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二節知識分子命運和精神追求的當代演變

初看起來，這是一個偽命題，因為作家本來就是知識分子，而且自古以來被稱為自由知識分子，但實際上，作家與其他知識分子一樣，也有一個不同的精神向度的問題。作家的知識結構、對知識的個人體驗和對知識本身的態度造就了作家成為不同的知識分子類型。比如，屈原是精英知識分子群體，而李白則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自由知識分子。 自1976年以來，中國作家作為知識分子形象曾發生過多次轉變與分化。這與建國以來知識分子在中國的特殊地位有關。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關知識分子的爭論也是一直是個重要而又敏感的焦點問題。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就是工人階級翻身當家作主，所以在最初以王明為首的左傾派掌權時，一直將知識分子視為最危險的敵人加以排斥。 1938年才重新做出決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對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毛澤東在1942年《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上的講話是一個分水嶺。毛澤東的講話是針對誰的呢？是文藝工作者，顯然是知識分子。而問題的最關鍵在於，毛澤東對自己的定位。顯然，他是把自己定位於知識分子，但是，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知識分子呢？一個被改造過的知識分子。這是長久被人們忽視的一個問題，直到後來撥亂反正時才得到理清。毛澤東說：“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3)

在這裡，我們明顯地看到，沒有被改造的知識分子是“不干淨”的，而被改造過的知識分子便也成為無產階級的一部分了。這是理解中國共產黨當代知識分子政策的最關鍵的一個環節。 但是，當時的目的是為了鬥爭，“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1］出於這樣的目的，“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4)

在那個時代，作為詩人的毛澤東無疑代表了精英知識分子立場，他力圖要解決的問題是國家民族的問題，當然也是一個政黨的問題。在這裡，我們看到，毛澤東試圖要回答和解決的是問題是大眾的，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便是這個意思，因此，他仍然具有公共知識分子的立場，其實，這也就是精英知識分子的立場。但是，隨著政治的重負，毛澤東公共知識分子的立場逐漸失去，形成了政治專制。這便是知識分子集體失語的時代 這一局面直到新時期時才得已糾正。這時，已經明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待遇逐漸提高，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地位也與日俱增。當然，值得說明的是，這裡所說的知識分子是一個非常籠統的概念。 到了“三個代表”時期，知識分子的地位已經得到最高尊重。所謂“先進文化”的持有者，其實就是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待遇已經遠遠地超過社會其它階層。當然，這裡所說的知識分子仍然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它包括所有接受過中高等教育的人。

建國以來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這三種立場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在不同時期的政治命運，同樣也決定了中國當代作家的知識分子立場和當代文學中知識分子人物的命運。 一九七六年清明節期間，首都人民衝破“四人幫”的重重禁令，寫了成千上萬的革命詩詞，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萬惡的“四人幫”。這些張貼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或在天安門廣場上朗誦過的詩歌，凝聚著人們的血和淚、愛和憎，是發自肺腑的戰鬥的吶喊。這就是《天安門詩抄》的背景。今天再來看《天安門詩抄》，其藝術力當然不足為道，但從歷史環境的角度來看，則是一次大轉折。在那次事件中，知識分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們以詩為旗幟和聲音，把對黑暗政治(毛澤東的專制與“四人幫”的專權)的憤怒和對理想人格的讚揚(懷念周恩來)宣洩了出來。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集體出現，但是，那些詩作多是無名者的詩，可以稱為知識分子的無名時期。

