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五月之柳夢正酣

大觀園是怎樣的景象？第十七、十八回對之有細緻入微的描寫。那些宏大的華麗空間不去說它了，在賈政和一群清客以及賈寶玉初遊大觀園時，有一筆過場戲性質的描寫：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光這些點綴在正景之間的園林小品，就足令人心醉神迷了。 曹雪芹有意不在前面把大觀園的景物寫盡，在劉姥姥二進榮國府，薛寶琴邢岫煙李紋李綺“一把子四根水蔥”的美人兒來榮府客居，壽怡紅擺壽筵，以及第七十六回中秋品笛、黛湘聯詩等後面的情節裡，他很自然地補充描寫了大觀園裡的許多景物，如秋爽齋、紅香圃、蘆雪廣、凸碧堂、凹晶館、翠樾埭…… “劉姥姥進大觀園”，成為了一句流傳甚廣的民間俗語。已故著名文學理論家，也是紅學家的何其芳先生，曾提出過“典型共名說”，認為衡量一個文學形象夠不夠得上藝術典型，就看這一形像是否被廣大讀者當成了一種社會五月之柳夢正酣，生命存在的“共名”，比如賈寶玉，人們讀過以後，往往就會把生活中那種自己特別願意在少女群中玩耍，而少女們也都特別願意跟他交往，那樣的少男，稱做“賈寶玉”，因此判定賈寶玉達到了藝術典型的高度；像王熙鳳、林黛玉、劉姥姥……都達到了“共名”的效果。 “她可真是個鳳辣子！”“你真是個林妹妹！”“我可真成劉姥姥進大觀園啦！”這類人們在生活裡的隨口議論，都是這些文學人物因取得“共名”效應而可以判定為藝術典型的例證。但是，幾乎沒有人會對生活中的某人指認為“真是一個王夫人”，或感嘆“哪裡跑來個薛姨媽”。王夫人和薛姨媽儘管也是寫得頗為生動的文學人物，卻還夠不上是藝術典型。何其芳先生的立論在當時（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就受到一些人批評，引起不小的爭論，有興趣的人士可以找出當年那些論辯的文章來讀，不管讀後是否認同何其芳先生的“典型共名說”，但是對何先生善於獨立思考，敢於發表新穎的見解，大概還都是會佩服的。任何學術課題，允許提出新說，容納“驚世駭俗”的見解，應該是推動學術進步的一個前提，海納百川，方呈浩瀚。

劉姥姥夠得上藝術典型，“劉姥姥進大觀園”也夠得上是典型的人生處境。所謂“劉姥姥進大觀園”，就是指一個大老粗，進入了一個他或她本沒有機會進入的高檔空間，意味著僥倖，也往往表示著“豬八戒吃人參果，那麼好的東西卻品不出味兒來”的意思。順帶說一下，以何其芳先生的“典型共名說”來衡量裡的角色，那麼孫悟空、豬八戒、唐僧、白骨精都能成為“共名”因而夠得上是藝術典型，沙和尚難以成為“共名”，因而就夠不上。 劉姥姥不僅是僥倖，簡直是幸運，賈母把她帶進大觀園讓她逛了個夠，問她：“這園子好不好？”她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閒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去逛逛。想著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個真地方呢，誰知我今兒進這園裡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劉姥姥比豬八戒強一些，對大觀園這個“人參果”還算有點“比年畫還強”的審美感受，但從粗陋空間闖進精緻空間，她出恭後一個人迷路繞到了怡紅院，雖然對呈現於眼前的各種事物不斷吃驚，卻全然沒有審美愉悅產生，最後竟仰身倒在寶玉臥榻，一頓臭屁，酣然一覺。一個生命的慣常空間，養成了一個生命的慣常思維、慣常情感和慣常的行為方式，那是很難改變的，除非他或她還年輕，對於從現有的粗陋的生存空間掙脫出去，進入一個精緻的高層次空間，並且能在其中長久立足，還抱有熱切的憧憬與付諸行動的勇氣。

