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觀花修竹能幾時？

觀花修竹，後面還有四個字：酌酒吟詩。這是第一回，寫到甄士隱這個人物，介紹他的生存狀態時出現的語彙。 書裡說甄士隱的身份是“鄉宦”。查《現代漢語詞典》，沒有“鄉宦”的詞條，查《辭海》，連增補本也查了，也沒有這個詞條，到百度網上去查電子詞典，也沒有這個詞彙，但是點擊網頁，卻有一系列涉及“鄉宦”兩個字的信息出現，多半是古典小說或者相關評論裡的內容，也包括里關於甄士隱的文字。那麼，鄉宦是一種什麼身份呢？ 從書裡描寫看來，甄士隱住在姑蘇閶門外十里街仁清巷葫蘆廟隔壁，從空間位置上說，不在城裡，但也還不是鄉野，用今天的語彙說，是居住在“城鄉結合部”，城里人認為那裡已經是“郊區”，真正的農村里的農夫可能又會認為那裡是“街市”。從社會族群的歸屬來說，甄士隱一定是當過官，但書裡看不到他還在繼續當官的跡象，顯然他已經用不著上班理事了，過的是閒居的生活。但是他的年齡呢，說是“如今年紀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觀花修竹能幾時？名英蓮，年方三歲”，也不能算很老，脂硯齋說曹雪芹的寫法是“不出榮國大族，先寫鄉宦小家”。後來寫到榮國府，賈政出場，那員外郎賈政的形象，似乎比第一回的甄士隱還要略老些，每天去上班，案牘勞煩，有時還要出長差，雖然住在豪華的大宅院裡，但真正能夠跟親屬一起享受閒適的機會很少。他在大觀園建成後去驗收時，看到稻香村的景象，說了句“未免勾起我歸農之意”，過去有的論家就說他是虛偽，我倒覺得賈政那樣說，起碼是“一時的真誠”。甄士隱年紀不過是剛及半百，何以就可以有官宦的身份而又不必去打理官宦的事務？他“每日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成為“神仙一流人品”，“家中雖無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書裡沒有更多的交代，我們無法知道他沒到退休的年齡，怎麼就掛冠而居，看來不大像是被貶斥的，即使是被罷了官，用今天官場的行話來說，也是“軟著陸”，權力是沒有了，尊嚴還在，自己“禀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主動取邊緣生存的姿態，倒也悠哉游哉，自得其樂。

甄士隱在整部裡，只是個起引子作用的人物，他和賈雨村一樣，具有像徵意義，即“真事隱，假語存”，實際上也就是作者告訴讀者，他是從生活原型出發來寫這部書的，“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攝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也。” 在故事正式開始前的“楔子”裡，曹雪芹還有這樣的說法：“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那時的社會，呈葫蘆型態，兩頭大，中間小。所謂兩頭大，不是兩頭一邊大，富者那一頭，好比接近葫蘆嘴的那個小鼓肚，四大家族，寧、榮二府，都屬於其中的一部分，這個社會族群的基本心態，就是貪得無厭，第七十二回賈璉對王熙鳳說：“這會子再發個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聽聽這口氣，胃口有多大！貧者那一頭呢，好比葫蘆底部的那個大鼓肚，書裡寫到的王狗兒家，算是較窮的了，其實比起那些社會最底層的更大量的生命存在，還是強許多，王狗兒的岳母劉姥姥畢竟還能挖掘出跟葫蘆那頭的富貴鼓肚裡的人際關係來，破著臉跑到榮國府裡去“打秋風”，憑藉裝傻充愣插科打諢竟然滿載而歸，這是葫蘆底下那個大鼓肚裡的更多人家不可能有的幸運。曹雪芹寫，他主要是寫葫蘆嘴下邊那個小鼓肚裡的故事，葫蘆底部大鼓肚的事情寫得很少，但是，他的了不起之處，就在於通過寫貴族家庭的榮辱興衰，讓讀者對那個時代的整個“葫蘆”的形態，通過閱讀中的想像和補充，都能了然於心。

