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第三節文學作品中“人”的現代化精神訴求

文學是人學，不僅僅在於文學是從政治、經濟、文化、倫理、道德等等方面來表現“人”的，更通過“人”在性格深處的悸動，潛在地軌跡了整個民族的精神嬗變。巴爾扎克被讚為法國社會的“書記官”，托爾斯泰被譽為俄羅斯民族的“良心”，魯迅更是被直接稱為“民族魂”，正是緣於他們對“人”的最深刻的創造。近三十年長篇小說也通過獨特的人物譜系，通過他們在不同的命運與遭際中的心靈掙扎與蛻變，進行並實現著“民族靈魂的重鑄”的偉大工程，並以“人”的“現代化”形式執著地表現出來。 所謂“現代化”的概念，本興起於1920年代，但直到60年代，才在社會學領域裡得到公認。一般說來，它往往是指在科學技術進步的推動下，在以工業化為先導和前提的基礎上，發生在社會各個不同層面上的歷史變遷過程。它既標誌著生產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經濟的迅速發展，物質財富的巨增，也伴隨著生產方式的變革，社會結構的重新組合，價值觀念的更新。但這種變遷也是首先反映在國家體制及政治、社會、文化體系中個人的角色和作用的變化上的。 (18)許多致力於實現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歷長久的現代化陣痛和難產之後，也逐漸意識到了，當國民還被牢固地鎖在傳統意識之中，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上都經歷一個向現代化的轉變時，不但會構成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而且，再完美的現代製度和管理方式，再先進的技術工藝，也會在一群傳統人的手中變成廢紙一堆。 （19）因此，人的現代化成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之前提與當務之急。

在談到人如何現代化時，英克爾斯提出了“現代人”的種種特徵，其中主要包括：準備和樂於接受未經歷過的新的思想觀念，新的行為方式，適應社會的各種改革與變化；胸襟開闊，頭腦開放，並尊重和認真考慮來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見；不囿於成見，不因襲傳統，敢於向傳統的智慧和教育內容挑戰，有強烈的個人效能感，對人和社會的能力充滿信心，等等。 （20）解思忠一方面借鑒了這些以工業文明為根基的、人的現代化素質理論，一方面又從中國的農業文明背景出發，參照近代以來魯迅、陳獨秀等人的國民性改造思想，並以當代中國為坐標，提出了“現代人必備之人格素質”，這就是：獨立人格、主體意識、個性解放、自我實現、個人尊嚴，寬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等五種精神以及人權與公民意識等等。從這些論述來看，我們認為，人的現代化主要是指人在精神方面的變革，它源於工業文明但並不限於工業文明，它的實質包括著人對傳統的超越、對不良現狀與所處地位境況的變革、對人的發現與重鑄、對人與他者的和諧性追求、對人的創造性及未來的自信等等。它與民族之“力”的區別在於，它更注重人“化”的動態過程，也是對民族之“力”在時代變革之中的提升。

在眾多的人物譜系中，前述的小說再加上《聖天門口》《桃李》《水乳大地》《受活》《英格力士》《城的燈》《青狐》《命運峽谷》《梨花似雪》《烏爾禾》《機器》《赤腳醫生万泉河》《無土時代》等作品，主要選擇作為民族主體與基礎的農民、女性、改革者、知識分子形象，從他們的生活遭遇深入到性格內部，以及他們在現實境遇中的艱難蛻變及其靈魂的灰色地帶，挖掘我們民族的現代性質素，尋找民族靈魂重鑄的現代化途徑，並從精神高度完善著中華民族的自我更新。 正如我國一貫所強調的，作為一個農業大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土生土長的農民，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就是農民的現代化。