靈”字，如譚元春《詩歸序》：“有教春者曰：公等所為，創調也，夫變化盡在古矣。其言似可聽。但察其變化，特世所傳《文選》《詩刪》之類，鍾嶸、嚴滄浪之語，瑟瑟然務自雕飾而不暇求於靈迥樸潤。抑其心目中，別有宿物，而與其所謂靈迥樸潤者，不能相關相對歟？夫真有性靈之言，常浮於紙上，決不與眾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專其力，壹其思，以達於古人；覺古人亦有炯炯雙眸從紙上還矚人，想亦非苟然而已。”這裡講當時的所謂“變化盡在古矣”，講的“變化”，指鍾嶸嚴滄浪之語。鍾嶸在《詩品序》裡說：“至於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渠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這是說寫詩只寫所見景物，不貴用事，不用經史中故實，這裡講寫景詩是對的，但要在寫景中表達深層的思想感情，反映複雜的生活感受，要在很短的詩句中表達丰富的內容，這樣說就不夠了。在這裡，竟陵派當在批評公安派三袁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這派詩，寫即目所見，不講用事，不講表達深層的情思，以鄙俚輕率為趨新，這是改變明代前後七子摹擬漢魏盛唐的做法，但這種變並不正確。這裡又講嚴滄浪，指《滄浪詩話?詩辨》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明代前後七子聽了嚴滄浪的話，作詩摹仿漢魏晉與盛唐之詩，也不行。竟陵派要糾正這兩種缺點，所以提出“靈迥樸潤”，“真有性靈之言”，“自出眼光”，這是糾正明代前後七子的摹仿說的。
譚元春在《詩歸序》裡又說：“人咸以其所愛之格，所便之調，所易就之字句，得其滯者、熟者、木者、陋者，曰我學之古人，自以為理長味深，而傳習之久，反指為大家，為正務。……夫滯、熟、木、陋，古人以此數者，收渾沌之氣；今人以此數者，喪精神之原。古人不廢此數者，為藏神奇藏靈幻之區；今人專藉此數者，為仇神奇仇靈幻之物。”這裡講有真性靈的話，自出眼光，與人云亦云的話不同。這些話可以保留在滯熟木陋的話裡，用來藏神奇靈幻的話。今人沒有真性靈的話，不能自出眼光，那他的滯熟木陋的話，沒有藏神奇靈幻的話，就全無可取了。
鍾惺《與高孩之書》裡又提出“厚”字：“向捧讀回示，辱論以惺所評《詩歸》，反復於'厚'之一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言，然而有說。夫所謂反復於'厚'之一字者，心知詩中實有此境也。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見也。何以言之？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為詩者。
厚出於靈，而靈者不即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 、蘇李是也。有如高岩峻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鐃歌、魏武帝樂府是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 ”這裡談到“厚出於靈”。厚指什麼呢？譚元春《與舍弟五人書》：“舟中無事，間發其（蔡公）回陳志寰先生與伯敬二書，說我人愈樸，性愈厚，是進德之驗。又說我筆慧而人樸，心靈而性厚。不知公從何處窺我如此也。 ”那末厚指為人厚道，誠樸，厚與進德有關，這又是仁厚了。靈指筆慧心靈。鍾惺指出有兩種厚，一種是“平而厚”，指性情真率和平，詩從肺腑中流出，自然真誠，這就是靈。
一種是險而厚，品格高峻，有原則性，不可侵犯，語言卓絕，其鋒不可犯，這也是一種靈。靈即有真性靈，自出眼光。 “厚出於靈”，即有了自出眼光的見解，才顯出人的仁厚或險厚來。否則人云亦云，就顯不出仁厚或險厚來了。
錢先生認為“以說詩論，則鍾譚識趣幽微，非若中郎之叫囂淺鹵。蓋鍾譚於詩，乃所謂有志未遂，並非望道未見，故未可一概抹殺言之。”（102頁）即認為竟陵派的鍾譚詩論，勝過公安派的三袁。試看袁宏道的《敘小修詩》：“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合，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魂。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餘則極喜其疵處。”又《靈濤閣集序》：“或曰：'（江）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遠，其為一代才人無疑。