在這一時期前後，知識分子的言論，特別是作家的創傷，都是隱性的，即在暗地裡進行。穆旦於1975至1976年間，共寫了近三十首詩。其中，在《冥想》中，他寫道“而如今，突然面對墳墓／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回顧／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亙古的荒漠／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在這裡，知識分子的人性在復蘇，開始暗暗地發言了。穆旦、牛漢、蔡其矯、食指、芒克、多多、北島等這時期的詩都是在地下流傳，還有張揚的《第二次握手》等，公開發表的時候已經到了80年代。最為可貴的是，在知識分子集體失語的當時，他們能夠自覺地反思當下的存在，並寫下他們獨立的詩，與當時流行的樣板文學形成對比。確切地說，他們屬於一種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

如果說《天安門詩抄》還帶有強烈的政治意識的話，那麼，由北島等主編的民刊《今天》則是一聲悲壯而又高亢的人性的吶喊。這便是最早的朦朧詩派的出現。 “在沒有英雄的時代／我只想做一個人”(北島，《宣告》)，詩人們不願意再成為英雄，不願意再在英雄的陰影下生活，而只想做一個真正的人。這是剛剛走出知識分子集體失語時代的中國人的一次深沉而有力的回撥。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初見端倪。但是，畢竟是生活在那個政治為主的時代，朦朧詩人們的知識分子立場始終在精英分子和自由主義者之間搖擺。顧城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卻讓用去尋找光明”(顧城，《一代人》)，北島的等都表明他們在控訴，在責難，同時又不乏承擔(如果海洋注定要決堤／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陸地註定要上升／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

在這一時期，小說界則出現了“傷痕文學”，它的出現同樣顯示了知識分子對過去二十年曆史的存在反思。隨著整個社會形勢的轉變，朦朧詩派開始被正名，“傷痕文學”也在向縱深拓展，於是，這些本來是邊緣性的、民間的、自由知識分子立場的作家、詩人開始走向主流，成為當時精英知識分子的主要力量。 角色的轉化使他們漸漸缺少了對當下的批判意識，開始向歷史縱深處挺進，向人性開掘。尋根文學的出現，也是在這樣一種文化背景下開始的。 在這一時期，張賢亮是一個突出的代表。他的系列探討了知識分子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的人性扭曲。他與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他在小說里通過主人公的思考深刻地討探了唯物史觀，是當時作家中具有哲學意識的少數人之一。在張賢亮的身上，表現了一個精英知識分子的態度與立場。他與時代的脈搏在同時跳動。

在政治生活仍然為主要背景的時代下，當時的作家基本上都持有一種精英意識，但這種精英意識是多層次的，也就是說，真正具有精英知識分子品質的作家並不多，大多數仍然表現為平庸的大眾知識分子形象。 真正能夠體現知識分子氣質的是那些思想家、批評家，是他們把知識分子的立場擺得異常分明。孔子著《春秋》，鞭笞時事，其周遊列國，無功而返，最後編，所以這一切，都不過向時世擺明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立場。莊子看不慣孔子這樣張揚地顯於世，便譏諷他，然後論道，於是有了。 在文學中，真正能凸現知識分子立場的是那些有價值傾向的文本，也許是小說(批判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也許是詩歌，而更多的是評論和散文(尤其文化隨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學界前後出現過兩次關於人道主義的大討論，集中體現了作家作為知識分子的精神向度，從而使作家群體有了自然的分離。

