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950《我們夫婦之間》

體裁：短篇小說 作者：蕭也牧 原發刊物：《人民文學》第一卷第三期 發表時間：1950年1月1日 1950年1月1日，新中國成立整整三個月。倘若採取舊式紀年，亦不妨說是共和國元年元旦。 這一天，新中國文學里地位最高的刊物《人民文學》第一卷第三期以“新年號”的特別名義出版了。上面刊登著一篇很不一般的作品——短篇小說《我們夫婦之間》，作者蕭也牧。 “很不一般”，是指在此後一年多內，它面臨了天懸地殊的兩種境地。起先是廣受歡迎，聲譽鵲起；然而轉至翌年6月，輿情突變，短短十來天一躍而為文壇頭號批判對象。至於進一步引出的影響及長遠的意味，就更不以此為限。 情節內容大致如下：一對夫妻，丈夫為知識分子出身，妻子原是貧農，參加革命後在軍工廠當工人。如今他們隨革命勝利，作為“進城幹部”，一起到北京。丈夫思想起了微妙變化，嫌妻子“土”，與新環境不協調。於是夫妻有了罅隙，一個要“變”，一個很固執地“不變”。最後，事實教育了丈夫，使他認識到根本而言妻子是對的，自己則“依然還保留著一部分很濃厚的小資產階級的東西”。當然，妻子態度亦稍有調整，表示新環境之下，“工作方式方法”值得重新考慮。

到“文革”結束為止，中國不存在與黨的方針政策無關的文學創作，所有作品都對其中某項內容進行“配合”。本篇也不例外。它所“配合”的，是建國初期黨最為重視的一個問題：革命隊伍的“拒腐防變”。毛澤東曾將“進城”比作“趕考”，能不能經受住這場考驗，被認為攸關未來。 《我們夫婦之間》，雖不涉及“腐”，但卻以“變”為關節，男女主人公之間所有矛盾，源於變與不變之爭。蕭也牧寫這篇小說，目的當屬體會黨的關切，及時、積極地通過文學進行宣傳配合。 本來，從邏輯上說，“進城”作為一道坎，它所隱含的“變質”的擔憂，主要是針對革命隊伍中出身鄉村者。對於他們，新環境、新現實與自身經歷構成更大反差，“考驗”的嚴峻性才比較突出。應該說，以“南京路上好八連”為本事編寫的《霓虹燈下的哨兵》，對這個問題的表達，與原來的含義更加吻合。對比一下，我們不難體會蕭也牧落筆之前，心中頗存“顧忌”，甚至早有自儆。類似三排長陳喜那個角色，他安排了一個知識分子形象來代替；“進城”這件事，對貧農出身的妻子張同志沒有構成是非原則的考驗，倒是知識分子出身的李克險些栽了跟頭。這樣的情節，不能說毫無生活根據，作者所以這麼處理，更大可能是規避對“工農形象”做負面描寫。這也許說明，對這題材風險所在，蕭也牧已有所預感，並事先加以防範。

然而，毀謗還是不期而至。 第一篇批判文章出現於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報》，即陳涌所作《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文章發表在黨中央機關報上，這似乎可以讓人有些猜想。不過，陳涌本身一直是活躍的文學批評家，《人民日報》有專門的文藝版面，雖然政治性很強，但也未必每篇持否定意見的文章都有“背景”。 就文章本身看，儘管持否定態度，但調子基本溫和，大致屬於就事論事，論斷上比較克制，沒有特別強烈的從政治上給作者作品“定罪”的意圖。它不滿意蕭也牧，在於兩點：一、對張同志亦即妻子，描寫上有所“醜化”；二、流露了“小資產階級思想情緒”。另外，與後來上綱上線的批判不同，陳涌文中並不一般地反對寫日常生活、戀愛事件等，只是強調“能否正確地去描寫”。還有一個重要區別，陳涌的文章並非專門針對《我們夫婦之間》，實際上它是從蕭也牧兩篇小說談起，上下兩個部分用比較平均的篇幅，順序談了《我們夫婦之間》和《海河邊上》，看上去也更像是普通的作品評論，與刻意製造事端的“大批判”尚有距離。

