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二章.3
但是我觀察到，在中國，在今天，在現實生活中，許許多多的人，其實是最不在乎心靈的質量問題的，越來越不在乎自己的，也越來越不在乎他人的了。這一種不在乎，和我們人類文化中一向的很在乎，太在乎，越來越形成著鮮明的，有時甚至是相悼的，對立程度的反差。人們真正在乎的，只剩下了心臟的問題，也許這因為，人們彷彿越來越明白了，心靈是莫須有的，主觀臆想出來的東西。而心才是自己體內的要臟，才是自己體內的實在之物吧？中國文化中，對於所謂人的心靈問題，亦即對於人的德性問題。一向是喋喋不休充滿教誨意味兒的。而如今的中國人，恐怕是我們這個地球上德性方面最鄙俗不堪的了。人類對於自身文化的反叛，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似乎進行得最為徹底。我們彷彿又被拎著雙腿一下子扔回到千萬年以前去了。扔回到和我們的原始祖先們同一文化水準的古年代去了。正如我們都知道的，在那一種遠古年代，所謂人類文化，其實只有兩個內容——“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和對死的恐懼。
我們中國民間有一種說法一一—人心十竅。意思是心之十竅，各主七情六欲。當然有一竅是主貪欲的。當然這貪欲也包括對金錢的貪。所以，老百姓常說——某某心眼兒多，某某缺心眼兒，某某白長了心眼兒死不開竅。如今我們許多中國人之人心，差不多只剩下一竅了，那就是主貪欲那一竅。所貪的東西，差不多也只剩下了錢，外加上色點綴著。主著其他那些七情六欲的竅，似乎全都封塞著了。所以我前面說過，這樣的人心。它又怎麼能比人手的感覺更細微更細膩呢？它變成在“質”的方面很粗糙，很簡陋，功能很簡單的一個東西，豈不是必然的嗎？
於是我日甚一日地覺得，與人手相比，我們的張冠李戴的錯誤，使人心這個我們體內的“泵”，不但越來越蒙受垢辱，而且越來越聲名狼藉了，越來越變得醜陋了。當然，若將醜陋客觀公正地歸給腦，心是又會變得非常之可愛的，如同卡通畫中畫的那一顆鮮紅的紅櫻桃般可愛。那麼腦這個傢伙，卻將變得醜陋了。腦的形象本就不怎麼美觀，用盆扣出的一塊凍豆腐似的，再經指出醜陋的本質，它就更令人厭棄了不是？
有些錯誤是只能將錯就錯的，也沒有太大糾正的必要。認真糾正起來前景反而不美妙。反正我們已只能面對一個現實——心也罷，腦也罷，我們中國人身體中的一部分，在經過了五千多年的文化影響之後，居然並沒有文明起來多少。從此我們將與它的醜陋共生共滅，並會漸漸沒有了羞恥感。
我的寧靜之享受，常在臨睡前，或在旅途中。每天上床之後，枕旁無書，我便睡不著，肯定失眠。外出遠足，什麼都可能忘帶，但書是不會忘帶的。書是一個囊括一切的大概念。我最經常看的是人物傳記、散文、隨筆、雜文、文言小說之類。 《讀書》、《隨筆》、《讀者》、《人物》、《世界博覽》、《奧秘》都是我喜歡的刊物，是我的人生之友。
通過閱讀，我認識了許許多多的人，彷彿每天都有新朋友。我敬愛他們，甘願以他們為人生的榜樣。同時也彷彿看清了許多“敵人”，人類的一切公敵——人類自身派生出來的到自然環境中對人類起惡影響的事物，我都視為“敵人”。
讀，實在是一種幸福。
我認為，對於身為教師者，最不應該的，便是以貧富來區別對待學生。
可是我心裡卻不想再繼續上學了，因為窮、太窮，我在學校裡感到一點尊嚴也沒有。而一個孩子需要尊嚴，正像需要母愛一樣。
我是全班惟一的一個免費生。免費對一個小學生來說是精神上的壓力和心理上的負擔。
一位會講故事的母親和從小的窮困生活，是造成我這樣一個作家的先決因素。狄更斯說過——窮困對於一般人是種不幸，但對於作家也許是種幸運。的確，對我來說，窮困並不僅僅意昧著童中生活的不遂人願。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從童年起就開始懷疑生活，思考生活，認識生活，介人生活。雖然我曾千百次地詛咒過窮困，因窮困感到過極大的自卑和羞恥。