第一次是在1978年。朱光潛率先在一篇文章［1］中重提“人道主義、人性論”，後又在《關於人性、人道主義、人情美和共同美的問題》一文中指出：所謂“人性”“就是人類的自然本性”，人道主義“總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嚴，把人放在高於一切的地位”(5)。可以說，朱光潛的這些觀點是對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有力批判，將人性的階級論觀點進行了反抗。隨著他的出現，在1979年3月，陳恭敏發表了《工具論還是反映論——關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6)，可以說，這篇文章直接針對的就是毛澤東的文藝觀。他們不僅僅為文藝正名，為人性正名，更重要的是，表現了知識分子應有的批判精神和承擔精神。 1980年，錢穀融更進一步地提出“文學是人學”的命題(7)，為當代文學走向人道主義開闢了廣闊的視域。最值得關注的是戴厚英在的《後記》中直接記錄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甦醒或重生：“原來我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憎、有七情六欲或思維能力的人。我應該有自己的人的價值，而不應該被貶抑為或自甘墮落為'馴服的工具'。一個大寫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棄、被遺忘的歌曲衝出了我的喉嚨：人性、人情、人道主義！”

與此同時，哲學界則開展了更為縱深的討論，其中，李澤厚的哲學思想在當時影響甚大。他的關於“人的主體性便是人性”的揮發使文學理論界找到了更為踏實的理論基礎。 1985年，劉再复便在李澤厚哲學思想的影響下，發表系列文章，論述“文學的主體性”，將這一命題的探討推向高潮。 如果說文學作品更多地是以描寫現像簡潔地表達作家的知識分子立場的話，那麼，批評家則是直接的，本質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上述這些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可以說是當時整個文學界的精英知識分子。當然，這種精英知識分子的身份是在他們站在自由知識分子的批判的立場上確立的。 與其說徐敬亞的詩論《崛起的詩群》(8)是對八十年代詩人及其詩歌的歌頌，倒不說是對當時知識分子精神的描述。在任何一個變革的時代，首先吹起號角的不是別人，而是詩人，所以詩歌被稱為“時代的號角”。詩人是一個時代最敏感的神經。

如果說朦朧派詩人在得到整個文學界的承認並自然地賦予了自己一種使命(這在北島和舒婷的詩中是很明顯的，北島一方面試圖要恢復人的尊嚴，另一方面也自然地成為新時期以來詩歌中的英雄，其英雄情結是顯而易的，同樣，舒婷的詩也具有史詩般的氣質)，而使他們自然地將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置換為精英知識分子，在他們的身上，重負的是時代的情結、民族的歷史以及整個共和國的夢想。在這種情況下，更為邊緣的更為自由的知識分子便自然地與他們分離了。雖然說“打倒北島”只是一種詩人的瘋狂吶喊，但實際上是對北島等朦朧派詩人的精神抵抗。 於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被稱為“新生代”或“第三代”或“先鋒派”的詩人們森林般地站了起來。他們自編、自印詩報，以民刊的形式向世界顯示自己。在1986年9、10月間，《詩歌報》和《深圳青年報》聯合舉辦了“現代詩群大展”，先後用9個版面刊登了幾十家“詩派”的宣言、詩人簡歷和代表作。這是詩人的一次整體亮相。在這次足以讓世人震驚的大展中，人們看到知識分子的“異端”終於大規模地出現了。 “非非派”、“達達主義”、“莽漢派”、“他們”、“我們”等等不同於朦朧派精英知識分子的自由知識分子甚至有無政府主義者都出現了。在當時，這些不但是非主流而，而且是極其危險的。他們的言論在解構著主流價值。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正是他們在恢復著人的主題。於堅說，他創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做一個真正的人”。 “在他眼裡，所謂'真正的人'實際上是要求一個人的心靈世界保持真實、普通和日常的狀態，他是'世界的局外人，自身的局外人。觀照世界，也觀照自己。進入世界，也進入自己。'”(9) 從今天來看，或者說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這些“異端”的出現是極為可貴的。雖然他們的層次是不同的，藝術性也是可疑的，但是，不管怎麼說，他們表達了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自漢獨尊儒術開始，中國文化就一直以儒家為正統，、都是儒家的經典，但偏偏有自由知識分子立場的曹雪芹出現，才出現了與精英知識分子立場相對的。