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1949《時間開始了》

體裁：詩歌 作者：胡風 原發刊物：《人民日報》 發表時間：1949年11月20日 世界東方的一隅，一個古老的民族，結束了受凌辱的歷史，開始崛起。公元1949年10月，誕生了民族新的生命——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權的“時間開始了”。 敏於感受時代脈搏的激情詩人胡風，此時沉醉在充滿蓬勃向上的氣息中，在新的共和國召喚中，認真地觀察著，敏銳地感受著。在胡風日記中，他這樣寫道：“兩個月來，心裡面的一股音樂，發出了最強音，達到了甜美的高峰。”（《胡風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胡風心裡面的這“一股音樂”，就是後來化成撼人心魄的被稱為“開國的絕唱”的長篇政治抒情詩《時間開始了》。這組詩是他內心的音樂，是他面對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唱出的真誠讚歌，也是他一生“甜美的高峰”，“氣魄宏大地寫出了一個革命知識分子對中國人民勝利的歌頌和對人民英雄的禮讚”（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時間開始了》包括《歡樂頌》（1949年11月11日）、《光榮贊》（1949年11月26日）、《青春曲》（1949年12月-1951年4月）、（1949年12月31日，後改名為《英雄譜》）和《又一個歡樂頌》（1950年1月13日，後改名為《勝利頌》）五個樂章交響樂式的結構，共4600餘行，為當代“頌歌”創作開了先河。

組詩《時間開始了》，是詩人在大半生痛苦和歡樂的過程中艱難曲折的生命體驗，這種體驗面對新生共和國的勝利而昇華，內心抑制不住的澎湃激情，如火山爆發，唱出了民眾的心聲，歌頌了時代的新生。 《歡樂頌》寫的是政治協商會議開幕時的歡樂場景，表達了歡呼祖國解放、歌頌毛澤東的真摯而熱烈的情感，展現了革命艱苦卓越的歷程。 《光榮贊》以李秀真、戎冠秀、李鳳蓮、詩人的母親為代表的中國人民的貧窮和苦難，歌頌了中國勞動人民質樸、純真、謙遜、獻身的美德。 《青春曲》借小草、雪花，抒發了對黨、對年輕的共和國、對新生活的摯愛和感恩之情。 《英雄譜》由詩人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奠基禮寫起，深情懷念楊超、扶國權、苑希儼、丘東平等幾位烈士，以及引導自己走上革命文藝道路的小林多喜二、魯迅等師長，歌頌了英雄們為人民、為祖國、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的精神。 《勝利頌》是詩人參加新中國成立開國大典時的情感抒寫，熱情歌頌了共和國的成立，歌頌了在黨的領導下人民的勞動、戰鬥和創造，也是獻給毛澤東的又一曲頌歌。