教育的社會使命之一，就是應首先在學校中掃除嫌貧愛富媚權的心態！
而嫌貧愛富，在我們這個國家，在我們這個國家的小學、中學乃至大學，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今天，依然不乏其例。
因為我小學畢業後，接著進入了中學、而後又進入過大學，所以我有理由這麼認為。
我詛咒這種現象！鄙視這種現象！
青年永遠是文學的最真摯的朋友。中學時代正是人的嶄新的青年時代。他們通過擁抱文學擁抱生活，他們是最容易被文學作品感動的最廣大的讀者群。今天我們如果進行一次有意義的社會調查，結果肯定也是如此。
我在中學時代，是個中等生。對物理、化學、地理、政治一點興趣也提不起來。每次考試勉強對付及格。俄語韌一上學期考試得過—次最高分——九十五，以後再沒及格過。我喜歡上的是語文、歷史、代數、幾何課。代數、幾何所以也能引起我的學習興趣，因為像旋轉魔方。公式定理是死的，解題卻需要靈活性。我覺得解代數或幾何題也如同寫小說。一篇同樣內容的小說，要達到內容和形式的高度完美統一，必定也有一種最佳的創作選擇。一般的多種多樣，最佳的可能僅僅只有一種。重審我自己的作品，平庸的，恰是創作之前沒有進行認真選擇角度的。所謂粗製濫造，原因概出於此。
對較多數已經是作家的人來說，通往文學目標的道路用寫滿字蹟的稿紙鋪墊。這條道路不是百米賽跑，是漫長的“馬拉松”，是必須步步進行的競走。這也是一條時時充滿了自然淘汰現象的道路。缺少耐力，缺少信心，缺少不斷進取精神的人，缺少在某一時期內自甘寂寞的勇氣的人，即使“一舉成名”，聲名鵲起，也可能“曇花一現”。始終“競走”在文學道路上的大抵是些“苦行僧”。
談到所謂“個人奮鬥”，我認為我們北大荒知青中如今當了編輯、編劇、作家的朋友們，可以說人人都是“個人奮鬥”過來的。但是，在我們走過來的路途上，的的確確有兵團對我們的扶植和培養起重要作用。的的確確有像楊防、崔幹事這樣的人的鼓勵和鞭策起重要作用。如果為了將自己塑造得更像“個人奮鬥”者而矢口不談這一點，那也的的確確是忘恩負義了！切莫以為當今的大學生們多麼關心時事，他們不過是依然的喜歡“佩”所謂“熱門話題”罷了。否則還叫“大學生”嗎？不是我這麼認為的，我猜想他們中的一部分也是這麼認為的。和大學生們對話已經是我最厭煩的一件事了。他們的淺薄是常常令我訝然而且發怔的。特別是遇到了那種自以為思維方式特“形而上”的。他爸媽和他的兄弟姐妹都盡在“形而下”地不能再“形而下”的現實之中活著，包括他自己，你說他裝出一副特“形而上”的樣子圖的什麼呢？裝給誰看呢？跟誰學的呢？但一想他們的年齡，也就少了些“友邦驚詫”，多了點兒“理解萬歲”。凡是有幸邁人大學校園的男女，誰不是從故作高深的歲數混過來的呢？何況他們或她們那“形”終究也升高不到多麼“上”處去，一旦告別校園，走向社會，便將紛紛如自由落體，很可能掉到比自己的父母及兄弟姐妹更“下”的思維的地面上，無須別人告訴，他們或她們自己便會明白事實真相——原來滿嘴“形而上”者流，在中國，在今天，有不少是賣“狗皮膏藥”的……
世上有那麼一種人，是見不得以強欺弱之事的，非常遺憾，我正是那麼一種人中的一個。
人，尤其是男人，懼悍畏強而又同時欺虐弱小，的確是可以歸人到王八蛋一塊堆儿去的。
換了一種較為現實的看法說服自己——生活也許原本就是這樣子的吧？在那一天，那一時刻，也許地球上的許多國家裡，都同時發生著警察粗暴地對待公民的事吧？我們這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又一點兒不比別的國家高多少。說三道四的，是否會顯得自己眼睛長了鉤子似的，專善於發現我們美好的社會主義現實中的陰暗面呢？是否倒顯得自己太矯情、太少見多怪、太小題大作了呢？於是似乎也就頓悟了，釋然了……
我看得出來，不少的人，在他們的潛意識裡，是早已蜷伏著某種想要打某一個人的野蠻衝動了，只不過尚沒有一個正當的理由或藉口。而打一個小偷，這理由是相應充分的，這藉口似乎也是正當的……
