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此史可待成追憶

楊匡漢 看到《六十年與六十部》這一書名，有些人可能作出“應景”一類的質疑。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也常常遭到“時評”的譏諷。然而，在實踐的意義上，“文章合為時而著”一直是中國文學的悠久傳統，當代文學屬於運動中的美學，是與時代發展、文學現實緊密聯繫的一門新興學科。它需要以“入世”的姿態進入繁富又變動不居的研究對象，又需要以“跳出”的理路，比所考量的對象站得更高，規避那些亦步亦趨的“跟風”。 六十一甲子，蒼黃一瞬間。新中國六十華誕，其走過文學道路，可謂風雨坎坷；其成就的作家作品，可謂繁星滿天。僅以“時代第一文本”的長篇小說而言，“現代文學”三十年，大約共有2300餘部，能垂之於史的不過二十多部；但到了“當代”，頭十七年是300多部，“文革”十年是120餘部，近三十年、尤其是“新世紀”八年來，每年出版都在千部以上，六十年合計總量超過一萬部。如果說，“現代文學”生長出了一叢大樹，那麼，“當代文學”則是一片森林。這片森林，如今已是一個正在和平崛起的民族內在精神力度和強度的縮影之一，更是一個國家文化品格和向上力的重要形態之一。

當年劉勰論楚辭，有道是“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鴻裁固非易言，若可“獵”、“銜”與“拾”，也算是品鑑的高流。在“六十年與六十部”如此少量的限域內，我們僅就歷史的考量、問題的發掘和對作家作品保持距離的評述，粗陳所會，聊備參採，不揣管蠡之微，試言海天之大了。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在中國大陸，創造社會主義文學的歷史足音，是由從舊中國跨入新中國的門檻，以及從與共和國一起成長的文學家們，共同探索並留下腳印的。 中國大陸從50年代起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動，為社會主義建設投放了第一批基石。不了解中國國情的異邦人士並不知曉，但親歷中國社會變動的包括文學家在內的人們都不會忘記，這第一批基石是為血與火所染的——在土地革命時期時期犧牲了百萬人，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人，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將士傷亡達130餘萬……先烈們的浩氣，為新中國的誕生留下了不朽，為倖存者揭示了生命的真諦，為後來人高揚起理想的旗幟，自然也激勵著文學家們為國家的新生奉獻熱情和才智。面對一個新的時代，面對社會生活的劇變，面對基本被封鎖的困難環境中獨立自主、艱苦奮鬥的人民，新中國的文學藝術毫不遲疑地將徘徊在歐羅巴的幽靈，賦之以新的革命與建設的形象。

同20世紀上半葉的文學相比，共和國初期大陸文學之新就新在以宣揚革命熱情和生活理想為主導旋律，其英雄敘事為以往所少有。經歷了從舊到新的歷史滄桑，咨嗟詠嘆於民族國家之憂樂，寄懷縱目於河山風景之興替，努力以鏜嗒之聲同時代精神相共鳴，成了中國內地作家普遍性的使命與尋索。在大寫“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熱潮中，一部當代中國大陸新的文學藝術史，以新的農村題材和革命歷史畫卷為兩翼展開藝術想像，以書寫新兒女英雄譜構建文學形象長廊，卓織雄文，氣焰光彩。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壇控制比較嚴格而藝術相對單一的文學時期，仍有一批特殊的文本和敘事，因其承擔文學的使命而獲得的歷史合理性和藝術價值，儘管逝水流年，畢竟成為新中國文學生活的一個刻度，一段文學成長過程中的生命檔案。那些“風景”於今被人們鑲入鏡框裝了起來，紙“泛黃”了，但依然會散發些許溫暖。有價值的作品之於社會的作用，正是幫助人們完成記憶。

