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秋紋器小究可哀

清末民初，熱愛的人士寫下了大量題詠，以詩詞的形式，對書中的人物、情節進行概括與評價。拿人物來說，幾乎書裡所有的角色都詠到了，連傅秋芳、真真國女子那樣的僅僅被提到一次的，以及南安太妃、週姨娘那樣面目模糊的，全都成為詩詞詠嘆的對象。與賈寶玉關係密切的小姐、丫頭當然更被熱詠。有一位姜祺，他寫了一本《悼紅詠草》，裡面不厭其煩地以詩歌形式評價到書中的每一位角色，其中有一首是詠秋紋的：羅衣雖舊主恩新，受寵如驚拜賜頻。 笑語喃喃情瑣瑣，拾人餘唾轉驕人。 詩末還綴有考語：“一人有一人身份，秋姐諸事，每覺器小。” 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明文交代出，當時怡紅院伺候寶玉的一等丫頭共四位，排名順序是襲人、晴雯、麝月和秋紋；二等丫頭也是四位，秋紋器小究可哀、排名順序則是芳官、碧痕、小燕和四兒。這裡面芳官原是榮國府裡養的戲子，因為朝廷裡薨了一位老太妃，皇帝規定貴族家庭一年內不能排筵唱戲，元妃也不能省親，所以遣散了戲班，願意留下的女孩們全分配到各處當差，芳官被分到怡紅院，深得寶玉喜愛，竟成了二等丫頭里的頭名。在大觀園尚未修建前，寶玉身邊還有叫茜雪的丫頭，該能列入一等，卻在第八回的“楓露茶事件”過後，被無辜地攆出去了；還有一位叫媚人的，第五回出現一次，後來不復提及；還有名字與晴雯相對應的綺霰、與麝月名字對應的檀雲，以及一個叫紫綃的，影影綽綽，似有若無；還有叫可人的，在故事開始前已經死掉了；另外一些丫頭，林紅玉（小紅）戲份很多，但在怡紅院充其量只是三等丫頭，攀上鳳姐高枝後地位才得提升；佳蕙、墜兒等在怡紅院地位比小紅更低；還曾經有一個叫良兒的，因為偷玉早被逐出。這樣看來，穩定地留在寶玉身邊，算是一等而排名第四的秋紋，讀者實在不該將其忽略。

秋紋的戲份，不算多，卻也不能算少。第三十七回裡，有一段文字雖然是“群戲”，卻以秋紋為軸心，說那段文字是“秋紋正傳”也未為不可。 第三十七回回目是“秋爽齋偶結海棠社蘅蕪苑夜擬菊花題”，主要情節是寫賈寶玉和眾小姐以及寡嫂李紈結社吟詩，但海棠社初起時，史湘云不在，缺了她怎麼行呢？怎麼很自然很合理地把她安排進來呢？於是曹雪芹精心設計了約一千一百字左右的“過場戲”：襲人派宋媽媽去史侯家給史湘雲送東西，史湘雲接到東西偶然問“二爺作什麼呢”，宋媽媽隨口道“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作詩呢”，史湘雲反應強烈，說“他們作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這反應反饋到寶玉那裡，也就著急起來，立逼叫人去接史湘雲，賈母說天晚了，於是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去接，史湘雲午後到達，大家自然歡喜，史湘雲一人獨作兩首詠白海棠詩，又興沖衝跟薛寶釵熬夜商討賞菊食蟹作菊花詩的雅集。這一回的兩段主要情節，如果讓俗手來過渡，那麼像我上面這麼簡單地一交代，也就銜接上了。但曹雪芹誓不寫平板文字，他把襲人派送東西這麼一段“過場戲”，寫得花團錦簇、七穿八達，使其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特別是把怡紅院里四位頭等丫頭的不同性格，還有她們之間的人際心理，描摹得入木三分，而在四個人裡，又特別讓秋紋成為“主唱”，僅僅通過這一段文字，就使這個角色成了一個典型形象。戚寥生為石印古本作序，盛讚曹雪芹“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此萬萬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一書，嘻，異矣！”他的讚嘆，並不過火。