當代文明社會的法律，之所以特別規定出對犯人(包括死刑犯，當然也包括尚未被宣判罪名成立的疑犯)的人道原則，那實在也是因為，法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們對於蜷伏在不少人潛意識裡的野蠻衝動早有敏感的覺察和透徹的分析，並希望成功地抑制它。這一種野蠻衝動的心理歷史淵源極其悠久。它證明人類的確是有以虐待自己的同類為娛的劣根性的。這一點是人有時候連動物也不如的。而人尤其卑劣處正在於還要為此製造理由和尋找藉口。在一個普遍的人們的尊嚴缺少保障的社會裡，普遍人們的潛意識裡幾乎都不可避免地蜷伏著想要將某一個打翻在地並踐踏之的野蠻衝動。某些時期，某種情況之下一旦有人振臂一呼，他們會旋即撲向任何一個被指喝為小偷、流氓、無賴之類的人，哪怕他們明知被指喝的人並不是真的壞人。而且、當我們對此種現象予以特別的觀察，我們定會發現，他們中某些傢伙本身即小偷、即流氓、即無賴……
我在中學時讀過一篇關於紀念“五卅”慘案的悼文。似乎是鬱達夫寫的，記憶是很模糊了。時隔幾十年，只剩一行文字印在我腦中——陳屍街頭的女學生們的裙被鐐了上去，短褲被剝了下來，在她們有的人的陰戶裡，還被插入了樹枝和棍棒……
不要僅僅按什麼弗洛伊德的理論解釋我的記憶。我越長大成人，越對自己有了另外的解釋——那就是，—個少年當時實在不能理解，除開對某些罪大惡極的人民的公敵，諸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另當別論，除開對某些人間惡魔，諸如對某些不但殺人累累而且在殺人前折磨人、殺人後又食之的兩腳獸，何以人對人竟會那麼的邪惡？ ……
我還是一個少年的時候，曾親眼看到一些別的孩子怎麼樣殘忍地虐待小貓小狗以肆娛……
我還是一個少年的時候、曾親眼看到在松花江畔、一些少年怎麼樣隨心所欲地擺佈一具無人認領的溺屍樂不可支……
我在“文革”中，在外地“串聯”時，曾親眼看到一些男人在眾目睽睽之下怎樣將一個女人的上衣剝光，並將寫上羞辱文字的牌子用細鐵絲擰在她的奶頭上……近年來我不止一次，也可以說是多次地從嚴肅的大報而非故意聳人聽聞的地攤小報上，讀到流氓歹徒怎樣光天化日之下輪姦少女，怎樣毒打殘殺弱者至死而圍觀者也就是“白相”者眾多的報導……
那一時刻我也確實感到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怖遍布我的全身。不是膽怯而是恐怖。不是重重包圍著我的那些嘴臉的兇惡樣子使我感到了恐怖。而是從他們的眼裡從他們的內心裡似乎散發出某種東西，它氳氤一氣，織成一種看不見的厚而密的氛圍……
它使我氳氤感到窒息……
我的筆只有用來反映“老百姓”在現實中的生活或生存狀態之時，才感到寫作畢竟是有些意義的。而筆“繡”其它時，寫作僅是個人享受。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一九九三年，在未鐳基湍流逆河，切實整肅中國金融界混亂狀況之前，在江澤民以黨中央的名義提出反腐敗之前，在公安部發出從嚴治警的條令之前，在中國農民手中的“白條”得以兌現之前，在接下來整肅房地產開發熱、股票熱、特區開發熱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們將你視為可以信賴的人，如果他們不懷疑你是被權貴們豢養或被金錢所收買的人，如果他們直言不諱地對你說他們憋在心裡想說出甚至想喊出的話，那麼，不管你是官員也罷，作家也罷，記者也罷，不管你曾自以為站得多高，看得多遠，對中國之現實了解得多客觀，多全面，總體上的認識把握得多準確，你的看法，你的認識，你的觀點，你的思想，片刻之間就會被沖擊得支離破碎，稀里嘩啦。哪怕你自認為是一個非常理性非常冷靜不被任何外部情緒的重重包圍所影響的人。
