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第二節當下文化對日常生活主題的影響

在全球性大眾文化、消費文化的背景上，對於日常生活的表現成為時代性的文學主題。新時期這一主題的產生有文化思潮、文藝思潮的影響。 將日常生活作為對象進行理性分析首先出現在西方哲學領域，“日常生活世界”這個概念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被胡塞爾零星地使用過，到了30年代才獲得中心的意義。胡塞爾在他的《歐洲科學的危機和超驗現象學》一書中著重探討了科學與日常生活世界的關係，以及日常生活世界對於科學的意義。胡塞爾通過對所謂“歐洲科學危機”的分析，展示了他以科學與日常生活的關係作為角度來理解科學的新思路。在他的論述中，“日常生活世界，是指人們在日常行為和實踐中所接觸到的自然狀態下的世界，它是可直觀的、主觀的、原初性的存在。”(9)胡塞爾認為日常生活世界是先於科學而存在的，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繫，“前科學性”、“前理論性”、“非主題化”是胡塞爾以科學世界為參照對日常生活世界作出的限定，他認為“這個世界是前科學地在日常的感性經驗中相對於主體被給予的。對於它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表象。我們把這些表象認為是真實的存有者。在我們的互相交往中，我們早已發覺，在我們的存有的認定之間存有差異”，這說明日常生活作為整體被不同的人因不同的目標、旨趣從個體特性出發而認知，所以日常生活世界是“唯一實在的，通過知覺實際地被給予的、被經驗到並能被經驗到的世界。”(10)在海德格爾那裡，日常生活有著另一種角度的認識。海德格爾認為“日常生活是一個被歪曲和異化了的生存領域，但是這種異化對於生活於其中的人來說又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世界之中存在'是此在的存在建構，此在在他來到這個世界之時，就已經處在世界之中，處在與他人的共在之中了，他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未經審視的先入之見；與此同時，作為有限存在的個體對一些諸如'煩''死亡'這一紮根於存在而逼迫人們的問題又總是抱有深深的恐懼，總是力圖迴避這些將自身推入'虛無'的問題；因而，日常生活中的人們總是在有意無意地逃離這些問題。”(11)很明顯，海德格爾對日常生活持否定的態度。在海德格爾看來，日常生活製造了一群喪失個性的常人，“這個常人是無人稱和群體的生靈，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在成為'我'，一個真正的我之前，已經是'常人'了”。 (威廉·巴雷特著楊照明，艾平譯《非理性的人》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這種常人以消除差別為能事，而正是在這種消除差別追求普遍的過程中，個體喪失了自身而產生了對世界與自身的困惑，人類也因此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但是，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一結果呢？在海德格爾看來，原因在於理性的虛妄。所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人們力圖逃避虛無卻以逃避的方式與虛無相遇。”(12)

列斐伏爾在他所著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書中，對哲學唯心主義及傳統哲學採取了一種抨擊批判的立場，他認為，“在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思想史上，日常生活通常被視為一種煩瑣無奇、微不足道的、無關緊要的東西。特別是哲學，它經常從一種純粹的思想的高度，而同日常生活中的混亂一團的、異想天開的現像一刀兩斷。這種純粹思想與日常生活感性世界的截然分割，其實就是一種日常生活的異化現象。”(13)由此，列斐伏爾首次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這個概念。他將日常生活定位為“是一切活動的匯聚處，是它們的紐帶，他們的共同的根基。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類的和每一個人的存在的社會關係總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態與方式體現出來”。 (14)列斐伏爾根據馬克思的商品與勞動異化經典理論模式，發現了日常生活中的幾種基本異化形式：被神秘化的私人意識，經濟異化，心理與道德的異化，工人與人的異化，人與自然關係及人的本質的異化，他尤其感到，國家或政治的異化是現代日常生活中最嚴重的問題：中央集權制國家象徵著人類異化的神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人的權利與能力逐漸轉變成為一種無名的匿名的官僚機構。因此，人的解放領域或者說代表人類解放真正方向的領域，應該說不是出於國家而是在日常生活中。 (15)