這一場戲，實在可以用現代話劇劇本的形式改寫如下：佈景：怡紅院內室。早在第十七回大觀園初建還沒有啟用，就交代那一處建築的內室設計十分獨特：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一一，或有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硯處，或供花設瓶、安放盆景處；且滿牆滿壁，皆係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諸如琴、劍、懸瓶、桌屏之類，雖懸於壁，卻都是與壁相平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羅斯作家安東·契訶夫既是小說家也是劇作家，他的劇本對佈景的規定非常具體，他曾說，如果佈景的屋子牆上掛著一把槍，那麼，一定要在劇情發展到某一階段時，讓那個道具槍派上用場！他的《萬尼亞舅舅》就是那麼設定的，佈景上掛的槍，在第三幕被萬尼亞舅舅取下來射擊了屍位素餐的教授。曹雪芹是比契訶夫早一百多年的，十八世紀中期的作家，他的文本早有這樣的特點：他前面寫了怡紅院室內的“多寶”與“嵌壁物”，那麼，上壁裡的某些道具，到後面就一定會起到作用。

襲人：我讓宋媽媽給史大姑娘送東西去，要用那嵌在牆上的碟子給她盛東西。咦，怎麼牆上是空槽子？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子哪兒去了？ 晴雯：啊，給三姑娘送荔枝時候拿去的，她們那裡還沒給還回來呢！ 襲人：家常送東西的傢伙也多，巴巴地拿這碟子去！ 晴雯：我何嘗不也這麼說！偏二爺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才好看。我送去，三姑娘見了也說好看，叫連碟子放著，就沒帶回來。 你再瞧，那子盡上頭的一對聯珠瓶，也還沒收來呢！ 秋紋：提起瓶子，我又想起笑話。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那天見園子裡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子裡才開的新鮮花，不敢自己先玩，巴巴地把那一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拿著，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給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

秋紋：可巧，那天是我跟著二爺，捧著瓶子把花進上去的。老太太見了那瓶花，高興得無可無不可的，那時候正有不少人去給她老人家請安，老太太見人就指著那瓶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也想得到，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 秋紋：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她老人家的眼的……可那天怎麼樣呢？她竟讓鴛鴦姐姐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單柔。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是小事，難得這個臉面！ 秋紋：及至到了太太那裡，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週姨奶奶，好些個人，翻箱子呢，在找太太當日年輕時候留下的顏色衣裳，也不知為的是要給哪一個。一見我捧著花瓶去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二奶奶就在旁湊趣兒，一個勁誇寶玉又是怎麼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著眾人，太太自為又爭了光，堵了眾人的嘴，太太是越發地喜歡了！