同時，由於長期自給自足的小生產方式的影響，農民形成了根深蒂固又如汪洋大海般的小農意識，袁銀傳在他的《小農意識與中國現代化》一書中精闢地指出，這種小農意識主要表現出非主體性、狹隘偏執、封閉保守、逆來順受、不圖進取、害怕競爭、迷信盛行的文化心理和權威心理。它“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22)甚至成為農民的“集體無意識”。然而，在中國現代化的整體進程中，由於政治運動、生活變遷、教育改革、科技進步、生存競爭、離開土地進城等等因素，農民也自覺或被迫地進行著價值觀念、文化心理、精神取向、生命意識等的劇烈變革。這些長篇小說從多個方面審視了中國農民現代化的艱難、曲折及其代價。如《黃河東流去》中的春義與鳳英本是一對“由一場黃水沖到了一起”患難夫妻，春義是個地道的莊稼人，好面子，“寧可黑臉求土，也不笑臉求人”，在靈魂深處充滿了守舊的傳統觀念；與之相比，鳳英則不僅聰明、能幹、有心計，能入城隨俗，非常快地適應新的環境，在金錢的誘發下，積極地施展著自己的巨大能量；中的暖暖在趟過經濟大潮所泛起的卑鄙、強權、背叛和依附之後，也終於找准了女人的發展方位；更主要的是她們能遵循現代生活的觀念與邏輯，拒絕“嫁雞隨雞”的命運安排，破除了“離婚”的倫理羈絆，在情義與人格的矛盾中，堅持主體的自由與獨立，堅持對未來的期待與探索。當然，她們所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離異不僅源於性格差異，也像徵了她們既依賴傳統作為自我現代化的基礎，又不得不以撕裂傳統作為自我現代化的標幟。在她們的精神深處，這種矛盾還潛藏著對自我無法把握的恐懼感、漂泊的茫然以及否定一切的衝動。這種不自覺地現代化無疑是複雜又充滿風險的，它既因無法與傳統“斷臍”而可能導致農民現代化的反复乃至中斷，使之退回到“化”前狀態——如許茂老漢作為土改積極分子，合作化時的作業組長，在長期的“左”的政策壓制下，又變得自私、孤僻、愛面子、心腸冷酷又性格脆弱，儘管通過顏少春推心置腹的勸導，溫暖了他的心，使他看到光明而“變”了，但真正要變成一個完全現代化的農民，他要走的路既漫長又坎坷；但它也無疑又孕育著農民自覺現代化的基本內容與動力機制：

如孫少平與孫少安兄弟，作為在大時代的激盪中自覺現代化的農民代表，實際上寄託著作者對農民的現代人格設計理想。儘管作者為孫少平設計了“農民進城”的老模式，但與祥子們的“墮落”結局相比，孫少平在擺脫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傳統生活之時，又執著地追求與城里人平等、有個人尊嚴、以知識充實精神空間、有文化品味、以科學技術來提升煤礦的競爭力與生產力、有能力把握自己的人生選擇、雄心勃勃地自我實現……孫少平由“鄉村→城市”的曲折經歷就像徵了農民現代化之“難與痛”。作者也為孫少安設計了現代版的“醜小鴨”模式。在作者看來，由於先天的小生產者出身與無比廣大又深厚的文化背景，使農民被深深地吸附在“土地”上，無法離棄也無法改變自己的生活規則，甚至自己也成為農業文明的“構成傳統”，在面臨著整個時代無可阻擋的現代化浪潮之時，身負重荷的農民轉型無疑是尖銳、劇烈並慘酷的，特別是他不得不踩著“土地”來改變自己亙古的生活方式之時。如孫少安從十三歲就挑起生活重擔，他無法像孫少平一樣，通過離土來改變自己的人生模式，他只能在土地與時代的交點中，尋找自我現代化的契機。因此，他在精神方面的進步就顯得更為滯重與遲緩，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他必須依賴孫少平這個精神導師。他通過做生產隊長、拉磚、貸款辦磚窯、投資建村辦小學等等行為，努力做成一個有主見、有無限的進取精神、不斷地創造自己、通過善舉實現愛心、以道德立“人”、個人的效能感與強烈的社會主人翁意識等“新型農民”。作者遵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思維邏輯，通過不斷地考驗凸現“人”的正面價值取向，有意識地遮蔽了“人”的負面性。其實，現代化永遠是一柄雙刃劍，它在使人進步之時，往往也誘發了人的惰性、惡魔性或其他種種消極因素，並使人付出慘重的代價，這才是撕破了孫少平、孫少安兄弟的理想面具之後的殘酷真實。

