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第三節理想與精神追求在日常生活中的磨蝕
新時期以來，由於作家對日常生活的關注角度和重視程度的不同，文學作品中所呈現出的日常生活主題存在著一個逐漸衍變的過程，日常生活作為表現現代化進程中人反窺自身在現代文明下的慾望與精神的一種載體出現。文學對人，尤其是對於個體生存的關注確實大大地加強了。從80年代到現在，文學在日常化的表現中對人的精神的發掘表現也經歷了隨時代主潮而嬗變的軌跡。 80年代，人追求自我精神和社會價值，但90年代以後，人的理想與精神追求卻在不斷豐富的日常化物質享受中漸漸磨蝕減損。
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小說，還處於政治意識形態控制消減的時期。撇開政治權利意志對文學的控制的過程裡，作家努力還原著日常生活的本真面目，同時也使得人在文學中得到了再現。將非日常生活的氛圍從日常生活的頭頂上完全驅散，或者將非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完全地割裂開，都是不可能的，但人們已經逐漸認識到日常生活的分量，以及它自身的特性。
1980年第1期上發表了諶容的小說，這篇小說將主人公面對工作與生活、事業與家庭的雙面夾擊，所感到的疲倦和無奈真實地刻繪了出來。小說中的陸文婷是一個事業心很強的女醫生，手術台上的成功和事業上的成就感顯然是她生命存在的最重要意義，相比之下，家庭、孩子、丈夫，這種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成員關係則成了結不開的繩結。文中不時地流露出一種傷感的情緒，在描寫即將出國的劉學堯夫婦邀請陸文婷夫婦參加的聚會上，作者藉劉學堯的口破解了這種情緒的由來：
劉學堯瞇起眼，似醉非醉地說：“陸放翁的名句：'位卑未敢忘憂國'呀！我是個無名醫生，可我不敢忘卻國家大事。我請問：誰都說中年是骨幹，可他們的甘苦有誰知道？他們外有業務重擔，內有家務重擔；上要供養父母，下要撫育兒女。他們所以發揮骨幹作用，不僅在於他們的經驗，他們的才幹，還在於他們忍受著生活的熬煎，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包括他們的愛人和孩子也忍受了痛苦，作出了犧牲。”……“不幸在於他們最能出成果的黃金歲月，被林彪、'四人幫'的動亂耽誤了。”劉學堯長長嘆了口氣說，“像你吧，幾乎成了無業遊民。現在，這批中年人要肩負起'四化'的重任，不能不感到力不從心，智力、精力、體力都跟不上，這種超負荷運轉，又是這一代中年的悲劇。”
一個錯誤的時代對整整一代人的耽誤，是小說埋藏在深處的最堅硬的傷痛。但比起當時矛頭直指“文革”對人的精神迫害、心靈踐踏的“傷痕小說”來講，的不同在於它並沒有把陸文婷的精神重負完全歸結於“文革”給知識分子所帶來的創傷上，生活本身對一個人施加的壓力並不比來自意識形態層面的壓力輕。陸文婷在文革中並沒有停下工作，相反，因為丈夫傅家傑的實驗室被封，科研課題被取消，“每天八點上班，九點下班；二點上班，三點下班。他整天無所事事，把全部精力和聰明才智都用在家務上了。一日三餐他包了，還學會了做棉褲、織毛衣。這倒使陸文婷免去了後顧之憂。”特殊年代形成的家庭分工反而造就了陸文婷作為眼科醫生的成功，家庭不會為哪一個人著想，而人面對家庭便意味著必須做出犧牲，如果要犧牲的不是事業，那必定就是體力甚至健康。文革結束後，既承擔著病人的重托，又背負著家務重擔的陸文婷被累垮了。 “每天中午，不論酷暑和嚴寒，陸文婷往返奔波在醫院和家庭之間，放下手術刀拿起切菜刀，脫下白大褂系上藍圍裙。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分秒必爭的戰鬥。從捅開爐子，到飯菜上桌，這一切必須在五十分鐘內完成。這樣，園園才能按時上學，家傑才能蹬車趕回研究所，她也才能準時到醫院，穿上白大褂坐在診室裡，迎接第一個病人。”
