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第二節在新時代的天平上發現民族之“力”

新時期以來，許多人都在反思著這樣一個問題：儘管我們有種種不足，然而，我們在經歷過那麼多的內憂外患，那麼多的苦難與挫折，甚至象抗日戰爭、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民族浩劫之後，我們為什麼不但能夠堅持下來，而且今天還能以更為雄健的姿態走向世界？ ——在我們的民族肌體上，肯定存在著什麼根柢性的東西，既支撐著民族對付外來危機，又主導著民族自我健康地成長。 其實，早在日本留學時，魯迅就與許壽裳談論到，中華民族的現代設計，“揭出病苦”固然是緊要的，但發現“理想人格”(優根性)卻是根本。這一目標在魯迅本人而言並未直接實現，但卻潛在地啟示了後來者的“意義”尋找，特別是在民族身歷危機之後，“理想人格”作為民族靈魂的核心涵義，幾乎成為所有文學特別是當今長篇小說創作的內在依據。儘管在各個時期，作家們的敘述立場和人文態度、觀察生活的眼光和審美意識，特別是價值系統和精神追求會出現不同程度地分化，然而，無論是理想主義的、激進主義的、文化保守主義的、女權主義的，甚至準宗教的，都體現了這種“和而不同”的境界——發現民族之“力”，這個時段的重要類型和代表性的作品大致包括，寫家族命運和鄉土變遷的有《第二十幕》《舊址》《繾綣與決絕》《戰爭和人》《最後一個匈奴》《羊的門》《英雄無語》《呼喊與細雨》《施洗的河》《大漠祭》；表意性的象徵化的寫作有《九月寓言》；懷舊反思型的有《季節系列》《涼山月》《菩提樹》《裸雪》；社會問題型的有《人間正道》《兵謠》等。

1984年，李準完成了《黃河東流去》，通過七個農戶剛強、互助互愛以及對生的信念等等內在品質，在扉頁中明確地宣稱：“《黃河東流去》不是為逝去的歲月唱輓歌，她是想在時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們這個民族得以生存和延續的生命力量。”“尋根派”更是期望在這個基礎上，要“利用現代觀念的熱能，鍍亮民族的自我”。 ⑿ 在1930年代，很多人都曾懷疑、有的人甚至誣衊中國人已經失去了“自信力”，對關於此，魯迅曾義憤填膺地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粱。”⒀正如“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一樣，當今長篇小說也內在地道出了我們民族生存的奧秘，這就是眾多“脊梁”們的存在，如金東水、蘆花、彭其、李麥、鄭子云、楊建華、李高成、粱必達、杭嘉平、孟弗之等人；還有艱辛活著但保存著國人質朴善良心性的普通民眾；除此之外，還有福貴、許三觀、馬橋人、錢文、楊立青等人身上所體現的韌勁和頑強的生命力。也正是在歷史的虛空之中，這些小說開始了對英雄的召喚和尋找。這其實也是整個民族在經歷慘痛的磨難之後，力求以英雄來凝聚人心，重新激起大眾的熱情，以信念和新的面貌投入民族的現代化征程。所以，近三十年長篇小說充滿了敢於也能夠把握歷史的英雄主義精神。當然，這種由時勢推動的英雄誕生，無疑既繼承了新文學潛在的英雄主義情結和革命文學的英雄敘事資源，在時代需求中更裹挾著努力走出文革陰影的“現代性焦慮”，它試圖以“人”的還原為基礎，把“英雄”當作建構整個民族靈魂的符號和象徵。因此，在他們身上，匯聚並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根本品格，如追求至善、仁愛、獻身、有為、和諧、重義輕利和自強不息等等，⒁擔當著傳統文化的精髓，並以人格核心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它們並不是靜止的，內存的人文鋒芒彰顯著儒家的積極入世精神。百年中國，在經過“看”與“被看”的命運循環之後，終於開始“進入”世界。所以，一方面身受著文化裂變的惶惑與痛苦，在煎熬、動盪與錘打中不斷地釋放困擾自身的矛盾與糾纏，使“自我”浮出歷史地表；一方面又面臨著“八面來風”，在全球化的碰撞中不斷地“吐故納新”，並以不可扼止的“崛起”姿態重鑄“中國形象”。正是在世界的大變動之中，時代精神的總體狀況依據不同的主體與客觀條件而發生“變形”。特別是新時期以來，在中國被迫“現代化”的途程中，這種“變形”更是內存著生命哲學的光彩，它不但燭照著中華民族的艱難實踐，並融化為民族之“魂”；而且還以現實需要為“鏡”，從不同的條件與場景對之進行考量。具體說來，這種“變形”主要表現為當代人文視界中的十大“精神”：