從文化生長的角度來看，這是可喜可賀的。 “五四”時期，如果沒有從西方引進的自由知識分子的言論，便不可能把腐朽的儒教文化革命掉，但是，自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從反右開始，自由知識分子生存的土壤消失了，這是中國文化的悲劇。在反精神污染的運動中，雖然將那些民刊都停辦了，一些詩派至今也沒有給予應有的評價，但是，我們應該清楚，他們豐富了新時期中國文學的文化內涵，也是他們承擔了一種自由知識分子的批判的責任。可以設想，如果在風起雲湧的八十年代文學運動中缺少了他們，那麼，整個詩界便無法前行，而整個文學界便會突然間平庸無奇。同時，我們也應該承認，他們的影響不僅僅是詩界。 將這一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立場表現得淋漓盡致的卻是詩人海子、徐遲等。在整個文學界，他們的言說和寫作越來越處於邊緣化，而他們的精神更為孤單。這些詩人都是在接受世界文化的養分下成長起來的，但是，他們在這汪洋大海裡迷茫了，他們在形而上的文化視野裡無路可走了。他們一直關注的是精神、信仰，他們力圖在尋找的是整個中國人在世界文化視野下的出路，但是，這條路斷了，他們也就不想走下去了。他們的自殺在當時的文學界是驚雷，是突然遭遇的休止符。海子的痛苦、憂鬱與絕望正是當時中國文化在面臨世界文化時的心境，可以說，是海子將先鋒詩引向了高峰，也停止了這無休止的實驗。 實際上，“先鋒派”對於一直走在實驗中的新時期詩歌來說，這個界說是模糊的，極不准確的，但對於小說來說，是相對確切的。在那個時代，先鋒派首先向整個文學界顯示了一種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與已經成功的精英意識相對抗。他們並不是從單向的精神視角來對抗，而是從形式出發，也即他們一直強調的文本。其實，這種所謂的文本並不只代表文學的形式，它不可避免地承載著作家的存在意識、生活態度等。余華、馬原、格非等想從方式上來解構傳統。他們不要意義，不講故事，不寫人物，“不”是他們的態度。這是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雖然這些方法都是藉來的，但它改變了傳統作家精英分子的態度。當然，誰也不會想到，事隔不久，他們便成為文學的主流，而他們也置換了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 在理論界，知識分子的批評意識徹底甦醒了。他們擺脫了十七時代的政治評價標準，重新來認識二十世紀的文學，並提出“重寫文學史”。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提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陳思和、王曉明新“重寫文學史”這一思潮引向深入，他們希望帶來一個“文學史研究的多元化趨勢”(10)。而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則把研究的視角引向世界。 應該說，這些精神知識分子與自由知識分子的崛起，呈現了一種啟蒙的精神，是“五四”啟蒙精神的一種延續。但“真正將新時期作家啟蒙熱情推向極致的”“是以趙瑜、胡平、張勝友、涵逸、麥天樞、李延國、賈魯生等為代表的一批報告文學作家，他們以近乎'神聖的瘋狂'對現實進行著毫無遮攔的批判，其對中國命運的焦慮溢於言表。”(11)他們體現了精英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 在上世紀80年代，與先鋒派創作並行或者稍早一些的尋根小說在當時承擔了一種“尋根”的使命，但是，在今天看來，這是一種偽精英知識分子立場。事實上，在這次大尋根行動中，這些所謂的精英知識分子始終沒有擺脫“五四”以來的小傳統，他們很少走進中國文化的大傳統精神裡，所以這些文學很快就成為過眼雲煙。 與此相同的是另一股文學思潮，即稍後發展起來的“新寫實主義”。 “新寫實主義”其實是藉了一些先鋒派的手法(從文本上)，對現實進行了一些個人化的描摹，將先鋒派與現實主義進行了中和，這也是一種偽精英知識分子的立場。這些作家在後來大都流俗於大眾知識分子。他們的文學缺乏現實主義的批判意識和精神向度。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可以說是精英知識分子與自由知識分子都暫時進入集體沉默的階段。在這一時期，大眾文化來臨，大眾文學興起。 大學的擴招、學科建設的升溫、學位與職稱熱等都是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它帶來的是大學教師和研究生大量製造文字垃圾，對於文學來說，最主要的是瘋狂複製文學史。大學教師以研究者的身份開始乾預當下的文壇，但是，大部分研究者只是出於研究的目的，缺乏必要的批判。用魯羊的話說：“大專院校的現當代文學教學與研究'缺乏熱血與生命'”。 