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第三節家族小說開闊視野下多元的藝術追求

當代家族文學與當代文壇的許多其他作品一樣，經歷了藝術創作方法的巨大變革。如果對此做一宏觀考察，我們可發現其基本線索是，純粹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糅合、各種藝術手法的相互融合等。就具體修辭方法而言，敘述、議論、抒情、描寫、象徵、誇張、擬人、通感等手法均顯示出了各自的作用，使得家族書寫在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下面我們從線性時間出發，對當代家族小說的創作方法做一簡單梳理。 前面說過，“十七年時期”的家族文學主要有《紅旗譜》、《三家巷》、《創業史》等。它們產生於新中國建立後不久，保留著整個“十七年時期”文學作品的品格。這些作品的風格可概括為高亢嘹亮的基調、激情澎湃的敘事、清晰鮮明的階級意識、豪放熱烈的政治激情。主導這種時代文藝主潮的是顯而易見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因為在整個“十七年時期”，中國文壇所倡導和推崇的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人們在創作文本時的自覺追求便是真實地反映社會現實、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本質和必然性、精心刻畫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努力追求細節的準確可信等。處於這種文學生態環境中的當代家族小說當然也不例外，無論是確立作品的主題，還是塑造具有時代特徵的人物，它們都沒有離開現實主義的大框架，並以這種方法描繪出了波瀾壯闊的歷史變革過程和摧枯拉朽的社會主義建設歷程，而且，這幾部作品還給當代文學人物畫廊增添了許多個性鮮明、具有極強藝術感染力的新型人物形象。這是傳統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勝利，是當代文壇曾經擁有的輝煌。綜合而論，“十七年時期”家族小說的現實主義特徵有如下表現：

首先，真實地反映了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和發展趨勢。眾所周知，現實主義要求寫作者必須以真實的社會存在為反映對象，對豐富的歷史文化及生活現象進行生動準確的描寫，形象而又具體地揭示出社會生活的本質、揭示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和趨向，從而反映時代的動盪變遷、展示人物的歷史命運、心路歷程和精神面貌，塑造民族性格。這一點，在當代家族小說中有著鮮明的體現。 《紅旗譜》以史詩般的寫作追求，反映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艱難與曲折，展示了黨對農民革命覺悟的提升和對農民鬥爭精神的推動，揭示了“階級鬥爭”的主題內涵，完成了一部中國農民的成長史。它以精細的筆觸、生動的形象展示了中國現代革命的真實一幕，呈現了革命鬥爭的曲折與艱難、流血與犧牲，以大無畏的豪邁氣概展示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一定會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歷史的必然，給人的震撼是巨大的。 《三家巷》以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策源地廣州為背景，展現了二十年代中國都市革命勢力同反革命勢力的反复較量及各階級力量的消長變化，真實地描寫了省港大罷工、沙基慘案、廣州起義等革命鬥爭的歷史過程。作品通過週、陳、何三個家族內部在當時歷史背景下的發展演變，細緻入微地描繪了作為個體的人在激烈的革命鬥爭中或堅強勇敢，或脆弱、徬徨、動搖、纏綿的本真狀況，使人們能夠深切地感受到大革命時期的紛繁、微妙、複雜、殘酷的社會生活圖景，以及不同階級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狀態。可以說，這部作品無論從選材、結構、人物，還是主題揭示、場面描繪，都與中國革命的客觀現實息息相關，其中人物的最終走向和追求，都反映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創業史》更是一部以真實的土地改革過程為素材的家族小說。它以極其細緻的筆觸展示了我國農民從個體私有製向集體公有製轉化過程中的曲折與艱難，真實地展現了我國農業社會主義初期的風雲變幻，以及各種人物在這一洪流中的精神激變和心理狀況。正如作者柳青自己在談到作品的主題思想時所說的“我這個小說沒有別的主題，就是一個，農民放棄私有製、接受公有製的過程、方式和心理。”［9］這部同樣具有史詩性質的作品，也通過複雜精細的情節、生動可感的形象，展示了以梁生寶為代表的新一代農民聽從黨的召喚，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信心、頑強意志、滿腔激情，具有極強的時代感和藝術概括力。同時，梁生寶所代表的道路也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廣大農民必須要選擇的道路，因而作品所寫的一切都反映了一種歷史的必然。總之，這三部“十七年時期”的家族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如實地“再現”了歷史，能使讀者從中感受到時代的真實氣息和內在要求，因此，它們比較明顯地展示了當時的意識形態對文學創作的影響，體現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實質內涵，即藝術客體儘管不同於現實的世界，但為了以真實合理的形式吸引讀者和征服社會，必須從現實世界的真實規律中昇華出藝術世界的生命。只有這樣，文學作品才能將現實真實與藝術真實統一起來，奉獻給讀者主題深刻、結構合理、人物生動、富有時代特徵的藝術精品。