一是不計較個人得失，獻身集體事業的精神。在當代的社會轉型中，每個人的利益都發生了錯位，究竟是以個人利益至上還是以集體事業為重？長篇小說中的一些人物以自己的形象再次彰顯“小我服從大我”的家國情懷。金東水在十年浩劫中，儘管被“批鬥”、被“停職審查”，但他仍努力爭取“為人民服務”；谷燕山在被趕下芙蓉鎮的政治舞台且自身也岌岌可危的時候，卻仍在“忠於人民、保護弱小的鬥爭中展示黨性的堅強！”；以薑超林、高長河等為代表的高層領導，田立業、何卓孝等中層幹部，田立婷、李堡壘等社會底層的普通群眾三個層面的人物的思索和奮鬥、奉獻和犧牲。 一是樂觀、積極、頑強的生存精神。近代以來，外敵入侵、軍閥混戰、天災人禍、苛捐雜稅……使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他們不自卑，以農耕文明所培植的“老馬”一般的堅忍，面對苦難和永不可知、甚至難以承受的打擊，執著地演繹著悲歡人生。如李麥、海長松、徐秋齋、藍五，幾乎每人都有一部血淚史，但他們都經受了“九蒸九曬”，象奔騰不息的黃河一樣熬了下來；福貴的生命意識以及精神史是在“苦難——死亡”的維度展開的，他的“活著”時刻遭受著苦難與死亡的威逼與誘惑，他沒有順從，也沒有屈從，他取忍耐、承受的方式，即取“不爭之爭”的方式，與苦難與死亡進行抗爭；⒂《舊址》中個人儘管卑微渺小、甚至淪為歷史踐踏的工具卻仍在艱難地延續如此的生命。

一是積極奮鬥、以生命實踐信仰的精神。作為民族現代化的關節點，建立和保衛“人民政權”充滿著血與火的考驗，信仰將怎樣鍍亮生命的色澤？彭其在被打倒之後，仍懷著失職之恥要下部隊；郭祥在朝鮮戰場上，以“給死亡以死亡”的英雄氣概，英勇地戰鬥；白潔寧死不屈，以生命換取了革命的勝利；方雨林在九死一生中矢志不渝，努力尋找12.18大案的真兇並最終揪出了罪不容赦的社會敗類，忠心耿耿地維護黨的形象。以及《第二十幕》中尚家數代人歷盡坎坷的創業歷程。 90年代以後，信仰好像不再是世間事物，無法再駐足人類靈魂，包括以精神追求為目標的人文知識分子也不斷沉溺在缺失信仰的俗世沼澤，可是，就在最普通的民間，就在最普通百姓灰頭土臉的身上，信仰的光芒竟如此純淨亮眼，信仰作為人生旨歸的力量竟如此真切動人。張承志的，就是一首悲壯地唱詠信仰在民間生生不息的讚歌。

一是敢於破舊、敢於改革的創新精神。無須諱言，五千年文明既有輝煌，也淤積著沉重的負荷。是因循守舊，成為歷史的殉葬者；還是逆難而上，破壞舊世界，成為創造歷史的主人？鄭子云、陳詠明面對“文革”之後由“左傾”思潮長期支配下的積習，有幾千年根基的、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裡的封建思想殘餘、面對著由計劃經濟管理體制所滋生的惰性和黨內的陳腐勢力，他們一方面努力跨越自己的思想障礙，一方面又貫穿著歷史的自覺精神，以“身冒矢石敢為天下先”的氣概進行無畏的開拓。 ⒃ 一是自立自強、堅忍不拔的進取精神。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是其核心，它鼓勵著多少有為者在“路漫漫其修遠兮”中“上下求索”，推動著歷史前行。孫少平在現代文明的熏陶下，渴望到外面“闖蕩世界”。無論是漂泊的攬工漢還是正式的建築工人，或者成為煤礦工人，孫少平都從不放棄；不屈服於命運，也不求人安排好工作，更不因曉霞牲犧而沮喪不已，以夢為馬，滿懷信心地設計著自己的人生，在他的身上，其實濃縮著我們民族數千年的奮鬥史；《繾綣與決絕》以土地的變遷為背景，描述了世代農民在社會變革中所經歷的種種磨難與歡欣，展現了農民永不氣綏地播種著他們的希望與寄託，耕耘著夢想與現實之原生面相。

一是由憂患而來的濟世精神。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孕育著無數屈原式的志士仁人，他們哀“民生多艱和國事衰頹”，每到關鍵時刻，總是以“兼濟天下”的情懷，積極投身於其中，實現救國救民的願望。如孟弗之等知識分子，面對著日本侵略所表現的愛國行為；張居正面對明朝末世，殫精竭慮，厲行改革，如整頓吏治、清查稅關、丈量田畝等等，不計個人榮辱，試圖力挽狂瀾；童霜威面對世事衰頹和政治腐敗，不堪良知與憂天下之“憂”，毅然決然地走向了人民。 一是以身許國的犧牲精神。面對著外族的侵略，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屈服，沒有停止過反抗，自鴉片戰爭至抗日戰爭，有多少人把生命置之度外，血灑疆場？面對著侵略者的威逼利誘，杭嘉平、杭憶、杭漢等人堅定地選擇反抗，以他們的滿腔熱血滋潤著多難的土地；在和平年代，那些為了千家萬戶幸福的人，他們或則默默地堅守在冰天雪地的邊防哨所，或則挺身於矛盾錯綜複雜的外交前線，或則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終生以平凡的崗位為人生坐標，無悔地灑播著自己的青春和熱血。