曹雪芹寫大觀園，最厲害的一筆，我以為是在第六十回，大觀園什麼模樣？ “也沒什麼意思，不過見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牆……”大觀園宜作面面觀，在有的人眼裡，所看到的景色，竟不過爾爾。 那是誰眼裡的大觀園？ 那樣形容大觀園的，是柳五兒。 柳五兒是內廚房管事柳嫂子的女兒。 大觀園建成以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單設廚房，住在園子裡的寶玉、李紈和眾姐妹們，到吃飯的時候還得走出大觀園，到上房，也就是王夫人那裡，或者賈母那裡去吃飯，這在書裡是有描寫的。大觀園裡的丫頭們又到哪裡吃飯呢？書裡沒有明確交代，估計更是要走出園子，去跟園子外的那些丫頭們一起吃飯。大觀園本身不小，出了大觀園到王夫人或賈母那邊，還要走很多路，到了秋冬和春寒時分，園子裡的人吃飯真是很不方便。於是，作為榮國府實際上的總管，王熙鳳有一次就提出來，在大觀園後身單設一個廚房，也就是區別於府裡總廚房的內廚房，專門供應住在園子裡的主子和丫頭們的飯食。這是在第五十一回末尾交代的。王夫人首先贊同：“這也是好主意。刮風下雪倒便宜，吃些東西受了冷氣也不好；空心走來，一肚子冷風，壓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後園門裡頭的五間大房子，橫豎有女人們上夜的，挑兩個廚子女人在那裡，單給他們姊妹們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在總管房裡支去，或要錢，或要東西；那些野雞、獐、狍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我也正想著呢，就怕又添一個廚房多事些。”王熙鳳就更堅定地表態：“並不多事。一樣的分例，這裡添了，那裡減了。就便多費些事，小姑娘們冷風朔氣的，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連寶兄弟也禁不住，何況眾位姑娘。”於是拍板定奪，大觀園內廚房開張。

主子們一項新政的推行，會給下面僕役層裡的一部分人帶來實際利益。 “挑兩個廚子女人在那裡”，從後面的描寫裡我們看到，實際上被挑為內廚房總管的只是一個女人，就是柳嫂子。 柳嫂子原來在梨香院裡管點事，可能就是那裡的廚子。梨香院原是榮國公用來打坐靜養的一個空間，一度閒置，薛姨媽一家從南方進京投奔榮國府後，在裡面住過，後來又從那裡搬到另一處院落。為籌備元妃省親，賈府派賈薔從南方買來十二個女孩子，訓練他們唱戲，每個女孩都認一個婦人為乾媽，十二個女孩也就是“紅樓十二官”，在梨香院集中居住排練時，女孩們和那裡的婦人們關係就很複雜，有處得好的，有處得不好的，而其中唱小旦的芳官，和柳嫂子關係非常之好。再後來，由於朝廷裡薨了老太妃，元妃不再省親，貴族家庭不許演戲，賈府就解散了梨香院的戲班子，十二官裡死掉了一個，有三個不願意留在賈府另謀生路去了，還有八個則被分配給賈府的主子當丫頭，芳官很幸運地被分配到了怡紅院，並且很快得到寶玉寵愛；八個留下的唱戲姑娘的干媽，隨幹女兒到各房中為僕，而芳官的干媽的親女兒春燕和小鳩兒，也正是怡紅院的丫頭，人際關係，交錯糾結，寫得很有意思。芳官的干媽何婆，開始對芳官很不好，掌握著芳官的那份月錢，卻不往芳官身上使，芳官洗頭都洗不痛快，於是爆發了怡紅院裡有名的“洗頭事件”，鬧得沸沸揚揚。芳官的干媽對芳官很苛嗇，但是，柳嫂卻對芳官非常好，投桃報李，芳官因此也對柳嫂格外關照。

曹雪芹寫大觀園，寫大觀園裡的生命，是立體的寫法，他不僅寫主子，寫丫頭，也寫相對底層的僕役小廝，寫他們不同的生存狀態和生命訴求。第六十一回開頭，他特意寫了一段剃榪子蓋頭——榪子就是馬桶——的小廝，跟柳嫂子在後角門發生口角的情節，這些“過場戲”絕非可有可無的文字，而是使的文本更豐滿更精緻，更能揭示世道人心的精彩筆觸，建議大家讀時不要草草掠過。 那榪子蓋髮型的小廝，扭著柳嫂子，求她從園子裡摘些果子來給他吃，柳嫂子就說他是“倉老鼠和老鴰去借糧——守著的沒有，飛著的有”，意思是那小廝的舅母姨娘就是園子裡承包管理果樹的，不問她們去要，卻要到自己跟前來。