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1957《葬歌》

體裁：詩歌 作者：穆旦 原發刊物：《詩刊》 發表時間：1957年第5期 當代讀者或許知曉，普希金的大部分詩作和拜倫巨著《唐璜》的中譯者的名字叫查良錚。他寫詩用的筆名是穆旦。 穆旦的第一本詩集是《探險隊》（1945）。其實他何止“探險”，且曾歷險。那是1942年，作為清華大學外文系助教的穆旦，自願加入中國遠征軍，擔任將軍的翻譯，出征抗日戰場。時值緬甸撤退，他參加自殺性的殿後戰，隻身誤入“胡康河谷”縱深400裡的“野人山”，經歷了豪雨、死寂、螞蟥、蚊蚋以及八天之久的斷糧，幸有孫立人部來到這死亡之谷方得救援。穆旦從戰友們的視線裡失踪五個月後，奇蹟般地出現在印度加爾各答，和在那裡擔任中國駐印軍訓練中心翻譯、西南聯大校友、詩人杜運燮劫後重逢。過了幾年，他又自費赴美留學。

英國詩人拜倫在《但丁的預言》一詩中，借但丁之口發出了沉重的嘆息：“像我這一類的人總是命中註定／要在生活裡受盡煎熬，備嘗艱辛，／心兒將被磨碎，鬥爭和掙扎無止無盡，／直到了此殘生，死去時孤苦伶仃。”這些詩句，簡直就是穆旦坎坷人生的寫照。 1953年春天，穆旦放棄了台灣和印度德里大學任教的聘請，抱著對剛剛獨立的新中國的熱烈希望而毅然回國，此時，他也許已經選擇了安放自己“心靈”的地方。 一方面，在他1950年初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學位時，就有意識地選修了俄國文學課程，並在俄文學習中又一次顯示了他的語言天賦。在他學習俄文的背後，已經隱含了他對政治文化的選擇。另一方面，在做出回國決定的同時，他也正為事業做進一步的調整和準備，這可以從回國初他對自己所做的工作新安排中反映出來。在巴金、蕭珊夫婦為剛剛回國的穆旦舉行的宴會上，他便說起自己翻譯和介紹俄蘇文學的計劃。一開始所翻譯的，就是代表了當時蘇聯文學主流的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儘管文學理論並非穆旦的特長，但還是選擇它作為翻譯工作的開始，他在美國期間也為這部理論書做過許多翻譯筆記。穆旦選擇翻譯《文學原理》的目的是想通過此書的翻譯來調整自己，了解和熟悉現實主義的文學觀念和創作方法，學習這一與新的文化環境相適應的話語方式。這也意味著：儘管穆旦對自己所面臨的全新的文化環境有所預料、有所準備，並且願意調整自己，以貢獻作為一個詩人知識分子的才華。但他的這一轉變，與他原有的藝術經驗和興趣有著明顯的距離，而彌補理智與情感、已有的個人經驗與現實需要之間的縫隙，也許並不如他預料的容易。這兩股力量間的矛盾始終困擾著穆旦的後半生。

回國後執教於南開大學的穆旦，是在焦慮、緊張而又充滿熱情的複雜情緒中進行著思想的轉換與蛻變。這種轉換和蛻變是複雜的、痛苦的，甚至是長期的。正如朱自清在1948年就有的那種憂慮：“現在我們過群眾生活還過不來。這也不是理性上不能接受；理性上是知道接受的，是習慣上過不來。所以我對學生說，要教育我們得慢慢來。”然而，建國後的政治形勢卻不允許知識分子們“慢慢來”，而是要求他們疾風暴雨式的改造思想。 穆旦歸國後的幾年中，心境、遭遇有著很大的變化。 1954年底，穆旦因“歷史問題”被列為“肅反對象”。這給滿腔熱情的詩人帶來了極大的精神刺激，一下子變得“少言寡語……幾乎把每個晚上和節假日都用於翻譯工作，從沒有晚上兩點以前睡覺。”（週與良《懷念良錚》，《一個民族已經起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這種近乎殘酷的工作方式，顯然包含了穆旦借拼命的翻譯工作來排遣苦悶的意思。據穆旦夫人回憶說，他在這段時間“自己的詩歌創作也幾乎停止”。的確是“幾乎”，然而並沒有完全停止。因為對於詩人來說，詩歌創作才是他內心世界最好的表達方式。