慾望化是整個九十年代以來文學的主要傾向，描寫慾望或給慾望正名的文學作品和理論比比皆是。 “新寫實主義”和流行文學在這個時候承擔了關於“人性”的解說，“人”被重新解釋。 “作家也是人”，“知識分子也應該富起來”等等言說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話語，大小報刊均可以看到這類言說。值得分析的是一些“另類文學”：“美女作家”、“身體寫作”、“下半身寫作”等是當時文學中有主要傾向的幾個思潮，他們標榜新穎，以與正統文學相對立的方式出現，表面上看是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但究其實質，仍然屬於偽自由主義。他們的主要目的在於炒作，想在低迷的文學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但在文學理想方面缺乏必要的構建，或者說，缺乏必要的形而上的善的意志。 “80後”是九十年代後期開始出現的另一股熱潮，而且今天仍然在持續。一群沒有多少文化修養的孩子在叛逆的性格鼓搗下，在媒體的慫恿下，在市場黑手的操縱下，在急於成名的心情中，終於集體亮相了。韓寒、郭敬明、春樹等是他們的主要代表。他們的作品大都很淺顯，沒有多少文化的積澱，讀者也大都是中學生。 在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是影視藝術的狂轟濫炸和網絡文學的席捲而來，使精英文學和處於邊緣的自由主義文學處於隱忍的態勢。一個靠媒體來炒作和控制的時代來臨了，一個人人都可以成為作家的時代來臨了。各種網站興起，慾望化寫作又一次被誇張了。 這是一個被稱為“眾生喧嘩”的時代。主流語言便是慾望、解構。值得關注的一個現像是自稱為“純文學”和“精英文學”的文學期刊，表面上他們仍然在堅守文學的嚴肅陣地，其實，已經成為大眾文學的幫兇。朱文說：“中國作協是一具在辦公桌前開會、做筆記的腐屍”，批評的就是自以為“純文學”與“精英文學”的一群把持著文壇的官員、編輯、作家和評論家。什麼是純文學？什麼是精英文學？在一個摹寫慾望的時代，慾望便是旗幟。那些純文學或精英文學只不過是在重新解讀慾望而已。從文化的深層內涵來看，缺乏的仍然是深邃的人文精神、形而上的哲學構建。無怪乎最有權威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很快就無人閱讀了，而“茅盾文學獎”也漸漸地受到人們的質疑。韓東如是說：“'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如果作為當今最惡劣小說的獎項它的公正性有目共睹。” 這一時期被謝冕稱為“後新時期”(12)，具體表現為“(1)'人'的主體已失落，文學變得越來越注重表層的形式技巧的把玩，其意在拆解新時期文學的深層結構，不少文本不僅反對傳統的美學原則，同時也嘲弄或戲擬具有'現代性'的美學原則……文學上的反功能主義已達到了某種極致；(2)新小說的崛起揚棄和超越了傳統的現實主義原則，是對一種世紀末的'平民意識'的弘揚，並在某種程度上填平了精英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的鴻溝”(13)。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知識分子對整個中國政治中的大事件集體沉默的情況下，對文學中的一些主題倒是相對錶現出了熱情，產生了幾次影響大的討論：人文精神的大討論到“二王”與“二張”的對峙，對余秋雨的批判，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的對立等等，這些討論將知識分子這一主題推向了新的高潮，也使知識分子的一系列問題漸漸地清晰了起來：什麼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該堅守什麼樣的立場？ 學術界都認為，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討論發端於以王曉明為首的一批上海學者，認為是他們提出了“人文精神的危機”：“文學雜誌紛紛轉向，新作品的質量普遍下降，有鑑賞力的讀者日益減少”，“商品化的潮水幾乎要將文學連根拔起”，“我們必須正視危機，努力承擔危機”。但實際上，這一危機早在創作界已經開始觸目。張煒早在1993年3月21日的《文匯報》上發表了《抵抗的習慣》，隨後，張承志在《十月》雜誌上發表了更為激烈的《以筆為旗》，文章所指正是當時的中國文壇：“幾乎讓人信以為真的大熱鬧突兀地收場了。八年前或更早就被同道們歡呼的新時期不僅舊了且已進了古董鋪。肉麻地歡呼黃金時代的人，莊嚴地總結新時期的人，'東施'抹上了魔幻口紅，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文學界的烏合之眾不見了。”