小廝聽了，就反唇相譏，揭出柳家的一樁隱私來，那就是柳家的女兒“有了好地方了”。柳家的不承認，笑道：“你這個小猴精，又搗鬼吊白的，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了？”那小廝就笑道：“別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單是你們有內牽，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牽不成？我雖在這裡聽哈，裡頭卻也有兩個姊妹成個體統的，什麼事瞞了我們！”

柳家的女兒柳五兒，正謀求到“好地方”去“成個體統”，此事正進行中，尚未實現，但是，就連看角門的芥豆小廝，也都知悉。柳家的內牽，就是芳官，芳官已經跟寶玉推薦了柳五兒，因為林紅玉口角伶俐辦事爽快被王熙鳳要走，怡紅院的丫頭編制恰有空缺，柳五兒的補進，正逢機會。本來這事也不復雜，但是，柳五兒自己有個弱症，需調養好才行，而大觀園裡又正逢“多事之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亂哄哄的情況下，賈寶玉也顧不上點名要人。於是，雖然前景美妙，柳五兒一時卻還只能窩在大觀園之外，灰色生存。當然，因為她母親是大觀園內廚房的管事，她能夠進入角門，在大觀園後身作為廚房的那五間大房子內外活動，那也算是大觀園的一部分了，再往裡，她是不敢隨便去的，但又常常忍不住把腳步往裡邁，把身子往裡移，一顆心怦怦然，想偷窺一下園中美景。但那山子野設計的園林，把主子活動區與廚子雜役類奴才勞作區，分割得非常清晰，用許多的大山石大樹木和高牆屋壁，形成一道屏障，將二者互相遮蔽。於是咫尺天涯，人間兩域，柳五兒在“不成體統”的時候，是不能越雷池而觸戒律的。

可憐的柳五兒，她膽氣壯時，也曾試圖多往裡走走，但所看到的，當芳官問起來時，也只能感嘆：“今兒精神些，進來逛逛。這後邊一帶，也沒什麼意思，不過見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牆，正經好景緻也沒看見。”一個生命，嚮往著一個自己暫時去不了的空間，這是人世間最常見的心態。 生命和空間的關係，是一個特別值得探討的問題。 當然，生命和時間的關係，也需要探討，但對於一般的人來說，似乎不那麼迫切。 “我為什麼沒生在唐朝而生在了現在？”有這種追問的人實在很少。 “我為什麼沒趕上抗日戰爭？要那時候出生參加打鬼子的戰鬥多來勁兒！”這類話語雖然會偶爾聽到，但完全用不著認真回應，不過說說而已。絕大多數人都能坦然接受自己的出生時間，珍視自己的生日，即使對於所處的時代有諸多不滿，但深知自己的生命不可能更易到另外的時段，因此，對於自己生命和時間的關係，也就往往不再去深想細究。

但是，在同一時間段裡，生命和空間的關係，就存在著一個轉移的可能性。在改革開放以前，拿北京來說，同在一城，都是少年，“大院裡的”和“雜院裡的”，兩種生活空間，生活狀態、心理定勢、語言特點、情感表達……就會很不一樣。那“機關（或部隊）大院”的空間，與“雜院”的空間，可能就在同一條胡同里，甚至相互間只有一牆之隔，但牆兩邊，兩種空間裡，人生狀態卻會有明顯的不同。還有一種高級四合院的空間，也就是首長住宅，那個空間裡的生活狀態，跟“大院”裡的又有所不同。在那個歷史階段裡，一個“雜院”空間裡的少男或少女，就往往會羨慕“大院”空間裡的“革幹”（或“革軍”）子弟，有的就可能會像裡的柳五兒一樣，憧憬著自己有一天也能轉移到那樣一個比自己所出身的空間更高級的空間裡，去品嚐人生的更甜蜜的滋味。改革開放以後，生命對空間選擇的自由度被空前展拓。農村的剩餘勞動力湧進城市，城市的青年人出國留學，近十幾年來，更有許多國人湧到世界各地經商，有的人甚至不惜採取非法手段，借高利貸，籌重金交給蛇頭，去偷渡到自己心目中的“大觀園”，結果釀成悲劇甚至慘劇。