甄士隱出場的時候，既不在葫蘆的小鼓肚裡，也不在葫蘆的大鼓肚裡，而是在兩個鼓肚之間的那個細頸當中，具體而言，也就是非貧非富。今天把這種人叫做中產階層，這個社會族群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始終似有若無，是“兩頭大中間小”的那個“小中間”。直到上個世紀後二十年以後，這個“葫蘆頸”才開始拉長、變粗，但也只是跟過去比，長了一點、粗了一點，跟兩頭比，就還是顯得勢單力薄、幼稚脆弱。 中產階層最可自慰之處是衣食無憂。說甄士隱是鄉宦，他有沒有定期發放的宦銀呢？看來是沒有，如果有，他後來也就不一定非去依靠岳丈。但他有帶夾道的住宅，書房外有小花園，至少有兩個使喚丫頭和一個男僕一個小童，生活可謂小康。他的經濟來源，應該是當官宦時積攢了一些俸祿，後來置了點田莊，從中取租。

在那樣一個時代，中產階層尤其是一個變動最大的社會族群。葫蘆上頭小鼓肚裡的一些人，會因為種種原因，從那個小鼓肚裡墜落到葫蘆頸裡來，比如書裡的柳湘蓮，就是破落世家的飄零子弟，從生存狀態上看，比甄士隱更曖昧，具有游動、冒險的浪漫特徵，但從經濟生活小康和政治上的邊緣化上看，可以與甄士隱一起劃歸到中產階層一類中。葫蘆底下的大鼓肚裡，也會有一些人通過這樣那樣的辦法，使自己從大鼓肚上升到葫蘆頸中，劉姥姥的努力使王狗兒家達到小康便是一個例子；像醉金剛倪二，雖說是市井無賴潑皮之流，但是經濟上逐漸增加著積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受主流政治約束自由生活，其實也是補充入中產階層的一員。 中產階層的成員，有安分不安分之別。甄士隱屬於安分者。他滿足已達到的經濟狀態和生活格局，過著享受瑣屑生活樂趣的雅緻而悠閒的生活。書裡寫到他抱著愛女到街門前看那過會的熱鬧。過會，曹雪芹沒有展開描寫，但那種鄉俗直到上世紀仍活躍在中國民間，魯迅先生寫過一篇《五猖會》，記錄他目擊的景況：“開首是一個孩子騎馬先來，稱為'塘報'，過了許久，'高照'到了，長竹竿揭起一條很長的旗，一個汗流浹背的胖大漢用兩手托著；他高興的時候，就肯將竿頭放在頭頂或牙齒上，甚至於用鼻尖。其次是所謂'高蹺'，'抬閣'，'馬頭'了……”“卻只見十幾個人抬著一個金臉或藍臉紅臉的神像匆匆地跑過去……”過會，雖然多半有迷信的成分，比如祈雨，但那華麗的遊行方式，卻構成了俗世的共享歡樂。

據周汝昌先生考證，曹雪芹出生於雍正二年閏四月二十六日芒種節，第一回寫一僧一道要把幻化為通靈寶玉的女媧補天剩餘石拿到太虛幻境警幻仙姑那裡，讓警幻仙姑將它夾帶到“一干風流孽鬼”當中，讓它下凡歷劫，實際就是讓賈寶玉落草時，嘴裡銜上它，因此賈寶玉和通靈寶玉在人世間的“凡齡”，總是一致的。書裡寫到甄士隱夢中見到一僧一道，還與通靈寶玉有一面之緣，還跟到了太虛幻境的大牌坊下，但就在這時，“忽聽得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從夢中驚醒，他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可見是久旱景象，接下去寫他抱著英蓮看過會的熱鬧，那過會的內容，應該就是祈雨。而曹雪芹誕生時，恰逢久旱後降下傾盆大雨，金陵一帶旱情得到緩解，這也是他父親給他取名為的緣由。細讀裡第一回的文字，就覺得周先生的論述很有道理，這一回暗寫了賈寶玉的降生，元妃省親那年賈寶玉十三歲，往回推十三年，就是甄士隱抱著女兒在門前看過會的這一年。

甄士隱的中產階層生活，被曹雪芹寫得很生動，也很透徹。 中產階層的居住條件，比貧者要好，但跟寧、榮兩府那樣的貴族階級比起來，就不僅是寒酸，而且，有一個最鮮明的差別，那就是無法享受“隔離帶”的保護。 裡的寧、榮二府，之間是有小巷隔開的，但那小巷也屬於他們的私產，外人不得擅入，他們也可以根據生活需求加以改造利用。府第有高大的圍牆，門禁森嚴。書裡寫劉姥姥一闖榮國府，“來至榮府大門石獅子前，只見簇簇轎馬……蹭到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腳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說東談西呢”。劉姥姥上前低聲下氣地去求他們往里通報，那些人連攆逐她的興致都沒有，“都不瞅睬”，誆她到一邊去傻等，要不是內中一位老年人發了點善心，支使她繞到後門去尋機會，那劉姥姥就是等到太陽落山，也難邁進府門。把貴族階級跟貧民阻隔開的不僅有建築格局上的空間距離，更有由下屬僕人所形成的人際距離和心理距離。