匈牙利女哲學家阿格妮絲·赫勒在繼承了馬克思、盧卡奇、許茨等人的理論基礎上於20世紀60年代末寫作，70年代出版的《日常生活》一書，更為系統地闡述了日常生活理論，她不僅為日常生活給出了概念，而且從人的類本質入手，特別關注了兩個基本問題：當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結構和探尋使現存日常生活人道化的可能性。赫勒認為，“日常生活批判的目的在於通過自由自覺的個體的形成而把日常生活建立為'為我們存在'。她區分了兩種類型的'為我們存在'：一種是傳統的基於對'有限的成就'的關注而獲得'幸福'，另一種則是現代人所追求的'有意義的生活'。”與胡塞爾的“生活世界”理論、海德格爾的“日常共存的世界”理論不一樣，赫勒認為日常生活不是先驗的、不可改變的，儘管它有著給定性，但“它是流動的，通過一系列的介質與非日常生活發生著內容互換，如宗教在古代完全是非日常的，而在當代就具有很大的日常生活性質。”與列斐伏爾將日常生活等同於異化的生活從而全然排斥、否定日常生活不同，赫勒認為“人首先必須滿足作為生物物種的存在需要，才能進一步實現作為社會的類的需要。”(16)因而她提出，“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就是要'是所有人都把自己的日常生活變成為他們自己的存在'，並且把地球變成所有人的真正的家園”。 (17)中國當代的日常生活理論是在譯介西方相關理論的基礎上，於80年代末期建立起來的。中國的學者在仔細考察了西方的日常生活相關理論之後，進一步指出，西方學者日常生活理論儘管表面上看存在著不同的分析角度和較大差異的價值涵蓋面，但是在他們的概念理論所涉及的不同生活世界範疇中，“存在著明顯的、內在的、共同的本質規定性，即生活世界從本質上、在根基上表現為一個文化的世界”：“在胡塞爾那裡，作為主體(間)性的意義構造的生活世界顯而易見是一個文化使節，她所包含的給定的、非課題化的、前科學的、前邏輯的價值、意義、先見等顯然只能用文化加以表述；海德格爾所關注的此在的日常共載的世界是主體間以自在、沉淪或異化的方式交往和生存的世界，他突出的主題顯然是此在日常生活共在的方式，即生存的特殊模式：列斐伏爾把日常生活界定為個體生存和再生產的平面，個人是在這個平面或層面上被發現和創造的，其中，人的生成的焦點是基本的生存方式，即文化模式；許茨明確把日常生活世界界定為給定主體間際的世界，界定為一個文化使節和一個意義結構；赫勒在分析作為個體再生產的領域的日常生活時，一直把它視作一種生存和存在的方式，是一種自在的類本質對象化；而哈馬貝斯則直接把作為知識儲備的文化視作生活世界的基本的構成要素。這些理論家……在最根本的意義上，都把生活世界理解為文化世界。”這說明，“哲學理性關註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的原由不是其外在的、具體的、瑣屑的日常生計和活動，而是體現在衣食住行、飲食男女、婚喪嫁娶、日常交往等活動背後的作為人類給定的知識儲備、文化先見、價值取向、非課題化的規則體系、傳統習慣等等。這樣一來，生活世界必然與人的生存的意義和價值問題密切相關，同時與社會歷史運行的內在機理緊密相連。”(18)在對西方日常生活理論和對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了進行了細緻地分析之後，中國學者認為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論更貼近和適用中國當代人的生活現實。

所謂日常生活，就是指“那些同時使社會再生產成為可能的個體再生產要素的集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重慶出版社1990年出版3頁)，換句話說它是“同個體生命的延續即個體生存直接相關，旨在維持個體生存和再生產的各種活動的總稱”，它可分為三個層次：日常消費活動、日常交往活動和日常觀念活動。 (19)通常，日常生活被認為是由非自覺的日常活動所構成。進一步地說，學者認為人類社會呈一個金字塔結構，它由三個基本層面構成：(1)處於金字塔頂部的是科學、藝術和哲學等活動的領域，是非日常的、自覺的人類精神和人類知識領域，學者將其稱之為自覺的類本質活動領域；(2)處於金字塔中部的是非日常的社會活動領域，主要包括政治、經濟、技術操作、經營管理、公共事務、社會化大生產等。這一類活動被概括為“制度化領域”，在現代社會中，它主要依靠法律和各種制度加以調節維持。 (3)處於金字塔底部的是日常生活領域，它主要包括衣食住行、飲食男女等以個體的肉體生命延續為目的的生活資料的獲取與消費活動及其生殖活動；婚喪嫁娶、禮尚往來等以日常語言為媒介，以血緣和天然情感為基礎的個體交往活動；以及伴隨上述日常活動的重複性的日常觀念活動。 (20)前兩個層面具有人類自覺的精神共性，共同構成非日常生活世界，它與處於人類社會金字塔底部的人類自在的類本質對象化活動——日常生活世界相對應。在人類社會不斷地發展演變中，這兩類生活世界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結構關係也發生著變化。中國的社會結構變遷所造就的文學現實從另一個側面十分典型地凸現出二者的關係變化。