你們猜怎麼著？太太一高興，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你們說說看，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豎也得，卻不像這個彩頭！ 晴雯：呸！沒見過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才給你，你還充有臉呢！ 秋紋：憑她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啊！ 晴雯：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下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裡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她，剩下的才給我，我寧可不要，衝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 秋紋：給這屋裡誰的？我因前兒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知道知道。 晴雯：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子去退給太太不成？ 秋紋：胡說！我白聽了喜歡喜歡。哪怕給這屋裡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太的恩典，也不犯管別的事！

麝月：罵得巧！ 碧痕：可不是給了那西洋—— 小燕、四兒：——花點子哈巴兒了！ 襲人：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儿！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 秋紋：啊呀，原來是姐姐得了，我實在不知道啊。我陪個不是吧。 襲人：行啦行啦，都少輕狂些罷。誰去取了碟子來是正經。 麝月：那聯珠瓶得空也該收來了。老太太屋裡還罷了。太太屋里人多手雜，別人還可以，趙姨奶奶一伙的人見是這屋裡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才罷。太太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收來是正經。 晴雯：這話倒是，我取去！ 秋紋：還是我取去吧。你取你送到三姑娘那裡的瑪瑙碟去，豈不正好？晴雯：我偏去太太屋裡取一遭！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通共秋丫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裡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

晴雯：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里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 晴雯：你們別和我裝神弄鬼的，什麼事情我不知道！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國作家協會在大連召開了一個農村題材的小說座談會，當時作協的負責人邵荃麟，在會上提出了寫“中間人物”的主張。小說什麼人物都能寫，這本來是一個根本用不著討論的問題，中國的古典小說也好，外國的古典小說也好，都有著極其豐富的人物畫廊。但在那個歷史的結點上，邵荃麟他感覺到受教條主義理論的束縛，小說創作的路子越走越窄，都落入了寫“英雄人物”與“反面人物”鬥爭一番，最後取得勝利的窠臼裡，這樣的小說不僅違背了社會生活的真實狀態，也不可能具有藝術感染力，作家越寫越苦惱，讀者越讀越乏味。不消說，邵荃麟是一片好心、苦心，為的是繁榮社會主義文學創作。但是，會剛開完，階級鬥爭的弦就更加緊繃，作家們遭遇到的已經不是一般教條主義的捆綁，而是更加肅殺的極左浪潮的席捲。不久，邵的言論就遭到猛烈批判，“寫'中間人物'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文學主張”，這場批判跟批判電影《早春二月》《北國江南》、戲劇《李慧娘》《謝瑤環》等文化批判一樣，成為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其實，把生活與小說裡的人物按“英雄”（或“先進”）、“中間”（或“落後”）、“反動”（或“反面”）來“三分”，已經是不科學的了。