關鍵是第四卷第五期《文藝報》。這期《文藝報》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來信者名叫李定中，這是一個文壇誰都沒聽說過的名字。 《文藝報》的編者在這封信前頭，加了一條“編者按”： 陳涌同志寫的《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見6月10日《人民日報·人民文藝》），對蕭也牧的作品作了分析，我們覺得，這樣的分析是一個好的開始。讀者李定中的這篇來信，尖銳地指出了蕭也牧的這種創作傾向的危險性，並對陳涌的文章作了必要而有力的補充，我們認為很好。我們熱烈歡迎廣大讀者對文藝創作大膽地提出各種意見；我們特別希望能多收到這樣的讀者來信。 概括起來，它發出兩個信息。第一，對陳涌文章的不滿足。它說，陳涌文章是“好”的，但僅堪視為一個“開始”；它用對李定中來信的稱讚——“尖銳地指出了蕭也牧的這種創作傾向的危險性”——來暗示對陳涌文章的不盡人意之感，覺得他還夠不上“尖銳”，僅僅指出蕭也牧有一種創作傾向卻沒有指出這種傾向的“危險性”。因此，必須做“必要而有力的補充”，把話題引向深入。第二，是表明《文藝報》編輯部的態度。對李定中來信旗幟鮮明地“認為很好”，乃至以“熱烈歡迎”、“特別希望”等極迫切的字眼，鼓勵人們仿效李定中信為《文藝報》投稿；這實際上公佈了決定就蕭也牧持續展開批判的計劃。

《文藝報》發表李定中信時，為其擬題《反對玩弄人民的態度，反對新的低級趣味》。 “玩弄人民”或者類似的字眼，在陳涌那裡是沒有的。這大概就是該報所呼喚的“尖銳”。如果說陳涌文章對蕭也牧作品提出了批評，那麼可以看見，這裡已經完全變成一種指責，甚至是審判或裁決。它明白無誤地認定，蕭也牧“有罪”。信中話語遠比標題兇猛。李定中在援引陳涌關於蕭也牧作品存在“小資產階級的觀點”這一看法後，表示他要“補充一句”。這一句是—— 假如作者蕭也牧同志真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分子，那麼，他還是一個最壞的小資產階級分子！ 這句話，不僅把問題從蕭也牧作品存在“小資產階級觀點”變成認定他本人其實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分子，進而宣布，即使在小資產階級中蕭也牧也是“最壞的”。

李定中嚴厲地說，根據蕭也牧“玩弄人民”的態度，來“評定”他的階級屬性，“簡直能夠把他評為敵對階級了”，蕭的態度“在客觀效果上是我們的階級敵人對我們勞動人民的態度”。李定中自己也意識到這是非常嚴重的指責，但是他強調，“我並不覺得我說得'過火'”。 李定中還不滿意陳涌認為蕭也牧錯誤的原因在於“脫離生活”；他糾正說，蕭也牧是“脫離政治”；雖然目前“是一個思想問題”，但“發展下去”，“就會達到政治問題”。也許那個時代，此類指責與措辭人們司空見慣、習以為常。若自我們看來，話說到如此可怖的地步，幾令人懷疑是否必欲置人死地而後快。 總之，李定中的信是一個轉折。此信發表之後，蕭也牧問題大大惡化了，批判也成為有組織的了。那麼，這個李定中究竟是誰呢？據石灣《共和國文壇的第一場運動》（《世紀》雜誌，2008年第4期）一文，1982年5月21日，丁玲在天津文藝界座談會上講話時予以披露：

《人民文學》把這個作品（《我們夫婦之間》）當做好作品發表，當時我雖認為不太好，但沒有吭聲，沒有寫文章。後來我離開北京到南方，陳企霞找馮雪峰寫了篇文章，這篇文章立場是好的，態度是嚴肅的，但過分了一點，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 《人民日報》編輯部開會，一位文藝領導人就在那裡說：《文藝報》的路線錯了—— 原來是馮雪峰，原來並沒有什麼“讀者來信”，原來一切是《文藝報》的苦心策劃。 幾年後，胡風在著名的“三十萬言書”裡專門提出一條意見：“絕對禁止匿名批評、適合於自己企圖的'讀者中來'、甚至偽造的'讀者來信'。”（《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讀者中來”系《文藝報》的固定欄目。胡風這裡可能並不特指李定中的信。據說馮雪峰化名李定中一事，丁玲叮囑陳企霞勿與外人道，蕭也牧至死也不知情。胡風所談，當出於他平素對文壇的了解，此類做法實已臭名昭著。