“進入大觀園啊！去到怡紅院啊！”柳五兒那樣的追求，直到今天，仍是許多普通中國人的人生目標。 2000年春天，我和妻子呂曉歌應法國方面邀請，在巴黎訪問。英國的英中文化協會和倫敦大學，順便發出邀請，請我攜夫人往倫敦講兩場，一場在倫敦大學給東亞系漢學專業的研究生講，一場則面向普通倫敦市民。我接受了邀請，但是，英國沒有加入歐盟的申根協議，我和妻子雖然有法國給的簽證，持那簽證可以免簽前往意大利、德國、荷蘭、比利時等許多參加了申根協議的國家，卻不能前往英國，去英國還需到英國駐巴黎大使館的領事處再辦簽證。 我和妻子去了英國在巴黎辦理赴英簽證的地方，那裡的簽證官見我們是中國人，眼光似乎有些異樣。他找來一位負責的女士，那女士板著個臉，說我們不應該到她這裡來申請簽證，我們應該在北京申請。她這話是有道理的，我就跟她解釋，已經跟他們英國駐巴黎大使館的文化參贊通過電話，參讚說因為邀請我們的機構是英中文化協會，此協會的背景就是英國外交部，所以可以破例。那位女負責人當即與他們的主管部門通了電話，得到證實，於是決定給我們簽證。就在這時，她跟陪同我們的法國朋友用法語說了幾句話，法國朋友把大意翻譯給我聽，我一听就急了，就說我不去了，別給我簽證了，把我的中國護照還給我！

我為什么生了大氣？原來，那位負責發放簽證的女士嘀咕的是：你們中國人，總想到西方……當然，劉先生跟那些多佛的中國人不一樣……可是，我們不能不特別謹慎啊！ 原來，就在我們去辦簽證的前一天，正好發生了一件轟動英國的大事：一批中國偷渡客，藏在集裝箱裡，從法國渡海到了英國多佛口岸；本來，那集裝箱上有個通氣口，可是開車的司機怕檢查時露餡，渡海時給堵上了；但英國口岸的海關抽查，偏查到那輛車，打開集裝箱，挪開貨物，立即發現了若干已經窒息斃命的中國偷渡客。英國報紙在報導這件事情時，特別強調，有幾個負責檢查的海關工作人員，因為突然目睹了扭曲的死屍，不僅生理上立即發生嘔吐暈眩等症狀，而且也很快派生出心理問題，已經立即有心理醫生在對他們進行治療云云。

那些離鄉背景的中國偷渡客，不管怎麼說，是我的同胞！他們違法，他們糊塗，他們冤枉，他們不幸，但是，他們畢竟是想通過轉移自己的生存空間，去謀求更幸福的生活啊！ 我跟他們，一樣的黃皮膚，一樣的黑頭髮，血管裡，流淌著同一祖宗傳下來的血液。 “你們中國人，總想到西方”，儘管那位英國外交官試圖把我和我妻子跟我的這些慘死的同胞區別一下，但乍見到我們時，那冰冷的眼光，那板起的面孔，不也分明表達著一種對中國人的“特別謹慎”，實際上也就是一種潛在的歧視嗎？ 人家那個簽證廳，是不許大聲喧嘩的，可是在那一剎那，百感交集的我，大聲嚷了起來：“還我護照！我不去了！” 法國朋友制止了我，妻子也低聲批評我，英國外交官莫名驚詫，但最終還是給了我們簽證。我和妻子是在復雜的心情中乘海底隧道火車，從巴黎前往倫敦的。 從那以後到現在，六年過去，在報紙上，仍有中國人以偷渡手段前往國外，被查獲遣返，或僥倖抵達，而慘遭變相囚禁、剝削虐待的新聞。 而在這篇文章刊發以後，相信也還會有類似的情況出現，只是，或許會逐步減少些吧。 為什麼總有一些中國人，孳孳汲汲地謀求生存空間的大轉移？如果所有的這類轉移都只是悲劇，那就無法解釋其心理依據。我們必須承認另一方面的事實，那就是，有數量很不少的轉移者，在那邊空間裡立了足，融進了那個空間，有了物質和精神上都很不錯的生活，請他們的父母去探視、旅遊，也偶爾會來探親訪友，令親人欣慰乃至引為驕傲，被鄰里舊識羨慕甚或嫉妒；還有一些轉移者，其中不乏開頭以非法手段轉移，又非法滯留不歸，但終究還是從非法轉換為合法，又以合法身份發了財，衣錦還鄉，光耀鄉里，成為來當地投資的“外商”，被當地政府官員高規格接待，那樣的更具傳奇性、喜劇性的人物存在。 我在倫敦的演講，沒有提到柳五兒，但也就在那期間，我就存下一個念頭，探究一番柳五兒的“移民美夢”。 在我少年和青年時代，那時侯對我那一代人的教育，就是唯獨我們所生活的空間最美好。那以外的地方，開頭還有不少好的，後來蘇聯“變修”，若干本來同屬一個陣營的國家也隨之成為“小修”，或需要存疑觀察（因為他們還跟蘇聯保持某些合作關係），只有歐洲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也就是阿爾巴尼亞，那個空間，還算得是個純潔健康的空間，除了那樣的地方以外，世界上絕大部分空間，生活在那裡的人民，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需要我們發誓去加以解救。 