沒有比人更複雜的宇宙現象了。無論按照什麼樣的標準來衡量社會上的活人，都會發現，那些活人構成了一個長長的譜系，在可以用“好”與“壞”界定的社會角色之間，會有非常寬闊並且變化多端的芸芸眾生的譜段存在。況且，就是譜係兩極的，可以稱為“偉人”和“人渣”的那些生命，倘若再從縱向解剖他們的靈魂，那麼，也會發現出他們的複雜性、曖昧性。 “偉人”與“偉人”“偉”得不一樣，而且其與“偉”相伴的，還會有不同的“非偉”甚至陰暗的成分；而即使被指認為“人渣”了，也有可能在其心靈深處發現亮點。作家應該本著自己的生命體驗，把自己熟悉的人物那生命存在的複雜性描摹出來。曹雪芹在的創作裡，就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和很不一樣。後者沒有在書裡表達出超過“指姦責佞”、“因果報應”的社會理想與人文關懷，對筆下的人物刻畫生動卻缺乏審美指向。曹雪芹卻在他那長長的人物畫廊裡，賦與了對人物的審美判斷。他筆下有賈寶玉、林黛玉那樣的洋溢著個性解放光芒，使讀者從審美中獲得人生啟迪的形象，也有像趙姨娘那樣“蠍蠍螫螫”狠毒而又愚蠢、王善保家的那樣挾勢興風招來耳光等作者不藏其鄙夷，更令讀者齒冷的猥瑣角色。但總的來說，他寫的盡是“不好不壞、亦好亦壞、中不溜儿”那樣的芸芸眾生。在大觀園的丫頭形象譜系裡，他把每一個角色的性格都勾勒得鮮活跳脫，秋紋在上面那場戲裡，就一下子與別的丫頭區別了開來，成為了獨特的“這一個”。 跟怡紅院裡別的丫頭們相比，秋紋確實堪稱“中間人物”。

晴雯不消說了，是一塊爆炭，由著自己性子生活，她雖然喜歡寶玉，寶玉更喜歡她，卻從來沒有對寶玉私情引誘或嬌嗔轄制，對王夫人她毫無“權威崇拜”，對襲人所謀取到的“半合法姨娘”身份嗤之以鼻，她算得是一個反抗性的人物，秋紋跟她的心靈距離不啻千里之遙。 襲人與晴雯思想境界、性格特徵、處事方法全然相異，就思想傾向而言與薛寶釵的封建正統觀念強烈共鳴，但不能因此就把她定位於“反面形象”，或簡單地責備她“虛偽”、“奸詐”，曹雪芹是把她作為一個複雜的藝術形象來塑造的。襲人外表的柔順掩蓋著內心的剛強，她那股剛強勁兒以無微不至地滲透到寶玉生活的每一個毛孔中的“小心伺候，色色精細”，加以“情切切”地“嬌嗔”，牢牢地籠絡住了寶玉，使寶玉視她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依靠，並且也是很理想的長期性伴侶，她具有很強的主動進取精神，按部就班、耐心韌性地去爭取個人幸福——成為寶玉除正室外的第一號側室。襲人是清醒的。她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她該收時能收該放時能放。秋紋跟她一比，那就太渾噩了。襲人對王夫人與其說是效忠不如說是主動去參與合謀，她對家族權威“忠”而不“愚”。秋紋呢，對賈母也好，王夫人也好，除了仰望，沒有別的視角；不過是得了一點唾餘，就感恩戴德到不堪的地步。在晴雯與襲人之間，她的生存狀態和言談作派顯得那麼顢頇可笑。

或許她的性格與麝月比較相近。麝月是恬淡平和的，左有以天真魅惑寶玉的晴雯，右有以世故控制寶玉的襲人，她能與世無爭，左右不犯，實屬不易。寶玉曾驚嘆麝月“公然又是一個襲人”，並在與她單獨相處時替她篦頭，但麝月的效襲人“盡責”，只不過是一種性格使然的慣性，並沒有謀求地位提升，更沒有取襲人地位而代之的因素在內；對寶玉給她“上頭”的意外恩寵，也並沒有彷彿得了彩頭似的得意忘形。麝月雖也很“中間”，卻比秋紋境界稍高。秋紋真是不堪比較。小紅攀上鳳姐那高枝之前，偶然給寶玉倒過一杯茶，恰好被合提一桶洗澡水來的秋紋和碧痕（有的古本“碧痕”寫作“碧浪”，想來與她專負責伺候寶玉洗澡相關）撞見，秋紋和碧痕一起醋意大發，後來找到小紅將其羞辱一番，當時秋紋的話聽來也頗鋒利：“沒臉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故，倒叫我們去，你可等著做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但她真好比燕雀難知鴻鵠之志，小紅表面上只是軟語辯解，心裡呢，秋紋輩做夢也想不到，人家早把怡紅院乃至整個賈府的前景看破，“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誰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就是後來攀鳳姐的“高枝”，也絕非希圖在那“高枝”上永棲，不過是為的“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見識見識”。