應該說，面對新中國的到來，基於心底對藝術追求的誠摯情感，胡風完全沉浸在忘我的政治熱情之中。 《時間開始了》是他鬱積在心中數十年的熱流的噴射。 “時間”作為一個隱喻，不但像徵了一個舊時代的終結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也表明了詩人在追隨革命取得勝利後的自我的新開端。胡風自己後來曾說：“在我自己，是大半生追求這個革命，把能有的忠誠放在渴求這個革命的勝利上面的人，現在身受到了這個勝利，應該在一個作家的身份上站在人民面前擁護這個革命，歌頌這個革命，解釋這個革命的。”“在政協會議期間及新中國成立後，宏大的幸福感把我的心情提升了起來。”（《胡風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因此，他在當時個人處境並不好的情況下，依然滿懷“感激的心情”寫下了《時間開始了》，寫下了一個“同路人”對毛澤東、對共產黨的全部感情。他在1951年1月16日寫給牛漢的信中寫道：“我寫《時間》等的時候，完全證實了布洛克底話。寫的時候，整個歷史，整個宇宙都匯成了一個奔騰的海（《歡樂頌》）、奔騰的大河（《光榮贊》、）、陽光燦爛的海（《歡樂頌》）在我的心裡響著，有時候甚至感到了呼吸窒息似的燃燒。”綠原後來回憶說，胡風“那時給我來信常說，為了寫詩，他徹夜難眠。……他沉醉地徹夜不眠地寫著，寫出了巨型交響樂般的史詩長卷《時間開始了》。他彷彿在履行自己對歷史所負的不可推卸的義務：他不得不寫這幾篇長詩，不得不唱出億萬人所想唱的歌，同時這幾篇長詩也似乎不得不由他這位'曾經滄海'的詩人來寫。”（《胡風詩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副刊“人民文藝”用半個版面刊登的胡風組詩《時間開始了》第一樂章《歡樂頌》，全詩約四百餘行。發表後反響很大。 “驚住了一切人”。不久被翻譯成俄文，發表在前蘇聯的《十月》雜誌上，12月30日出版了單行本。詩歌見報後的第三天，胡風收到了來自“共產黨員詩人”王亞平的賀信，信中讚揚他“第一個歌頌了毛澤東”。 《時間開始了》發表後所取得的成功讓胡風異常興奮，他當即給朋友寫信說“它可以替新詩去路加一點什麼”。正如牛漢在《胡風詩全編》中所說：“最能印證胡風的詩論的，我以為是波瀾壯闊的《時間開始了》。”“《時間開始了》揭開了胡風詩歌創作的一個新階段的序幕。” 從實際情況看，胡風在1949年共和國成立後並不是“第一個歌頌了毛澤東”、歌頌偉大祖國的人。早於胡風的還有徐放、王亞平和何其芳等人。徐放的詩題為《新中國頌歌》，全詩約200行，載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第7版，詩中第四節寫道：“從此／中國亮了，／從此／世界的東方也亮了。／今天／中國是張燈結彩的中國，／世界是歡騰鼓舞的世界／……這是幾千年，／這是近百年，／這是中國人民／世界人民／鬥爭的成果；／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思想成果。／從今天，／在中國的歷史上／要寫著毛澤東，／在世界的歷史上，／要寫著毛澤東；……”而王亞平的詩題為《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詩也約200行，載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報》副刊“星期文藝”。詩人吟詠道：“敬禮吧！／面向掌握歷史車輪的舵手——毛主席！／馬列主義的實踐者，／苦難人民的救星，／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我們——全國的人民／用顛不倒、撲不滅的信心，／用山樣高海樣深的熱愛，／迎接年青的中國！／迎接建設的年代！……”何其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後，也滿懷激情地寫出了《我們最偉大的節日》，發表在《人民文學》創刊號（1949年10月25日）上。詩中第四節這樣寫道：“毛澤東，我們的領導者，我們的先知！／他叫我們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就被我們打倒了！／他叫我們喊出打倒蔣介石，／蔣介石就被我們打倒了！／他叫我們驅逐美帝國主義出中國，／美帝國主義就被我們驅逐出去了！／……毛澤東呵，／你的名字就是中國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你的名字就是中國人民的信心和勝利！”

王亞平明明知道他人及自己的頌歌早於胡風，為什麼還要祝賀胡風“第一個歌頌了毛澤東”呢？據魯煤的《徐放其人其詩的悲壯歷程》一文中寫道：當時胡風“生活在重重困難之中”，徐放“極其深切地關心胡風”。於是，“他常常搞些'說項'活動，建議一些理解和同情胡風的文藝界前輩去看望胡風，幫他排解寂寞心情。如1950年初胡風的長詩《時間開始了》第一樂章《歡樂頌》發表後，徐放就曾打電話給亞平同志，請他藉此鼓勵胡風，而亞平果然寫信給胡風，稱讚他的詩，表示祝賀。原來，王亞平祝賀胡風說他是”第一個歌頌了毛澤東“，全是出於徐放和王亞平善意的鼓勵。 隨著組詩《時間開始了》的陸續發表，胡風也開始受到各方面的批評和指責。

在王亞平給胡風寫賀信後僅僅過了四個月，就寫了一篇名為《詩人的立場問題》（《文藝報》1卷12期，1950年3月）一文，針對組詩第五樂章《勝利頌》中將毛澤東比擬為”一個初戀的少女“，批評胡風”把屁股坐在小資產階級那一邊，即使來歌頌戰鬥，歌頌人民勝利，歌頌人民領袖，也難以歌頌得恰當。結果是歌頌得沒有力量，歪曲了人民勝利的事實，把人民領袖比擬得十分不恰當。不管作者的動機如何，它的效果總是不會好，而且是有害的“。 袁水拍在《從胡風的創作看他的理論的破產》［《人民日報》1955年2月20日，《胡風文藝思想批判論文匯集》（三集），作家出版社，1955］中，指責胡風”把毛澤東同志的形象歪曲地描畫成為脫離人民群眾的站到了雲端裡的神“，”這種誇大口氣同毛澤東同志經常說的'老老實實，勤勤懇懇'、'甘為孺子牛'、'甘當小學生'的思想是多麼不同！“”他在詩的最重要部分宣傳了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並且歪曲了革命運動“。 ”胡風不但簡直沒有描寫自己對於人民和祖國的依慕、願望和獻身的熱情，而且在歌頌祖國的名義下竭力歌頌自己，而且歌頌自己遠比歌頌祖國具體得多，'真誠'得多。在已有的四個'樂篇'中，'安魂曲'差不多同其他三部分的總和一樣長，而這個部分與其說是紀念死者，還不如說是紀念自己“。 ”在歌頌祖國的詩篇裡寫自傳，口口聲聲把'我'和祖國並列，這不是什麼一小粒個人英雄主義，而是一大堆個人英雄主義啊！“又說：“胡風自己的創作實踐、他的長詩就是答案之一。他捧住了自己的'黨性'——'真誠'，認為只要忠於自我，忠於他自己的主觀，認為只要加強'主觀戰鬥精神'，'自我擴張'，'解剖自己'，'克服著本身底二重人格'，不需要深入群眾、研究生活，就能夠寫好作品。可是結果怎樣呢？結果是歪曲了人民和歷史，臆造了人物典型，把自己的個人主義、唯心主義的黑漆塗抹到對像上去。胡風的創作實踐充分證明了他的文藝理論的破產！”