在改革和腐敗之間有一個相當大的誤區，也可以乾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社會“黑洞”。一個時期內，一些幫闌文人和一些幫閒理論家，寫出過許多幫閒式的文章。這類文章一言以蔽之地總在唱一個調子——要改革，腐敗總是難免的。只要老百姓一對腐敗表示不滿，這個調子總會唱起來。
一個時期內，老百姓的直接感覺是——分明的，有人是極不愛聽關於腐敗的話題，聽了是不高興的，是要以為存心大煞改革的風景的。於是後來老百姓也不屑於議論了，表現出了極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沉默地承受著，承受著物價的近乎荒唐的上漲，承受著腐敗的得寸進尺，肆元忌憚。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嗎？那就表現出一點兒心理承受能力給你們看。即使在今天，者百姓認為最沒勁的話題也大概莫過於腐敗的話題了。老百姓內心裡的真實想法——似乎是要伴隨著腐敗一齊往前混……
時代變了，貓變了，狗變了，文學也變了，小說家和詩人，不變也得變。原先是鬥士，或一心想成為鬥士以成為鬥士為榮的，只能退而求其次變成猖士，或者乾脆由猖士變成隱士。作一個現代的隱士並不那麼簡單，沒有一定的物質基礎雖然“隱”而“士”也總歸瀟灑不起來。所以旁操它業或使自己的手稿與“市場需求接軌”，細恩付也是那麼的情有可原。
而我自己，如今似乎越來越悟明白了——小說本質上應該是很普通、很平凡、很尋常的。連哲學都開始變得普及的時代，小說的所謂高深，若不是作家的作秀，便是吃“評論”這碗飯的人的無聊而鄙俗的吹捧。我倒是看透了這麼一種假象——所謂為文學而文學的作家，在今天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以為自己是大眾的啟蒙者或肩負時代使命的鬥土，自然很一廂情願，很堂·吉河德。但以為自己高超地脫離了這個時代，肩膀上業已長出了一雙彷彿上帝賦與的翅膀，在一片沒有塵世污染的澄澈的文學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飛翔，那也不過是一種可笑的感覺。
從此我在許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機遇了。
機遇決定了多少人的命運啊！
生活中，有多少人，僅僅因為沒有機遇，便默默無聞。麗一旦有了機遇，誰又能斷定走在大馬路上的一個什麼人，不會在一番什麼事業中取得什麼成功呢？讓我說，人啊，為別人更多地創造機遇吧！果然人人如此，我們每個人的機遇也便在其中了。某些人苦苦追求某一事業而不成功，有時實在不是因為缺少才華，而是缺少機遇。進而言之，是缺少為他或她創造機遇的一些人們。我們為他人創造機遇，更多的時候並不損失我們自己的什麼利益。何樂而不為呢？僅僅因為“我不能，你便也休想”這樣一種心理，斷送了別人可能一輩子只有一次的機遇，那是多麼該詛咒的行為！這樣的行為在我們生活中太多了。少一點，生活將會變得美好！
有一部電影中的一個情節，令我感動至深，永難忘記。
年輕的肖邦初到巴黎，無人賞識他的音樂才幹。他偶識了喬治，桑——這也是機遇。喬治，桑引他進入自己的沙龍的第一天，邀請了許多音樂界名流，告訴他們，大音樂家李斯特將為他們演奏鋼琴曲，但有一個條件，需熄燭聽之。黑暗中，鋼琴聲將所有的人都陶醉了。琴聲止，掌聲起。喬治·桑挽著李斯特持蠟燭走至鋼琴旁。這時人們才發現，演奏者原來並非李斯特，而是一個陌生的年輕人。持在法國女作家手中的蠟燭，照亮了未來的大音樂家的臉。
李斯特說：“這位年輕人演奏得好極了！我非常羨佩他的音樂天才！”
也許是虛構。但是真美好！美好的喬治·桑！美好的李斯特！當時眼望著銀幕，我流淚了。從此喜愛喬治·桑的作品，喜愛李斯特的樂曲，尤勝喜愛別的作品和別的樂曲。喬治·桑與肖邦的愛情，對我來說，也成為容不得什麼人的什麼文字非議的愛情了……