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岳鵬程也審時度勢，做了時代的弄潮兒。然而，他卻是一個新舊交接的“悲劇人物”：一方面，他的現代化是被時代大潮所裹挾的，市場經濟所產生的巨大魔力，使他充分地釋放著自身之“力”，它無疑順應著時代的要求而體現出“進步性”，在現代社會，他的“辦事果決、作風潑辣、舉措及時，推行工作大刀闊斧，十分注重效率以及多謀善斷與過人的決策能力”，(23)使他具備著充分的新人素質。然而，在本質上，他並未掙脫小農意識的羈拌，如他以“血汗創下大桑園”為資本，在權力方面，表現出專制、獨斷的家長製作風；以婚外戀之名，行畸形的縱慾之實；突破市場的倫理與法律底線，不惜採取倒賣緊缺物資的非法手段；庸俗地迎合領導，冷酷地與兒子決裂，面對利益的苟且與奸滑，特別是既缺乏明確的、形而上的人生價值追求又不可自撥於此等等，使他凸現的仍然是小農式的精神內核與對現代化的本能反動，所以，陳荒煤老人在看過之後，也憂心患患地說：“在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下，既要清除長期封建思想所淤積的泥沙，也要防止資產階級不正之風的侵蝕，不然就功虧一簣。”(24)岳鵬程既乘現代化之“潮”而起，但他的某些反現代化內質不僅可能給改革造成障礙，甚至會摧毀它的整個基礎。 《羊的門》中的呼天成、中的現代農人鄺開田何嘗又不是如此呢？ ！

從總體來看，由於中國現代化關鍵的問題在於農民，不僅在於人數眾多，也在於農民的負襲最重以及農民在當下的焦點性，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告誡的：“在不發達國家，農民構成了人口最基本部分，因此農民是變遷機構的首要目標。只有影響了廣大的農民，發展規劃才能實現。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它們多數人必須改變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 (25)因此，引導和改造農民，使之成為現代化的主體，成為當代中國的根本問題。當今長篇小說對農民的現代化途徑及其缺陷進行了深刻反思，它所涉及到的諸多問題，儘管欠缺現實的尖銳性和直接性，但其所體現出來的人文性與底層精神確實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毛澤東曾經指出，在封建社會及舊時代，婦女是受壓迫最為深重的一個階層，其中，不僅“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成為她們的人性枷鎖，“三從四德”甚至使她們難以掙得做人的資格。就如孟悅與戴錦華在《浮出歷史地表》中所說的，她們被“父權”淹沒而喑啞無聲，在男性的龐大陰影中找不到自己的歸屬與位置。在“人→女人→女性”的崎嶇小道上，填滿了她們的血淚與屈辱，如祥林嫂、“為奴隸的母親”、三仙姑、新時期以來的菱花、存妮、孟蓮蓮以及張潔筆下的“痛苦的理想主義者”們等層出不窮的婦女悲劇。因此，在精神上，作為“沉默的大多數”，她們“被壓抑、被扭曲，形成軟弱、自卑、狹隘和依附心理，失去自主精神”。 (26)不過，自1919年以來，婦女中的一批先進分子以“五四運動”為起點，以拯救中華民族為契機，積極投身於婦女大眾的解放事業，她們從爭取“男女社交公開”、“男女教育平等”、“女子經濟獨立”、“戀愛與婚姻自由”等等基礎方面做起，從身體解放遂漸深入到不自覺地追求精神人格獨立的現代化歷程。特別是新時期以來，她們又積極投身於改革開放事業，在市場經濟中勇於開拓和進取，努力在社會參與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以主人公的情懷，以“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氣概，以求發展、求平等的追求，努力塑造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嶄新形象。 (27)在近三十年的文學書寫中，長篇小說對此進行了高度的聚焦。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中的四姑娘許秀雲在“文革”期間可說是已跌落於人生絕境：鄭百如對她的野蠻佔有與虐待、父親對她的“嫌惡”、姊妹們對她的誤解，特別是心愛的金東水對她以生命付之的愛情冷酷拒絕，幾乎成為她的致命打擊。但她畢竟不是舊時代任人宰割的弱女子，首先是她具備著獨立的、現代的人格意識，所以她才不怕流言誹語，既在被孤立之中仍然堅定地留在葫蘆壩，追求真愛；面對著各種命運障礙和外來壓迫時，反激起了潛藏於她精神深處的鬥爭勇氣；但她並不自私，揭開鄭百如的真面目，決非一己報復，在追求個人幸福之外，她更有著對“左傾”錯誤的抵制和對國家前途的憂慮，有著不屈服於邪惡勢力、弘揚真善美的追求，有著寧可毀滅也不願屈辱苟活的剛強，有著對“新生活”無限嚮往與憧憬及其實現的無邊力量，有著超越於“吃喝穿戴”之外對“幸福”的精神化思考，有著趨向時代進步潮流的潛在自覺。在對愛情的“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追求中，許秀雲在精神方面實現了由“弱女子”向“女強人”的現代轉換。當然，這種轉換並不徹底，在她的性格內核深處，還有著對傳統人格優質性的依戀和對現代人格未知性的質疑。

與之相比，中“芙蓉仙子”胡玉音對現代人格的追求更為執著。儘管她有著與許秀云同樣坎坷的愛情遭遇和命運挫折，但她超出後者之處在於，1960年代，她已經在芙蓉鎮上開辦了“米豆腐攤子”，這實在是婦女主動走上經濟舞台的“自我亮相”，它不僅象徵性地推翻了“女主內”的先在規約，而且培養了她的精明、熱情，心裡燃燒著對生活的熱愛，這也使她在面對著“倒行逆施”時仍敢於追求愛的權利、做人的權利。秋玲在突破“出身”的障礙之後，也充分地展示了一個現代女性氣質：如果說“唱歌、跳舞，在客戶面前說著流利的英語和德語”只是秋玲現代化的表徵的話，那麼，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之中，在與岳鵬程的共同奮鬥之中，秋玲所鍛煉出來的主見、膽識，為大桑園出謀劃策，以及作為接待主任獨擋一方，都顯示出農村女性在掙脫小農意識束縛之後的現代魅力。特別是金月蘭，作為一個下崗女工，並沒有自暴自棄，而是勇敢地“扼住命運的咽喉”，與其他下崗人員一起，辦起了“都得利”商場。她並不滿足於僅僅謀生，在市場經濟的廣闊天地中，她不僅在“內部”引進競爭，更與國營商場展開競爭。在帶領“都得利”的發展壯大中，她不僅在心境、眼界、精神面貌等等方面發生了根本變化，而且，她把自己主動地融進時代潮流，並以風險度來判定自己的人生價值。在她的成功之處，隱藏著當代社會對她所要求的種種現代性，如靈活、堅忍、決斷，富於闖勁、創新與犧牲精神，等等。

當今長篇小說提綱挈領地展示了當代女性的現代化之“像”，但這其中也有女性的掙扎與徘徊，有她們的失敗之痛，如中王琦瑤的“反現代性”，本來她是可能做一個新式女性的。在現代史上，像她那樣的“弄堂”出身卻完全“脫胎換骨”的也不在少數，但她卻完全放棄了自己的努力，心甘情願地滑入青樓女子的人生模式，她的死，象徵了反現代化的代價。當然，也有女性完成轉型的血淚與欣喜，有不知所措的迷茫和憂傷，它讓我們窺見了中國女性的歷史走向及艱難程度，也讓我們不由長久深陷關於女性道路和命運的時代沉思中。 在部分長篇小說中，涉及到了“改革者”的現代化問題。其實，無論是從它的理論、實踐還是命名策略來看，改革者都是非常複雜的。一方面，自新時期以來，儘管改革者經歷了從“英雄”到“凡人”的變型，但他們身上都毫無例外地體現出了超前的眼光與視界、廣闊的胸懷與一往無前的氣概、與舊勢力不妥協地鬥爭的膽識與魄力、與時代與世界同向的進取精神。既使挫折，卻更能激起他們奮鬥的勇氣；既使失敗，在退出歷史舞台時，他們仍會以悲壯演繹豪情，他們具備著歷史創造者的種種素質。