1957年初，文壇有了一些寬鬆的文化環境，一些刊物也主動向穆旦約稿。他重新拿起筆，把自己改造的體驗，寫成了《葬歌》一詩，發表在《詩刊》1957年第5期上。 《葬歌》是穆旦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內心分裂、矛盾、疑惑和反思的典型詩例。一方面，面對新時代的巨大社會變遷，詩人在理智上意識到並且努力想與自己的過去告別，“歷史打開了巨大的一頁，／多少人在天安門寫下誓語，／我在那兒也舉起手來：／洪水淹沒了孤寂的島嶼”，所以“我”決計埋葬舊我，“讓我以眼淚洗身，／先感到懺悔的喜歡”；而另一方面，詩人又對這種“自我”的不斷喪失，提出了尖銳地質疑： …… “希望”是不是騙我？ 我怎能把一切拋下？

要是把“我”也失掉了， 哪兒去找溫暖的家？ 所以，作為一個詩人，儘管“這時代不知寫出了多少篇英雄史詩，／而我呢，這貧窮的心！只有自己的葬歌”，《葬歌》無疑是在表現知識分子改造自我的痛苦的精神歷程。與當時流行的口號標語式的做詩法不同，《葬歌》將“希望”、“回憶”、“愛情”、“信念”等抽象的感情擬人化，使它們對“我”進行“呼喊”，“規勸”，“援助”，同時展現“我”的矛盾的心理。在詩的末尾，穆旦明確地表達了改造的決心： 這總歸不過是 一個舊的知識分子，他所經歷的曲折； 他的包袱很重，你們都已看到；他決心 和你們並肩前進，這兒表出他的歡樂。 ……我的葬歌只算唱了一半， 那後一半，同志們，請幫助我變為生活。

穆旦晚年時談及此詩，仍認為“那時的人只知道為祖國服務，總覺得自己要改造，總覺得自己缺點多，怕跟不上時代的步伐”。詩人作為知識分子在新時代的那種既渴望迎接嶄新的生活又希望保持知識分子良知的矛盾狀態，體現在當代詩歌寫作中，最典型的無疑是何其芳的和穆旦的《葬歌》。二者都在於真實地呈現了內心世界的掙扎和一個時代知識分子復雜的靈魂史和思想史。杜運燮就認為穆旦“樸實地表達了歡慶新中國的誕生，決心改造舊世界觀的真誠心情”，但他“不是簡單化地表達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共有的決心，而是細緻地形象化地剖析他下這個決心'曲折'思想鬥爭過程。”儘管穆旦處理的也是當時普遍的知識分子改造題材，但處理的方式仍然是穆旦式的。

穆旦由於在“肅反運動”中就受到過衝擊，因而對“整風”、“鳴放”持謹慎態度。但他還是禁不住1957年上半年“早春天氣”的“誘惑”，在《詩刊》、《人民文學》和《人民日報》等報刊接連發表了包括《葬歌》在內的九首詩歌。這是他自1948年發表《詩四首》以來，經過八年多的沉寂後重新在新詩壇亮相，也是第一次在新中國發表詩歌創作。當然，他很快為自己的“不謹慎”而付出代價。 從1957年9月開始，穆旦的詩歌相繼在《詩刊》、《人民文學》等刊物受到批判。 黎之發表在《詩刊》1957年第9期上《反對詩歌創作的不良傾向及反黨逆流》的文章中，把穆旦的詩作為一種不良傾向加以批判。他認為穆旦的“一些詩流露了比較嚴重的灰暗情緒”，而“在《詩刊》5月號上發表的《葬歌》好像是他那種灰暗悲哀心情的解剖”。於是，他這樣批評道：