秋紋等凡俗人物怎會知道，就在她們以為小紅是要在怡紅院裡“爭巧宗兒”而潑醋詈罵的時候，人家已然大膽“遺帕惹相思”，鎖定了府外西廊下的賈芸，為自己出府嫁人的生活前景早做打算，一步步堅實前行了。拿秋紋跟小紅相比，她不僅太“中間”，也太庸俗，太卑瑣。難怪姜祺說：“一人有一人身份，秋姐諸事，每覺器小。”所謂“器小”，就是精神境界卑微低俗，沒有什麼亮點。 確實如此。芳官的性格鋒芒不讓晴雯，王夫人對她興師問罪，她敢於隨口頂撞。四兒，原叫蕙香，她跟寶玉生日相同，就敢說出“同日生日就是夫妻”的玩笑話，為這一句話她被攆逐，但也不枉在怡紅院一場。春燕，也就是小燕，她夠平庸的了，但畢竟她還記得寶玉說過的一段關於女兒從珠寶變成失去寶色，嫁人後竟變成魚眼睛的一段話，她或許並不懂得那段話的深刻內涵，但她聽了記住，並在關鍵時刻能完整地引用出來，說明她的精神世界裡，多少還滲透進了一點新鮮的東西。連墜兒的偷竊蝦鬚鐲，我在另文有過分析，指出也是一種對現實的消極反抗，總算做了件不平庸的事情。最接近秋紋狀態的是碧痕，第三十一回裡晴雯透露，一次碧痕伺候寶玉洗澡，足足兩三個時辰，洗完了別人進去收拾，發現水淹著床腿，連席子上都汪著水，可見碧痕起碼還享受過一點浪漫。晴雯的話頭里並沒有提到秋紋，秋紋雖然跟碧痕共提過一桶為寶玉準備的洗澡水，但她似乎到洗澡時就不再參與了，否則“嘴尖性大”的晴雯不會不點她的名。這樣看來，秋紋可真是既無大惡也乏小善，既無城府也不浪漫，成為那個時代那個社會那個具體環境裡最庸常鄙俗的一個生命。 安東·契訶夫的全部作品，包括他的小說與戲劇，貫穿著一個主題，就是反庸俗。過去有論者論及這一點，一唱三歎。 契訶夫當然了不起。反庸俗，這確實算得是人類各民族文學作品最相通的一個偉大主題。但有論者提出契訶夫是世界上頭一位著力於反庸俗的作家，則尚可商榷。我以為，曹雪芹的，其實也自覺地貫穿著反庸俗這一偉大的主題。 什麼是庸俗？平庸不是罪過。世人里平庸者屬於絕大多數，對這絕大多數“不好不壞，亦好亦壞，中不溜儿”的芸芸眾生，總體上說，不應該責備，而應該憐惜，尊重他們的生存，理解他們的心境，說到底，革命者倡導革命也好，改革家推行改革也好，其目的，都應該是造福於這數目最大的社會群體。平庸的生命不要去傷害，不要去反對。不要把反庸俗，錯誤地理解為針對社會芸芸眾生，去否定他們的生存權，對他們實行強迫性改造。庸俗，指的是一種流行甚廣的精神疾患，這種疾患猶如感冒，一般情況下，雖然具有多發性、反复性，卻並不一定致命。但是如果一個社會庸俗氾濫，那就像流行性感冒肆虐一樣，會死人，會造成整個社會的損傷，絕不能等閒視之。 庸俗這種社會疾患，不僅“中間人物”大都感染，某些“先進人物”乃至“英雄人物”，有時也未能免俗。惡人那就更不消說了，儘管也真有“高雅的惡人”，但“俗不可耐”是絕大多數“反面人物”的典型特徵。 這裡只說集中體現在一般庸人精神裡的庸俗疾患。秋紋就可以作為個案加以剖析。 懼上欺下。這是庸俗的典型表現。秋紋對上層主子的“權威崇拜”，上面已經揭示過了，她對地位比自己低的小紅“兜臉啐了一口”然後破口大罵，上面也已經講到。而且，在其他丫頭們都並不覺得以“西洋花點子哈巴兒”影射襲人，以及諷刺一下王夫人賞賜襲人衣服，算是什麼罪過的氛圍裡，秋紋明明“不知者不為罪”，卻還要真誠而謙卑地去跟襲人賠不是，這場景想必也已經刻進大家心中了，而這一切又都並非是她為了謀求自己的進一步發展，只不過是希望穩住既得利益而已，正所謂“器小”，令人哀其精神世界的淺薄、狹隘。書裡其實還有一些涉及到秋紋的細節，表現出她那樣的生命的庸俗疾患的另一方面，就是“背景意識”。什麼叫“背景意識”？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自動或被動地處於社會網絡的一個結點上。每個結點的社會等級是不一樣的。社會結點其實是會變化的，個人的“結點背景”隨社會的變化也會轉換，甚至會發生翻覆性的轉換。庸俗疾患的表現，就往往會反映在為人處事時，以自己的優勢“背景”自傲，而從比自己“背景”差的人物的謙恭中獲得廉價的滿足。 