之所以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或許正是因為它第一次真實地道出了日常生活對人的磨損，婚姻、孩子、家庭與事業之間的矛盾衝突是其核心主題，它不像以往的小說，分不清日常生活和被賦予重大意義的革命事業之間的界限。主人公也不再是以英雄、超人、萬能者形像出現，縱使陸文婷醫術精湛、醫德崇高，她也頂不住工作、家庭雙方面帶給她的過度的勞累，於是身心俱疲的陸文婷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啊！生活，你是多麼艱難！”
儘管如此，作家彷彿還是給讀者留下些希望。生活中的一些扣結最終還是不斷地解開，經她手術的張老漢重得光明；曾經令她不快，對她的醫術滿腹懷疑的部長夫人秦波也承認了自己的“官僚主義”，對她表示了真誠的關心；出國的同事姜亞芬敞開心扉表達了自己不能效力祖國的遺憾；陸文婷自己最後挺了過來，康復出院。一個精神上堅強的人抵不住生活對她的軀幹的摧折，而這樣的生活不只是陸文婷一個人的，是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我們從文中感受到生活的分量，從陸文婷的病痛中了解到她的堅強和事業心，文章中多次出現裴多菲的詩《我願是激流》，不僅僅是陸文婷對戀愛時代的回憶，也是她不忍丟棄的生命激情和報效祖國的理想，只不過這份激情與理想與現實中繁瑣的日常生活事務相抵牾著。在為事業而奮鬥的人生中取得的那份受人崇敬的精神收穫，於家庭瑣事面前顯得毫無用處，久而久之，在這樣的拉鋸戰中，個人的理想便會顯得脆弱無力、虛無縹緲。
理想也有大小之分，相比陸文婷渴望將全部精力奉獻給祖國的眼科醫學，張辛欣筆下《我們這個年紀的夢》中的“她”所懷有的只是對愛情童話的夢想。這篇小說發表於1982年4期，小說中的主人公“她”是出版社的編輯，一家三口蝸居在八平方米房子裡。少年時代一段朦朧的感情，成了“她”一生中童話般的愛情夢。她對生活的愛、恨、遺憾、無奈，幾種情緒之間的調節全要依靠這一份所謂“青梅竹馬”的感情幻想。然而生活是難以預料的，當她從自己無盡的愛情夢想中想要尋求到力量來安慰和激勵自己的時候，卻最終發現自己“青梅竹馬”的夢中情人竟然就是自己平日里並不喜歡的同事兼鄰居。難以預料的現實生活徹底粉碎了主人公的夢，她立刻向現實妥協了，小說結尾這樣寫道：“於是，她去淘米、洗菜、點上煤氣，做一天三頓飯裡最鄭重其事的晚飯”。整篇小說基本上以意識流的手法來寫，細膩地刻繪了一個普通女性在現實和夢想之間掙扎的心理狀態，儘管她的理想算不上什麼驚天動地，但那畢竟是一個人內心中對生活抱有的希冀所在。小說里四處散落著作家對於日常人際交往點滴又不乏深刻的見地：“合住一個單元的鄰居關係，比兩個相鄰國家的關係還要緊”；“在這人挨人、人擠人的大世界，你自己的生活範圍好像並沒有擴大，反而縮小了”；“人跟人，最頭疼的事”。小說對於一個人始終無法操控自己的生活發出了清醒的但同時也是無奈的喟嘆：“似乎，一切真實的都跟幻想用翅膀劃出的路線走的不是一條路。也沒什麼可抱怨的，只是懂得了遺憾，並習慣了在不知不覺中淡卻遺憾……”
在此類的作品中，既沒有重大事件，也沒有特別尖銳的矛盾衝突，最貼近人基本生存需要的生活事務層面，往往會逼迫出人性深處的那種盲目、自私、冷漠、妥協的秉性，而“無事”則成為平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一個極為重要的特徵，就像《我們這個年紀的夢》裡說的那樣：“你幾乎覺察不到，為一樣、一樣東西的捕獲，為這些沒完沒了地盤算，每天，每天，你懷著持續的稍許緊張。只有到夫妻之間為什麼事兒吵起來時，這些連成一條線的瑣事才一股腦兒翻上來，捲成一大團理不清的煩亂，有時候委屈得直掉眼淚。可是，待到真要張嘴數數的時候，唉，簡直沒有一樣是可以提出來作為鄭重其事的悲劇素材的！”
