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讀文言，文言典籍浩如煙海，內容五花八門，有如何選擇、如何吸取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用比較簡明的話表示，是要什麼，不要什麼。這似乎不難解決。當然是要好的或說有用的。可是哪些是有用的呢？分辨有用無用要有個標準，標準因需求、因人而可以不同。比如我們是研究文化史，那就連讖緯、堪輿的書也很有用；如果是一般的學習文言，當然就不必在這類迷信的書裡兜圈子。這裡還是縮小範圍，專說學文言，選定讀物也是個麻煩問題。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浩如煙海的作品中選取什麼，二是作品選定，在不同的版本中選用什麼。
選書的問題，舊時代屬於目錄學範圍，內容很繁，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清楚的。例如清朝光緒初年，張之洞作了一部《書目答問》（有人說是繆荃孫代作的），就是想指導初學，解決讀什麼（過去自然指中國古籍）和選用什麼版本的問題的（1929年范希曾作成《書目答問補正》，較原書詳確）。 《書目答問》收書兩千多種，現在仍然有參考價值，但是對我們目前學習文言來說卻不合用。因為：一、那時候視為重要的，現在也許用處很小；二、那時候視為上好的，現在看來卻未必佳；三、近百年來整理詮釋古籍的成績那時候自然無法收入；四、對現在的初學說，內容嫌過多過繁。現在需要新的、解說較詳的、供一般學習文言的人參考的《書目答問》。暫時沒有，我們只好自己積累一些這方面的知識。
怎麼積累呢？先要具備一些歷史知識，尤其文學史知識，也就是要知道歷代有哪些名作家和名作品。這是基本的。此外，還要注意現時的出版閱讀情況，就是大致了解多數學文言的人目前在讀什麼，哪些書容易找到。讀文學史，參考別人的閱讀經驗，這雖然近於隨波逐流，卻常常能夠得其要領，費力不多而解決了選讀的問題。
讀物選定之後，還要具備一些選用版本的知識。這方面的知識，有概括的，譬如一般說：一、一種古籍，經過後人校勘的比古本合用，如《淮南子》，劉文典的《淮南鴻烈集解》比漢朝高誘注的合用；二、現代人標點註解的比舊時斷句加註的合用，如《孟子》，楊伯峻的《孟子譯註》比宋朝朱熹的《孟子集注》合用；三、尤其對於初學，選注的比全書合用，如王伯祥的《史記選》比舊本《史記》合用；四、註解詳的比註解略的合用，如同是《左傳》選本，王伯祥的《左傳讀本》比秦同培的《左傳精華》合用（有例外，如王先謙《莊子集解》後出，註解簡明扼要，不如郭慶藩《莊子集釋》詳盡，卻更便於用）；五、深於此學的人評選註解的比一般人選注的合用，如錢鍾書的《宋詩選法》比其他宋詩選本合用。概括的知識之外，還要具備一些關於某某書、某某篇的版本知識。例如《史記》，我們想全讀，就要知道，中華書局新標點本比舊版沒標點的合用，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注較詳，應找來參考；如果不想全讀，就要知道，現在常見的有王伯祥、鄭權中、張友鸞等幾種選注本，王伯祥的註解較詳盡，宜於深入鑽研；甚至只想讀一篇，如《廉頗藺相如列傳》，也最好知道都有哪些選本選了這一篇，以便有疑問的時候參考酌定。
以上談的是如何選定讀物的問題。為初學講文言或初學讀文言，比選定問題更重要的是從讀物中吸取什麼的問題。文言典籍是古人寫的，古人生在舊時代，思想感情自然是舊的，或者退一步說，不能不受舊時代的影響。因而其作品就不能不同現在的要求有距離，就是說，兼有精華和糟粕。有些著作，尤其從思想方面看，是精華很少，糟粕很多。就說很少吧，糟粕總有毒素，會起毒害人的消極作用。如果因為有糟粕而就不肯讀，甚至不敢讀，其結果就會無書可讀。這當然不是辦法。可行的辦法是能夠分辨是非好壞，取其精華而捨其糟粕。
講讀文言，初期選用的讀物，絕大多數是名作家的名作。名作，其中當然有不少精華，但也不能保證天衣無縫，毫無糟粕。這糟粕，因性質的不同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思想感情方面的，二是科學性方面的，三是文字表達方面的。以下舉例說說這三方面的情況。
一、思想感情方面（為簡明，只舉單篇為例）
（1）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 ……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史記·李將軍列傳》）（2）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曹丕《典論·論文》）