中產階層就難以那麼居住了。甄士隱雖然有還比較寬敞的居住空間，但隔壁就是葫蘆廟，以及其他鄰居。甄士隱本人對這樣的居住條件非常適應，他會抱著女兒到門外看過會。賈赦、賈政乃至賈珍，會出現在府第門外，抱著或牽著自己的孩子，看街上的熱鬧嗎？賈母在大觀園探春住的秋爽齋裡，忽然聽到鼓樂聲，以為那是街上傳來的哪家娶媳婦的熱鬧，圍隨她身邊的人們就都笑著跟她解釋，平頭百姓住的那些街巷離得很遠，就是有人娶媳婦，哪裡聽得見？那鼓樂聲，是從府裡梨香院那邊傳過來的，是他們家的小戲班子的女孩子們，在演練呢。社會上的富人，其富貴程度越高，住宅越高級，跟社會貧民的空間距離就越大，情感和心理距離也越遠，這是一種規律性現象。不僅是進入自己的官衙和住宅會有一個隔離帶，就是出行時，貴族人物也有保護性屏障。賈雨村發達後，以新太爺身份重回故地，甄家在門前買線的丫頭早被喝道聲嚇回家門，“隱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俄而大轎抬著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

有些中產階層的人士，為自己還不能富貴羞愧，主要就羞愧在財不夠巨大、宅不能獨立、行不能氣粗上。 甄士隱卻屬於深諳“小康勝大富”的中產階層成員。他不但會抱著女兒出門去看過會的熱鬧，而且，還會踏著月光，去隔壁葫蘆廟，邀淹蹇寄居在那裡的窮儒賈雨村到自己書房里共酌節酒，歡度中秋。 麥當勞快餐店的“巨無霸”漢堡包，兩個麵包片當中的內容，相當豐富，這裡不去討論其究竟有無營養價值，只是作為一個比喻，可以形像地知道，當今一些發達國家社會的構成，已經很像那個模樣，就是中產階層已經坐大，成為社會中最主要，也最豐富多彩、多滋多味的一種構成。但是，所描寫的那個社會，像甄士隱那樣的中產階層存在，就很難拿肉末火燒裡的肉末來比喻。實際上拿任何一種帶夾餡的食物比擬都不恰當。甄士隱那樣的人物在那個社會裡，即便他主觀上再想超脫，也還是逃不出“受夾板氣”的總體處境。

書裡寫了甄士隱兩次約請賈雨村到書房小酌。中秋節已經是第二次。第一次就在抱女兒看過會之後，那還是白天很長的夏日里。 “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這位嚴老爺是不速之客。按說甄士隱已無官職，無涉公務，可以不必接待這種未預先約定的客人，但是，“家人飛報”，一個“飛”字，打破了平日甄宅的寧靜，要么是那來客身份非同小可，家人早已知曉，要么是雖然以前沒來過，但未入宅門便排場來頭嚇壞了家人，顯然，這是來自社會葫蘆那上鼓肚的一員，儘管甄士隱已經無職賦閒，也依然不能不立即接待。甄士隱不得不把賈雨村晾在一邊，且去應付。誰知那嚴老爺哪裡是那麼好打發的，甄士隱竟不得不留飯招待，連過書房來招呼一下賈雨村的工夫也抽不出來，賈雨村只好從夾道中出門，自回葫蘆廟去了。

原來我讀“嚴老爺來拜”這一細節，只覺得是為了展開甄家丫頭嬌杏隔窗望見賈雨村，與賈雨村締結出一段姻緣的情節，後來看到帶脂硯齋批語的本子，發現在“嚴老爺來拜”旁邊批著：“炎也。炎既來，火將至矣！”才知道曹雪芹下筆更有深遠的喻意。原來這位“嚴老爺”是不祥之兆，先是甄英蓮被人拐走，後來葫蘆廟炸供，導致火災，“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流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甄家被燒成了一片瓦礫場。曹雪芹在諧音字上，沒選擇“言老爺”、“閻老爺”而偏選了“風刀霜劍嚴相逼”的“嚴”字構成“嚴老爺”的稱謂，從創作心理上說，我以為，他是想凸顯甄士隱欲隱難隱的嚴峻處境——他主觀上要疏離上層，而上層卻會在必要時挾目的“來拜”，並令他難以脫身。這也是許多中產階層的共同處境，上層對他們的“惠顧”往往並非什麼幸事，而是不祥的陰影。