80年代初的小說，在還原現實生活和普通人的形象之時，或多或少還保留著傳統文學中追求“崇高”人生價值的規範化的“理想”。當有人批評《我們這個年紀的夢》空洞、無意義時，作家專門為此作了聲明：“我的本意卻正是為了提醒我的同輩朋友們，正視我們所處的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的真實現狀，不斷擺脫我們的茫然感，面對前進著的生活，重新尋找更加切合實際的、更具有建設性的理想”。 (28)這段話流露出這一代作家的創作心態和他們的價值觀念，面對堅硬的生活對人的消磨與損耗，面對理想的逐漸虛無化，他們無法處之泰然，同時又感到茫然和遺憾。用作家自己在作品中的話來說就是：“也許，這是從小灌輸的理想教育，青春時期的奮鬥本能，與硬要人半死不活地呆著的整個狀況，長期形成的一種變態心理。實實在在、瑣碎忙亂地生活著，心裡總殘留著一點沒有實現、也許永遠再沒有機會實現的東西，在最隱秘的角落裡，與現在的自我徒然抗爭，攪得人在充實、填滿的生活中有時感到若有所失。”(29)
自80年代中期以來，日常生活更是被剝去了它身上殘存的那一點點理想和浪漫的色彩。劉索拉、徐星、陳村等作家，更進一步地將雙腳踏實在現實生活的地面上，盡可能地用日常生活化的語言剔除某種虛假、矯作的“崇高”、“浪漫”，評論家指出：“我們每每感覺到主人公坦率和天真的性格和希望擺脫任何虛假，向他們本來面目返樸歸真的生命衝動。與其說他們要反叛社會——他們並不認為自己能夠拯救他人——不如說是反叛自己，反叛自己身上從文化熏陶中接受和養成的自命清高，假裝斯文、故作博學與好作深沉的種種虛偽心理。”(30)在他們的作品中，“古典哲學賦予歷史的理性必然被超理性的過程隨機性和可能性取而代之，'崇高'賦予人的理想的自主性也被世俗生活中人的受動性取而代之。總之，人不再成為人的抽象理想，不再在身外尋找自己假定性的存在；也不存在一個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割裂對立，故而不必要為自己樹立一種稱為超人和英雄的目的性獻身使命——人之成為人自身，成為是怎樣就怎樣的'俗人'”。 (31)包括學者們在評價王安憶的時，也是因為“世俗生活本身的複雜性，多樣性第一次進入了她的創作”而認為這部作品是“豐富、寬闊”的。 (32)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至90年代初，湧現出一批描寫俗世生活的小說作家：池莉、方方、劉震云、余華等，這些描寫日常生活的旗手們帶著一批被稱之為“新寫實”的作品，以貼近普通人的日常生存狀態為宗旨，面向讀者重裝上陣。至此，中國文學才正式將比較純粹的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狀態納進了它所要重點關注的對像中。 “新寫實小說的革新意義，首先就在於使生活現象本身成為寫作的對象，作品不再去刻意追問生活究竟有什麼意義，而關注於人的生存處境和生存方式，及生存中感性和生理層次上更為基本的人性內容，其中強烈體現出一種中國文學過去少有的生存意識。”(33)我們從這一批作家的代表小說生產情況可以看出人的日常生活主題在這個時期文學中的重要性：1987年8月池莉的小說發表在《上海文學》第8期；1989年方方的《風景》發表在《當代作家》第3期；1989年《上海文學》第1期刊登了池莉的；池莉另一篇《太陽出世》獲1989~1990年度《小說月報》第四屆百花獎；1991年1月，劉震云的中篇小說發表在《小說界》第1期，這篇小說和池莉的短篇《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同獲《小說月報》第五屆百花獎；1992年11月刊出余華的中篇小說，獲第六屆百花獎；1995年12月，余華的長篇小說發表在第6期上。
我們從總體上看，可以將上述小說的共同特徵歸結為以下幾點：