對世界空間的這種主觀狹隘的理解，也同樣表現在那前後的歷史階段裡，對文藝作品的欣賞理解上。 那時期對的詮釋，主導性的觀點，先是由“兩個小人物”發表出來，後被偉大領袖充分肯定，大體而言，就是這是一部寫封建社會裡的新興力量，反抗封建社會主流政治和思想的書，書中的賈寶玉、林黛玉，代表著反封建的新興社會力量，是一種“新人”，而薛寶釵那樣的角色，本質上則是順應封建甚至捍衛封建的藝術形象。直到如今，我很尊重這樣的觀點。用這樣的觀點分析，確實能夠形成一個體系，也能給人一些啟發。但那個時期存在的問題是，把這樣的觀點一肯定，其他的研究角度，其他的觀點，就都被批判，被摒除了。應該允許各種不同的研紅觀點存在。但學術上的包容，實在是一樁很艱難的事情，往往需要時間的耐心培育，才能在一個不斷進步的社會裡成為風氣。 到了“文革”時期，各地方各系統都成立了寫作組，除了撰寫直接進行革命大批判的文章，也還有專門將領袖關於《水滸》和的觀點加以展開闡述的寫作班子。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們，應該都還記得這些署名：梁效（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聯合寫作組的筆名），初瀾（當時於會詠擔任文化部長的文化部寫作組的筆名，因是專門闡釋原來叫過藍蘋的江青的文藝思想，所以諧“青出於藍勝於藍”的音），羅思鼎（上海市寫作組筆名，那時候“永做革命的螺絲釘”是一句響亮的口號，這個筆名諧音正是“螺絲釘”）……當時北京市寫作組被安排在原來的一所古廟弘光寺裡，筆名更別緻一些，叫做洪廣思，既諧了場所空間的名兒，也有弘揚光大領袖思想的含義。由於當時關於評《水滸》的文章被“四人幫”利用，對“宋江投降派”的批判，演變成對周恩來總理的影射攻擊，所以“四人幫”倒台之後，那個時間段裡評《水滸》的文章就全站不住腳了，有關的筆桿子，後來多數也都很難進入改革開放以後的文化格局中。但是，評的情況不大一樣，“四人幫”沒怎麼往裡頭塞進現實“路線鬥爭”的政治影射，而偉大領袖關於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教科書的論斷，也確實自成一理，特別是他判定第四回，也就是有“護官符”的那一回，才是總綱的觀點，非常新穎，也相當有據，直到今天，也是極需尊重的一種獨到的學術見解，而那時比如說洪廣思寫出的相關闡釋文章，先被康生讚許，後來康生拿去給偉大領袖看，領袖也表示讚賞，這樣的情況，當時文章的起草者，現在回想起來，仍感到激動與榮耀，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文革”結束後，評《水滸》的班子解散了，而北京評的班子保留了下來，先負責新普及本的校注工作，後來逐漸演變成專門的研究機構，又產生出相關學會，有了學刊。 任何一個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時空之中。 “文革”後期參與甚至主持洪廣思的寫作，特別是評紅文章的寫作，對於一個普通知識分子來說，應視為一樁平常的事。至今對之引以為榮，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覺得自己就成了權威，成了唯一不二的內行，容不下不同的觀點，那就不好了。 認為是一部表現封建社會階級鬥爭的書，在具體闡釋這一觀點時，把書裡的丫頭們說成女奴，把書里許多情節解釋為女奴對奴隸主的抗爭，我以為是值得尊重的觀點，但是，這不應該是終結性的具有法定裁判性質的觀點。如何理解，是應該允許從多種角度，以多種方法，去加以探討的一個純學術問題。正是偉大領袖鮮明地提出，文學藝術，學術問題，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是他思想的精華。 