（3）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君侯製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 ……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李白《與韓荊州書》）
（4）古之學者必有師。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韓愈《師說》）
（5）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 ……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王羲之《蘭亭集序》）（6）項脊軒，舊南閣子也。 ……語未畢，餘泣，嫗亦泣。 ……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 ……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歸有光《項脊軒志》）
（7）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复奚疑？ （陶淵明《歸去來辭》）
（8）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 ……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 （王禹偁《黃岡竹樓記》）
例（1），《李將軍列傳》出於太史公司馬遷的大手筆，又是《史記》傳記中的名文，無論材料、佈局以及寫人寫事，當然都非常精采，用不著我們再贊一辭。但是專就上面引的這部分看，李廣因未得封侯而向望氣的王朔請教，在相貌、命運方面找不到原因，最後歸結為“報應”，這當作歷史事實敘述一下自然也未可厚非，問題是體會行文的口氣，作者也是傾向於相信的。 （可與《陳涉世家》比較，在那篇裡，卜者教陳勝、吳廣裝神弄鬼，作者明白表示那是假的。）相信真有所謂報應，現在看來當然是可笑的迷信，因而是大精華中的小糟粕，我們講讀時顯然應該捨棄它。例（2），《典論·論文》是一篇名文，見解和辭章都是出類拔萃的；只是這裡引的幾句話，強調個人的成名、傳名，在當時縱使是不可不有的思想，現在看來總是不合適的，所以講讀時也應該捨棄它。例（3），《與韓荊州書》也是一篇名文，因為有名，所以還從其中生出“識荊”這個典故。在唐朝，為出頭而求名人提拔是很多人走的路，李白當然也可以這樣做。不過像這裡引的一些話，放在韓朝宗身上就未免太誇大，因為他的地位不過是荊州刺史之下的一個“長史”，怎麼就能“侔神明”“動天地”呢？為求助而把對方吹上天，這苛刻一些說是“謅”，與“謫仙人”的雅號是不相稱的，所以也應該算作糟粕。例（4），大家都承認《師說》是一篇思想好的文章，所以幾乎到處都選它。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的話，在當時這樣說似乎也沒有什麼，因為社會情況就是如此。只是現在看來，總不能不算美中不足，所以講讀時應該認識，這是舊時代士大夫的偏見，不足為訓。例（5），《蘭亭集序》也是一篇名義，篇幅不長，可是記事、寫景、言情都富有詩意，所以一直為人們所愛讀。只是就思想感情說，終嫌過於突出士大夫的閒適。上面引的幾句更退後一步，變為消沉，由好的作品有移情作用這個角度看，我們是不應該吸取的。例（6），歸有光的文章長於以瑣事抒深情，《項脊軒志》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內容很瑣細，可是寫人寫景都描畫入微，並能於委曲的情節中顯示人的心境，所以感染人的力量很強。缺點（由現在看）是情調太低沉，彷彿總是在說，完了，什麼都過去了！自然，我們應該承認，人人有感傷的權利；不過作為選來的讀物，尤其對於年輕人，過於感情低沉、性情脆弱，如果還有影響的力量，那是不合適的。例（7），在文學史上，《歸去來辭》更加有名，歐陽修甚至說，晉朝只此一篇可以算作文章。內容也好，亂世棄官不作，回家務農，確是值得讚揚。從辭章方面看也是上好的，寫情寫景都很真切，並且協韻，有濃厚的音樂性。只是上面引的幾句，道家的任其自然、一切無所謂的氣味太重，作為現在的讀物是不宜於吸取的。例（8），《黃岡竹樓記》寫得很精煉，素材，安排，寫景，言情，都很講究，確是值得一讀。只是上面引的幾句，寫的完全是士大夫自鳴清高的形象，現在看來是應該唾棄的。