但是，對於中產階層來說，最易給予他們致命打擊的，是來自下層的刑事犯罪。 賈府裡的巧姐兒，在家敗之前，是不會被人拐走的。巧姐生活在一個被嚴密封閉的貴族大宅院裡，社會上的刑事犯罪分子很難混進那個門禁森嚴的空間裡去。第二十九回寫賈府女眷幾乎是傾巢而出，隨賈母去清虛觀打醮，巧姐也被帶去，你看那描寫，有多少奴僕圍隨，到了道觀，族長賈珍親去坐鎮指揮，一群族中子弟到場各司其職，哪有閒雜人等混入的縫隙。一個剪燈花的小道士迴避得晚了點，不慎撞到了鳳姐身上，被鳳姐一巴掌打翻在地，嚇得混身亂戰，而僕人們的“拿！拿！拿！打！打！打！”的喊聲響成一片。不是說上層社會絕對不會遭到刑事犯罪襲擊，皇帝偶爾也會遭到那種襲擊，清朝的嘉慶皇帝就在神武門外遭到過城市貧民的行刺，但跟社會的中產階層比較起來，貴族階級由於居住和行動都有足夠的屏蔽與保衛，遭逢民間刑事犯罪襲擊的機率當然很低，而貧襲貧的機率也不高，社會刑事犯罪的主要目標，是中產階層，因為中產階層從空間上來說離他們最近，從被屏蔽和被保護的程度上來說，比貴族階級差很多，而油水呢，卻很值得一掠。像甄士隱，元宵佳節，女兒要看社火燈花，他和夫人都麻痺了，沒有細想，就輕率地讓僕人霍啟抱出去看，哪想到半路上霍啟要去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著，就在那麼一小會兒工夫里，拐子就把甄英蓮偷抱走了。 社會的刑事犯罪，有的是偶然性、隨機性的，“人窮志短”，“迫於無奈”，一般小偷小摸、小竊小盜多屬這類；有的則是職業性的，拐走甄英蓮的，即屬此類。後來葫蘆廟還俗當了官衙門子的前和尚，跟賈雨村匯報說：“這一種拐子，單管拐偷五六歲的兒女，養在一個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度其容貌，帶至他鄉轉賣。”甄英蓮五歲被拐，到馮淵和薛蟠爭買時，已經被圈養了七八年，十二三歲了。人口販賣，在當今世界還是頗為盛行的刑事犯罪活動，我們國家也不例外。像元宵燈會這類的俗世共享性社會狂歡，現在有稱為“嘉年華會”的，一般貴族階級是很少參與的。裡詳細描寫了賈府的年節活動，他們是在自己的府第裡開宴筵看表演放煙火猜燈謎的，屬於封閉性活動，非常安全。而貴族府第門外街市上的年節活動，屬於開放式，則是以中產階層為主體，許多底層百姓也積極投入的，而刑事犯罪分子就很容易混跡其中。霍啟那樣的單身僕人抱持小女孩遊逛，早成他們鎖定的目標之一，在有預謀有技巧而且往往是有組織有網絡的刑事犯罪分子的威脅下生存，中產階層真的是安全係數很差，非常地脆弱。 曹雪芹所生活、寫作的時代，大體是清朝的雍、乾時期。康熙朝曹家的榮華富貴，對於曹雪芹來說，主要是聽家里大人“說古”，第五回寫賈寶玉在太虛幻境進入薄命司，看到存有金陵十二釵簿冊的櫥櫃，不禁脫口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麼才十二個女子？”“常聽人說”，口氣可思。第十六回寫鳳姐說：“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可見小說裡年輕一輩的人物原型，鳳姐原型也好，寶玉原型也好，都沒趕上康熙朝的盛世。 康、雍、乾三朝，因為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而他前後兩位皇帝在位達一百二十年，因此被後人簡稱為康乾盛世。 這三朝，特別是從康熙朝後期，直到乾隆朝初期，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十分激烈。先是康熙和自己選立的皇儲之間發生越來越明顯的摩擦衝突，有兩立兩廢太子的大風大浪；然後是康熙的八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四阿哥等為繼承皇位而進行的暗中較量，結果是四阿哥取勝，成為雍正皇帝；雍正當政以後，不得不花大力氣來繼續撲滅皇族內部的反叛力量，但他仍是一個暴死的下場；乾隆繼位後，努力去撫平皇族內部的政治傷痕，卻仍然在乾隆四年出現了弘皙逆案。皇族內部的權力鬥爭會波及到依附於各派政治力量的貴族官僚，包括內務府的包衣世家，曹雪芹家就是因為接連被牽扯進去，而終於“樹倒猢猻散”，“家亡人散各奔騰”的。