改革開放以後，我逐漸學會用一種摒除了簡單化傾向的立體思維，來認知世界。世界上確實存在著剝削與壓迫，西方國家自身有很多問題，不公正的現象就是在我們身邊也大量存在著。所有這些與我們理想相悖的客觀存在都應該通過不懈的努力，去耐心地加以解決，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人們應該在和平漸進中提升這個世界。 把自己的思路理順以後，我就更能理解，為什麼直到今天，中國大陸還有相當一部分普通人，把生活空間的大轉移視為能使自己過上好日子的一種契機。自己或者年紀大了，轉移不了了，就拼力把孩子轉移過去，不能正式移民，就先取得臨時居留的簽證先過去再說，在那邊滯留不歸，“黑下來”，再爭取某個機會，轉為合法居留；實在連臨時簽證也拿不下來，就不惜東借西湊，交錢給蛇頭，冒險進行偷渡。同樣是中國地區，香港、澳門、台灣的居民，現在很少有偷渡到外國的案例，一般西方國家，對那些地區的進入者，進海關時放行得就比較痛快，而對持中國大陸護照的一般人士，態度上就嚴格得多。 我是一個定居北京的中國人。我熱愛自己生活的土地。我沒有移居國外的想法。但是我理解我的一些同胞的空間選擇。 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國力增強的速度令全球矚目。崛起的巨人，這是許多西方評論家包括政壇要人對當下中國經常使用的形容詞。中國的社會生活的進步性變化也表現在更多的方面，希望的曙光確實在閃爍。平心而論，希圖移居到外面以改變自己生活質量的中國人，應該是在逐步減少，但仍然存在著數量不小的，熱衷於外移的中國普通人，這也是鮮活的事實。我想表達的，是這樣一個意思，就是既然還有很不少的普通中國人在採取轉移生存空間的方式，去謀求自己的幸福，那就說明，除了對社會空間的政治性評價以外，一般人更多關注的，卻是那空間的另外屬性，比如，所能提供給個體生命的自由發展、公平競爭的可能性，達到了什麼樣的程度。這樣再來讀，來討論柳五兒嚮往進入怡紅院，就簡便得多了。賈府是一個封建主子剝削壓迫奴隸的地方，這個總體性的、本質性的判斷，不應推翻，確實如此。但是，賈府這個生活空間裡，除了政治性因素外，還有別的許多因素，主奴間除了剝削被剝削的關係外，也還存在著相互依存的其他方面的關係。 強調是部主子壓迫奴隸的書，可以從計算賈府裡死了多少條奴才的命來說明，金釧投井，晴雯夭亡，還有高鶚在續書裡寫到的鴛鴦之死、司棋之死，當然還可以加上第十三回裡交代的瑞珠觸柱而亡等等，都是“血淋淋的活例證”。從這種角度來讀，非常值得尊重。 但是，細讀，就會感覺到，曹雪芹他本人，似乎並沒有把賈府的丫頭們當做女奴來寫的明確意識。在他的筆下，凡成為主子近身丫頭的青春女性，她們既然同主子處在一個共同的富貴空間裡，她們也就程度不同地享受到了與主子沒有太大區別的優越生活。 賈府裡小姐們的頭等丫頭，身份地位，以及生活享受，相當於副小姐。抄檢大觀園之後，司棋首罪被攆，周瑞家的押著她出園，正巧遇上寶玉，司棋哭著請求寶玉援助，這時候周瑞家的就發躁向司棋說：“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聽話，我就打得你！”這話也反證著，在沒有被攆逐時，司棋那樣的丫頭，是連周瑞家的這樣的女僕也惹她不起的。像襲人，她的生活狀態更難稱做女奴，她母親病危，主子不僅特許她回家探視，王熙鳳還特意讓平兒找出自己上好的衣服來，讓她穿回家去，這當然一方面是用以顯示賈府的體面，一方面你也可以認為這是由於襲人以告密方式取得了王夫人信任，王熙鳳也意在優待一個“女奴中的叛徒”。但是，我們還可以翻出一大串關于晴雯的情節描寫來，晴雯根據那樣的解釋框架，可是被定性為富有叛逆反抗精神的女奴的，但是，她的衣食住行，何等講究，又由於她本是賈母看中的丫頭，派去服侍寶玉後又深得寶玉寵愛，在抄檢大觀園之前，任憑她如何嬌嗔任性，主子們也沒有怎麼去責罰她，反倒是她，動不動就對比她身份低的丫頭僕婦橫眉立眼，動輒以“攆出去”為威脅。 