1、人物出身平凡，要么身陷平庸瑣碎的家庭生活之中，要么受困於缺乏活力、滿天是非的單位人際關係裡。從印家厚、小林、莊建非、趙勝天到許三觀，這些人物沒有什麼遠大理想，只是為生計和家庭的和睦平靜而辛苦地奔忙、煩惱。
2、人物關係主要以夫妻關係為核心，由家庭成員向外輻射：岳父母、公婆、鄰居，最遠也只到同事、領導；在這樣的日常人際交往中，往往矛盾停留在日常瑣碎的事情上，即便是衝突，也超不出夫妻吵嘴、同事之間鬧彆扭的範圍。
3、小說的結局都是一致地平淡，儘管為了達到生活中的某種平衡，小說主人公或多或少做出了犧牲或者妥協，但是他們的精神狀態最終還是回歸到生活的平實、樸素中去，以穩定的節奏向人生的旅途深處邁步，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人與人的矛盾衝突源於生活，最終將化解於生活，在永遠不停地運轉下去的日常生活巨輪面前，普通人只有順應其規律和有策略地進行斡旋，方可全身而退。
4、小說中極少重大事件，即使有，也通過生活之手化解了它的嚴重性。池莉、方方、劉震云的筆下，無非是兩口子吵吵架、為孩子的事情煩惱、與父母、兄弟姐妹、街坊鄰居鬧鬧矛盾，事情再大還不至於飢寒交迫、露宿街頭。 “鬥爭”在這些小說裡儼然成為家庭矛盾的誇張表現，而與敵我矛盾決然無關。
5、所有人物都表現為“被動生活”的狀態，不是人在創造生活，而是人被生活拖著向前走。大眾化的生活方式、思維理念，是在一個人出生之前就既定存在的。上學、工作、戀愛、結婚、生子，沒錢不行，沒關係不行，沒有能屈能伸的彈性性格也不行。這種被動的存活狀態直接導致人物精神世界的平庸、疲軟、空乏和卑微，阿Q式精神勝利法在現實生活裡仍然大有作為，主人公只有學會“知足”，抱有“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心態，才能享受世俗的快樂。對小林來講：“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爐再給他烤點雞，讓他喝瓶啤酒，他就沒有什麼不滿足的了”；對於印家厚而言：“飯桌上是紅燒豆腐和氽元湯；還有一盤綠油油的白菜和一碟橙紅透明的五香蘿蔔條。兒子單獨吃一碗雞蛋蒸瘦肉。這一切就足夠足夠了啊！”。
理想，到了現實中國的中年人那裡已然成了一個很不現實的詞，因為每天要對付的這個世界已經令人們身心俱疲了。上海詩人王小龍1982年的詩《紀念》中這樣寫道：“假如我要從第二天起成為好學生/鬧鐘準會在半夜停止跳動/我老老實實地去當掙錢的工人/誰知有一天又被叫去指揮唱歌/我想做一個好丈夫/可是紅腸總是賣完。”無獨有偶，劉震云的開篇就是從買豆腐寫起。作為個體的心願或者生活抉擇意向在現實生活面前總是會顯得渺小和微薄，“小林的世界是房子、孩子、蜂窩煤和保姆、老家來人。所以對熱鬧的世界充耳不聞”“什麼宏圖大志，什麼事業理想，狗屁，那是年輕時候的事，大家都這麼混，不也活了一輩子？”所以本來挺有些詩意的小林妻小李，嫁作人婦之後也變成了偷水的婦女，為了上班乘車和孩子入託的事放棄了“骨氣”。作家方方曾經在一篇散文中對大多現代人的理想有這麼一段總結：“理想這個字眼，在過去光芒四射，神聖無比，在今天卻似乎已成為一種可笑。過去空談理想，距我們的生活何其遙遠，遙遠得有如天邊那一縷若有若無的雲，沒有人知道自己的這份理想是否有可能實現。直到有一天，人們突然發現，理想太空太大，也就跟沒理想一樣。於是，人們便把放在天邊的目光漸漸地收了回來，一直收到了自己的鼻子底下。理想也就日益地微縮到了眼前。對金錢和名利的追逐以及滿足一己之私利的願望，很輕易地變成了許多人畢生的追求，也就是理想。要說的是，理想太微小了，其實也跟沒有理想一樣。”