那時，中國文壇有兩座重鎮，一個是《人民文學》，一個是《文藝報》。前者由茅盾任主編，後者即在丁玲掌握中。兩份國字號刊物，分別是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殿堂，各自發揮不同作用。大約因為角色不一——恐怕也與主編的“主觀因素”有關——《人民文學》相對能夠專注於文學建設，以致“思想傾向”成問題；《文藝報》卻以戰鬥者自居，火藥味十足，高調辦刊，不斷批這批那，發出“時代最強音”。 王蒙自傳說：“短篇小說《我們夫婦之間》受到丁玲帶頭的嚴肅批評。”此語如指第一篇批蕭文章系丁玲所寫，肯定是誤憶，不過，倘若“帶頭”二字是指丁玲親自出馬所造成的影響與震動，則另當別論。到丁玲《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發表之前，《文藝報》批蕭行動已進行了兩期，“李定中信”打頭炮，嗣後又有葉秀夫的《蕭也牧的作品怎樣違反了生活的真實》和樂黛雲的《對小說〈鍛煉〉的幾點意見》。丁玲文章見於1951年8月10日出版的第四卷第八期。露面雖晚，但主編出馬聲勢截然不同，本期一口氣推出三篇批蕭文章，丁文之外，還有一篇關於影片《我們夫婦之間》座談會發言的紀要，以及賈霽撰寫的評論，從作者的分量和發稿的配置來看，可以說批蕭在該期達到了高潮。因此，王蒙有“丁玲帶頭”的印象，也說得過去。

以後情況是，9月10日出版的第四卷第十期刊登《對批評蕭也牧作品的反應》，蒐集各地各方面贊成批蕭的聲音；10月25日出版的第五卷第一期，刊登蕭也牧本人檢討《我一定要切實地改正錯誤》，蕭的好友康濯的批判文章《我對蕭也牧創作思想的看法》，以及《我們夫婦之間》連環畫改編者李卉的檢討；12月25日出版的第五卷第五期，在“讀者中來”欄目刊登署名姜素明的《我對〈人民文學〉的一點意見》，就《人民文學》發表《我們夫婦之間》等“錯誤作品”並對相關批判無動於衷，提出批評；在此需要補充說明一點，蕭也牧並不是當時《文藝報》唯一的批判對象，與批蕭同時，它還嚴厲批判了與《我們夫婦之間》同期發表在《人民文學》的另一篇小說《關連長》（作者朱定），唯聲勢略微小一點。

匯總一下：從6月25日到12月25日，《文藝報》批蕭整整持續了半年；發表各類批判文章11篇，召集批判會一次；高潮出現在7、8月間，標誌是丁玲文章和座談會；批判形式豐富多樣，有“讀者來信”、專業分析、領導論述、知情者揭發、群眾反應、會議表態、個人檢討。 早在正式遭到批判前，反對的聲音已不斷傳來（康濯就不止一次轉告過丁玲的“意見”）。迫於壓力，1950年秋，蕭也牧對《我們夫婦之間》先後作了兩次改動。 1979年11月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張羽、黃伊所編《蕭也牧作品選》裡的版本，就是改動後的。將改動版與原發版加以核對，發現大大小小刪改計13處。主要是刪，不外兩種情形：一是涉及知識分子與工農兩種出身的干部之差異或對比者；二是涉及對妻子張同志“不雅”言貌之描寫者。進行這個對照，可以發現蕭也牧是如何消化對他的指責的。

