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第四節私人化的日常書寫對個體內隱精神的挖掘

上個世紀80~90年代主流的日常生活小說書寫了我們大多數人共有的生活體驗，在敘事和故事構成上幾乎無一例外地再現了日常生活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循環遞進，重複不休的模式，如作家所言：“我覺得寫好像這樣逼真的模仿生活的作品，對一個職業作家來說並不困難。但大家直接去看生活就夠了，這不是小說對生活最根本的功能。這類作品跟那些充滿想像力的作品比起來，在藝術靈性、藝術境界上也要差一些。”(劉震云)上個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有更年輕的作家便力圖跳出這樣一種固定化了的模式，盡力想要將更為個人化、甚至完全撕破常人不捨得丟棄的“面子”，理直氣壯、粗野但又真實地寫出人生的平庸、慾望、虛無、絕望，真實地表現現代日常生活中人的存在狀態。

詩人出身的作家朱文上個世紀末以來發表了《磅、盎司和肉》、、《把窮人統統打昏》、《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等作品，得到了諸多評論家的關注。有人稱他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為純粹的文學家之一”，因為“他有一個驚人的本領：對最乏味的生活進行最富有趣味的撫摸、揉捏和敲打。換句話說，他總是能抓住一切陳詞濫調的臨界狀態，使老套常規呈現出另類的炫目光芒。他肆無忌憚，沒有任何顧忌，那種狂歡化的世俗性傾向即使是今天的文壇小後生們也難以望其項背。而在這種大鄙大俗之中裸露的精神原點，或者說是一種反道德的道德性，恐怕又連他的文壇老前輩們也很少曾經達到。朱文以一種極為現實的方式逼近了我們生活中最為虛空，也最為本真的領域。”(嚴鋒)也有人將他和從前的同行們進行了比較：“朱文從來不抽像地描寫人的心理過程，但對一種非常貼近生活地面的心理活動卻把握得準確而老到……與80年代現代派小說強調人的精神活動、甚至脫離生活處境抽像地描寫精神世界，是不一樣的；但與90年代新寫實小說的完全排斥人的精神活動，將精神消融於日常生活瑣屑也有所不同。他寫出了人的精神的飛翔，但又是一種低姿態的(也就是與生活本相糾葛在一起的)精神活動。”(陳思和)總之，朱文在毫無詩意的日常生活中選取了即使最平淡無奇、但又能給人以驚異的素材，用他直接、尖銳、咄咄逼人的語言，為我們“敘述了一個又一個平淡與神奇、常態與荒誕、輕鬆與沈實、真實與虛幻相糾纏的故事”，他與主流日常生活題材的作品不同，力求“穿破生活現象表層，訴求於豐富的可能性與內在的真實性。”朱文的“另類”在於他毫不隱諱地道出了生活中令我們“不齒”卻又都彼此心照不宣的真實想法，在中，他寫道：“歡樂從來不是什麼稀罕之物，只要你有錢，沒有的東西都可以為你現做一個”，“所以，我們要尊重錢，它腐蝕我們但不是生來就為了腐蝕我們的，它讓我們驕傲但它並不鼓勵我們狂妄，它讓我們自卑是為了讓我們自強，它讓我們不知廉恥是為了讓我們認識到，我們本身就是這麼不知廉恥。”因為這篇小說寫了作為兒子的“我”居然鼓勵父親去嫖妓，甚至最後想叫來自己的女友以獻身的方式幫助完成此事的故事，被一些人認為是一篇“影響很壞”的小說。令人驚乍的顯然不是“父親”想睡女人，而是兒子對父親的慫恿，這個“荒唐”的父子故事顯然已經超出了普通人的道德範疇，超出並刺傷了讀者長久以來形成的習慣性的文學審美觀，但我們又不能否認它真實地道出了現代生活中集聚在人精神深處的不安、躁動、分裂與反叛。另類小說最突出的特徵無非是打破固有敘事模式，或者固有的內容題材，而在精神層面上，朱文為我們敘寫的是毫無遮攔的現代平庸人生，毫不留情地剝落披在現代人身上的偽飾，把人性中最真實的一面暴露出來。這種大膽來自於作家的寫作觀，朱文曾經表示他不能理解也不能認同路遙的創作方式，他認為寫作不需要翻閱資料，所謂厚重的歷史感、文學要承載意義這些東西在朱文看來像“稀薄的像空氣”，他直言不諱地說：“如果哪位高人想把絕對價值教給我，我會毫不猶豫地把痰吐在他的臉上，如果你認為我是一個神經病，瘋子，自大狂，我和你無話可說，如果你對我有一定的了解，想勸我學點韜晦，那我會認真地把你的話聽完，然後更認真地把你的話忘掉。”正是這種完全與傳統文學創作觀念相決裂的態度，使得朱文的小說一面被人狠罵，一面又給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毫不隱諱地描寫人的慾望，將筆探入到敏感的“道德禁區”，用最直接、最簡單、最有效的方式去表達，反對那種遮遮掩掩、欲說還休、皮笑肉不笑的溫吞文字。他以庸眾中的一員“自居”，但同時又不惜餘力地真實呈現了庸眾的慾望、所求，在反抗假道學、迴避主流話語的創作過程中間，對“庸眾”面對外部世界時表現出的無奈、愚昧、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等特性，也閃現出批判的刀鋒所劃過的痕跡。