日常生活的平庸、瑣碎可以將人的理想完全粉碎，也可能因為它的隨意性、不可預知性使得人感到生活多艱、命運多舛。 2001年陳武的小說《拉車人車小民的日常生活》，以殘酷的車禍結束了對生活懷著微薄的幸福渴望的主人公的生命，車小民，這個以替人拉板車為生的打工農民，他的快樂只不過是能夠有點閒錢給孩子和生病的老婆買包油糖果子。生活是嚴峻的，甚至，沒有什麼會比生活更嚴峻。這種嚴峻不僅僅令我們同情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的命運，更讓人反思我們在生活中精神上丟失了些什麼。作家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問題，嚴肅地指出：“當我們站在街頭，看到前不見頭、後不見尾、表情木然、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自行車人流時，我們似乎看到生活像一個宏大的虎口在吞噬我們”，“生活是嚴峻的，那嚴峻不是要你上刀山下火海，……嚴峻的是那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日常生活瑣事”，而“每一件事情面臨的每一件困難都比刀山火海還令人發怵。因為每一件事情都得與人打交道。刀山火海並不可怕，我們有能力像愚公移山一樣搬掉它，像精衛填海一樣填平它。但是我們怕人”。 (34)生活帶來的這種嚴峻對每個人來講都是無可逃脫的。人在完成自己的生命歷程這一時間過程中，必鬚麵對自己所在的這個世界，因為“人降生於一個獨立與他而存在的世界中。這世界對他表現為既成事實；但是，正是在這一世界中他必須維持自己，考驗自己的生存性。……由於他生活於持續變化的社會所要求的易變的關聯中，他必鬚髮展在必要處'變速'的能力，以適應一系列社會框框中的任何一種變化。他終生的日常存在是同世界的銳利的'鋒刃'所進行的搏鬥。”(35)
即便是與反映城市日常生活的創作頗為不同的余華，在塑造農村普通人的形象時，也會用一種距離感來消解時代變化過程中實踐的歷史重要性。這種距離感的造就不僅來自作家的語言，用客觀和平淡甚至調侃來降低苦難帶來的哀感，而是來自於日常生活比較穩固而堅定的進行方式與時代激變之間的反差，以及作家對生活的深刻理解。中的福貴經歷了時代變遷帶給他的重重磨難之後，他依舊只是個立於田間地頭的農民，解放戰爭、文革，僅僅成為一個人生命歷程中的波折，除了帶來失去親人的傷痛外似乎並沒有更大的意義，他必須經歷那個時代的非日常生活帶給自己日常生活的諸多影響，身不由己，但也並不會因此而成為振臂高呼、一呼百應的英雄或者洞穿世界本質的哲人。小說中那些來自意識形態層面、精神層面的各種擊打和磨礪，也不是作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某種潛在動力出現，而只是叫人領會：活著是多麼的艱難。 “活著”，這個詞本身，足以消解其他一切事件的所謂崇高性、嚴重性。
非日常生活之間對日常生活滲透和影響，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個體所從事的工作來完成的。按照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工作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本身是特定類型的日常活動，另一方面，工作的過程是超越日常生活的社會的和類本質的活動。在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相互滲透的體系之中，個體從事的工作和所屬的單位，成為兩類生活的主要承接與過渡層面，是兩者相互施加影響的核心中介。不僅如此，對於個體而言，工作本身也帶來巨大的消耗，“'消耗'也在日常工作態勢中起著作用：工作不僅是必須從事之事，不僅是我們為了存活而從事之事，它也必須在給定時期內每日每時有規律地得以履行，這對我們的力量和能力都具有腐蝕和損耗的作用。”(36)“日常活動的所有其他樣式正是以工作為中心和重心。