其次，塑造了許多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的要求來自於恩格斯的有關現實主義的經典論述：“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10］遵循著這一創作主旨，“十七年時期”的諸多作家都以創造典型為己任，呈現了大量以典型人物為中心，揭示主題、反映社會生活的作品。像《紅岩》、《林海雪原》、《紅日》、《青春之歌》、《野火春風斗古城》等。作為處於同一藝術觀念層次上的“十七年時期”的當代家族小說，也毫無例外地運用這一創作方法，塑造了許多鮮明生動的典型人物，極好地呈現了現實主義的基本特徵。 《紅旗譜》中的典型人物是朱老忠，他的一切行為舉止，都體現了當時農民的內在品格。如，嫉惡如仇、剛正不阿、豪爽仗義、愛憎分明、勇敢頑強、追求進步等。朱老忠是當時中國千千萬萬個農民的代表，他的成長經歷，體現了許多中國農民的成長過程，他們是中國革命的中堅力量，是中國革命取勝的根本保證。但是，朱老忠又有著自己獨特的經歷和個性，他的革命激情和革命意志的產生，，既是自身的生存環境和階級地位所導致的，更有著父輩曾經的血海深仇。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是一個血肉豐滿、個性鮮明的成功的人物形象。 《三家巷》中的阿炳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生長在一個靠手工勞動維持生存的家庭，曾經當過鐵匠、鞋匠、藥舖學徒，也有過短暫的求學經歷，底層的生活體驗，使他具有了熱愛勞動、憨厚正直、剛正不阿、敢做敢為等優秀品質。他勇敢地參加反帝革命，支持北伐戰爭、又在廣州起義中浴血奮戰，顯示了一位革命者的戰鬥品格，但是，他又存有知識分子本身的弱點，比如在遇到困難時悲觀絕望、盲目輕信、迷茫焦躁等。他的這種“有兩種內在因素在矛盾鬥爭中發展著”［11］的複雜的性格特徵，反而使其更加親切可信。他使我們看到了包括林道靜在內的知識分子在革命熔爐中歷練的痛苦和艱難，反映了中國革命的曲折與復雜，非常符合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所要求的“寫真實”的深層含義。 《創業史》中的樑三老漢也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他的人生追求和生活願望，體現了解放初期許多並不覺悟的農民的心態和思想，他要憑藉新社會給他帶來的主人公地位發家致富，擺脫舊社會給他們家族帶來的苦難；他不想關心別人的事情，怕給自己惹下麻煩；他拖兒子梁生寶的後腿，想讓兒子一心一意幫助自己實現夢想。但是，在具有說服力的事實面前，他最終理解了兒子的做法，從思想深處懂得了走合作道路的意義，他成了兒子的精神支柱，並與其他農民一起走上了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樑三老漢的文學史價值在於，他使人們感受到了當時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艱辛與不易，體驗到了提升農民精神的艱難與漫長，更感受到了歷史每前進一步所需付出的巨大代價。除此之外，這些家族小說還以富含時代氣息的筆觸展示了典型人物生成的典型環境，傳達出了極其鮮明的思想傾向性，從諸多的方面顯示了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內在要求。