《葬歌》是作者埋葬故“我”的輓歌。他把知識分子的改造比著一條“長長的陰暗甬道”，而作者似乎還在這個“甬道”裡徬徨。因而，他感到“冷漠”、“孤寂”、“寒栗”，……覺得過去“七竅流著毒血，沾一沾，我就會癱瘓”。而對未來他懷著恐懼的心情寫道：“'希望'是不是騙我？要是把我也失掉了，／我怎能把一切都拋下？哪兒去找溫暖的家？”這裡作者的心情充滿了矛盾，既說舊“我”“七竅流著毒血”——這種描寫本身是把知識分子改造描寫得那樣陰森可怕，而又怕“希望”欺騙了他。這難道是對舊我的“葬歌”嗎？我看這幾乎是一個沒有改造的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改造的污衊了。 李樹爾的《穆旦的“葬歌”埋葬了什麼？ 》（《詩刊》1958年第8期）則稱：“從表面上看，這首詩好像是'舊我'的葬歌，實際上卻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頌歌。它的本質是宣揚資產階級思想的壞作品”。在對《葬歌》一詩斷章取義的一番剖解後，李樹爾進而聯繫時事，對穆旦進行政治上的誣陷，他說：

這些東西已經足夠說明穆旦所販賣的是何等貨色了。這首詩在去年《詩刊》五月號發表，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在這不久以前，右派分子費孝通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是企圖鼓動一部分知識分子反黨、反對思想改造的。請問穆旦的企圖如何？其實已經是很明顯的了，想把思想改造說成是“恐懼”的，藉以號召人們不要把“我”失掉，因為這樣會“失掉溫暖的家”，並且暗示人們要改造，也不要澈底，只消“講和”、“懺悔”就夠了。或者要埋葬，也不要都埋葬，只消一半就夠了。所以，我認為這首詩實際上起著一種麻醉他自己又麻醉別人的一種壞作用，是有毒的！ 在同一時期，穆旦又發表了《美國怎樣教育下一代》、《感恩節——可恥的債》、《問》、《我的叔父死了》、《去學習會》、《三門峽水利工程有感》、《“也許”和“一定”》（《人民文學》1957年第7期）和《九十九家爭鳴記》（《人民日報》1957年5月7日）等詩歌。其中，《九十九家爭鳴記》也同樣遭到了批評。

戴伯建在《一首歪曲“百家爭鳴”的詩——對“九十九家爭鳴記”的批評》（《人民日報》第8版，1957年12月25日）中稱：“作者儘管用了隱晦的筆法，但是也不能掩飾它所流露出來的對黨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和整風運動的不信任和不滿”，作者是在“魚目混珠地借'批評'某些人不敢放手'鳴'、'放'，對整風運動暗施冷箭”，進而暗示穆旦是“右派分子”，在向黨“大肆進攻”。 霍俊明在《還有什麼色彩留在這片荒原？ 》（《詩歌月刊》2007年第2期）中說：“1957年的穆旦，他所寫出的詩歌為那個時代做了最好的註腳或是墓誌銘。在那個政治運動席捲一切角落的時候，穆旦同樣不能倖免。主動參與也好，迫於形勢也罷，穆旦以知識分子的痛苦和分裂在那片荒原上留下了生命的色彩和良知的震撼。”謝冕認為：“穆旦的這種自我拷問是他的詩的一貫而不中斷的主題。寫於1957年的《葬歌》，寫於1976年的《問》，不論周圍的環境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他都堅持這種無情的審判。……站立在過去和未來兩大黑暗之間，揭示自我的全部複雜性，這是穆旦最動人的詩情。”（《一顆星亮在天邊——紀念穆旦》）方稚在《穆旦的“自己的葬歌”》中也認為：“《葬歌》中的'自己'，為五十年代中國詩壇留下了絕少的真誠而獨具個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那段歷史已經走過了大半個世紀。今天，當我們重新品讀穆旦的《葬歌》一詩時，不難理解他在那樣一種嚴酷的政治文化環境下，真實地記錄自己心靈的搏鬥，保持詩人應有的獨立精神，是多麼可貴。否則，也就不會引來那樣殘酷的批判了。 （王巨川撰） 李方編：《穆旦詩全集》，中國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 王佐良：《一個中國新詩人》，《文學雜誌》2卷2期（1947年7月） 唐湜：《穆旦論》，《中國新詩》（1948年9月） 何其芳：，《人民文學》1954年10月號 杜運燮編：《一個民族已經起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杜運燮編：《豐富和豐富的痛苦》，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