等到批判正式展開，蕭也牧“曾經試圖”將小說再加修改，但終於放棄了。為什麼呢？ “把自己所寫的作品以及批評我的作品的文章”，全部“細讀一遍，並加以分析，推敲，思索”，檢討人發現，“除非要把所有的字句全部刪去，才能不見到它的錯誤的痕跡！”這聽上去像是氣話，其實一點不誇張。關鍵在於，《我們夫婦之間》的整個創作意圖、出發點，被徹底否定了。所以，蕭也牧最后索性痛快地以這麼一句話來了結此事：“不論我原來的寫作企圖如何，確是有著嚴重的錯誤和缺點。”（《我一定要切實地改正錯誤》，《文藝報》第五卷第一期）。 最好的保持正確、不犯錯誤的姿態，就是隻字不寫——在批來批去、讓人暈頭轉向的當時，這確實是文藝家普遍之想。夏衍說，批《武訓傳》後，1952年中國故事片生產“驟減到兩部”［《〈武訓傳〉事件始末》，《懶尋舊夢錄（增補本）》，三聯書店，2000］。路翎則在1950年7月28日致胡風信中提到，他剛參加一個會，“主題是，急迫地需要創作，希望各位'母雞'生蛋；如果沒有雞窩者，可以幫助找到雞窩。於是老作家訴苦：批評太兇，空氣太嚴厲，怕。新作家訴苦：批評過左，怕。”（《胡風路翎文學書簡》，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 時隔半個多世紀再來看蕭也牧事件，真像當時揪住不放的那樣，有什麼世界觀問題、政治立場問題嗎？王蒙認為“這樣的小說與這樣的批判，今日讀起有喜劇色彩”，回答得很清楚。就革命道德倫理而言，《我們夫婦之間》相當正統，不存絲毫“異端”色彩。 它真正攪動並刺激了文壇某些人神經的，是另外一點。 形像地說，1949年，革命文學也面臨一個“進城”的問題。 關於革命文學的歷史，粗略地說，它也跟中國革命本身一樣經歷了一個城市→農村→城市的過程。早期中國革命，不僅以城市為搖籃，重心也放在城市，後因種種現實原因，調整戰略，走“農村包圍城市”路線，到1949年終於重返城市。革命文學也是如此，最初興起時完全以大城市為依托，所謂“左聯十年”甚至可以簡稱為上海亭子間文學。後來，隨著抗戰的爆發和紅色政權定都延安，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奔赴邊區，革命文學的中心也移到那裡。此後，革命文學在延安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指導思想、藝術觀念、語言形式等，都經過脫胎換骨的變更，形成新的建構，整合成新的模式，也即通常所講毛澤東《講話》所開闢的方向。眼下，革命勝利了。北平和平解放消息傳來之際，毛澤東在西柏坡宣布：“從現在起”，“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這個轉折勢必是全方位的，文學同樣迴避不了，因此客觀上確實有一個“進城”問題擺在革命文學面前，有人去思考這個問題，不僅正常，而且必然。 這個問題，簡單地講，就是革命文學的面貌要不要隨著新的實際有所調整？調整，當然不會觸及延安以來革命文學的核心價值體系，所謂調整，是在堅持大方向前提下，可不可以從細節上嘗試一點新的變化？比如，看取人物，尋求較為別緻的角度；確定敘事的著眼點，多為讀者做一點考慮；情節呈現，靠近生活的日常樣態；感性地展現人物內心，使之不那麼抽象、理念化…… 建國，畢竟意味著文學已經處在新的背景、環境、對象、範圍等條件之下，生活內容和讀者情況都不同於邊區、根據地、解放區，按理，文學應該反映這種變化。確有一些作家意識到了，並且開始探索。我們可以看一看1950年1月1日出版的那期《人民文學》，本期該刊總共發表了五篇小說，其中三篇（即《我們夫婦之間》、朱定的《關連長》和秦兆陽的《改造》）都不同程度遭到批判，原因就是它們在藝術上求變。例如《關連長》，寫某連執行攻城任務時，發現敵據點為學校，內有不少兒童，連長由此放棄砲擊，稍有猶豫後，改用迂迴包抄辦法付出較大代價拿下據點，連長本人亦因此犧牲。小說聚焦關連長粗豪剛猛性格與他當此意外局面時的柔情不忍，以此為衝突，刻畫人物內心世界，而不是一味寫革命軍人的勇往直前，顯示了新穎、更富深度的角度。