但是，統治集團內部的這些權力鬥爭，對世俗生活，對社會上一般的小康人家，也就是對中產階層的直接影響，並不那麼大。 儘管這三朝大興文字獄，實施非常嚴厲的思想管制和文化專制，但是也並沒有堵住所有的宣洩渠道，俗世的文化消費依然相當豐富多彩，戲曲和曲藝都在走向繁榮，都被創作了出來，並且終於流傳到了今天。 這是中國國力大提升的時期。康熙元年，人丁戶口為一千九百二十萬餘，地五百三十一萬餘頃，徵銀二千五百七十六萬餘兩。到康熙六十一年，人丁戶口達到二千五百三十餘萬，外加享受“永不加賦”政策的滋生人丁四十五萬，可耕地增加到八百五十一萬餘頃，徵銀達二千九百四十七萬餘兩。雍正暴死前一年，即雍正十二年的統計數字顯示，人丁戶口達到了二千六百四十一萬餘，“永不加賦”的滋生人丁則有九十三萬餘，耕地面積達到八百九十萬餘頃，徵銀數是二千九百九十萬餘兩。到乾隆二十年——那是乙亥年，在那一年之前，甲戌本的脂硯齋重評已經整理出來，其中有不連貫的十六回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我們可以查到這樣的統計數據：人口（不是戶口）達到了一億八千五百六十一萬餘，各省倉儲米穀總數三千二百九十六萬餘石。可以說，那一百來年裡，中國的GDP在飛速增長，那期間國家版圖也得到展拓和穩定。歷史的宏闊腳步，對家族、個人命運往往是忽略不計的。曹家的興衰榮辱，以及那個歷史時期裡青春花朵的隕落，理想的破滅，道德的淪喪，主流文化的空洞，自由心靈的窒息，都成為一些需要另外討論的問題。總體而言，不止一位歷史學家會正襟危坐地告訴我們，就國力的提升而言，那是中華盛世。 ，有的論家認為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教科書。作為證據之一，第一回裡寫到火災後的甄士隱只好和妻子商議，且到田莊上去安生，以下的這些句子曾被反复地引用：“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難以安身。”似乎曹雪芹是在寫農民起義對統治集團的衝擊。其實，康、雍、乾三朝，特別是曹雪芹生活和寫作的那幾十年裡，是農民起義相對比較少的時期，當然階級矛盾是一種恆久的存在，貧苦民眾的小規模的反抗是持續不斷的，但大規模成氣候的農民起義，那階段裡就是很少，甚至可以說基本上沒有，也是歷史的真實。 那是一個詭譎的時代。在那樣的社會狀況下，像甄士隱那樣的中產階層人物，毀滅他和他家庭的因素，既不一定是捲入上層權力鬥爭，也不一定是受到農民起義軍的衝擊或脅迫，最主要的生存威脅，是“鼠盜蜂起”，那主要是尚無明確政治目的，只為謀取一己利益的零星反抗行為，說白了，其中一大部分就是刑事犯罪活動。當然，天災往往也會摻合到人禍裡，甄士隱先是愛女被竊，緊接著就遭遇回祿，人財兩空，而更可怕的，是遭遇到人性的黑暗，他投奔到岳丈家，不但沒有獲得人間的溫暖與慰藉，他把自己所存積蓄完全交給了岳丈，岳丈卻對他“半哄半賺，些須與他些薄田朽屋……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導致甄士隱“貧病交加，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最後在聽到瘋癲道人的《好了歌》後，大徹大悟，當即說出一大串《好了歌注》，說完竟將道人肩上褡褳搶過去背著，隨那道人飄飄而去，不知所終。 曹雪芹把甄士隱岳丈命名為封肅，諧“風俗”的音。甄士隱原來居住的地方十里街仁清巷，諧的“勢利”、“人情”的音。這諧音裡有作者很沉痛的心曲。那個時代國力的增強，只體現在版圖的拓展與經濟的提升上，而沒有相應的文化進步，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沒有精神文明的建設，人心都往壞處發展，勢利眼，暴富心，嫌貧愛富，妒才嫉能，逆向淘汰，宵小猖獗。曹雪芹沒有去寫農民起義。整部裡也許只有第十五回裡寫到的二丫頭算得上是個貧下中農。他開篇寫了位甄士隱，從中產階層人物的脆弱入手，去展開溫柔富貴鄉里的生死歌哭。 中產階層人物，多有慈善助人之心。