一方面，在他們的精神內核裡，又還未完全祛除舊時代的“封建性”，正如某些評論家所指出的，如缺乏民主政治意識與現代精神燭照的清官主義、“聖君”與“大俠”理想、崇尚絕對權力、法制意識淡薄、以傳統的“治國安天下”作為自己潛在的改革模式與行動指南，或者以生活富裕、甚至以吃喝玩樂為滿足，沒有明確的精神與道德取向，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後，就喪失了初期的銳氣，甚至肆意破壞做“人”的底線，以至被徹底異化。所以，在近三十年、特別是“改革者家族”中，如鄭子云、陳詠明、閻鴻喚、岳鵬程、孫少安、田海明、李高成、陸承偉等人，都在通過“現代化”的大熔爐，不斷地被攪拌、摻合，進行著艱難的靈魂蛻變。

與農民和婦女的現代化相比，改革者的現代化則是個“去蔽”與“敞露”的過程。所謂“去蔽”，是相對於理想型的改革者而言的。在他們的現代人格設計裡，由於文化與現實的糾纏性，總會潛伏著若干反現代化的質素；又由於改革者的巨大光環，它們往往會被忽略，甚至凸現出“偽現代性”。正是在不斷展開的行動中，這些質素被一一暴露出來，儘管它們會銷蝕改革者的“完整性”，但通過“去蔽”，才能使改革者真正地、有效地現代化。如陳詠明，在為“四化”披荊斬棘的過程中，正是通過“去”過於嚴格、方法生硬、民主作風較差，畏怯、惶惑和沮喪，孤獨感和惆悵情緒，以及發牢騷、吐怨氣等等之“蔽”，才體現出他的堅毅、忘我、敏銳、果敢，勇開拓、善管理、重人才，實事求是、聯繫群眾，關心人、愛護人，善於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等現代經營者的素質。 (28)閻鴻喚把城市的現代化建設與個人的現代化改造融為一體，正是以高伯年對權力耿耿於懷、張文民的私慾膨脹、徐援朝的生活墮落為“鏡”，返照出他的智慧、意志、道德、人格與理想力量。所謂“敝露”，是相對於現實型的改革者而言的。這一類改革者由於身在“現實”，他們無法高蹈，無法超越於生活本身，在面對錯綜複雜的矛盾與關係中，他們的“現代性”更多地來自於他們對現實的“破壞性”，就像恩格斯所說的、“惡”是推動歷史的槓桿一樣，他們也正是通過對現在秩序的衝擊，完善著自我的現代化造型。陸承偉充分利用了改革初期的混亂機會，利用紅色家族的輝煌家世背景和雄厚政治資本，利用大中型國營企業的經濟困境，一方面使用各種正邪、黑白手段斂財，如金錢收買、恩威並施等；一方面又玩弄女性與感情，甚至陷“人”於絕境，不加掩飾地顯示出人性之“惡”。不過，從總體看來，他又並未觸及法律與社會底線，反而在經濟大潮的搏擊中，表現出英雄般的才華、膽略、競爭意識、資本運作能力、頑強的生存能力和奮發自強的精神，(29)這正是當代社會對人們所要求的、我們卻極為匱乏的現代素質。

在農民、女性與改革者之外，新時期三十年長篇小說還廣泛地記錄了他類人物的現代化之旅。社會的變革，把他們拋在人生的風口浪尖，他們迷惘過、悲憤過也奮發過，但不管是被迫還是情願，他們都走進了時代潮流，在“現代化”的燭照下，他們都重新“做人”，甚至“脫胎換骨”。如軍人彭其在面對“四人幫”爪牙的倒行逆施時，拍案而起，寧可被打倒，不願意背叛真理，背叛人民的意志，背叛歷史的正確方向。共產黨員李高成在面對情與法、利與義的衝突時，堅持黨性立場，並經受了法律、良智與國家利益對人性的巨大考驗。小市民潘秀婭、薛永全等人則敏感地對接著時代的神經，緩緩地、但卻堅定地進行著人格的現代轉型。假若我們把眼光投向過去，國民黨官吏童霜威在抗日戰爭期間，在大事大非面前，決不附逆投敵，決不隨波逐流，而是潔身自好，保持了可貴的民族氣節和中國人的尊嚴。知識分子孟樾、呂碧初、衛葑，茶商世家杭嘉和、杭憶、梁必達等等奮發有為、同赴國難和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以及李自成、順治、張居正等所寄託著當代人的“現代化”之夢，無不從多個方面完善著中國人的“現代化”工程。 在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這些小說從多個方面記錄了中國人的現代化歷程，儘管現代化的對象與形式有別，但在總體上，也體現出若干主導特徵： 近三十年長篇小說在深刻地洞察了當代中國的核心“意義”之後，首先表現了“人”對時代主題的把握。