但是，這種純現實主義方法的使用，也使當時的家族小說創作暴露了其單一化、模式化、意識形態化及農民—地主、工人—資本家等二元對立的敘述模式和主題先行等諸多缺陷，在表現了當時的歷史理性和創作意識的同時，影響了文學人物豐富性、複雜性的生成，同時也影響了文學的真正價值。總之，“十七年時期”的家族小說以中國現代革命史的真實場景和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表徵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和內在價值體系，為當代家族文學的書寫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留下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 進入80年代，中國當代文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一時期，西方文論、西方現代派作品被大量譯介到國內，給人們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鑒的藝術空間，它使思想解放後的許多作家認識到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手法已不能完全滿足現代人豐富而復雜的內心感受，文學需要藉鑑不同的審美觀念和寫作技巧，捨棄表象，直達本質。於是，當代文壇出現了以“意識流”、“荒誕派”、“黑色幽默”、“新感覺派”、“魔幻現實主義”等為代表的現代派小說。在當代文學內部，許多涉及文學本體的理論問題也再次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得到了重新的關注和思考，如文學的學科性質、文學的本體性、主體性、價值性，現實主義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的關係等。通過廣泛的論爭和實踐，人們加深了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和認識，澄清了許多曾經混亂的思路，打破了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的桎梏，使文學自身重新回到了“五四”所開闢的道路，回到了關注社會、關注人的生存狀況及內心世界、手法多樣、主題豐富的軌道，從而真正實現了文學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觀念的解放促成了藝術手法的大膽創新，一時間，各種各樣的創作方法爭奇鬥艷、各領風騷，使當代文壇呈現了從未有過的勃勃生機。受這些大的文學思潮及藝術手法的影響，當代家族小說也在80年代呈現出與以往大不相同的面貌，創作出了具有新穎的思想內涵、複雜的人物形象、迥異的藝術特色的優秀文本。 《紅高梁》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它成功地將現實主義與以意識流、象徵、通感等為其主要特徵的現代主義創作方法以及誇張、擬人等修辭手法相融合，給我們貢獻了一部主題紛繁複雜、人物新穎奇異、感受豐富奇特、畫面瑰麗絢爛、語言詭譎多變的具有“陌生化”效果的優秀當代家族小說。通過遍地搖曳的紅高梁，我們看到了晶瑩透亮、香氣四溢的美酒，看到了生活在山東高密鄉的“我爺爺”和“我奶奶”的奇特愛情，看到了生成於民間的以世俗感受為主導的生活態度，看到了他們頑強的生命意識，看到了發自內心的濃烈的戀土情結，看到了他們為保衛家鄉而付出的流血犧牲。他們是自由瀟灑的一群，他們的存在，印證了中華民族長久不衰的生命活力，印證了中華民族與生俱來的鬥爭精神，更印證了支撐中華民族走到今天的民族性格。可以肯定地說，《紅高梁》中所呈現的豐富多樣的主題是用變化多端的藝術手法來支撐的，這些藝術手法與作品豐富的主題群交相輝映，才使文本本身俱有了獨特的藝術魅力，使當代家族小說走出了現實主義的單一風格而在80年代顯現出了令人眩目的輝煌。