第五十四回，濃墨重筆寫的是“史太君破陳腐舊套王熙鳳效戲彩斑衣”，曹雪芹卻也在兩大主情節之外，特意寫了字數不菲的若干“過場戲”，其中就有秋紋的“戲份”。他寫的是，元宵節榮國府大擺宴席，熱鬧不堪，寶玉忽然想回怡紅院靜靜，沒想到回去還沒進屋，發覺鴛鴦正陪處理完母親喪事的襲人在裡邊喁喁私語，就沒進屋，悄悄地又往回返，在園林裡他內急，走過山石撩衣小解，當時隨身伺候他的，是麝月和秋紋。正如第三十七回秋紋自己所說，就賈母而言，“有些不入她老人家的眼”，賈母只記得襲人，看寶玉回屋並無襲人在側，說“他（指襲人）如今也有些拿大，單支使小女孩子出來”，可見雖然賈母因為送桂花賞過秋紋幾百錢，卻根本記不得她名字，認為是無足輕重的“小女孩子”；當然後來聽人解釋，知道襲人是因為喪母熱孝不便前來，才不再深究。那麼，秋紋明明剛聽見賈母對襲人看重而輕蔑她和麝月的說法，按說應該心中不快才是，至少，應該不必馬上引賈母這個“背景”為榮吧，但曹雪芹很細膩地寫到，寶玉小解後自然需要洗手，“來至花廳後廊上，只見那兩個小丫頭一個捧著個小沐盆，一個搭著手巾，又拿著漚子壺在那裡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一試，說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裡弄的這冷水？'小丫頭笑道：'姑娘瞧瞧這個天，我怕水冷，巴巴的倒的是滾水，這還冷了。'正說著，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著一壺滾水走來，小丫頭便說：'好奶奶，過來給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哥哥兒，這是老太太泡茶的，勸你走了舀去吧，那裡就走大了腳！'秋紋道：'憑你是誰的，你不給？我管把老太太茶吊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是秋紋，忙提起壺來就倒。秋紋道：'夠了。你這麼大年紀也沒個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太的水！要不著的人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沒認出這姑娘來。'寶玉洗了手，那小丫頭子拿小壺倒了些漚子在他手內，寶玉漚了，秋紋、麝月也趁熱洗了一回，漚了”，這才跟寶玉回到賈母跟前，繼續與宴看戲。秋紋就是這樣以自己依附的“強勢背景”，把那老婆子震懾了一回，獲得了極大的心理滿足。這是非常生動也非常深刻的對庸俗心態的刻畫，同時也是對庸俗的一次不動聲色的批判。 這裡附帶指出一點，就是通過上面我引出的這節文字，可以清楚地知道，作者雖然在全書開篇時聲言，所寫是“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然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反失落無考”，其實大量的細節是把朝代和邦國逗漏得很清楚的。你看那老婆子開頭拒絕給滾水，是怎麼開口說話的？她先諷刺性地叫了聲“哥哥兒”，那當然不是叫寶玉，而是叫跟她要滾水的丫頭，有的年輕的讀者看到這裡可能就糊塗了，曹雪芹怎麼這樣寫呢？就算那婆子老眼昏花，認不清叫她的是哪屋裡的丫頭，總也不至於連男女也分不清呀？這你就應該知道，“哥哥兒”就是“格格兒”，是滿語的音譯，意思是貴族家庭的小姐，這種語彙是只有清朝才有的，可見作者寫的是清朝的故事。那老婆子明知道問她要水的不過是丫頭，不願意給，就故意諷刺地稱她為“哥哥兒”，意思是你配嗎？你以為你是誰？當然，秋紋挺身而出，拋出“背景”，老婆子才意識到遇見的是比“格格”更尊貴的公子屋裡的人，滿賈府誰不知道賈母對寶玉的疼愛，捧鳳凰似的，別說自己泡茶的水捨得給他用，就是寶玉忽然想要天上的星星，恐怕也會立即派人去取下來！另外，那老婆子還說了句諷刺話：“勸你走了舀去吧，那裡就走大了腳！”可見那問她要滾水的丫頭是纏足的。是一部交融著滿、漢兩種文化的書，書裡的女性，有的是天足，因為滿族婦女是不纏足的，書裡“四大家族”的女性，應該都是天足，有的丫頭是滿族人，也是天足，但有的女主子，卻可能是漢族，纏足的，比如第六十三回寫寶玉“忽見邢岫煙顫顫巍巍的迎面走來”，就是形容小腳女子的步伐；丫頭里很多都是漢族，纏足，所以她們互相笑罵，有個詞是“小蹄子”。