近三十年來，反思、改革、反腐敗、現代化、再就業、加入世貿等等，都不斷地成為時代的主題。 “人”告別了“單純”的過去，突然被“擲”入萬花筒式的社會生活，這種突然變更，無論是對中國人的心理準備、文化觀念以及習俗都是翻天覆地的巨大考驗，有多少人就被滾滾向前的社會洪流裹挾而去。長篇小說卻透過這種生活表象，深刻地表現了中國人由被迫到主動地與時代同步並把握時代的過程。如岳鵬程，由打工→辦廠→組建鄉鎮企業集團，並積極地參與國際競爭，不正是鄉村近三十年的歷史縮影嗎？李高成終於戰勝自我，展開對“反腐之戰”，不正順應著歷史的要求與人民的願望嗎？少安的“發家致富”、陸承偉與史天雄儘管人生道路不同，不正是對市場經濟正反兩面的詮釋嗎？他們不是頭腦簡單地“追波逐流”，也不僅僅為冒險一試，他們的血性、思想與時代的發展是深度合拍，也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裡，他們才有生存的機會和理由。可以說，正是由這些人構成並推動著這個時代。但是，他們對時代的把握也並不輕鬆，在“舊我”與“新我”的鬥爭中，他們面對時代的背影，又是多麼地磕磕碰碰。 其次，長篇小說還表現了“人”的現代化之開放性，既是從“人”的現實關係出發，但又並非止於此，在“人”的境遇之外，又深入到“人”與“他者”的哲學思考，或從“人”的困境出發，一方面把“人”放在“人類性”的隱在視界下進行拷問，燭照出人性的複雜構成與價值取向，以及“人”在特定的歷史時代中的蒼白與“非人化”；一方面把“人”放在“世界性”的公共座標系中，通過東西文化的碰撞凸現“人”之現代化的中國特徵與受限性。如閻鴻喚、鄭子云、陳詠明、彭其等人就烙印著改革開放的時代性。 再次，近三十年長篇小說表現了“人”的現代化之倫理性。與落後民族在西方的先進民族的征服、侵略與武力強迫之下的現代化不同，這些小說所述的“人”的現代化，是在同文化的軌道之內，在和平的社會運動之中，在“人”的理性層面的現代化，它使“人”顯得節制與和諧。 “人”的現代化本有著複雜的價值構成，在西方，基本上是以個性自由為核心；這些小說中“人”之現代化則是以正面價值為標準，並對其中的負面價值進行反現代化的批判，如鹿子霖。它並不徹底否定或斬斷傳統，反之，它還追求與傳統的文化人格之優質性的銜接與繼承，在多重的沉潛與運思中尋求化合與更變，如孟樾、孫少平、孫少安兄弟等等所體現的精神新質。 文學絕不會像某些聳人聽聞的宣言一樣，“已經死亡”，相反，它將向前發展，它所承擔的對現實的反映與“重構”任務也不會停止，它仍將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形象深入世界意識又永遠高昂。但是，在這些小說“人”之現代化過程中，也出現了若干亟待解決的問題： 笫一，弗氏對“人”的研究，揭示出了“人”的潛意識的巨大領域，“人”的真正本性八分之七表現為潛意識，八分之一才表現為顯意識，“人”的現代化是“人”的靈魂革命，不觸及到“人”的潛意識與非理性領域，這種現代化也是不徹底的，既會遮蔽“人”的真正存在，也會內在地阻礙著“人”之現代化的真正深入。長篇小說關注“人”的理性現代化，並把它唯一化，這顯然是不夠的。無論是對農民、女性、改革者，假若沒有超越於顯在意識的、靈魂深處的根本變革，“人”的現代化的效果如何，只要我們不迷惑於過度理想化或想當然的話，那是很可懷疑的。 第二，當代文學的價值取向歷來有著割捨不斷的倫理情結，特別對於負面價值，總潛存著義正辭嚴的否定與批判傾向。暖昧的社會效應像一把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使作者在潛意識裡，就先在地閹割了負面價值的豐富內涵及其對於人類精神需要的動力性。事實上，正如雨果的美醜辯證法一樣，假惡醜、血腥與暴力、“扭曲的、畸形的、怪異的”東西，粗俗不堪的行為、歇斯底里的病症以及齷齪、殘忍等等，往往是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聯繫在一起的，文學不“提倡”並不意味著絕對取消，而應在於學理性的辨析與揚棄，不僅僅是這些價值本身，也包括它們的敘事功能。顯然，作為當今長篇小說的最高獎——茅盾文學獎對它們的寬容不夠，如就被認為是因宣揚暴力而意外落選。