學者認為，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和低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不能刺激勞動者的自覺意識，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方式和靠血緣關係來延續並鞏固的政治關係，使得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呈現出無機性和同質性，於是日常交往活動與非日常政治活動便混為一談，這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形式。近現代以來，新民主主義革命承擔著“救國”和“圖強”的雙重使命，中國人的非日常生活世界逐漸進入了自覺建設的階段。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開始有所分離，儘管在長時間的戰亂背景下，有時這種分離會發生停滯甚至倒退，但是中國的社會結構還是漫漫有所變化，人們的經濟、政治、文化活動意識活躍。 “實際上，在建國後與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得分日常生活世界得到了極端的發展，兩類生活世界呈現出新的結構形式。”(21)建國後的計劃經濟形式，從生產到分配將全社會的勞動者一齊納入到具體的經濟組織之中，經濟和政治生活的一切權力匯集到一個最高的中心，這種社會條件下，“兩類生活世界之具有單一的命令與執行關係”，形成了所謂“家國同構”的屬性，全民被要求達到的高度自覺的政治意識，規範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於是又發生了日常生活世界與非日常生活世界“領域合一”的結構關係。 “這一狀態嚴重地阻礙了人們自覺意識的成熟、限制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扼殺了人們交往關係的有機性。非日常生活世界這一極端的發展形式還成為自身發展的桎梏。”(22)文革後期，那種要求將自覺性活動的權利與責任真正讓渡給社會生活個體的願望已經達到了頂點，人們必須開始重建正常的日常生活世界了。新時期以來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是中國的社會關係再次發生變化，“由於經濟活動採取市場化形式，政治活動必須以平等、民主為原則……這要求我們一方面根據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是政治活動民主化、法治化，同時有意識地避免傳統的日常交往準則的侵蝕；另一方面將法治化的經濟及政治活動準則日常生活化。由此所形成的經濟、政治運作方式必然能為個體及社會提供更多的物質生活資料和有機的秩序，從而使得日常交往活動以至整個日常生活世界的空間範圍與社會功能大大縮小。”(23)這樣便弱化了日常生活世界，它將退隱為私人領域，達到與非日常生活世界的相對分離。只有當兩個世界相對分離並形成良性的互動關係，整個社會關係才能進入正常穩定的發展之中。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傳統思維習慣的影響，達到這種局面還需要一個過程。

因為中國的社會關係的變遷，日常生活世界也一直處於變動之中，重要的是它從未消失過。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日常生活”、“生活世界”同時成為中國哲學和文學關注的重要問題。我認為，中國的作家可能並不是直接地從西方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出發，去透視當代生活的深刻性，而是間接地受到國外理論和作品的誘發，自覺地從前一個僵硬、空洞、被動、單一化的文學創作狀態中盡可能地解放出自我，從感性的角度重新認識我們當下的生活，它的血、肉、骨和精神。不論是更為深刻地觀察還是痛徹心扉地反省思考，日常生活完全打開的畫面捲軸以及其新鮮、生動撲面而來的氣息都令人感到振奮，小人物、小題材、歷史中的某個小碎片也能夠反映時代精神、反映人性、歷史的本質以及現代性等問題。因為它所涉及的生活內容貼近大眾，所以更能夠形成親和力，更能夠引起共鳴、打動人心。對日常生活的關注於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理論發展中的一些新現像有著不容質疑的內在聯繫。