二、科學性方面
（1）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製六合，執敲樸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賈誼《過秦論》）
（2）予得此於定海，命謝子大周鈔別本以歸，……明長陵不罪藏方孝孺書者，此帝王盛德事。 （姜宸英《奇零草序》）
（3）嘉慶十二年四月三日，商丘陳燕仲謀、陳焯度光招予遊宋氏西陂。陂自牧仲尚書之沒，至於今逾百年矣，又嘗值黃河之患，所謂芰梁、松庵諸名勝，無一存者。 （管同《遊西陂記》）
（4）昌平州，京師之枕也，隸北路廳。 ……州之東有鎮山焉，曰天壽山，明十二陵之所在。 （龔自珍《說昌平州》）
（5）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佔數十頃。 （以下敘大旱年焦逼農民交糧，用大杖打傷農民事）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布穀代償，使勿知。 （以下敘有人將此情況告知焦令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
（6）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 （黃宗羲《原君》）
（7）庚戌十一月，予自廣陵歸，與陳子燦同舟。 ……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 ……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塵滾滾東向馳去。 （魏禧《大鐵椎傳》）
（8）朱衣道人者，陽曲傅山先生也……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跡，愛其圓轉流麗，稍臨之，則遂亂真矣。”已而乃愧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棱難近；降而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全祖望《陽曲傅先生事略》）例（1），《過秦論》是一篇有名的議論文，氣勢雄偉，有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之勢，因而連太史公司馬遷都樂得引用。可是上面引的“吞二週”卻說錯了。這兩個“週”是東周末年封的小國；西周是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被秦國消滅的，東周是秦莊襄王元年（前249）被秦國消滅的，那時候秦始皇還沒有即位（前246年才即位）。這是只圖大話痛快好聽而忽略了史實，例（2），姜宸英著文，褒揚忠貞，希望《奇零草》傳世，用意是很好的。可是引的古事中有“明長陵不罪藏方孝孺書者”卻有問題，《明史·方孝孺傳》明明說：“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稌潛錄為《侯城集》，故後得行於世。”推想《明史》的記載不會沒有根據，若然，姜宸英的寬厚說法就靠不住了。例（3），宋犖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死的，到管同等遊西陂的嘉慶十二年（1807）只有九十四年，文中說“逾百年矣”是錯的。例（4），現在很多人游過十三陵，知道汽車過昌平縣（清朝名昌平州）還是往北走。龔自珍的文章卻說在“州之東”，這是坐在書桌前的想當然。例（5），根據《段太尉逸事狀》所寫，焦令諶是個殘暴的軍閥，大壞蛋，把無力交糧的農民打得奄奄待斃，他毫不動心，聽到段太尉代人交糧就良心發現，以至於一夜之間就愧恨而死，這太不合事理，顯然是隨便說說，決不可信（事實是以後還在作官）。例（6），《原君》，從思想方面看是極上等的文章，見理明，用意深，膽量大，兩千年來幾乎找不出幾篇能夠同它相配。可是開頭說的兩種狀況，一是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另一是忽而出來一人，毫不自私，毫不自利，都顯得有些離奇。無論就事實說還是就道理說，這樣截然不同的兩極端都是不可能有的。例（7），《大鐵椎傳》寫得像神怪小說，所以不少人喜歡讀。問題出在它不是神怪小說，因為有真人陳子燦為證。可是像上面引的那些表現，窗門不開就“言訖不見”，“東向馳去”以至於“塵滾滾”，都違反事理。因此，“姑妄聽之”自然未嘗不可，信以為真就不合適了。例（8），傅青主評書法舉“松雪、香山”，下面並且說了些不敬的話，這很不合事理：一是白居易不是書法家，傳世筆跡很少；二是即使是書法家，與趙孟*並舉也應該顛倒次序，說“香山、松雪”；三是決不能比白居易為匪人。查傅青主的文集，才知道“香山”應作“香光”（董其昌），原來是全祖望寫錯了。