下面，我們對《紅高梁》所呈現的藝術手法做一簡要分析。文本一開始，作者便給紅成汪洋的高粱賦予人的品格與感受：“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紅高粱紅聲汪洋的血海，高粱神秘輝煌，高粱淒婉可人，高粱愛情激盪。”隨著故事情節的展開，作者一次次地賦予無生命物質以人的感受與情態：“那時大石橋尚未修建，小木橋被千萬隻腳、被千萬次騾馬蹄鐵踩得疲憊不堪，敲得傷痕累累。壓斷揉爛的高粱流出的青苗味道，被夜雨浸淫，在清晨更加濃烈。遍野的高粱都在痛哭。”“道路兩邊，板塊般的高粱堅固凝滯，連成一體，擁擁擠擠，彼此打量，灰綠色的高粱穗子睡眼未開，這一穗與那一穗根本無法區別，高粱永無盡頭，彷彿潺潺流動的河流。”“風利颼有力，高粱前推後擁，一波一波的動，路一側的高粱把頭伸到路當中，向著我奶奶彎腰致敬。”“奶奶注視著紅高粱，在她朦朧的眼睛裡，高粱們奇譎瑰麗，奇形怪狀。它們呻吟著、扭曲著，呼號著，纏繞著，時而像魔鬼，時而像親人，它們在奶奶眼裡盤結成蛇樣的一團，又呼喇喇地伸展開來，奶奶無法說出它們的光彩了。它們紅紅綠綠，白白黑黑，藍藍綠綠，它們哈哈大笑，它們嚎啕大哭，哭出的眼淚像雨點一樣打在奶奶心中那一片蒼涼的沙灘上。”“我奶奶摔碗之後，放聲大哭起來，哭聲飽滿，感情婉轉，水分充沛，屋裡盛不下，溢到屋外邊，飛散到田野裡去，與夏末的已經受精的高粱的璀璨聲響融洽在一起。”“奶奶看到小毛驢注視著自己，澄澈的驢眼裡，漾出聰穎靈悟理解人類的光輝。”“父親鑽進高粱地，幾個舉火把的人跟著他。密集的高粱秸子碰得火把四處濺油，那些半乾的高粱葉子，著了油，委委屈屈地燃燒起來。高粱們在火之上，低垂著沉重的頭，發出喑啞的哭泣。”“鬼子撤退時，點燃了村里所有的房屋，沖天大火，經久不熄，把半個天都燒白了。那天晚上的月亮，本來是豐厚的、血紅的，但由於戰爭，它變得蒼白、淡薄，像豔色消退的剪紙一樣，淒淒涼涼地掛在天上。”當一個日本兵進入高粱地後，高粱的表現是：“在劇烈的運動中，高粱穗子毫不留情地抽著他、揉著他、刺癢著他，甚至是討厭地膈應著他。”“多災多難的高粱們在月光中肅立不語，間或有一些高粱米墜落在黑土上，好像高粱們晶瑩的淚珠。”在這裡，作者莫言與其說是描寫高粱，不如說是在抒發自己的主觀感受。這些感受或逼真準確、或虛幻飄渺，都能給人一種奇異的感覺。除了高粱之外，作者還多次將狗、魚等動物擬人化，營造出了生動形象的藝術效果，這一切，使讀者感受到了當代家族小說從內容到手法的明顯變化，感受到了現實主義的開放性、包容性和擴展性，也感受到了中國當代文學在創作方法上的豐富和成熟。

《古船》雖然也是以現實主義為主的長篇創作，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象徵、擬人等藝術手法的魅力，如老廟著火時火焰中的松柏嗚咽啼號；隋不召在風雨激盪時突然失踪；隋迎之在棗紅馬上吐血而亡；古船出土時濃烈的血腥竟然空中的大雁盤旋徘徊；張王氏能預知四爺爺肚子裡有隻長蟲；四爺爺對自己的下場未卜先知；跛四的笛音能夠勾人魂魄；小葵的孩子永遠也長不大；“文革”印把子神秘丟失；勘探隊的具有放射功能的鉛筒不翼而飛等等。這些讀來使人驚異惶惑、迷離恍惚的情節描寫，已經不能用傳統的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創作方法概括和解釋了，它們非常明顯地呈現了現代主義的藝術痕跡。總之，80年代的當代家族小說比之“十七年時期”，已有了從內涵到藝術手法的極大變化，它們的出現，印證了時代潮流、文學思潮、西方文論對創作本身的影響，更顯示了文學與社會、人生及其他生態環境因素的內在關聯。

90年代，家族小說創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無論是題材的開拓、主題的挖掘、人物的塑造，畫面的描繪、風格的呈現，還是寫作者性別意識的突出，都與80年代有了極大的不同。其中，最能展示其創作實績的，莫過於於支撐和表現主題內涵的藝術手法。當然，宏觀而論，90年代家族小說的主要特色仍然是現實主義，但此時的現實主義已經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即全方位地與其他藝術手法融合，展示更加豐富多彩的生活內容，揭示更加紛繁複雜的主題意蘊。這種變化，使90年代的家族小說，呈現了多元的敘事立場、多維的價值取向、多向度的藝術視角、多重的人性內容、多彩的主題內涵、多樣的文化特徵，最終使當代家族小說成為當代文學花園中一道亮麗的景觀。 90年代家族小說創作方法的豐富多彩是有原因的。