這本應視為革命軍人形象塑造的有益開拓，結果卻被斥為以“小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歪曲“革命人道主義”（《評〈關連長〉》，中央文學研究所通訊員小組集體討論，張學星整理，《文藝報》第四卷第五期）。 以單一作家論，蕭也牧試圖有所“調整”的意識，在當時大約是最突出的一個。據康濯《我對蕭也牧創作思想的看法》揭發，蕭也牧認為：“今天我們進入了城市，讀者對象廣泛了，局面大了，作品也應該有所改變，作品裡應該加一些'感情'，加一些'新'的東西，'生動'的東西，語言也應該'提高'些，可以適當用一些知識分子的話來寫作。”以今視之，蕭也牧的思考透出了傑出的意識，他敏感地察覺時代帶給文學的新變（“進城”），並準確地將它的藝術可能性表達出來，提出自己的探索方向：人情味、創新、重視生動性、更講究語言、提高藝術質量……這一切顯示，他是走在時代前列的作家。 《我們夫婦之間》被批判以前，社會各方的反應，完全是正面的。例如讓丁玲憤憤然的電影改編這件事。小說發表後，迅即被上海崑崙影業公司看中，改編、投拍並正式出品。導演鄭君裡，主演趙丹、蔣天流、吳茵等，第一流的班底（順便說一下，略早在更大範圍掀起更大波瀾的《武訓傳》，亦為崑崙所出、趙丹主演）。康濯說他曾當面聽某劇作家對蕭也牧這樣講：“你的小說都很好，每一篇都可以改成電影！”在批判會上，瞿白音就表示：“當我最初看到這篇小說的時候，我也是喜歡的，我也有改編的意圖的。”吳祖光也說，讀作品時“覺得挺新鮮，挺有趣”（《記影片〈我們夫婦之間〉座談會》，《文藝報》第四卷第八期，1951年8月10日）。其他良好反響包括，改編成連環畫、話劇，以及評論家的讚揚等。就像上述某劇作家所言，他每篇作品皆為人所注意。不知這是否可以說明，當時蕭也牧已經成為全國最受歡迎的作家。 甚至批判當中，亦可透過無意中露出的縫隙，發現公眾對蕭也牧的由衷喜愛。 1951年9月10日出版的第四卷第十期（總第46期）《文藝報》之“讀者中來”欄目，為昭示批判效果，以《對批評蕭也牧作品的反應》為題，匯集多封讀者來信。石家莊文聯賈華含披露，該市一位工人作者吳燕，深感《我們夫婦之間》“引人入勝”，而仿照其風格自己寫了一篇。山東大學學生畢東昌談到，大學生普遍“偏愛”蕭也牧作品。在部隊工作的張惟說，他本人以及“文工團的同志”，“都盼望有新穎的富有藝術性的作品，所以讀了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後，大部分都滿口稱讚”。淮北鹽場的蕭人則懺悔：“《我們夫婦之間》我是看過的，而且記得當時還錯誤地認為這作品很'好'，認為作品對知識分子和工農幹部夫婦之間的生活細節的描寫，是'真實'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是一篇很生動而能說明問題的好作品。” 對歷史的審視與理解，需要時間。拉開一定距離後，並不難於辨清蕭也牧的意義：他是一個轉折點上的人物。革命戰爭年代過去了，新的國家生活擺在面前。有人主動嘗試與以往革命文學有所區別的風格、內容和寫法，以適合這種轉變。蕭也牧於是應運而生。他所探索的相較以往細膩深入一些的人情內容、世俗平凡一些的日常化筆觸和簡潔節制一些的話語風格，事實證明，符合廣大讀者的期待。假如能夠探索下去，未遭阻攔，蕭也牧極可能將作為共和國文學一位重要的開拓者留下來。可是實際卻截然相反。縱觀二三十年前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你總是面對一個特別奇異的現象：只要是社會、生活歡迎和期待的東西，往往遭壓制與打擊。這令人百思而莫解。 （李潔非撰） 朱定：《關連長》，《人民文學》第一卷第三期 秦兆陽：《改造》，《人民文學》第一卷第三期 陳涌：《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人民日報》1951年6月10日 李定中（馮雪峰）：《反對玩弄人民的態度，反對新的低級趣味》，“讀者來信”，《文藝報》第四卷第五期 丁玲：《作為一種傾向來看》，《文藝報》第四卷第八期 張羽：《蕭也牧之死》，《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