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然中有一二語近俚近俳，何也？ '余曰：此進之矯枉之作，以為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而闊時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傳者，如'睫在眼前人不見'之類是也；有以俚而傳者，如'一百饒一下，打汝九十九'之類是也；有以俳而傳者，如'迫窘詰曲幾窮哉'之類是也。古今文人，為詩所困，故逸士輩出，為脫其粘而釋其縛。 ”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自胸臆流出”，這是好的。但喜其疵處，贊成“近俚近俳”，認為可以“脫其粘而釋其縛”，這就不對了。因此，朱彝尊《明詩綜》卷57《袁宏道》說：“《詩話》，隆（治）萬（歷）間，王（世貞）李（攀龍）之遺派充塞，公安昆弟（三袁）起而非之，以為唐自有古詩，不必選（《文選》）體；中晚（唐）皆有詩，不必祖盛（唐）；歐（陽修）蘇（軾）陳（師道）
黃（庭堅）各有詩，不必唐人。唐時色澤鮮妍，如旦晚脫筆硯者，今詩才脫筆硯，已是陳言，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剽擬所從事異乎！一時聞者渙然神寤，若良藥之解散，而沈痾之去體也。乃不善學者取其集中俳諧調笑之語，如《西湖》雲：'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 '《偶見白髮》雲：'無端見白髮，欲哭翻成笑。
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跳。 ”“按公安派講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自胸臆流出”，即竟陵派說的“有性靈之言”，“自出眼光”的意思。但竟陵派反對公安派的疵處，反對公安派的俳諧調笑之作，要求“冥心放懷，期在必厚”，要求有“平而厚”，“險而厚”；要求“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於一逢，求者之幸於一獲，入者之欣於一至。不敢謂吾之說，非即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鍾惺《詩歸序》）
這樣孤懷靜寄、虛懷定力來探索詩的真精神，反對公安派的“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就勝過公安派的詩論了。
錢先生又指出竟陵派的詩論勝過王士禛的神韻派，稱竟陵派“以'厚'為詩學，以'靈'為詩心，賢於漁洋之徒言妙悟，以空為靈矣。”王士禛的神韻說：“'白雲抱幽石，綠筿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與傳'，遠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清遠兼之也。總其妙在神韻矣。”“朦朧萌坼，情之來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帶經堂詩話》卷三）這些話講神韻，寫景要選取有詩意的景物，像雲水竹石，山水鳴禽，情意即含蓄在景物之中，像“白雲抱幽石”的“抱”，“綠筿媚清漣”的“媚”，用擬人化手法，即有情味。 “表靈”指景物的靈異。
“蘊真”指蘊藏仙人，這裡即含有極讚美的意思。這樣就寫得景清而意遠。再說寫情由境來透露，不明說，所以朦朧，只露一點苗頭，所以萌坼，是含蓄不露。神韻派寫景像一張藝術照相，選取有詩意的景物來寫。神韻派寫情，只透露一點苗頭，讓讀者去體會。不論寫景抒情，都力求含蓄。這樣的作品，寫得成功的，可備一格。神韻說的產生，由於王士禛看到明代前後七子學唐詩，只學到腔調形式，只是模仿，沒有真性情真感受。因此提出神韻說，寫出自己對景物的藝術美和真感受，這是比模仿腔調形式要高出一籌。這是要作者確實有見於景物的藝術美，確實在生活中有真感受才行。否則，作者並沒有真的看到景物的藝術美，並沒有從生活中有真感受，那他用神韻說來寫詩，就不免“以空為靈”了。那就不如竟陵派的“以'厚'為詩學，以'靈'為詩心”了。錢先生也指出竟陵派的缺點：“胸中不厚”，“自運乃貧薄寒乞”。引《鈍吟雜錄》稱杜甫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為鍾譚之藥石，即譏鍾譚讀書少，學力不夠。又引元稹詩：“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
為王李之藥石。指王世貞、李攀龍的模仿古人。即“傍古人”，不是“直道當時語”。
按朱彝尊《明詩綜》卷六十《鍾惺》：“張文寺雲；'伯敬（鍾惺）入中郎（袁宏道）