首先是文學經驗的長期積累。從7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期，當代文學經歷了“傷痕”、“反思”、“改革”、“尋根”、“先鋒”、“寫實”等諸多文學思潮的演變，除了作品的主題及情感不斷深入、理性之外，其創作方法也在一次次的文學潮流中不斷成熟和完善，可以說，文學思潮從“先鋒”的技巧至上的操練到“寫實”的回歸平民之後，文學創作的藝術手法從融合的角度觀之已相當完善，因為我們已經從新寫實的實力作家方方的《風景》中體察到了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手法的完美結合。到了90年代，家族小說自然會繼承和運用這些有效的方法構建自己的文本，使作品蘊涵的主題思想得以鮮明的彰顯。 其次是文學生存環境的改變。眾所周知，文學具有超功利、超實用的特徵，但是，到了90年代，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推進，文學出現了商品化的傾向，這種變化使得文學創作和讀者閱讀過程被轉換成一個商品生產與銷售的過程，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開始主宰文學。而作為讀者的民眾的生活無不被慾望裹脅，幾乎所有的人都從以前的政治人變成了經濟人，人們開始追求新奇與刺激，追求快速與變化。於是，大眾文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對官方文學和精英文學形成了強有力的衝擊，這種現實使大多數作家意識到，純粹的現實主義作品已遠遠不能滿足當代人的閱讀需要了，文學需要在內容和手法方面進行極大的創新，必須以新穎的主題和全新的人物來迎合市場，迎合時代。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許多作家運用新的創作方法進行寫作的自覺性，使90年代的絕大部分家族小說呈現了全新的藝術風貌。這種藝術風貌表現為，多種創作手法完美融合、多種創作風格相得益彰。

為了印證90年代家族小說在創作手法方面取得的成果，我們以為例，對其藝術手法進行一番探索。從出版至今，好評如潮，人們已從不同方面對它的成功進行了分析和論證，大多數論者認為，原則上還應是現實主義作品，但在細微之處又清晰地展示了作者對現代主義創作方法的成功借鑒，在此基礎上全面張揚了作品巨大的藝術魅力。關於這一點，作者陳忠實有著自己的深刻見解：“現實主義原有的模式或範本不應該框死後來的作家，現實主義必鬚髮展，以一種新的敘事形式來掌聲作家所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和現實內容、或者獨特的生命體驗。”［12］對現代主義藝術手法的成功運用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反諷手法的使用。在多處使用反諷手法，如作品一開始，作者就寫白嘉軒的六次娶妻、六次妻亡。這對於恪守：“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儒家思想的白嘉軒來說是一個極大的諷刺。隨著作品情節的展開，作者寫到了農協運動的幾場鬧劇，諷刺了一向被人們視為偉大運動的農民革命，最後，作品又寫到了白靈、黑娃和白孝文的不同命運，諷刺了革命運動的好壞不明、黑白不分。第二，性描寫的勇敢探索。反思以往的長篇創作，雖然隨著文學環境的改變和文學禁忌的打破，表現人物情愛與性愛的內容愈來愈多、愈來愈細緻，但其手法都是朦朧而優美的，但卻用了大量的篇幅，逼真生動地描寫了人們的性愛和性行為，包括性活動的過程、性徵性狀以及伴隨性活動所產生的性反映、性感受等，可以說，的性描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眾所周知，性描寫是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內容，的性刻畫和性展示，無疑是藉鑑了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但是，需要強調的是，的性描寫基本上是深刻和嚴肅的，它將人的自然性與其社會性、歷史性、文化性結合起來，成功地刻畫了人物性格，新穎地表現了主題思想，合理地推演了情節發展。缺少了性描寫，的藝術魅力便會大打折扣。除以上方法之外，還成功運用了傳奇、象徵(如“白狼”的傳說和“白鹿”的神奇)、意象創造等藝術手法，營造了神秘主義的氛圍，使作品產生了既震撼人心，又新穎奇特的藝術效果。除外，像的寓言式敘事、《羽蛇》的象徵式體驗、《紀實與虛構》的虛幻影像等，都從不同的側面印證了諸多藝術手法探索的實績。總之，90年代的家族小說在藝術創新方面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它不光使家族施行呈現了不同於政治的、哲學的、史學的和倫理學的歷史內涵，更在相當程度上昭示了多種藝術手法融合的可能性，顯示了家族敘事的獨到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