毋庸諱言，在推動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文學進程中，由於領導層有時對文化總形勢的錯誤估計和對文學家的不信任感，而導致在指導文學工作時，往往輕視理論、蔑視知識和忽視藝術，把文學視作“階級鬥爭工具”而綁上政治的戰車，動輒發動“高潮”、“運動”，連續出現敗筆。許多作家曾經踩著早春陽光大道舞步，有過熱情奔放、輕盈流暢的歡快，卻也有滿懷真誠卻被誤解的困惑，有受凌辱受折磨的沉痛。在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中，由於“鬥爭哲學”與“庸俗社會學”對文學的僵硬干涉，一批作家的藝術翅膀遭到了折損。為激進主義文化思潮所迷惑，胡風、丁玲、馮雪峰、艾青等被判為“反革命”或“反黨”，一批嶄露頭角而敢於直言的文學才俊，受到了不適當的政治處理。文學界一些人也迷惘起來，逐漸滋生並膨脹了“虔誠的狂熱”和“盲目的自信”，示之以“立場堅定”、“政治方向明確”而對一切異已的或主流外“另類”文學的排他性，發展到六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時已至極點。可以說，在共和國的頭三十年，相當多的作家們為指令、為時政所驅使，在非文學上面無謂地耗費了太多的時間和心力，創作未能進入充分的、審美的自由狀態，也就難以自覺地解決好藝術創造問題。以《雷雨》、而聞名的曹禺（1910-1996），晚年在回首前塵時不無愧疚地說：“歷次運動中我都沒有獨立的思考，而是按一種既定的要求材料去否定別人，也否定自己。在精神上完全喪失了自己。尤其是'文革'，它的極深的毒素至今在我的腦子還在留存。有些是我意識到的，有些是我根本意識不到的。但它卻在起著可惡的作用，甚至阻礙我的創造。這是非常痛苦而可怕的悲劇。”

這一悲劇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而終結。自1979年始，中國大陸作家方才真正翻開了“新時期文學”的一頁。政治並非文學之累，但文學從“為政治服務”到“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觀念轉折，大大促進了思想解放與藝術解放，回歸文學、回歸現實、回歸藝術個性，成為湧動的文化思潮與文學展示。上下求索的無悔和寵辱不驚的澄淨，使創作主體逐漸成為精神命運的擁有者，並從中窮盡新意識形態的藝術呈示。 “想像的東方”被中國大陸作家作了令人為之歌哭和自豪的重新書寫。作家們歷經“火浴”而把焦灼與痛苦、奔突與追求融化於作品中，印證風雨夜歸的人情世態，並通過漢語思維與藝術，折射古老的東方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變動中重獲生機的心路歷程，其間流淌的酸甜苦辣和創造的歡欣，是一般外人都難以想像的。不少作品，或揭示了處於社會復雜關係中人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荒謬”與殘損，或反思了以往流行的價值取向所遮蔽的矛盾與問題，或展示了“耕作者”和“知識者”在當代的命運，或解剖了各色人等的心性結構與生存方式，總之，人們開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生活道路，文學作為“回應”，也必然有了更開闊的思想與藝術的空間，孕育了並非“被規範”而是多種樣態的可能性。

文學確實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引人注目的是，又一批新的青年作家群在中國文壇湧現。他們在六十年代當過“紅衛兵”或“紅小兵”，中學畢業或未畢業就趕上了聲勢浩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他們本應繼續接受正常教育，卻被驅趕到北大荒、雲南邊境、內蒙草原或陝北那些荒涼又艱苦陌生的地方，在被遺棄的環境裡度過“睡不醒的青春”。他們付出了青春的代價，卻也在底層的歷練中獲得了比失去的更有份量的東西——文學與腳下這片土地更深沉的精神性的聯繫。 “文化大革命”後登上文壇的這批文學青年，雖然沒有他們的前輩所背肩的歷史沉重，卻在和父老鄉親朝夕相處中獲得的情感和話語，使他們敢愛、敢恨，也敢於說出和寫出內心的熱切。這股青春熱流化成的作品，游弋於同往事乾杯與觀世態炎涼之間，有一份浩落蒼涼的人生感慨和對於命運的思考求索。