……大多數慣例必然與工作相關，人的大部分關係是在工作中並為工作所凝固；婚姻的締結著眼於工作，而孩子的養育則是為了繼續這一工作；道德以工作為中心，甚至絕大多數節假日也以某種方式與工作相聯”(37)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表現普通人生活的小說中，將中國式的“工作”與個人日常生活的關係，特別是解放以來的集體所有製和計劃經濟下的分配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舊體制的遺留與新體制帶來的衝擊對國人日常生活的影響方面，展示得淋漓盡致。劉震云的《單位》、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作品。
我們在作品中不難看到，工作中面臨的等級制度、分配原則直接影響到一個人的生活情緒，小林在單位中因為分梨這樣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差點兒把他和周圍那麼幾個人之間的同事關係搞砸。小說通過分梨、會餐、打掃衛生、吵架、揭發等發生在單位日常的雞毛蒜皮的小事，深刻地反映出沒有背景和職權的普通小職員在賴以生存的工作中所處的尷尬境地。小林渴望“入黨”和“提升”顯然與崇高無緣，只是為了改善個人住房和工資待遇，在此現實目的之下，瞅准小事，想法設法搞好同事關係，投領導所好，爭取支持的一票至關重要。在計劃經濟體制的事業單位，因為缺乏民主和公平競爭，以公家名義對一個人的評價往往不是遵循公正合理的評價原則，而是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情交往規則混為一談：不論水平、論資歷；不論才華，論背景；不論能力，論人際關係。個人的意志、能力在這樣一張關係網中毫無用武之地，所謂精英知識分子最終被現實改造成普通小市民，得學會算計和鑽營。中購買貯冬大白菜這個細節，深刻反映了計劃經濟體制下配給制對人們的日常生活選擇權造成的製約，家中成堆的大白菜往往來不及吃就爛掉，但是為了便宜，為了能夠報銷，本來已經決定堅決不賣大白菜的小林最後還是買回五百斤“愛國菜”。別說在“個體和私營經濟作為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式成為憲法內容之前，就是在此之後，中國的個體戶社會地位仍遠不及像小林這樣餓不死、富不了的國家單位職員高，小林的同學“小李白”曾經也是高校中才華橫溢的驕子，步入現實生活後幾經波折最後靠擺攤賣鴨子生活，這種憑藉自己切實的勞動養活自己的人，並不被人瞧得起，當小林扯下面子幫忙去賣鴨子掙“外匯”的時候，他感覺自己這樣拋頭露臉地掙錢像做了“娼妓”一樣。儘管因為掙到了錢，小林褪去了些“羞澀”，但他還是向領導撒了謊，他不願意丟掉自己的“鐵飯碗”。
劉震云在小說中，還對中國社會結構中隱藏的權力對個人生活的絕對支配力量，進行了深入地挖掘。這種權力甚至不僅僅表現在單位的同事關係之中，已經深深滲入到生活的各種角落。裡抄水錶的老頭是有權的，可以在小林面前擺架子；幼兒園的老師是有權的，決定孩子能否入托、能否玩得開心；領導的權力自然決定小林妻子的調動問題，而領導的小姨子搬了家，上班不方便，單位這才開通一班通勤車；甚至小林家的保姆，都是比小林有地位的，保姆不能吃剩菜，小林夫婦得吃。權力關係的相互制約也使得小林找到了心理的平衡，當他拿出架子幫抄水錶的瘸老頭解決了一個批文之後，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一台微波爐的“賄賂”，小說寫道：“小林吃著白薯也很高興。這時也得到一個啟示，看來改變生活也不是沒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世俗的權力運作對每個人來說都是無法抗拒的，因為它在生活的每個點上都有可能發生，“個人是受制於這個權力網絡的複雜制約的，不可能有真正主動或自主的存在”(38)而當公平、民主、法制的製度體係不健全不完善的時候，這樣的權力關係網必然會導致腐敗的滋生蔓延。