(14) 隨後，《讀書》從1994年第3期開始，在“人文精神尋思錄”的總題下陸續刊發了5篇來自上海、南京等地學者的對話錄，《文匯報》、《作家報》、《文論報》、《東方》、《上海文化》、《探索與爭鳴》等報刊則相對集中地刊載了“人文精神”討論的文章，形成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大討論。 對“人文精神”的討論，其實正是對知識分子本質的探討，也是一次尋找知識分子的大行動。在這探討中，誰是知識分子？誰是真正的精英知識分子便一目了然了。這場討論持續了近四年之久，直到1996年才平息。參加討論的不僅僅是文學批評家和作家，還有很多學者，甚至是多學科的學者。陳思和在論述知識分子與人文精神時說：“人文精神意指知識分子的'道統'”“一種人所以為人的精神，一種對於人類發展前景的真誠關懷，一種作為知識分子對自身所能承擔的社會責任與專業崗位如何結合的總體思考”，“人文精神只是一個像徵性的符號，對它不可能有一個確切的答案存在”(從薩義德的知識分子立場來看，陳思和的這種知識分子立場是一種調和，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立場)。張汝倫從哲學的終極意義上認為“人文精神的核心是'自由'”。在《我們需要怎樣的人文精神》裡，王彬彬等則強調“人文精神在宗教精神的超越意義層面上的批判與否定精神”。嚴偉時綜合了學界關於“人文精神”概念的討論。提出“人文精神有以下5個要素：重視終極追求；高揚人的價值；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實現；謀求個性解放；堅持理性。”盧英平則說：“以我理解，所謂人文精神，就是知識分子，或是人文知識分子治學處世的原則和精神”。 王曉明在編輯《人文精神尋思錄》一書時，對這場討論進行了七個方面的總結：“一、我們今天置身的文化現實是遠遠不能令人滿意的，甚至可以說它正處在深刻的危機之中；二、作為這種危機的一個重要方面，當代知識分子，或者就更大的範圍來說，當代文化人的精神狀態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縮，趣味的粗劣，想像力的匱乏和思想、學術的'失語'，正是其觸目的表現；三，之所以如此，從知識分子或者文化人的自身原因講，就在於喪失了對個人、人類和世界的存在意義的把握，在基本的信仰和認同上兩手空空，甚至都不覺察自己的兩手空空；四、知識分子或文化人的這種普遍的精神失據，並非僅由他們自己所造成，也絕非僅是最近這十年所造成，而是在近代以來的歷史過程中，由各種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因素合力造成的；五、惟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真正擺脫這樣的失據狀態，就也絕非一個短時期能夠做到，它很可能需要幾代人的持續努力；六，作為這個努力的開端，討論者們特別願意來提倡一種關注人生和世界存在的基本意義，不斷培植和發展內心的價值需求，並且努力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去實踐這種需求的精神，他們用一個詞來概括它，就是'人文精神'；七、既然是這樣的一種精神，它的實踐就自然會成為一個不斷生長、日益豐富的過程，一個通過個人性和差異性來體現普遍性的過程，真正體現了人文精神的充沛活力。”(15)顯然，王曉明的立場是精英知識分子。他把知識分子與文化人進行了分離，便使得知識分子無形中承擔了一種使命，那就是對“人文精神”的“實踐”的使命。 能夠踐行這一使命的作家似乎很少。張承志、張煒、李銳、韓少功等是這場討論中凸現出來的晨星，也是精英知識分子立場的捍衛者。他們陸續寫了《以筆為旗》、《清潔的精神》、《無援的思想》(張承志)《融入野地》、《抵抗的習慣》、《憂憤的歸途》(張煒)、、(韓少功)、《艱難的理想和理想的艱難》、《誰的人類》、《曠日持久的煎熬》、《無言者的悲哀》(李銳)等一系列的文章，公開闡明自己精英知識分子的立場。 相反，王蒙、王朔、張頤武等則對人文精神提出質疑。作為中國後現代主義的倡導者，張頤武曾對人文精神的倡導質發出質疑，認為這是知識分子的自虐(16)。王朔的語言很尖刻，他對知識分子立場和人文精神都進行了“痞子”式的嘲諷。不難看出，王朔心目中的世界是金錢居統治地位的世界。王彬彬和王蒙的爭論在這場討論中也是一個焦點。王彬彬的《過於聰明的中國作家》(17)中將王蒙直接當作順時應勢而且左右逢源的案例進行批評，他還舉了另一個例子蕭乾，說“在蕭乾先生看來，顯然原則、道義，在個人的身家性命面前，都是次要的”。很明顯，王彬彬是將在當代文學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王蒙先生置於知識分子之外的行列裡了。王蒙觸犯眾怒之舉是發表在《讀書》雜誌上那篇名為《告別崇高》的文章，該文對王朔褻瀆崇高的痞子文學大加讚賞，結果招來批評無數批評。