甄士隱知道賈雨村淹蹇小廟，未能北上求取功名，是因為沒有湊夠路費，就主動提及：“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卻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說完當即命令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併兩套冬衣。 “小童進去”，當然不會是自己取銀取衣，銀子和衣服應該都是甄夫人封氏取出來的，書中特別點明甄士隱“嫡妻封氏，情性賢淑，深明禮義”，丈夫慷慨助人，她不僅絕無嗔怨，還積極配合。榮國府的王熙鳳也幫助過劉姥姥，後來由於劉姥姥討得了賈母的歡心，第二次離開榮國府時不僅得到贈銀，還帶回了滿車的東西。劉姥姥是個感恩知報的人，根據前八十回裡的一再暗示，我們可以知道八十回以後，當賈府遭難傾塌，巧姐被狠舅姦兄欺凌，幾乎就要永墮娼門的關口，得到劉姥姥一家援救，後來得以和板兒成親，雖然喪失了貴族小姐的身份與榮華富貴的生活，但比起慘死的母親和賈府諸多人物那或打、或殺、或賣的下場，到底還能喘息苟活，度其餘生。 甄士隱幫助賈雨村，並不希求回報。他為賈雨村選擇了一個吉日，並且還打算為賈雨村寫兩封推薦信，帶去京城有利其發展，但是賈雨村接受幫助時只略謝一語，得到銀子冬衣後，號稱“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三更從甄家告辭，五鼓就上路奔其仕途前程去了。 第四回寫賈雨村補授了金陵應天府，審理的第一樁案子就涉及到被拐子拐走的甄英蓮。這一回的文字在似乎平靜的敘述中，格外地令讀者驚心動魄。門子告訴他當官必須知道“護官符”，他因此“亂判葫蘆案”，任由薛蟠佔有甄英蓮，並給賈政和王子騰寫信，告知“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以為進一步攀附的資本。這一回裡有一句寫薛蟠內心見識的話，會像鼓槌敲擊甚至錐子紮下般令讀者心悸血流：“自為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有權就有錢，有錢可買權，權錢結合，腐權臭錢，所向披靡，誰可禁治？ 所以革命家會特別重視第四回，會認為這一回是全書的總綱。 讀這一回，我不僅感受到那個時代那種制度的本質性黑暗，更感受到人性深處惡的陰鷙。當賈雨村知道那被兩家爭買鬧出人命的女孩子，就是甄士隱的女兒英蓮時，我覺得他除了吃驚，應該多少有些知恩圖報的念頭，就算甄士隱已經失踪了，應該還可以找到甄夫人，找到英蓮的外祖父外祖母，盡量讓這個恩人的女兒擺脫噩運，他可以在既不得罪薛蟠又讓英蓮回家二者之間去尋求一個變通的辦法。即使到頭來他考慮來考慮去，還是不得不照顧薛蟠的利益，他內心裡總該有一些，哪怕是幾絲愧疚和不安吧？但是，一絲一毫也沒有！ 賈雨村被曹雪芹刻畫成一個“奸雄”，他為滿足賈赦的私慾，陷害石呆子，把石呆子收藏的古董折扇抄沒獻上，連賈璉那樣的浪蕩公子都看不過去，他的忘恩負義、勢利陰險、心狠手辣、毫無操守，是那個時代“弄潮兒”良心泯滅的真實寫照。 中產階層的甄士隱無私地幫助了落魄的賈雨村，使其得以躍入上層社會，成為超中產的政治暴發戶。但是，當甄士隱自己從中產階層墮入貧困窘迫的境地，當他的女兒被拐子養大賣給富人家作侍妾，當他的夫人先失女再失夫絕望孤獨，而賈雨村在知道這些並且握有相當權柄，如果想報恩行善不是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卻選擇了冷酷與背叛。這是甄士隱的悲劇，也是整個中產階層的悲劇。個人的行善無助於社會的改進，更無法剔除陰鷙靈魂中惡的存在。 曹雪芹沒有更多地去展現中產階層的生活，在前八十回的第四回以後，就沒有甄士隱的故事了。當然，八十回內有些角色，似乎還勉強可以歸入中產階層範疇，比如秦鐘、柳香蓮、倪二、賈芸、賈芹、賈璜及其璜大奶奶、冷子興、已經擺脫了貧困狀態的襲人哥哥花自芳一家、得到經濟援助後生活大有改善的王狗兒一家等等，但無論從經濟上的小康程度和人格上的獨立意識來衡量，他們都離現代社會的中產階層還很遠很遠，基本上全是夾在貴族與赤貧者之間的一些曖昧的存在。 中產階層的不能壯大成熟，社會貧富兩極的懸殊越來越大，社會的穩定就主要靠皇權的威嚴和統治者對社會矛盾的一再調適，也就是所謂的“恩威並施”，來取得效果。