在中國文學界，也的確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批六、七十年代出生、成長於改革開放氣候中的青年作家，雄姿英發地活躍於當今文壇。這批晚生代作家，普遍接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當他們開始躋身於文學潮汐時，“文革”式的運動只像一個傳說，大一統的思維方式也只留下空洞的迴響。他們共享一個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時空，創作的自由度和想像力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釋放。他們中間，有的用藝術的方式解讀了中國人特有的生存意識；有的在對人生景象的反思和審視中融入人性的力量；有的關注城市同齡人的生存狀態和心靈狀態；有的懷念故土往日的陽光；有的嘲弄經濟活動中商場、情場、官場的糾結與是非；有的解構了現世的種種“烏托邦”；有的專注於女性內心深處的隱秘情感與靈魂訴求；有的將生活現實置於形而上的思考，且和後現代主義的敘述結構結合起來；還有的通過民族歷史變遷和民俗生活的深入把握，再現了民族特點、特質和成長歷程。可以說，在中國今日文壇上，在文化機制多樣化、文化環境寬鬆化、文藝觀念多元化、文學書寫個性化的當下，這批年富力強的作家，已成為推動中國文學全面復興的生力軍。

在中國，文學多種樣態的可能性的實現，20世紀90年代以後是一個重要標誌。如果說在此以前的漫長日子，是一個“教化”的、也是“以觀念支配生活與文學”的歲月，文學的基調是昂揚的、奮取的、線性的、進化的歷史觀佔據觀念的主導地位，人們至少相信存在著某種統一的價值觀（只是解讀和描述的不同）而繼續富於排他性；那麼，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受“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性”、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兩岸三地文化、文學的全方位匯流三大客觀因素的影響，中國文學自身觀念的“影響與效應”成為更核心的東西，“差異、分化與選擇”成為更明顯的特徵。文學不再受觀念支配而是“以生活取捨觀念”，不再是過去那種龐大和整體的“機器”而變成一個又一個“零件”，皇綱被慾望與信息解紐，從而進入了一個既繁華又困窘、既膚淺又深刻的個人化、市場化時期。

文學的“世俗化”隨之撲面而來。至少有以下四種突出的社會思想文化“消解”現象：曾經支撐文學史的“文化精英”、“知識英雄”的地位消解了，作家的文化身份被商業、市場改寫重塑，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民眾”較之“精英”在“俗世的自由主義”此一層面走得更遠；媒體革命所創造的視覺文化/大眾文學，使“大手筆”消解，“大敘事”崩潰，傳統文學作為精神性的品格與尋索被侃貧了，代之以由民眾“喜聞樂見”的娛樂、消遣通道的“作秀”大肆擴張，作家呈零散化乃至被影像、傳媒、網絡所“收編”；從社會生活到文學藝術，“道德”的相對化與“信仰”的個體化，使以往統一的“道德標準”消解了，道德話語變成與特定的利益集團或階層相聯繫的東西，而“公民意識”凸顯了，並提供著維繫當代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基本共識，文學也越來越與“道德”疏離而切近“普通人”的感性慾求，由以往的“教化”而變為原本意義上的“服務”與“代言”；“傳統”與“現代”的兩極對立也被消解了，邊界被模糊，在90年代以來中國的文化語境中，文學批評與爭論已不再發生在“傳統”與“現代”之間，而恰恰在“現代”與“現代”之間，上下左右都說自己是“現代”的，只是有不同的表達與論說方式，不過，人們都清楚自己需要什麼，對於“主義之爭”缺少了興趣，關心的是務實地談論與研究具體的問題，“主義”與“問題”的分離，造成了有“思想”而無“文化”或有“文化”而無“思想”的普遍現象——這或許正是“現代”之所以為“現代”，“世俗”之所以為“世俗”的突出表徵。上述四種“消解”，延續至新世紀初葉，使每年平均有1000多部長篇小說、400多種散文集、七萬首詩歌、數万集影視文學的偌大中國文壇，呈現為多種聲音的喧嘩躁動，多種問題的雜陳狀態。巨量的文學信息充塞大眾頭腦，也吞噬著人們本已所剩無多的閱讀時間。