到了年齡，小伙子們總希望某一個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為自己的妻子。這是任誰也沒辦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間才有所謂純粹的友誼。這是一條關於男人和女人的定律。偽君子們才企圖證明這條定律是錯誤的。
誰動用過卑下的心術，淮就將得到等量的報應。動用沒動用心術，這是該不該原諒的界線。
研究起來，年輕人的愛出風頭，大抵是因為姑娘們的存在。正如不見雌孔雀，也末受什麼鮮豔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懶得殲屏的。只有小伙子們在一起的時候，連最愛出風頭的小伙子，也沒多大興致出風頭。反之，只有姑娘們在一起的時候，連最愛打扮的姑娘，也沒多大興致打扮自己。出風頭實在是小伙子們為姑娘們“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無論是什麼人，說了我不贊同的話，無論什麼場面下，我也會起而反駁，全然不計後果。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與我的愛出風頭，相得益彰，互為襯映，顯現出一個性情中的真我來。
如今已經三十六歲，愛出風頭的年齡早已過去了，與多情的年齡一塊兒過去了。從個人的教訓中，從別的愛出風頭者們的庸俗中，體會到了這種庸俗實實在在是對一個人自己的莫大損害，也就學會了一點自尊。人既從自己的教訓中發現自己的劣點，也會從別人的庸俗中總結出自己應當如何做人的原則。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無限延長。那是怪不幸的。
試想這“壞人”的罪名，對於好人來說，是作踐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測到道德敗壞，腐化墮落，以及與女人亂搞關係一類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無法向別人申冤的。
黑色幽默之戲劇之文學，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蘊含著大量大量的素材與啟示，卻怎麼在外國異軍突起了呢？不是中國作家和戲劇家們的一大遺憾嗎？這些人，這些事，漸漸使我意識到，復旦是不能滿足我強烈的求知欲的。它可以給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類東西：入黨，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墊腳石。想要多少塊，它可以給你多少塊！但需要等量的“實際行動”去換取——在“文革”後期，幾乎所有的大學都這樣。
出賣自己也總需要點勇氣。徹底出賣自己則需要大的勇氣。
無所畏懼——其實是一種自我感覺。因為我深知、言行不慎、我是會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被“出賣”得更慘的。 “出賣”——各種人們之間的各種“出賣”，已不復能用“品德”二宇解釋，那是那一歷史時期的“流行病”。如果放在特種顯微鏡下分析，每個最渺小的病毒，都帶有那一歷史時期的政治的特徵。
我們中國人的心理真是不可琢磨。我想。把女人的腿畫得那麼修長、那麼秀美、那麼迷人，塗以肉色，而將女人們的臉都畫得像七八歲的小女孩的臉似的。於是夾在書中，壓在玻璃板下，時時“欣賞”，便心安理得了。彷彿“欣賞”的是小女孩，非屬女人了。
都是女人的大腿，我想，倘將“白毛女”的頭換成一個外國女郎的頭，恐怕那一排年曆卡就該屬於“封資修”，被視為能毒害人的誨淫的東西了。這位工宣隊員，更不會當著我的面饒有興趣地“欣賞”那上面的幾十條裸腿了。辯證法真是無處不在。