按說，賈府包括大觀園既然是女奴們被剝削壓迫的空間，那麼，具有反抗性的女奴的首要的反抗意識，就應該是想方設法逃離那個空間，其行動，也應該是越早掙脫那牢籠般的空間越好，但是，書裡的大量描寫，尤其是關于晴雯的大量描寫，卻表現的是無論如何不願被攆出去的意識，以及拼命要保住那女奴位置的大小行動。我在前面講座，對于晴雯的這種思維與行為有比較詳盡的分析，特別指出第三十一回裡，當她因為性格原因跟寶玉發生衝撞，寶玉氣急中說要回王夫人把她打發出去時，她當然還是反抗，但她是怎麼反抗的呢？她哭著宣布：“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 晴雯珍惜她所置身的空間。書裡的絕大多數丫頭都捨不得離開那溫柔富貴鄉的空間。金釧投井，不是因為主子逼迫她在那個空間裡生活，而是因為主子認為她不再夠格待在那個空間里而被攆了出去，她因為“失樂園”丟臉面而“烈死”。入畫、司棋被攆逐時都還苦苦哀求主子能開恩讓她們留下。已經進入那種空間的女奴，寧願“一頭碰死”也捨不得離開，而沒進入那樣空間的少女，卻希冀能到那樣的空間裡去為奴。柳五兒就熱切地盼望著有那麼一天，能成為怡紅院的丫頭，從而可以名正言順地越過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牆構成的區域屏障，大搖大擺地在大觀園的主景區裡優游。 柳五兒作為賈府世僕的女兒，到了能幹活的年齡，本該立即被府裡的總管部門分派到某主子房中充當丫頭，究竟會被分配到何處，自己沒有抉擇權，命運全憑別人支配。在賈府這個大空間裡，各個小空間的區別有時候還是很大的，比如，如果分配到趙姨娘身邊當丫頭，那就跟分配到林黛玉身邊當丫頭，在生活質量和生活氛圍上會有天壤之別。 誰甘心自己的命運完全被別人支配？總要想方設法謀求一個好的生存空間，來容納自己的身心。 書裡交代，柳五兒十六歲了，“雖是廚役之女，卻生的人物與平、襲、紫、鴛皆類”。脂硯齋指出，她名柳五兒，除了因為排行第五，還有諧音的含義，“五月之柳，春色可知”。她之所以十六歲了還沒有劃撥到某房為丫頭，是因為素有弱疾，故總處於待分配狀態。有弱疾就暫不奴使，並非是主子人道，而是主子的一種衛生保護措施，怕有病會傳染給主子，即使沒有傳染性也怕不健康而降低服務質量。按說十六歲了還可以不被奴役，應該被柳五兒父母和她自己視為幸事，但這狀況倒成了他們的心病，他們全家，特別是柳五兒本人，都為此陷於焦慮，都巴望能快些被安排一個“體統”的位置。正巧跟柳家長期交好的芳官分配到了怡紅院，又被寶玉寵愛，兩個人有說私房話的親密關係，那麼，利用芳官這一“內牽”，向寶玉傾力推薦，而寶玉處因為走了小紅正需補員，柳五兒的進入怡紅院，真是只差最後一步罷了。 當了丫頭，首先，會有月錢；其次，在衣食住行上，都有福利性享受；尤其是進入到了怡紅院，那主子賈寶玉是個講究“世法平等”的人物，不僅極會憐香惜玉，甚至達到能夠“情不情”的境界，就是對世上那些無情的事物，他也要付之以一腔真情；更何況，芳官告訴了柳家的和柳五兒，寶玉還放出話來，就是凡他房裡的丫頭，年齡大了，將來都不讓府裡的主管部門拿去強行婚配——按府裡老規矩，丫頭到了婚嫁年齡，是要“拉出去配小子”，以完成為奴隸主孳生新奴隸的生殖任務的——而是一律讓她們獲得人身解放，出去自主擇婿；這就使得寶玉所在那樣一個小空間，更成了那個世界裡的一個桃源樂土，甚至於到了那裡，不過是應個名兒，月錢照拿，活路不做，只等“任屆期滿”就可“安然回家”。這樣的一個空間，難道不應該夢寐以求嗎？ 五月之柳夢正酣。水往凹處聚，人往沃土移。柳五兒朝思暮想的，就是進入怡紅院，去充當一個“成體統”的女奴。 不同的空間，在俗人的眼裡，有不同的含權量、含金量、含體統量、含情量、含趣量，以及花盡可能小的付出而獲得盡可能大的好處的“應名兒量”。經過綜合評估，人們就會做出自我空間抉擇，去追求，去落實，去把夢想轉換為現實。當然，不俗的人會是另樣的人生態度，他們對空間的抉擇甚至會與俗人完全逆向，哪裡艱苦哪裡去，他們懷有的不是夢想而是理想，在理想光輝的照耀下，他們寧願犧牲自己，去成全別人，去推進世界的進步、人類的昌明。 但是，世界上俗人最多。做著柳五兒般酣夢的，在我們身邊很容易找到。俗人圓夢，必用俗招。