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的“新寫實”創作風潮，就與日常生活批判有著驚人的相互映證的效果。新寫實對於日常生活世界特別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關注，更新了建國以來小說的審美形象，生動呈現出日常生活對於普通人的生存的重要性。 “'新寫實'小說在面向日常生活時更多地品嚐到個人生存的現實的卑微性，其市民形象表現出若干鮮明的特徵。面對日常生活，'新寫實'呈現了理想性與現實性兩種不同狀況，可以從中發現當今知識分子對世紀初以來的精英傳統作痛徹的反省和對市民社會作浪漫暢想的姿態，以及他們面對日常生活所具有的不同價值取向及其背後深厚的文化緣由。”(24)新寫實小說中對生活的描述和批判，從日常生活中挖掘深層內涵的視角，正是日常生活批判領域的基本內容之一。進入到90年代中期，曾以形式探索為使命的先鋒派作家紛紛面向現實生活，連“啟蒙知識分子也放下了架子，開始關注飲食男女，不僅聯繫現實，也聯繫歷史；不僅涵蓋了民族共同體的真實感受，也表達了大時代中生命個體的真實體驗。日常生活成為文學進入歷史、觀察現實、溝通民族和個人的最佳通道。”(25)其次，新歷史小說中的“民間化和日常化”傾向同樣是建立在作家對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價值發現與開掘的基礎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視角對中國傳統的歷史解釋模式的衝擊與破壞力量，在新歷史小說中是顯而易見的。對於民間價值的追求使得蘇童、葉兆言、劉震云、莫言、劉恆、王安憶等作家，在蒐集和處理歷史題材的過程中，直接將目光投入民間、稗史，“主流歷史”被日常情態下的普通人的苦難歷程和精神軌跡所取代，即便是帝王將相，也都在還原了的日常語境中剔除其“偉大”的外衣，著重表現其作為“人”的庸常情態，比如蘇童的、。相對於史官傳統文化，民間立場所表現出的“庸常”、自由、原始慾望，正與疏離精英文化的日常生活中的平凡、隨意、本真在精神上相通。民間所代表的社會中下層人的價值追求，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日常生活世界中芸芸眾生的價值追求。對日常生活的刻繪、陳述和表現，成為新歷史小說的敘事模式構成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從阿城的到陳忠實的，不論是寫文革時代的人物命運，還是“民國時期的非黨史題材”，作家所挖掘的日常生活都在非常時期顯示了其非同一般的意義，彰顯出一種始終存活於民間的堅韌的生命力量。

第三，女性文學的崛起也反映了到對日常生活關注帶給作家的藝術成果。日常生活中個體生命的延續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構成內容之一，特別對於中國社會而言。沒有那個時代的文學能像新時期以來的文學那樣關注女性在日常生活領域中的重要意義。古典文學所表現出的女性的個性追求是十分有限的，而現代文學中女性的個性覺醒又直接與社會革命密切相關。只有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特別是一群女性作家的崛起，真正顯示出文學對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各個層面間的生命價值的重新審視，從個性、情感到生理、身體，女性帶給文學更多細膩和豐富的內容。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女性生命的延續、個體的生存和再生產的各種活動是分不開的，同時我們也可以說生命的延續、個體的生存和再生產的各種活動與女性是分不開的，女性文化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主要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其一，女性文化自身的生命性價值使日常生活生生不息。女性在自然屬性方面與男性的一般發展產生了差異。女性是生命的最直接的孕育者和養育者，它使人類的生命之流超出了個人生命的限製而綿延不絕。在每一個生命的個體中保留著人類的基因，寄託著人類的希望。由於生命的生產和養育在女性的生存活動中佔據重要地位，因此，女性對於日常生活的主體有著本能的熱愛。這種熱愛使女性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世界和情感世界都具有特定的色彩。”(26)當代中國的女性文學在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學傳統基礎上進一步向前推進，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對中國自古以來以男權為核心的傳統主流文化繼續進行著審視和批判。

除此而外，新詩領域也勢不可擋地將日常生活的內容納入其中，從放逐了抒情和浪漫想像的後朦朧詩到口語詩的寫作，甚至到所謂“下半身”詩歌，在精神和視角上都與前面所提及的新寫實小說、新歷史小說有著精神上的相似性，反英雄、反崇高、反對自我欺騙似的浪漫以及泛政治化的主題，揭露生活本真面目，成為90年代以來新詩的主要基調。韓東《你見過大海》、於堅、《尚義街6號》、伊沙的《車過黃河》等作品從內容到形式更加貼近普通人的生存境況、真實的精神狀態，即不乏敏感亦完全不同於傳統新詩的主觀抒情，他們以城市平民的口語為前個時代的詩歌語境貼上了封條，用客觀化、淡漠、鎮定又不乏智慧和幽默的作品開啟了中國新詩更廣闊的發展前景。

總體上看，日常生活之所以和當下諸多形成潮流的創作現像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關聯，原因在於它永遠是每一個正在活著的人不可拋棄的“場”，即“總是在個人的直接環境中發生並與之相關”(27)，人必須在其間實現和標明自我生命的存在。日常生活最能體現人們的存在狀態，因此也最能表現人們普遍性的精神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