之室，而思別出奇，以其道易天下，多見其不自量也。 ”又卷六十六《譚元春》：“友夏（譚元春）別出蹊徑，特為雕刻。要其才情不奇，故失之纖；學問不厚，故失之陋；性情不貴，故失之鬼；風雅不道，故失之鄙。一言以蔽之，總之不讀書之病也。 ”歸結到不讀書，與上文所說一致。錢先生認為鍾譚有見識，只是學力不夠，所以鍾惺自言“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見”。錢先生又指出鍾譚論詩的《詩歸》也有缺點，即對詩“作禪家接引話頭參”，“每不深而強視為深，可解而故說為不可解。 ”如《唐詩歸》卷十四丁仙芝《京中守歲》：“守歲多燃燭，通宵莫掩扉。客愁當暗滿，（鍾雲：
此'滿'字與'巷中情思滿''滿'字同妙。 ）春色向明歸。 （鍾雲：'當暗滿''向明歸'，各有實境，解不出。）……”這首詩寫在京中作客，除夕守歲，通宵不睡。守歲故多燃燭，通夜不睡，到燭燒完了，室內暗了，客愁滿了。這時天快亮了，所以說“春色向明歸”。這四句本不難解。鍾惺說“解不出”，即可解而“故為不可解。 ”
“當暗滿”“向明歸”，講得確切，但並不深，說成“解不出”，似“不深而強作深”。
在燭暗時指出“客愁”
“滿”，在天明時指出“春色”“歸”，這就似“作禪家接引話頭參”，並不通過“當暗滿”“向明歸”來作即景抒情的描寫的探索，停留在“接引話頭參”上，便成為“解不出”了。論詩應該衝破參禪，就創作的角度來作解釋。停留在“解不出”上就不對了。所以說“談藝者之於禪學，猶如先王之於仁義，可以一宿蘧廬，未宜久戀桑下”。
《莊子?天運》：“仁義，先王之蘧廬（旅舍），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後漢書?襄楷傳》：“浮屠不三宿桑下。”即指用禪家接引話頭來讀詩，只有參一下，即當轉入藝術分析。否則停留在參禪上，粘著不放，如鸚鵡喚人，只能說出向人學來的話，不能說出自家的體會；如啞子吃蜜，能辨別蜜的甜味，卻說不出來。
再像《唐詩歸》卷十二常建《白龍窟泛舟》：“……環回從所泛，夜靜猶不歇。淡然意無限，身與波上月。”（鍾雲：“'與'字不可思議，以未了語作結，妙妙。若云：
'身與波上月，淡然意無限。 '則於'與'字有歸著，然膚甚矣。 ”鍾雲：“結句之妙，有似句之下，尚有說者。非神化之筆，不足以語此。 ”）這個結尾，寫在湖上泛舟，到夜不停，因為此身與波上月有無限的情意，即對月與水波有情意，所以入夜還在泛舟。
這個結尾的好處，只說“淡然無限意”，究竟是什麼情意沒有說，讓讀者自己去體會。
聯繫上文“應寂中有天，明心外無物。”當時“夜靜”，所以說“應寂”，在寂靜中別有天地，是什麼天地呢？是“心外無物”，是心中想的。當時詩人心中可以有各種想法，也是“意無限”的。這是跳出禪家接引話頭，從詩意的推測說的。鍾惺認為“'與'字不可思議”，即“可解而說為不可解”。說把結末兩句一顛倒，“膚甚矣”，也說得不可解。說結句下尚有說是對的，即餘味不盡，可供體會，說成“神化之筆”，又是“不深而強為深”了。這確是鍾譚的缺點。
錢先生又指出王士禛推重鍾惺的《史懷》，說他評《左傳》多可喜。如論城濮之戰：
“善製勝者，審機執權，中有主而外不測，操縱在我，而於天下無所不用；無所不用，而後敵失其所以勝，此制勝之道也。晉文公城濮之戰，……總以善用曹衛為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複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复曹衛以攜之，曹衛告絕於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為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這里通過城濮之戰，研究晉國所以製勝之道，是可喜的。再稱他表彰陳昂、陳治安兩人詩，按鍾惺作《白雲先生傳》，即稱陳昂的詩，稱徐渭詩遜昂。王士禛能賞識鍾惺，一定看到他的好處。何焯稱王士禛《三昧集》乃鍾譚的唾餘。王士禛的選《唐賢三昧集》，偏向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一邊，採取司空圖《詩品》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說法，專以沖和淡遠為主，不取“掣鯨魚碧海”的李白、杜甫詩。這跟鍾譚的“察其幽情單緒”有類似處，所以說“乃鍾譚之唾餘”。至於說神韻說“毒比竟陵更甚”，指神韻說的流弊，流於空洞，入於模糊影響，與明七子的貌為盛唐，同樣是一種空腔，所以吳喬稱王士禛詩為“清秀李於鱗”，即也屬於明七子李攀龍派，只是清秀些罷了。錢先生又指出，王士禛的說詩，跟鍾惺提倡的“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有相通處，不過講得蘊藉含蓄罷了。這是錢先生對王士禛說詩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