現代日常生活本身提供給作家的，除了那些近乎已被主流小說作家寫濫的外部俗常生活，還有便是人的內心世界，人的隱私領域。特別是關乎人的私密慾望的作品，大量地湧現出來。這種現象與中國人日益發展並形成的現代日常生活的特性有密切的關聯。現代日常生活是與現代工業文明相對應的日常生活，它與傳統的日常生活相比有著本質的差異，學者指出，“在農業文明時代，日常生活依舊是人類社會的主導性存在領域，而非日常世界相對狹小與不發達；而在工業文明條件下，以社會化大生產、政治、經濟、社會管理等為內涵的社會活動領域和以科學、藝術、哲學為主要形態的精神生產領域飛速發展，從而使非日常世界急劇膨脹與拓寬，而日常生活世界則退隱為狹小的私人領域，成為人類社會的潛基礎結構和背景世界。”(41)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中國民眾的文化觀念、生活觀念、價值觀念繼續發生著變化，特別對於更為年輕的一代人而言，生活的目的在於追求“快樂”，現實生活中關於“快樂”的口號更是形形色色、異彩紛呈，關鍵在過去的人遵從教導，常把自我放在他人的後面，所謂先讓別人快樂，自己才能快樂；現在不同了，人們發現如果自己快樂不起來，周圍的人也難以快樂起來，更何況事實上日常生活中的個體是具有排他性的。將“自我”放在首位，已經成為新世紀、新時代青年(至少在都市)的價值觀念核心。對於那些從事文學寫作的新一代而言，標新立異、展示個性已成為實現個體“存在”的動力之源。這種強烈的不同於他人的願望在文學領域突出表現為人物“隱私”的公開化傾向。需要澄清的是，此處並不是說創作者將本人的真正生活隱私寫出來兜售，而是作品中主要表現的是主人公的“隱私生活”。此類小說與五四以來湧現出的“私小說”有相似的地方，但本質卻不相同。五四時期的“私小說”通過信件、日記等固定形式，抒寫小知識分子麵對文化轉型、歷史變動的巨大外部壓力而產生的內心波動，雖也觸及情愛、慾望，但主旨卻在反映大時代與小人物的精神衝突，表現主人公反封建、追求個性解放的心路歷程。而上個世紀末至本世紀初描寫“隱私生活”類的小說，卻是表現著當下中國最為“前衛”的生活觀念與生活方式，特別是對於身體慾望的極力描寫，是對中國溫文爾雅的文學審美風格以及普遍的倫理道德觀的反叛，不僅如此，作品中傳達出個體在反傳統道德的行為、言語中，體味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的快感，並且能夠實現某種自我的欣賞與陶醉，這無疑是對傳統人生價值觀的叫板。 “身體是一切的準繩”(尼采語)成為年輕作家創作的準繩，慾望化的寫作盛行一時。衛慧、棉棉，乃至網絡上喧囂一時的木子美，都超不出此囿。而作為非日常生活層面的文學創作，在處理日常生活話題時，又往往不能夠捨棄對人物精神的眷顧，由此而達到作家對創作自我的深度精神關照仍然在作品中可見，除了那些並非大多數人所擁有的個人的生活體驗之外，也正是因為寫作本身的意義，使得創作者感受並實現了自己的與眾不同，衛慧在中說：“我在愛上小說裡的'自己'，因為在小說裡我比現實生活中更聰明更能看穿世間萬物。愛欲情仇、斗轉星移的內涵。而一些夢想的種子也悄悄地埋進了字裡行間，只等陽光一照耀即能發芽，煉金術般的工作意味著去蕪存精，將消極、空洞的現實冶煉成有本質的有意義的藝術，這樣的藝術還可以冶煉成一件超級商品，出售給所有願意在上海花園裡尋歡作樂，在世紀末的逆光裡醉生夢死的臉蛋漂亮、身體開放，思想前衛的年輕一代。”我們不難看到這個內心敏感、細膩的都市女子，在張揚自我個性的文字中展現出那種前所未有的自戀心態，而這種自戀或者以及對周遭的不滿，同時也反映出現代人精神上的寂寞孤獨。 “我是那麼浮躁，一顆不安分的心永遠在飄來飄去，一刻也不歇，好累，好沒用，有時連寫作也不能給我安全感和滿足感，什麼也沒有，只有坐著飛機飛來飛去，只有夜夜失眠，音樂、酒精、性也不能拯救我，躺在黑暗的中心像個活死人就是睡不著，我想上帝會讓我嫁給一個善良的盲人，因為我看到的都是黑暗。”(42)這種寂寞和孤獨、軟弱與無力難以依靠物質來解決，性愛、身體的滿足也不過是一時的麻醉，“隱私”空間作為個體最後的一塊與世界抗衡的陣地，也顯得越來越逼仄、局限。作家最後不得不承認：“只有寫作才能讓我跟其他平庸而討厭的人區別開來，讓我與眾不同，讓我從波西米亞玫瑰的灰燼中死而復生。”(43)關於“慾望化寫作”的論題在本書中有專章論及，所以此處不再贅述。