稱“康乾盛世”，也就說明在那期間效果確實不錯。就是雍正，在忙於收拾政敵的時候，也非常認真地出台一系列平息貧富矛盾以求社會穩定的政令措施：雍正二年，二月，禁里長、甲首招攬代納錢糧；五月，禁官弁剝削運丁；十一月，免陝西康熙五十七年至六十年地丁錢糧；十二月，免江南水災區額賦。再看雍正十三年，他八月暴死前的作為：正月，命禁私鹽不得株連，並不許禁捕挑負四十斤之老少、男婦；六月，禁松潘各鎮私斂番民；七月，命州、縣查災雜費動用公帑，不得攤派於民。這些政令措施很明顯有製止官員貪污腐化、魚肉貧民和予民實惠、休養生息的特點。 但是，人類社會的發展，終於證明靠皇權專制和皇帝及其統治集團的自我調節，是無法使大地上建立起真正公平合理而又人道健康的生活的。曹雪芹是二百多年前的人，他不可能用我們今天習用的那些觀念來思考和詮釋問題，何況他撰寫的是一部小說，不是社會學（更不是政治學）著作，但是，我們今天按“接受美學”的原理來讀，卻也可以中獲得啟發。 曹雪芹通過賈寶玉之口，宣布“世法平等”。 《金剛經》裡有“是法平等”的說法，曹雪芹是故意把“是法平等”寫成“世法平等”的，就像他故意把“好事多磨”寫成“好事多魔”一樣，有他深刻的用心。 只有讓社會的中產階層壯大起來，使社會上的大富與大貧都成為“一小撮”，才能夠大體說是一個平等的社會。經濟上的平等會帶來政治上的以協商和契約為內涵的社會民主。 面對貧富苦樂不均的社會，激烈的社會革命，以暴力改變現實，一旦出現，天然合理，卻多半又會以暴易暴，派生出新的問題和危機。最好的辦法還是堅持改良，和平漸進。而改良的第一步，是實現均富。 曹雪芹在裡，表達出了他的均富理念。 十幾年前，那樣的文章頗多，就是從裡探春理家的情節裡，揭示出經濟承包的做法，早在大觀園裡就存在了。探春理家，李紈、薛寶釵襄助，她們首先強化管理，比王熙鳳的做派更細密，惹得里外僕眾抱怨：“剛剛的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曹雪芹的高明，就在於不是一味站在探春一邊看問題，他提示讀者，管理者固然有他們的道理，但被管理者的感受，也是決定事態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薛寶釵協助李紈探春理家，先說了一句“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可謂至理名言。她們從賴大家那裡獲得啟發，原來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賴家的花園子比賈府大觀園小許多，但就靠著把一切東西皆轉化為金錢的經營方式，除了自家戴花、吃筍等不用外買節約出許多開銷，還可將多余東西外賣出二百兩銀子來。天下東西皆可用，寶釵接著說：“既可用，便值錢。”探春算起賬來，越算越興奮，於是三人就計議了一番，在大觀園實行興利剔弊的新政，實施承包責任制，以提升大觀園的GDP值。 承包的前提，是將個人責任與個人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說破了，也就是首先承認人皆有私心，人性中皆有惡，因此順其心性，加以駕馭，“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因為所承包的事項關係到自身收益，所以會盡心盡力，一定會努力地降低成本、減少浪費、提陞技術、珍惜收益，一個一個的承包者皆是如此，則大局一定繁榮。用寶釵的話說，就是光一年下來的生產總值，就“善哉，三年之內無饑謹矣！” 但承包的做法，是揮動了一把雙刃劍，一邊的劍刃用於提高生產積極性，很鋒利，一邊的劍刃卻很可能因為沒能轄制住人性惡，而使獲利者的私心膨脹，傷及他人，形成不和諧的人際齟齬，甚至滾動為一場危機。曹雪芹的厲害，就在於他不僅寫出了“敏探春”、“時寶釵”她們的“新政”之合理一面與繁榮的效果，也用了很多筆墨寫出了因為沒有真正建立起公平分配機制，所形成的大大小小的風波，僅從看角門的留榪子蓋頭的小么兒與柳家的口角，就可以知道承包製使大觀園底層僕役的人際關係比以往更緊張了，一個個兩眼就像那黧雞似的，眼裡除了金錢利益，哪裡還有半點溫情禮讓？ 