大概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專門為女人們創造了那麼多文字，在形容女人方面有那麼多細緻學問。比如就說女人的笑吧，外國文學的形容，也不過就是大笑、微笑、冷笑、美好地一笑、天真地一笑、單純地一笑等等。而中國文學中，則有嫣然一笑、婉然一笑、燦然一笑、媚然一笑，思量起來，果然各領風騷。外國人形容女性身材，也不過就高低胖瘦，充其量再加上“線條”怎樣怎樣，如何如何富有“性感”。而中國文字中，除“苗條”，還有“婀娜”。 “婀娜”之外還有“窈宛”。 “窈窺”之外還有“亭亭玉立”、“風姿鑑人”一類。還有“秀色可餐”，要吞吃下去的意思。想起前些時候偷讀一本《香艷詩抄》，其中更不乏什麼“軟玉溫香”、“被翻紅波”、“蝶浪蜂狂”一類，外國人叫“做愛”，或者直言曰“睡覺”。就像阿Q對吳媽說的那麼明白。可中國人卻謂之曰“雲雨”。怎麼他媽的琢磨的呢！可見中國男人在女人身上動用的腦筋自古以來就很多。可見又自古以來都愛裝正人君子，繼而想到那位召見過我兩次的工宣隊員。他在欣賞“白毛女”年曆片時，目光就很有幾分猴褒。倘若那年曆片上沒有女人的大腿，印的是仿宋體或篆書體或“狂草”的“最高指示”，誰知那位革命的“沙子”會不會壓在玻璃板底下，時不時就伏下頭“欣賞”起來沒夠沒了的？啤酒和五香雞頭代替不了女人。喝過了啤酒我更想女人，我感到我周圍佈著許多陷阱，防不勝防。我的心理時常處於戒備狀態，它太累了。也許它太需要靠在一個女人的懷裡，太需要一種女性給予的溫情了……
二十六歲了，第一次明確地想女人，想得好苦哇！後悔早幾年沒將頭往一個女人懷裡靠過，想得就很朦朧。
產生得最快的勇氣也消失得最快。任何衝動如果不能變成行為，不過就是一種心理本能而已。除了證明你有這種本能，再無其它意義。
我覺得身為女人真不幸。不但要和男人們一樣受命運的擺佈，還要受生育之苦。還要受“不知把自己怎麼辦才好的年齡”的捉弄。
便對那幾位女工宣隊員同情起來。
在這個小鎮上，誰家裡來一位外國人，可是件不尋常的事情。
不尋常的事情往往也被認為是不正常的事情。小鎮上的人們肯定都忌諱這一點的。
做過什麼虧心事嗎？做過的。 “批鄧”的時候貼過一張大字報。寫過三篇“反小生產者”的短篇“小說”。沒發表。寫過一部“反文藝戰線'走資派'的長篇”，沒寫完。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幫”，短篇也發表了，長篇也寫完了。為了什麼呢？為了獲得。為了獲得什麼？為了獲得我所憎惡的那種政治勢力的青睬。憎惡是真的，想討好也是真的。產生過憤起疾呼抗爭的類乎勇士精神的衝動，更多的時候惟恐禍及自身，以懦夫的可鄙的沉默維護著一點點的人格。如果討好成功呢？如果想獲得的獲得了呢？我會不會加入“另一類勇士”的行列，順著政治的竹竿往上爬，越爬越起勁呢？ ……
《紅旗》！難怪有士兵持槍保衛。積“文革”之成見，在我心目中，它是“文化司法部”的別稱。它是一個時期內代表“黨中央”繪文化藝術定罪的權威刊物。批《海瑞罷官》，批《燕山夜語》，批《上海的早晨》，批《紅日》，它都發表過大塊文章。一切文化藝術，一切文化藝術界的知名人物，經它一批，不是成了“反動”的，便是成了“封建主義”的、“修正主義”的。這是一個在“文革”中專門羅織罪名，以推行“焚書坑儒”為己任的地方啊！不但給中國的文化藝術和文化藝術界人士定罪，還給外國的也定罪。比如就洋洋萬言地批判過斯但尼斯拉夫斯基的藝術體系，批判過車爾尼夫斯基的《怎麼辦》，在一篇歌頌中國現代芭蕾舞的文章中，還批判過古典芭蕾舞。
巴老那年身體尚健，行走時步子也很穩。給我的印像是言詞不多，平易近人，說話很慢，彷彿句句都須經過思考。雖然“文革”中遭受摧殘，名譽還未得到公開恢復和平反，但毫不自輕。從那張“思想者”型的臉上，不難看出內心的毅忍自尊。