從印家厚對“精英夢”的難以實現心存不甘，到小林的甘做普通市民，每個人物身上都有著難以消除的卑微感，不同的是，80年代的小人物們還在為消除自己的卑微作最後的掙扎，而90年代初的小人物們已經承認了卑微，適應了卑微，不僅如此，小人物們還要盡量保持樂觀，還要在平淡的人生中尋找和品味那一絲一屢的快樂。這種“快樂”的產生不僅證明了芸芸眾生與生俱來的生命力量，證明了最質樸的底層人生存本身所蘊含的耐力、毅力，同時這“快樂”更包含了小人物的無奈與辛酸。不是理想不重要，而是整個社會所提供的生存機制中存在太多的傾斜度，多數人難以得到更為公平、公正的實現自我理想的機會。所以“理想”貶值了、降格了，變為只要能夠“活著”就證明了個體的存在。儘管所有上述以真實的日常生活為題材的小說作品，其敘事態度或者語言風格總是充斥著“喜劇”的因子，但其間作家的批判態度仍然可見，劉震云的小說在此方面表現得十分突出，作家說“我們擁有世界，但這個世界原來就是複雜得千言萬語都說不清的日常身邊瑣事。它成了我們判斷世界的標準，也成了我們賴以生存和進行生存證明的標誌。這些日常生活瑣事鍛煉著我們的毅力、耐心和吃苦精神。記得有些文人愛說：感謝生活。這讓我們生活起來更加感到沉重。生活一番還得想辦法感謝。生活固然使我們一天天成熟，但它也使我們一天天變老、變假，一天天遠離'我們'自身。成熟固然意味著收穫，但對於我們這些普通人來說，成熟不也意味著遺忘和喪失嗎？”(39)
相較之下，池莉的小說則顯示出更多的樂觀情緒。從1987年的開始，到80年代末的、《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越來越從“磨損與喪失”的不安走向了“因卑微而感到壓抑”的精神的鬆綁。 90年代末《猜猜菜譜和砒霜是做什麼用的》，有一種近似於荒誕的故事結局，人們在跳水救人不幸犧牲的郭偉的遺物中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兩件東西：菜譜和砒霜，前者傳達出對生活的熱愛；後者卻是直逼死亡的物甚。小說寫道：“郭偉就是不要眾人的理解。他至死都在拒絕平庸。有了菜譜和砒霜阻隔大眾對於他個人世界的接近，想必郭偉烈士因此可以九泉瞑目了。”表達了成天在藥房裡配製清肺止咳糖漿、板藍根的藥劑師郭偉對愛情的渴望、追求和對平庸生活的拒絕。池莉2000年以來的、等作品，使我們不難看到，作家從《冷》中的公交車司機燕華寫到了中的來雙楊，從浸潤在“安穩”的體制之下的小職員的平淡生活，寫到了以個人才幹抗衡社會人際變化和經濟新秩序形成時期的複雜，池莉筆下的武漢小市民已經逐步學會了在市場經濟起步的階段如何運用自己的智慧與勤懇，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有學者這樣評價她的作品：“正是通過肯定這些人物的人生追求及其在事業和愛情方面所獲得的成功，池莉充分地肯定了我們這個充滿物慾的時代的世俗生活，以及人們對於世俗的生活幸福的積極追求。正因為如此，所以池莉的這些作品中的人物總是充滿著一種勃勃生氣，池莉的這些作品中的生活總是充滿著一種誘人的光彩。”(40)同樣讚美小人物的打拼精神的作家還有劉恆。他的小說發表在1997年《北京文學》第10期上，當90年代將近尾聲的時候，劉恆在這篇貌似城市平民喜劇的作品中包藏了多少“普通人活著不易”的感嘆和對正直善良的普通人的敬意！難忘小說結尾裡寫的那幾句話：“張大民恍惚看到父親和四民在雲影裡若隱若現，老的問日子好過嗎？小的問孩子可愛的孩子幸福嗎？待要端詳卻又飄然不見了。日子好過極了！孩子幸福極了！有我在，有我頂天立地的張大民在，生活怎麼能不幸福呢！”張大民身上那種吃苦耐勞、智慧幽默、勤勞善良的品德是集中了傳統中國文化的精髓和現代人的勇氣與精神的，這正是作家從日常生活對人的鍛造中撿到的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