其他的“遺珠”如《古船》《活動變人形》都存在著這類原因。事實上，近三十年長篇小說由此而使“人”之現代化呈現內在的牧歌情調卻相應地缺少力度、銳氣與鋒芒。 第三，正如中國還處在農業文明的總體氛圍中一樣，當今長篇小說及其對“人”之現代化的表現也隱在地拒絕著工業文學的召喚，如追求人性的完整、和諧、悠閒，缺乏明確的時間觀念，注重在團體中的個人角色及意義，欠缺領袖時代的主動性、魄力及才華，欠缺天性的獨立自主等等。對於大工業中的人性的碎片化、殘缺意識、反叛精神、風險性，對不可避免的“物化”懷著深重的恐懼，對現代化的表徵如星級賓館、桑拿按摩、航天飛機、手機電話網絡之類的高科技等等欠缺內在的精神銜接……所以，長篇小說對“人”之現代化是漸進式的，深在的精神趨勢正處在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換中。 從總的情況來看，儘管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但新世紀長篇小說對“人”之現代化正越來越深入，也會越來越尋求與世界的“共識”。作為近三十年長篇小說主要的精神特徵，“人”之現代化也突出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嬗變軌跡，並因之而不可或缺。 結語：近三十年來，新時期三十年長篇小說飽受爭議也屢遭挫折，但不管怎樣，它仍然忠實地見證了並將更為深刻地見證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過程： 它接續了魯迅的批判精神，在新時期以來，對國民性進行有限地、但盡可能地反省與批判，特別是對其中的“痼疾”，進行了不留情地清理與根除。這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前提”工程。只有明了百餘年來我們落後挨打的深層次原因，只有抖落我們身上的沉荷，只有對我們的弱點、缺陷與不足予以正視，我們才能真正地奮飛。儘管這些小說由於時代主題的轉移而對此關注還有待更深、更透、更硬，有些方面甚至不乏盲視，但它畢竟為我們找到了著力的支點與平台，揭開了民族靈魂重鑄的第一頁。 同時，中華民族儘管經歷了百餘年的落後挨打，但並沒有屈服，也沒有滅亡。在對內憂外患的反抗中，志士仁人前赴後繼，湧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不管是有名還是無名，不管是偉大還是平凡，他們身上所體現的優秀品質，才真正地支撐了中華民族的存在，並為它的後續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這些小說從歷史出發，以時代作為天平，稱量中華民族五千年所積聚、所內存的“力”，這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基礎工程。這些“力”並不因時代發展褪色或失去效用，它沉潛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核心與底蘊，成為中華民族的靈魂之“根”。 再次，中華民族的複興過程艱難、漫長又曲折、坎坷，作為中華民族的表徵——“人”也經受著自我的巨大更變，這種更變有成功也有失敗，但無疑不可抗拒。 “人”在現代化與世界化的雙重夾擊中，通過選擇、組合、鍛造，終於啟動了民族靈魂重鑄的主體工程。這些小說重點關注了農民、婦女、改革者以及各色人物的現代化之旅，並主要從正面價值的建構設計了他們現代化的價值取向。與西方“人”之現代化相比，他們的現代化顯著地烙印著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混雜的表徵，這也反映了民族靈魂的轉型性及永在的中國胎記。 新世紀長篇小說對民族靈魂的重鑄不會中止，它會延續近三十年長篇小說的基本精神，既不斷地開掘深度與豐富性，也將更有力地推進中華民族的繁榮並走向永遠的、無限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