她和茹志鵑老師一樣，對青年是愛護和寬容的。不記仇。我認為名人對青年都應採取這種態度。這是一種人格方面的修養，是極可敬的品質。當然，對那類做了值得反省值得內疚的事而不知仟侮的人，即使是青年，也當例外。其實呢，普通人之間，也應善於原諒善於寬容。記仇是非常不好的心理。它意味著有機會必將實行報復。
我不善交往，又惟恐打擾別人，就有點離群索居。然別人對自己的關懷、幫助、照顧，一次，一點兒，常繫心頭，不敢輕忘的。誰忘了，誰沒人味。
如今的中國人，好像都成了“有閒階級”，睜眼看看我們周圍，多少人的精力和時間毫不吝惜地消耗在交際場上。又不像人家外國人，人家的交際，也就是純粹的交際而已。眼睛再睜大點，看看我們周圍，多少人在交際之下，掩蓋著種種個人的企圖！過去說某某是“交際花”，專指女性而言。於今吾國男性“交際花”，如雨後春筍，參差而出。真可以說是各條戰線，百花齊放。我們老祖宗主張的那種“談如水”的“君子之交”，似乎在本時代有點“迂腐”了，“小人之交”倒大大時髦起來。你交我，你得給予我這種好處。我交你，我將報答你那種好處。各種好處人人想佔，十億之眾，哪來那麼多好處得以平均分配！不夠分，又不能印發優待券，可不就誰有本事誰撈唄！靠真本事興許還撈不著，靠交際卻往往得來全不費功夫。文壇應是塊“淨土”，但索來總與名利藕斷絲連，斬不斷的“情緣”，刨不盡的“俗根”，難免也有拉拉扯扯，蠅營狗苟之事，我看時下也受交際之風的熏擾。所以我常想，老老實實地寫小說吧，能寫出來便寫，寫不出來便罷。別今天拜訪這個，明日“探望”那個的。成了習慣，墮入男性“交際花”者流，那可不怎麼樣了！
我的檔案真是太簡單了，簡單得使我大大掃興。小學的畢業鑑定、中學的畢業鑑定。都寫得相當好。中學的畢業鑑定中，居然還有“責人寬，克己嚴”這樣簡直等於是讚美的話，不由得想，但願這一條我死後，悼詞上也寫著。在北大荒七年中的各種鑑定也相當好，不乏讚美之詞。我忽然覺得奇怪，我既然這麼好，怎麼不發展我入黨呢？逐頁逐條細看，看出了點名堂。有兩條是：不尊重領導。政治上不成熟。帶著這兩條缺點可不是不大容易入黨嘛！難怪難怪。不尊重領導這一條，是公正的。在老連隊，和連長指導員吵過架。在木材加工廠，和連長指導員吵過架。在團機關時，頂撞過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參謀長。我想這一條將來到了新的工作崗位後，真得努力改正掉。
政治上不成熟這一點，我有點不認可。政治上不成熟，能僅寫過一張表態性的“批鄧”大字報嗎？政治上不成熟，能“同'四人幫'作過鬥爭”嗎？從書包裡掏出鋼筆，就要由著性子將那個“不”字改成“很”字。照量了幾下，覺得筆劃實在是不好改，悼悼作罷。
倒是與我肉體同在的靈魂，因為自己的某些行動，某些沒有變成行為的慾念，某些沒有變成慾念的意識，某些連意識也沒有變成的朦朧的不良的衝動，而時常感到羞愧。
這個靈魂可是永不安息。
母親從小對我的一句教誨是“頭三腳難踢”。意思是，到了一個新地方、新單位，在新同誌中間，尤其要謹言慎行，給人留下最初的好印象。母親雖然是普通家庭婦女，目不識丁，但卻很重視對我們的家教。希望我們幾個子女長大成人後，都文質彬彬的，說話慢聲細語的，辦事穩穩重重的。她認為的好青年，是那種“像大姑娘”似的類型。我在十八歲前、身上這種家教的成績特別顯著。不但文質彬彬、而且“羞羞答答”。十八歲後，這種家教的印痕開始模糊，開始退化。因為母親已無暇再訓導我。社會替母親效勞了。社會的教育內容與家庭與學校大不一樣，也比家庭比學校的教育具有說服力。它採取的另外一種方式，往往刺激起我的反抗心理。兩種教育在我身上都有潛在影響。平素我要求自己盡量文質彬彬，以禮待人。一旦反抗起來，則“怒髮衝冠”，恨不得“屍橫二具，血濺數尺”。地地道道的“匹夫之怒”。幸虧我身材瘦弱，毫無拳腳功夫。否則，大概早已闖出什麼人命官司了。這些只能在看功夫片時體驗一下情緒打鬥。