三、文字表達方面
文字表達，過去習慣稱為“辭章”，取捨的問題比較難於說清楚，因為同一篇文章，專從寫作技巧方面考慮，常常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概括的原則容易說，比如自然比造作好，簡練比拖沓好，流利比艱澀好，古樸比輕浮好，生動比板滯好，典雅比粗俗好，優美比鄙陋好，等等，大家都會同意。問題是這些原則都很抽象，難於像用天平衡物那樣，半斤就是半斤，三兩就是三兩。抽象的原則難於實用，原因不只一種：一、各人眼光不同，好惡不同，甲說流利好，乙甚至可以說，艱澀有一種暗藏的美，更好；二、同一種寫法，甲看著不很自然，乙也許覺得很自然；三、有些作品，辭章方面屬於中流，於是好之者可以譽為質樸，惡之者可以毀為笨拙，好之者可以譽為靈活，惡之者可以毀為輕浮，因為質樸與笨拙，靈活與輕浮，本來就是近鄰。總之，還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難於避免主觀片面性。但是我們又必須承認，就是辭章方面，作品，或說有些作品，終歸有高下之分，而我們也應該細心地、盡量避免偏見地分辨高下，然後取其精而捨其粗。以下舉例說說這方面的情況，因為終是一己之見，所以只能供參考。
先說書。古籍傳到現代的，絕大多數是名著，因而辭章好的就用不著舉例。書與書相比，有的，即使是極少數，顯然差一些。例如王充的《論衡》，在東漢陰陽五行迷信盛行的時期，大聲疾呼地提倡科學精神，毫不留情地揭露、反駁各種流行謬說，其思想的高超真是難以筆墨形容。可是說到文字表達，卻瑣碎拖沓（明朝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曾指出這一點），既不流利，又不生動。如果我們是剛讀過《孟子》，這種印象就會更加明顯。又如南北朝有一部新奇而價值很高的書，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它與也是北朝著作的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相比，就顯得過於板滯無華了。
再說人。同是作家，有人文筆造詣高，有人低，這也用不著舉例。就是同一個人，寫不同體裁的作品，也會有高下之分。例如杜甫是了不起的大詩人，其實他也寫文，可是（還是從寫作技巧方面看）遠不如詩。明朝的大作家歸有光正好相反，是詩不如文。
縮小到一篇，文字表達方面有時也有高下之分。例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文章為後代古文家推為登峰造極，《原毀》一篇尤為人所樂道，可是那種故意多重疊、多對稱以製造聲勢的寫法，今天看來未免造作氣味太重，實在沒有什麼好。又如明朝馬中錫的《中山狼傳》也是一篇流行的名文，內容當然是好的；至於全篇生硬地拼湊典故的那種寫法，使人不能不想到冬烘先生在籬下謅文，搖頭晃腦的那種神氣，可以說是不能與內容相配了。
再縮小，一篇之內也會大醇而小疵。例如：
（1）庭堅頓首，幾仲司戶足下：……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惰歟，則不得歸怨於世也。 （黃庭堅《答李幾仲書》）
（2）右《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父所著書也。 ……嗚呼！餘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 （李清照《金石錄後序》）
例（1），“天難於生才”以下是經義文寫法，放在後代八股文裡是稍解放的兩股，至少我們今天看來，有迂腐氣，不如前後散行的文字那樣平順自然。例（2），《金石錄後序》是一篇內容充實、感情深摯、可歌可泣的名文，敘事樸實懇切；只是上面引的“嗚呼”以下，交代自己經歷的時間，忽然謎語式地用了兩個典故，顯得紆而拙，這不得不算作金玉堆中一顆小小的砂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