一是堅持正義、法律和良智，努力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精神。我們有過根深蒂固的“人治”傳統，然而，在現代化途程中，中國在經歷著由“人治”到“法治”的痛苦蟬蛻，特別是在當下的改革開放之時，當貪污、腐敗、走私、販毒嚴重地侵蝕著黨和國家的肌體時，正是有李高成、楊誠這樣正氣凜然的共產黨人，坦蕩無私，與腐敗分子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在親情與正義之間，堅定地選擇“為了老百姓，寧可犧牲自己的一切”，才使中華民族越來越強大地廁身於世界民族之林。 一是辯證的啟蒙和思考精神。在今天，面對著中國重新融入世界，中國人都開拓了視野，他們的心智和經驗不再居於一隅，不但重新接續了“五四”的民主與科學之旗幟，而且還更深化了對人性的思考；不但重新檢討真理、正義在特殊年代的荒謬性及其危害，而且還絕不推諉，自省了應該擔當的責任與可能避免的對策；不但重申了我們的道德底線和真善美在當今的必要性及其可能，而且弘揚了理想對於人類的偉大意義；不但強化了懷疑的合理性，而且真正地補益了不斷豐富的實踐哲學，等等。

這十大精神就是核心的民族之“力”，它們形成了民族靈魂的深層構質。一旦遭遇壓力，它們就會以激烈的方式爆發出來，並通過“人”聚焦成時代的主旋律。透過新時期三十年的長篇小說，我們一方面看到了它們深在的歷史資源，如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曾帶來明朝中興的“萬曆新政”以及以戰爭的方式促進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清兵入關”等等；一方面更看到了它們深刻的現實基礎：二十世紀的“積貧積弱”，使中國人只能別無選擇地承受著時代大力的“壓扁曲屈”，或者在“痼疾”中沉淪，或者擔當著這些“精神”進行抗爭，所以，這些小說通過對“文革”、抗美朝朝、黃泛區的難民圖、改革開放、抗日戰爭、反腐敗等等事件，在民族心史上深深地鐫刻了這些“精神圖像”。

時代畢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近三十年來，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加入世貿、下崗與打工、台獨、恐怖主義、地區戰爭、強權政治等等，在矛盾叢生與錯綜複雜的種種局勢之中，中國已由過去的“水深火熱的生存危機”進入到既競爭激烈、又渲染著消費、休閒、娛樂的“後現代社會”時期。承受著五千年文明的豐富與沈重的民族之“力”也在新形勢下遭遇著不斷的尷尬與挑戰。因為，培養著中華民族深厚的血性與精神的，正是不斷地殺戮、征戰以及從不屈服的“上下求索”等等。在和平時期，面對著“人”的才智、意志、毅力及理想等都被物化或商品化的現實性，“力”往何處去？遺憾的是，近些年的許多社會事實都在表明民族精神之力的衰弱，故近三十年長篇小說並不諱言“力”的匱乏對民族靈魂的內在傷害。如果按照美國的文化學家詹姆遜的說法，第三世界的文本都會不自覺地隱喻著本民族的命運的話，通過一個都市女子——王琦瑤及其他“陰性人物”如程先生、康明遜與薩沙和退出雄性的競技舞台，投入“女性的本能”世界及其命運⒄，象徵性地描述了中國歷史孱弱一面和隱蔽的“受難之源”。

不過，從總體來看，這些小說一方面以宏大敘事來展現雄健的民族之“力”，總是把“人”置於極端的考驗之中。不管是挫折還是失敗，“人”所體現的那種主宰命運的精神、積極奮鬥的氣概、鍥而不捨的韌勁、永不屈服的姿態、迎難而上的勇氣等等卻是不可戰勝也不可抹殺的；所以，透過戰爭、批鬥、逃難、改革乃至瑣碎庸常的生活表徵，我們可以發現民族之“力”即在於“永遠進取”的深層範型和動力機制。一方面，無論是面對“內或外”的壓力時，中國人所展現的往往是他們的群體性格，由“和合文化”傳統所施予的公共性又使它們成為中國人的不移規範，個體性格被深深地壓抑或者屏蔽，“人”被普遍化庸常化了。因此，個體在“文化存在”之外，缺少真正的“生命存在”。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民族之“力”還欠缺直接源自生命的“真”，並且，它正在無意識地影響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這也是長篇小說有待正視的“陰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