薛寶釵是個頭腦極清醒的人，所謂“時寶釵”，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摩登寶釵”，就是既能游泳於新潮，又能體諒現實的因循力量，總是設法在發展與傳統之間尋求良性的平衡。她一方面肯定崗位責任制，一方面又提出了“均富”的構想，這構想又細化為：一，大觀園裡的項目承包者，既享受稅收方面的優惠，不用往府裡的賬房交錢，但他們也就不能再從賬房那裡領取相關的銀子或用品，比如原來他們服侍園裡的主子及大丫頭們，要領的頭油、胭粉、香、紙，或者是笤帚、撮簸、撣子，還有餵各處禽鳥、鹿、兔的糧食等等，此後都由他們從承包收益裡置辦；二，承包者置辦供應品外的剩餘，歸他們“粘補自家”；三，除“粘補自家”外，還須拿出若干貫錢來，大家湊齊，散與那些未承包項目的婆子們。薛寶釵在闡釋這一構想時，一再強調“雖是興利節用為綱，然……失了大體統也不像”，“凡有些餘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時里外怨聲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她特別展開說明，為什麼要分利與那些並沒有參與承包的最下層的僕役：“他們雖不料理這些，卻日夜也是在園中照看當差之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抬轎子，撐船，拉冰床，一應粗糙活計，都是他們的差使，一年在園里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份內該粘帶些的。” 薛寶釵的“大體統”，當然是指賈府的穩定，起碼是表面上的繁榮與和諧。過去人們讀這回文字，興趣熱點多在“承包”的思路上，對與之配套的“均富”構想重視不夠。我們的現實社會，實行“承包”已經頗久了，甚至有人已形成了“改革即承包”的簡單思維定勢。實際上“承包”不是萬能的，有的領域有的項目是不應該承包給私人的，而實行承包也不能只保障直接承包者的利益，而忽略了沒能力沒興趣沒必要參與承包的一般社會成員，特別是社會弱勢族群的利益。薛寶釵的“均富”構想，雖然很不徹底，而且在她所處的那樣一種社會裡，也不可能真正兌現，但是對我們今人來說，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特別是她能考慮到如何讓大觀園裡抬轎、撐船、拉冰床的做“粗糙活計”的苦瓠子們，也能“粘帶些”體制改革的利益，以保持社會不至於因“失了大體統”而“不像個樣子”，這一思路，無論如何還是發人深省的。 回過頭來說甄士隱。他那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的神仙般的中產階層生活為什麼不能持續，很輕易地就被擊打得粉碎？就是因為他生不逢時，沒趕上今天中國的大轉型、大變革。 寫到這裡，忽然想起已故前輩吳祖光先生。吳先生生於1917年，2003年駕鶴西去。他穿越了20世紀，跨到了21世紀。晚年的吳先生，最喜歡揮毫書寫的四個字就是“生正逢時”。 以宏闊的歷史眼光看待我們所處的時空，個人的榮辱悲歡都卑微渺小。二百多年前曹雪芹嘔心瀝血寫成的，儘管有如古希臘那尊米羅的維納斯般殘缺，其淒美的藝術魅力和超前的人文思想穿越時代，將霹靂閃電般的啟蒙光亮一直照射到今天。 觀花修竹能幾時？ 對於當今中國的中產階層來說，焦慮雖然依然存在，卻已經漸漸不再那麼脆弱。 以適合於自己個人處境、性格的方式，參與社會變革，以理性駕御感情，爭取社會公平、公正、公決的實現，推動建立和完善全民共享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和平漸進的步伐使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醫，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學。在這樣的前提下，過好自己的“小日子”，觀花修竹，酌酒吟詩，長遠地享受心靈淨化的如歌生涯，該是可持續性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