而這一細節裡，老婆子說“那裡就走大了腳”，就是諷刺這類丫頭纏了足不願意跑路。 再說秋紋的庸俗。她那“背景意識”，在第五十五回又一次發作。當時因為府裡頭層主子都參與朝廷裡老太妃的喪事去了，鳳姐又病著，因此王夫人委託探春理家，再由李紈、寶釵襄助。幾件事過去，人們就普遍感覺到，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加上文化水平高，有殺伐決斷，卻比鳳姐更精明沉著。平兒很快就意識到，在探春面前絕不可有什麼“背景仗恃”的特權心理，必須以繞指柔來應付探春的剛毅決斷，這就是平兒的不俗、超俗之處。但秋紋怎麼樣呢？她大搖大擺去往探、紈、釵辦公所在的議事廳，廳外嚐到探春厲害的眾媳婦馬上告訴她，裡頭擺飯呢，勸她等撤下飯桌子再進去回話。秋紋是怎麼個反應呢？她嘻笑著說：“我比不得你們，我那裡等得！”她覺得自己有“背景”，應該享受“特權”，就不停步地要往廳裡闖，這時候也在廳外的平兒立刻叫她：“快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這裡充什麼外圍的防護？”直到平兒把已經發生過的情況，以及大家共同面臨的形勢細細地告訴了她，指出這回探春理家可是“六親不認”，而且專門要拿幾家“背景”硬的來“作法子”，以樹權威，秋紋才清醒過來。如果秋紋不俗，她也仍可堅持爭一下“特權”，充一條“好漢”，但她是怎麼個表現呢？聽了，伸舌笑道：“幸而平姐姐在這裡，沒的碰一鼻子灰。”來時氣吼吼，去時灰溜溜。庸俗者就是這樣，他們並不能捍衛“光榮”而只是謀逐“虛榮”，並不能堅持“進取”而隨時可以“退避”；他們隨波逐流，得空隙就洩，見堤壩就退；他們欺軟怕硬，崇拜“權威”，卻既不能從低於自己的存在裡撈到多少好處，更不能改變不入“權威”眼的卑微地位。 庸俗不是一種政治品質問題，甚至也不是一個道德問題。企圖通過政治教育、政治批判或者道德說教、“道德法庭”來消除人們心靈中的庸俗，是不可能取得效果的。 庸俗是一種超政治的東西。三十年前，“文革”快要結束了，一次我同一位年紀比我大兩輪的人士騎車路過北京西四南大街，那裡有一幢舊房子忽然引出了那位人士的喟嘆。後來我們在一家小飯館喝啤酒閒聊，他說起，1948年，那幢房子是個郵政局，他去那裡面寄東西，因為他說自己是“市黨部”的，郵政局裡的人就把他奉為上賓，請他坐，給他倒茶，賠他笑臉，向他道乏，完了事，出門還給他“叫車”（當然，不是汽車而是黃包車）。那天那回他得到的“背景禮遇”，竟令他經歷過那麼多的政治社會風雲以後，偶一回憶，仍滿心歡喜。這令我十分震驚。 1948年的“市黨部”，當然是國民黨的機構。 1949年10月以後，尤其在“文革”當中，此公因為曾加入過國民黨並一度在“市黨部”跑腿，不知受了多少審查，遭到多少批判甚至批鬥，為此“背景”他可以說是已經付出了許多慘烈的人生代價，但那天在一起喝啤酒，酒湧上臉，他所引為得意的“人生片段”，竟依然是那回因有強勢“背景”而獲得的“禮遇”！當然，他能在我面前放言，是因為他信得過我，知道我絕不會把他的“懷舊”上綱上線、加以揭發。但他也絕對想不到，我心裡在怎樣地腹誹他。 1948年，那時共產黨解放軍已經圍住北平，那些郵局職員那樣“善待”他，不過是一種敷衍，但人家以庸俗待他，他也就以庸俗為樂。現在那位對1948年的“郵局禮遇”一憶三歎的人士已經作古，不可能再看到我這篇文章。我現在要對大家說，總體而言，他那樣一個“中間人物”實在算得是一個善良的、本分的、怕事的、謙卑的人，但他那天所自我曝露出的一種心態，和里的秋紋一樣，都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人世間庸俗疾患的“癥結”。 秋紋一類的生命確實“器小”，但我們對這些有著庸俗疾患的個體生命應該理解多於批評、憐憫多於嘲諷。秋紋器小究可哀。我們要哀其不幸感染了庸俗病毒而不自知。 什麼辦法能夠療治庸俗？其實回答可以非常明確，那就是由一部分文學藝術承擔起這個心靈熏陶的任務。曹雪芹的就具有反庸俗，或者說是療治庸俗的潛移默化的作用。細讀細品這樣的文學藝術精品吧，樹立起個體生命的尊嚴感，將自我與他人，與群體，與天地宇宙，和諧地融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