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四章當代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及知識分子寫作

回答這一問題顯然是迫切而又困難的。每一個以文學為使命和命運的人，沒有不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的，但是，究竟什麼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在當今時代需要什麼樣的知識分子寫作？這些問題是纏繞在今天文學家們心頭上的雲霧。八十年代以來的數次文學對話和爭論從根本上來講就是關於什麼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該怎樣等這樣一些主題而展開和結束的。顯然，我們必須要回答這一問題。 但是，要回答這一問題也是很困難的。考慮人類的歷史，知識分子是古已有之，但“知識分子”這一專有名詞是什麼時候從民眾中分離出來，並賦予其特殊的意義已經難以知曉了。對於中國來說，“知識分子”一詞居然也是個外來詞。學者陳明遠最近出版了《知識分子和人民幣時代》一書，他說：“據筆者考證，在現代中文的話語系統(詞彙庫)裡，'知識分子'這個名詞，大約出現於1925年左右、而逐步流行於1928年以後。如果說在此幾年前'智識階級'這一集合名詞剛出現的時候帶有褒義的話，那麼，'知識分子'一詞起初則是帶有貶義的。最早的使用者為瞿秋白、毛澤東和胡適等人。”(1)

是否可以這樣講：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上個世紀初以及整個上半頁發生了角色、作用以及數量的變化，致使“知識分子”在歷史上突現。事實上也如此，在那個時期，知識分子擔當了拯救國人靈魂(如魯迅等新文化運動者)、重新解釋社會與製度(早期共產主義者)等重任，最重要的是，知識分子在那個時期成為自先秦諸子百家之後最自由的人士，重新解釋世界，重新解釋知識、徹底評估舊知識與舊知識分子，重新書寫人性和歷史，等等。知識分子成為當時和軍隊一樣能夠左右歷史的群體，從本質上講，知識分子是真正左右歷史的群體，因為他們掌握了意識形態話語權和解釋權。但是，也是在那個時期，知識分子的分化是突出的，它說明知識分子自身並非一個單獨的群體和階級，知識分子也因為知識的不同與社會影響力的大小而區別開來了。也許在漢以後的兩千多年裡，舊知識分子只是儒家一支，而在這個時候，舊的、新的、中式的、西式的知識分子都存在了，不能一概而論了。

《現代漢語詞典》將知識分子定義為“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如科學工作者、教師、醫生、記者、工程師等。”《辭海》解釋知識分子為“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等。”以上兩種解釋顯然是一種中立的態度，其實在暗地裡將知識分子分為一種階級，即有一定地位的群體。這種解釋等於不解釋。 近幾年以來，余英時的有關“士”的概念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間較為流行。他認為，“知識分子”等同於古代的“士”。 《春秋？穀梁傳》雲：“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 《漢書？食貨誌上》雲：“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他又認為，“士”的身上有一種擔當意識。然而，古之“士”還有武士的意思。 《唐？六典》定義：“凡習學文武者為士”。 “士”的定義也是較為寬泛的。

西方學者有關知識分子的定義是狹義的，遠比中國的學者有針對性。 《知識分子的背叛》一書的作者、法國哲學家班達對知識分子的研究和定義在西方有很大的影響。在班達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知識分子打扮成青年導師和精神領袖，走上街頭，或在教學、課堂和一切公共傳媒上鼓吹種族差異、民族至上、國家主義和階級對立，煽動大眾的“現實主義激情”造成了一系列傷亡慘重的戰爭，對於這一現象，他斥之為“知識分子的背叛”，也即知識分子假藉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和階級鬥爭背叛了知識分子的價值理想。班達反對“柏拉圖”型知識分子，認為權利等世俗的政治利益會腐蝕知識分子的良知，所以他提倡以蘇格拉底和耶穌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形象。班達認為，知識分子永遠是極少數的人，他們是正義、良知、真理、理性的真正擁有者，除此之外的所有人，都不能歸入知識分子的行列。班達對那一時期知識分子的批判是徹底的，而且這一批判在過去近一百年裡影響極大。