書裡第六十二回有這樣的情節：主子們和最成體統的丫頭們，聚在紅香圃大擺壽筵，芳官畢竟不是頭等丫頭，竟不得與宴，悶悶地待在怡紅院裡，好生無聊，餓了，自然向柳嫂子發話。按說那柳嫂子伺候主子們的壽筵正大忙中，哪裡還顧得上為沒資格與宴的丫頭準備精緻飯食？但要餐的不是別人，而是與柳五兒進入怡紅院至關緊要的內牽芳官，結果怎麼樣呢？書裡就詳細描寫了柳嫂特為芳官供奉上的一盒套餐：一碗蝦丸雞皮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瓤卷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熒熒蒸的綠畦香稻粳米飯。閉眼想想，是怎樣的色、香、味？咽咽唾液，是否覺得食慾陡提？寶玉趁空回到怡紅院，正巧趕上這盒套餐擺出，竟然被吸引，忍不住吃了起來。可見柳嫂子為了柳五兒“成體統”，對芳官供奉到了什麼地步！ 當然，書裡也寫出，柳氏母女和芳官之間，除了利益關係，也還有真情交往的一面。 “玫瑰露引來茯苓霜”及“判冤決獄平兒行權”兩回裡，芳官給柳氏母女送玫瑰露，以及柳五兒黃昏冒險進園，花遮柳隱地去以茯苓霜回報芳官，這樣的情節，就把人際間的關係寫得更立體，把人性也寫得更微妙了。書裡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柳五兒的冒險行為給她和她母親帶來了幾乎滅頂的災難，多虧最後寶玉出面“頂缸”，平兒推行了“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的政策，平冤決獄，使柳氏母女化險為夷，躲過一劫。但柳五兒經過一夜的囚禁，身遭摧殘心被羞辱，一病不起，而且，即使她健康了，經歷了這樣的官司，也難再提進怡紅院的事情。五月之柳的酣夢，被驚醒，破滅了。 抄檢大觀園後，一批丫頭被攆，芳官也被王夫人親自訓斥發落，王夫人先斥責芳官“調唆寶玉無所不為”，芳官畢竟是芳官，她笑辯道：“並不敢調唆什麼。”王夫人也就笑道——那應該是冷酷的狠笑——“你還強嘴。我且問你，前年我們往皇陵上去，是誰調唆寶玉要柳家的丫頭五兒了？幸而那丫頭短命死了，不然進來了，你們又連夥聚黨遭害這園子呢……”這確實是奴隸主的語言，王夫人這樣的經驗老到的貴婦，最懼怕的就是奴僕的“連夥聚黨”。柳五兒夭折了。這應該是曹雪芹的原筆。高鶚續書時把她起死回生，還設計了寶玉對她“承錯愛”的情節，當然他有他的創作自由，但在我讀來，總覺得那是畫蛇添足。柳五兒懷著熱切的夢想，要進入怡紅院，但是她的一次“偷渡”失敗，令她不僅夢碎，最後還短命夭折。天下所有亟欲進行生存空間的轉移，而竟事敗夢碎的卑微生命，同來一哭！ 我也曾一度覺得，柳五兒那樣嚮往去當穩一個女奴，實在是空間認知與抉擇上的一個失誤。 順著那樣的感覺，可以很順溜地推導出來一串邏輯：柳五兒的正確抉擇，應該是去尋覓農民起義的空間，投奔其中，並將自己的生命火焰，在那樣的空間裡燃放出奪目的光彩。 把目光投向現實，似乎就應該譴責那些力圖將生存空間移往境外，或在國內總是“這山望著那山高”的同胞。 但是，冷靜下來，我就覺得，裡所描繪的生存空間，真實可信，其中每個生命的空間追求與存在狀態，都包含著一定的天理。 生命都是平等的。尋求幸福是每一個生命的天賦人權。對生存空間的選擇，可以用自己覺得是正確的理念加以引導，卻不可輕易對他人進行譴責，進行粗暴的禁制。現在世界各個不同空間之間的生命流動，包括我們中國國內不同空間，對進入也都是有遊戲規則的，不應該違規。 但是，歸根結底，是要通過我們共同的努力，使人世間的不同空間，逐步地減少貧富差距，提升公平度，增加機遇率，獎勵而又抑制強者，善待而又激勵弱者，容納異見，提倡協商，和諧共存，相依相助。 願腳下的這片土地，能夠終於具有人家那些空間的優點，而減弱所有空間都還難以消除的那些缺點，願“多佛慘案”那樣的事例，終成遠去的噩夢。靜夜裡，因的柳五兒，竟浮想聯翩到這樣的程度。感謝曹雪芹，你的文字，啟迪、滋潤著我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