世俗化的文化、文學思潮未能真正激發人們沉思默想的潛力和對生命、對生存的敏識。 “形而下”的文學趨勢使一些作家作品來去匆匆，自生自滅。然而，在中國文學界，在90年代以來，仍有一批堅定的“深夜看門人”守望在文學的精神高地，雲出其山而復雨其山，在“取動”與“取靜”之間艱難探求，在“主旋律”與“多樣化”之間有孚涉川。仍有一批寥如晨星又如晨星閃耀的作品，在滄桑的記憶、生命的體驗、思想的精進、敘事的上達等方面，都超越了共和國前四十年大部分作品的水準。 六十年的滄海月明，桑田日暖，使中國當代作家經歷了多少憂忿慷慨，累積了多少經驗教訓，體味了多少不乏血淚培壅的意蕊心香。他們為這片故土傾注了不絕如縷的繾綣，那紙上煙雲，凡所月旦，字字行行都是淺淺深深的悲喜留痕。我們不會遺忘，將珍惜這業已收穫的一切。

六十年的現實與人生，世像紛披，曲折華妙。作為新中國的幾代文學家，有的是用詩歌展示繡口錦心，頌諷詠嘆；有的是用小說敘寫悲歡離合，靈肉沉浮；有的是用散文呈現閎遠精微，滌攄憂樂；有的是用戲劇鋪陳跌宕傳奇，或莊或諧。六十年的文學生產，既有鮮花也有敗絮，卻以浩如煙海的作品，尤其是改革開放近30年十倍於現代文學30年的數量，成就了一條由汗水、淚水與血水交彙的文學大河。不論從何種意義上講，物質的貧乏暴露著一個社會的落後，精神的貧乏表示著一個民族的衰老。而今，作為一社會風貌的折射和一民族精神的投影，我們的文學，依然處於進步與新生的上升時期。 在這樣蒼茫的時刻，面對如此繁富的作品，要選出“六十年與六十部”，自然絕非易事。人們有理由發問：你們究竟用什麼標準來選擇？這六十部作品難道都是“經典”？解讀時憑藉哪些閱讀經驗、價值尺度和學術理念？坦率地說，編者在選目與撰稿之時，也曾多次如是捫心自問。 《六十年與六十部》此書的初衷，是在六十年文學風雨路上，盡力尋找文學史視野與思想史、文化史視野這三者的結合點，以“問題意識”為切入口，觀察社會變遷，觸摸主流情緒，重新發現文學史上的意義。具體而言： 1、 所選作品，是曾經引起文學界乃至社會上普遍關注或爭議的； 2、 所列作品，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流情緒和精神現象的； 3、 所讀作品，是在回眸過往和注視當今時，仍然有思想史和文學史價值的； 4、 所論作品，是創作與批評都能對當代精神生活的變化有所展示與影響的。 無論是創作或批評，考量文學史，其辯證的起點，是緣於問題的發現與提出；其意義與價值，係於問題的探索與展開。 六十年的文學經驗告訴我們，問題往往不是意識的簡單外化和主觀的先驗認定。問題根源於現實的矛盾。判斷一種文學現象、一個文學時代乃至一部文學作品，不能完全以它表面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實際生活的矛盾衝突中去解釋。只要按照事物本來面目及其產生的根源來理解事物，任何深奧的知識命題都會返璞歸真。因此，離開了產生問題的實踐基礎，離開了特定時代的歷史現場和文學訴求，“問題”易流於空洞的概念。 在通常情況下，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但從史實的角度看，任務本身，也只有在解決它的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處於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現實的要求和矛盾，強烈地表現在人們面對的問題之中。對於文學來說，主要的困難不是現存的答案，而是問題的揭示。也因此，真正的評判，要研究與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是深入思考人生與藝術中復雜的問題——尤其是面對新中國文學風雨里程中矛盾重重的詩文。