總體來說，從8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作家們對日常生活的關注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了不同的立場、態度，從含淚的感喟到欣然舞蹈其中，生活再一次借助文學向我們展現了它的複雜和魔力。主流作家大多數採取在事件中抽離自身的全知全能的敘事者姿態，對自己爛熟於心的日常瑣事做旁觀和點評，他們的文本無疑已經為當代讀者建立了一種經典的日常生活文本模式，這一模式受大多數讀者的認可，因為他們就生活在其中。通過這樣的作品，作家將帶動讀者一起來認識和思考我們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儘管作品本身規避了說教，但其仍然隱含著對現實的批判。而少數另類作家的敘事態度就明顯不同，“我”在文本中始終是第一主角，第一人稱的內心剖白顯得更為細膩並富有情致，作為自我內心的文本對象化，故事的自述性質大大加強，而且自顧自的語調將讀者能否接受放在其次，首要的則是“我”想要這樣表達，至於讀者看過之後怎麼想那與創作者幾乎沒有多大關係。前者仍然在骨子裡延續著文學傳統中的責任意識，後者則強烈反抗著文學的社會功用，努力將其變為自我的、個性的投影。或許，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文學將在新的世紀迎來更為自由與寬鬆的環境吧。

所有關乎日常生活的文學作品，都反映出現代兩種人文價值觀的矛盾衝突，要么踏踏實實作為一個普通人活著，要么改變現狀，不僅活著，還要想辦法對庸常的生活進行超越。至於能否超越成功，那要看生活帶給個人的造化。我們很難再依據傳統的人生價值觀去評判當代日常生活題材作品的精神的高下，因為我們就身在其中，什麼樣的妥協也都時時伴隨著我們的成長。不能否認，人們對於規定環境的默認態度和順應服從，一方面可解釋為必需的生存手段；但另一方面，個體主動對現實的批判力度和反抗性則隨之降低。儘管當代個別作品也表現出一種看似強化的“自我意識”，但仔細探究會發現，這一“自我”所表現出的個性特質仍然是日常生活世界所要求的生存技能之下的被動發展。這些作品從另一個角度告誡我們，應該冷靜下來認真思考，為什麼人們會擁有一個“這樣”的日常生活，“這樣”的日常生活有無不合理的狀況，我們該如何改變其中的不合理，而不是將生活中所有的失望與無奈都掩埋在“為了活著”這樣一面大旗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