此外，曾肯定過《時間開始了》的蕭三，在《文藝報》關於詩的筆談中說胡風的詩裡有“牢騷”，沙鷗則說詩裡有“色情”，等等。可以說，在當時的文藝思想被全面整合的年代，對胡風的評判完全是一面倒的情況。黃藥眠發表在《大眾詩刊》第6期上的長篇批評《評〈時間開始了〉》，被胡風認為是“完全不從內容出發，對於內容隨便加上歪曲的解釋。例如第一篇寫的是政協開幕式，但他當時寫的是天安門開國典禮”。對歌頌新政權領袖的作品也吹毛求疵，足以體現黃藥眠當時的政治敏感性。或許，他已經預見到，胡風的文藝思想不但與新政權是格格不入的，而且也絲毫沒有放棄自己觀點自覺歸順的意思，無疑會成為必然的“他者”。因此，不管胡風的新作品多麼激情四溢，都是要受到批評的，都是能找到批評的理由的。

1954年，胡風因給中共中央寫了關於文藝實踐問題的報告即著名的“三十萬言書”，成為“胡風事件”的直接導火索。 1955年受到批判，並由“反黨”上升為“反革命”，遭放逐與監禁達二十餘年，直至1980年中共中央下達了關於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的決定。胡風問題是中國當代文藝思想史上的一大冤案。胡風在理論和創作上所提出的與所堅持的，儘管至今對其仍有不同意見，但其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從組詩《時間開始了》而言，儘管也不無理勝過情、直白、口號以及形式上的某些失衡，但詩人所表現出來的真誠與良知，所採取的以“小我”通向“大我”的藝術策略，對當代抒情詩創作仍有啟迪意義。 如果說《時間開始了》“追求著'史詩'的規模。但是，它們存在著的空泛和某種程度的理念化，使這部作品未能獲得成功”過於苛求的話，那麼，綠原、牛漢等人的評價則較為客觀，稱《時間開始了》是“巨型交響樂般的史詩長卷”，並說：“今天的青年讀者沒有足夠的歷史感，恐怕不容易走進作者的精神世界，雖然就詩論詩，《時間開始了》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毫無疑問的。”（《〈胡風詩全編〉編餘對談錄》）樓適夷評價《時間開始了》是“代表千百萬人民的真情實感的史詩一樣的作品”（《胡風詩全編·序》）。趙金鐘也認為，由於它“無論是從視野的高闊、內涵的深邃、感情的濃密，還是從形式的活脫，風格的奔放等方面來考察”，“都是政治抒情詩中的佼佼者”。尚延齡在《開國的絕唱：論胡風的〈時間開始了〉》（《河西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一文中認為這首長篇政治抒情詩“是中國人民千年的苦難史，是中國人民幾十年求自由解放的奮鬥史，是新中國建立時全中國人民發自衷心的熱愛黨、熱愛人民領袖的情愫的抒發和表達，是詩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偉大歷史事件所樹立的詩歌的高大宏偉的紀念碑，也是對勞動人民的頌歌”。人們可以對《時間開始了》眾說紛紜，但它以“時間意識”對史詩品格的探索，無疑是有價值的。

（王巨川撰） 《胡風文藝思想批判》，新文藝出版社1955年版 《胡風評論集》（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楊匡漢：《鑑往知來——關於胡風部分詩論的斷片札記》，《詩刊》1985年第8期 梁振儒、顧榮佳編：《披荊治林者的足跡》，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綠原：《胡風和我》，《我與胡風》，曉風主編，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胡風詩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史索、萬家驥：《在政治大批判漩渦中的馮雪峰》，《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