為了回應批評，王蒙又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人文精神偶感》一文，抒發他對人文精神失落問題的感想，他向失落說發問：“失落前是何態勢？以前中國是計劃經濟，可是，計劃經濟的悲劇恰恰在於它的偽人文精神，所以我不明白，一個未曾擁有過的東西，怎麼可能失落呢？” 如同李揚在其著作《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中所說的那樣：“這場討論反映在文學界就成為兩種創作立場的交鋒：一種作家採用順時應勢的創作態度，無論是立場的確定還是題材的選擇，都要隨著政治形勢的變遷而變遷，因而，無論時代怎樣變化，這類作家總是弄潮兒；另一類作家則是無論時勢怎樣變遷，他總是沿著自己的故有行為邏輯前行，儘管在前進的道路上充滿了荊棘，但他不為所動，自始至終堅守著自己對現實的批判態度。”(18) 在這場討論中，魯迅又被拿來成為知識分子的參照系。魯迅究竟是一個精英知識分子還是一個自由知識分子？這是一個需要理清的問題。在第一節裡就已經論述過，真正的知識分子首先是以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出現的，但是，在他們的言論及知識分子精神得到主流的承認和擁戴後，這種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便變了，或者說他們的自由知識分子的精神主流化了，於是，他們也成為精英知識分子的象徵。如早期的孔子，是冒著天下之大不韙逆流而上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的，但是，在儒家思想得到封建帝王的重視和獨擁後，儒家便成為主流精神，同時，孔子也便成為主流精神的象徵，成為精英知識分子的一部分。老子也一樣，他一直站在社會的邊緣，道家思想也便一直是一種邊緣思想，成為整個中國傳統文明的真正的自由精神，也就是自由知識分子精神，但是，在不同的時代，道家精神也會有不同的角色，特別是在明清時代，在儒釋道合一的時代，道家精神實際上也成為精英知識分子的一部分。西方的蘇格拉底和耶穌也一樣，在他們生活的時代，他們都與孔子、老子一樣，是自由知識分子，但是，在他們死後，他們的精神整個地複活，並得以發揚光大，他們也自然成為精英知識分子的象徵。魯迅事實上與他們有著共同的命運，在生前，他是一個自由知識分子，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媚骨”，冷酷地批判著當時的社會和整個中國的文明，他成為被打擊的對象，孤立無援，而在他死後，他又成為中國共產黨所擁戴的知識分子，於是，他便成為精英知識分子的一部分。 為何他們會成為這樣一種既可以是自由知識分子又可以是精英知識分子的人呢？原因其實也很簡單，那就是他們身上毫不妥協的對社會的批判精神、超越個人得失而為真理獻身的精神。如果用這樣一種精神來判斷當代作家中知識分子時，我們就會發現幾乎難有真正的知識分子。就連一直對知識分子持諷刺態度的王朔在後來也說：“說到知識分子，我認為魯迅可以算一個，我認為他有自己的見解和想法，並且可以顛覆現存的整個文化秩序，那才叫知識分子。至於那些只是念過一大堆書的人，我覺得那叫'知道分子'，我攻擊的知識分子就是這幫人，只不過那時，我沒有想到'知道分子'這個詞，所以用知識分子這個詞把他們混為一談了”，“我願意今天更正”。 (19)這種轉變與認識其實也是有賴於那場關於人文精神的大討論，它使人們真正地認清了什麼是知識分子的立場：這種立場並非簡單的批判的態度，知識分子也並非是那些博士教授們，知識分子是一種精神向度。 如果說，九十年代那場關於人文精神的大討論只是精英知識分子一次內省的話，那麼，發生在稍後的詩歌界的關於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的爭論便更進一步了。在這次爭論中，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開始被認同，知識分子的精神向度也逐漸被理清。 由於1996年之前的人文精神的探討，使當代作家和評論家逐漸理性起來，1997年夏天在福建武夷山召開的“當代漢詩國際討論會”便帶有了濃厚的“學術”色彩，當然，參加這次會議的主要與會人員大多也是批評家或大學教師，帶有明顯的對當代詩歌的批判意味。也許正是這次會議埋下的伏筆，在1999年4月北京平谷縣召開的“盤峰會議”上，發生了“民意立場”與“知識分子寫作”的爭論。 什麼是知識分子寫作？按照西川、陳東東早在1988年刊印的《傾向》1期編後前記中所說：知識分子寫作主要是指一種“精神”，它應該建立在“理想主義信念”、“使命感”、“責任感”和“少數”等思想基礎上。顯然，這是一種精英知識分子的立場。而在九十年代後期的知識分子寫作的論述中，這種立場更為學理化了。他們對朦朧詩歌、平民詩歌產生了不滿，同時也對九十年代詩人所面臨的不同境遇進行了更為理性的分析，指出，“知識分子精神與寫作之間很大程度上實際是一種'互文性'的關係”，“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時代恰恰是詩人擔負了知識分子復雜的文化使命的主要原因”。 (20) 要論述清楚什麼是知識分子寫作，恐怕還得先說說流行一時的“個人寫作”。持此論點的是歐陽江河、王家新、肖開愚、程光煒、崔衛平等人。崔衛平認為：“個人化的寫作意味著寫作不再依據任何外部的指令，意味著不再配合什麼。”它“標誌著獨立作家、獨立詩人的成長、形成。這種獨立也不是不加限制的。”王家新提出，個人寫作應該建立在“差異性”之上，要求詩人經以個人方式來承擔人類的命運。 (21)肖開愚說個人寫作應該在“個人和世界之間”，強調“理想的詩歌形式，自我探索，社會責任感”三個方面。似乎是在討論個人寫作時，知識分子寫作的精神已然確立，這種寫作的精神已經與八十年代的群體寫作有了明顯的區別，而且也對八十年代以來的平民化寫作保持了距離，提倡精英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將這一傾向充分錶達則是1998年3月程光煒編選的《歲月的遺照——90年代詩歌》一書的出版。它似乎也是知識分子寫作群體的一次劃定。它的出版使很多詩人不滿。按照後來於堅的批評，很多詩人如北島、周倫佑等詩歌被遺漏了，而且他極其不滿程光煒等對“90年代詩歌”秩序的排定。與此同時，由楊克主編的《1998中國新詩年鑑》出版，形成了對立。這就自然導致了1999年的“盤峰會議”，從而引發了“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立場”的爭論。 那麼，“民間立場”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立場呢？難道它與知識分子真的是兩相對立的嗎？為民間立場而搖旗吶喊的有詩人於堅、韓東、沈浩波及評論家謝有順等。於堅還是為其“口語詩”進行新的清理，他強調一種“神性寫作”，並認為所謂知識分子寫作是一種西化的結果。韓東說：“民間立場就是堅持獨立精神和自由創造的品質”，“民間的概念是自足的和本質的”，類似於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經典命題。 (22)對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立場進行更進一步分離的是謝有順，他把“知識分子寫作”過多地歸結為一種“虛構的經驗”和“永遠不觸及生活本身的邊界”，而把“民間立場”描述成既關注“形而上的問題”，又(而且是重點)關注最瑣細的日常生活。 針對上述“民間立場”的論述和對知識分子寫作的批判，王家新、西川、唐曉渡等又提出了批判與質疑。西川指出，“民間立場”並不存在，於堅所謂的“獨立寫作立場”是我早已解決了的問題，所謂“民間”是最沒有獨立性的場所，民間心理就是從眾心理，看熱鬧心理。 (23)張署光在批評中重新強調：“獨立品質或獨立人格，如果說不是知識分子所特有的，也正是知識分子所必須具有的。強調寫作中知識分子身份，也許正是要力求突出獨立品質，正是力求關注人類命運，關注時代與當下經驗。更為重要的是，知識分子精神的強調，從詩壇目前的現狀看，這一點更顯得十分必要了。”(24) 其實在這場討論中，我們已經能發現，無論是堅持知識分子寫作的詩人，還是堅持民間立場的詩人、評論家，他們的討論都已經比1996年之前發生的人文精神大討論更為深入，他們都強調了一種品質：獨立精神。而這，正是精英知識分子與自由知識分子必備的精神。如果我們再作進一步的分析，就會發現，其實這場討論是一場虛擬的討論，有詩人之間的意氣之爭。 “民間立場”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什麼是民間？從韓東等人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所謂民間其實不過是一種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是與精英知識分子相對立的一種立場。而所謂的知識分子寫作也不過是精英知識分子的一種立場。 事實上，在這場討論中，我們已然發現，知識分子已經與國家主流話語保持了一種距離，都強調“獨立品質”，這表明知識分子真正理性的時代才到來，但是，真正的自由知識分子並沒有產生。於堅、韓東、謝有順等還只是停留在與精英話語保持距離上，還沒有產生真正獨立、自由、完整的思想，而且他們對這個時代的獨立批判精神也常常以沉默來顯示。 2006年5月份，在武漢發生的“思想界炮轟文學界”現像明顯是人們對作家知識分子集體沉默的不滿。 至此，在當代，“知識分子”從無名到隱性發言，再到崛起，再到其內核的認識，最後到神與形的追求和分離，雖然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精英知識分子和自由知識分子還沒有出現，但是，我們已經漸漸能看出其端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