然而我認為母親那句教海不失為至理明言。 “頭三腳難踢”，便得“踢”好。一般說來，我每到一個新單位、新地方，“頭三腳”總還是“踢”得可以的。一旦天長日久，免不了來次“頭球”或者“倒鉤”。那“球”多半都是朝領導們射去的，結果常常是好印像一腳“勾銷”。誰有貳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溫良恭讓”？偶爾露一下“崢嶸”也是要得的。
對有才華的人、妒嫉是愚蠢的至於我自己，用解放前上海灘小報記者評論三四流這個“星”那個“星”的語言說——正很“走紅”。然而我也憂鬱，我也壓抑，大有“兔死狐悲”的淒涼。因為我不可能終生扮演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歌手”或“鼓手”的角色。我一旦也對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皺皺眉、搖搖頭，或者瞪瞪眼睛，說幾句冷的、酸的、尖刻的話，哪怕這話是真的，也便會與辛欣“站在同一地乎線上”了，而一個作家，不，一個人，某些時對某些事，大抵總難免要皺皺眉，搖搖頭，或者瞪瞪眼睛，也總難免要說些什麼使某些人們不大受用的話的。達到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境界，超脫則超脫矣，悠然則悠然矣，而往往也便在這種“超脫”和“悠然”中，不復是作家了！文壇從來不是佛殿。要想“超脫”倒莫如拋棄紙筆去數念珠，遁人空門為好。
當時你我還都不是青年作家，都屬“文學青年”一類。我“迂”得可憐，你“狂”的非凡。我和你一樣，都急切地要早日顯示自己的能量。都不免感受到某種壓制。
現今有種說法：一等智商者經商，二等智商者從政，三等智商者才從文。 “文”的經濟基礎，在“倒爺”們之下；“文”的社會地位，在“政府官員”之下，因此某些幹部子女，便經商，便從政。 “三等智商”的，便往什麼電影製片廠啦，電視台啦，以及其它與“文學藝術”有關的單位或部門擠。果有“文學藝術”才華的，自當別論。並無“文學藝術”細胞的，豈非授柄於人，傳垢於世嗎？且“文”假以權，權佐以“文”，結果必然是“文”腐蝕了權，權褻瀆了“文”。那才是悲夫哉！我頂討厭文學藝術領域內現今種種假權勢而壓“文”、而欺“文”的風氣。
謊話，是語言的惡性裂變現象。說一顆鈕扣是一顆鑽石，並欲使眾人相信，就得編出一個專門經營此種“鑽石”的珠寶店的牌號，就得進一步編出珠寶店所在的街道和老闆或經理的姓名……
我不是一個沒有說過謊的人。但是，跨出複旦校門那一天，我在日記上曾寫下過這樣的話：“這些年，我認清了那麼多虛偽的人，見過那麼多虛偽的事，聽過那麼多謊話，自己也違心地說過那麼多謊話。從此我要作一個誠實的人……”
我這“要作一個誠實的人”的人，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撤丁一次彌天大謊！
一個畢業於名牌大學的青年，僅僅由於在某一個不正常的時期邁人了這所大學的校門，便如同私生子隱瞞自己的身世，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隱瞞自己的“廬山真面目”，真是歷史的悲哀！
就個人心理來說，這是十分可鄙的。
但這絕非我自己一個“工農兵學員”的心理。這種心理，像不可見的潰瘍，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農兵學員”心中繁殖著有害的菌類。對於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又多麼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煉丹爐”中倒出了“山碴丸”。
正直與否，這是一個人品質中最重要的一點。你的朋友們是你的鏡子。你交往一些什麼樣的朋友，能“照”出你自己的品質來。我們常常是通過與朋友的品質的對比，認清了我們自己實際上是一個怎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