也許，這正是認識當代文學發展史上某些規律性現象的一個途經。 正如A． J．湯因比所言：“我們應該準備隨時重新考慮問題，隨時準備勾銷最珍愛的體系、所選擇的事實或所謂事實的態度，假如進一步研究要求這種改變的話。這不僅是由於發現或構成了新的事實，而且也是由於對存在所謂事實進一步進行思考的結果。”這樣，重讀作品，重審文本，重說問題，重新探究意義之所在，自然成為《六十年與六十部》必要的功課。以當代詩歌為例，建國初期到六十年代，其演進與變異，可以說形成了“頌歌→戰歌”的體系，但其構成的事實需要有所選擇和發掘，需要細究在矛盾重重中“探尋新的出路”的篇章。在小說方面，茅盾在上世紀60年代初對許多作品有所批評：“政治掛了帥，藝術脫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語言乾巴巴。”然而，我們從不無爭議的一些小說中，讀到的並非簡單地圖解政策，而是有作家所熟悉的城鄉生態、有生活的芳香和精神的氣韻，有以文縮時空史化詩的筆墨。自然，在“重新考慮問題”時，我們也不難讀出時代給作家帶來的局限。 這一切，都給我們一個啟示：“文變染乎世情”，無論你願意不願意，文學無法迴避時代的思潮和藝術的流變，無法迴避現實、人生、審美所面臨的問題。對於作者，“問題”意味著原創；對於讀者，“問題”意味著理解與念想；對著文學界，“問題”意味著在不斷推進中的持續發展。 “問題意識”可以孕育高品質的作品。是故，我們在編撰《六十年與六十部》時，必然要把“問題”作為關鍵詞。而作為這一關鍵詞的兩個支撐點，一是文化的、學術的立場；二是專業的、審美的眼光。 這裡，還需要對“經典”做一些說明。在目前流行的文學史寫作或當下的文學批評中，“經典”一詞已被廣泛引用甚至濫用。其實，“經典”是擁有眾多讀者的作品，是不受時空所限且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作品，是經過一定時間檢驗的作品，是“中國經驗”與“世界性”可以連結的作品，自然，也是需要我們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持續解讀中受益無窮的作品。進一步說，在文學史上，足以構成“經典”的，需要有相當的美學品格，它要能“時空共享”（更多的人在更長更寬的時空中接受），要有“典型共名”（如“寶黛”、“阿Q”“孔乙己”成為許多人的符號），要有“藝術共鳴”（能打動、震撼人的心靈），要能“多元共生”（只要是優秀作品，不分什麼主義、流派）。在中心或鬧市的鳥鳴不一定比邊遠山林的鳥鳴清麗動聽，在審美與藝術面前，所有的作家作品都是平等的。 我們無意將“六十部”都以“經典”命名，歷史還短，還有待於廣大讀者和時光老人的評判。有些作品，列入六十年“經典”應無愧色，因為它們在精神史、思想史和文學史意義上，都觸動了時代神經，也投影於歷史滄桑，藝術上都各有追求和光彩。更多的作品，是曾經有爭議卻對文學進程起過重要影響的，是容易被忽略卻在社會變遷中具有一定文化價值的，是在潮流中被反複評論而可望達到矩陣穩固狀態的。在這裡，依然是“問題”與“價值”主導著我們的選擇、敘述與品評。沒有必要求大求全，也不必因人廢言。不論是堪可稱作“經典”，或是足以成為“文獻”，“六十部”作品都是風雨路上一份意識與藝術的辯證，一份斑斑點點的內心真實與外部真實的矛盾的文學印痕。 新中國文學六十年的旅程，給人們留下了欲說還休的記憶。我們曾經貧瘠過也狂熱過，然而，回首向來蕭瑟行，驚鴻一瞥，那內心的冰川刻痕，累築而成的是一座富有的精神博物館。所有承受的沉重可以化作微笑，化作把粗糙的石頭變成鑽石的力量。我們也在微笑中看到文學於新世紀的希望。 己丑小暑記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