另一位對知識分子有研究和批判的是後殖民主義的代表薩依德。出生於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後赴美國留學並聲名漸起的薩依德站在歐洲中心主義對立的立場上，闡述了他的“邊緣”的知識分子精神，其實這正是西方文化中自由主義精神與他內心深處的反歐洲中心主義意識相結合的精神。他的理論對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定影響。從他的《知識分子論》中可以看出後殖民主義批評所繼承的西方幾百年批判現實的精神，他指出，知識分子應是理想主義者，是違逆大眾而不是順應大眾的社會精英；知識分子要為民族和傳統設限，超越狹隘的民族和傳統文化界限，捍衛一種超越性的普遍價值；知識分子應是永遠的內心的流亡者和自我放逐者；知識分子在現代必須努力保持一種業餘的態度，即邊緣的姿勢；知識分子要勇於批判權力，永遠對權力說真話；知識分子應是一個永遠的懷疑者而不是一個真信者。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尼采的精神，但是，薩依德的知識分子立場與他的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內在精神是相一致的。薩依德的這一立場和精神，對於九十年代正處於反思中的知識分子來說，無疑是一聲驚訝。

薩依德在《論知識分子》一書中申明，“知識分子既不是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的人。”“知識分子的職責是時時維持著警覺狀”，(2)永遠不讓大眾意識左右和官方意識所限制。 如果我們仔細地察看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文學人群體，就會驚訝地發現，薩依德所提倡的這種知識分子精神已經成為青年詩人、作家、文學愛好者的一種潛在的精神，尤其是他們初次踏入文壇時的那種姿態、神情和宣言。關於這一點，將在後面的章節裡重點論述。 除以上二位外，還不得不提的便是葛蘭西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認為每個人都是知識分子。他把知識分子分為傳統的普通的知識分子(這部分人就是教師、牧師、行政官員等)和特殊的也是有機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有機性”在於：其一，向大眾尤其是非學術群體的人傳播知識，加強知識分子與大眾的情感聯繫；其二，參與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建構與社會權力的政治實踐。

從以上三人的理論可以看出，知識分子因其社會中角色、意義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精神向度。從這種簡單的比較中我們不難看到，班達和薩依德其實是一脈相承的，或者說有共同的精神，他們都強調知識分子的自由精神、批判精神和擔當意識，似乎正是葛蘭西的對立面。葛蘭西的理論在中國九十年代以來的知識分子的理論中被廣泛引用，但實際上，葛蘭西是將知識分子籠統化，泛化，將知識分子的精神向度簡單化，把知識分子的層次感和使命感消解了。大眾文化在中國的廣泛侵入和知識分子權利慾望的膨脹是與這種知識分子觀念暗通心氣的。在中國，葛蘭西的知識分子立場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所持的一種態度，但是，在中國又恰恰缺乏班達和薩依德意義上的獨立、自由和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

有人說，斑達、薩依德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已經過時了，原因很簡單，批評者言，他們是將知識分子與政府和最廣大的知識分子群體對立了起來，這種言論已經過時了。批評者自然是讚賞葛蘭西了，但是，事實上在大眾文化猖獗的今天，稀有的具有精英意識的自由知識分子成了時代的圭臬，甚至是時代的良心。 那麼，究竟應該怎樣來重新認識什麼是知識分子？應該怎樣來確認和劃分知識分子的精神向度？ 大眾知識分子在強調人性普遍性的同時，反對崇高、終極價值和知識分子的精神向度，認為知識分子與普通大眾在根本上沒有任何差異。這種論調在今天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反映人性的作家那裡，有著廣泛的聯盟。這正是中國文學缺乏精神資源的重要原因。事實上，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對於中國來說，一直缺乏的就是真正的自由知識分子。在封建社會和宗法制思想下，知識分子要么依附於“家長”，成為“家長”和“父權”文化的代言人和解釋者，要么就沉默。知識分子早已失去了知識分子本有的探討世界真理、闡釋和捍衛公共知識的精神，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就本著“學而優而仕”的功利態度而趨於權貴，致使知識分子淪落為一種世俗的、功利的、趨炎附勢的群體，失去了應有精神向度。

要辨清什麼是知識分子，首先要辨清知識。老子和蘇格拉底在這方面給我們做了楷模。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蘇格拉底說得更清楚一些，他說，知識有流行的知識和永恆的知識，人們要分清楚哪是永恆的哪是流行的以後，方才能夠認識真理。先秦時期的名家和墨家也曾為“名”與“實”進行過很多辯論。 知識是從哪裡來的？蘇格拉底認為是神授的，即使是他的死亡也是神授的，所以在他看來，一切都是永恆的，神聖的。耶穌使這一切宗教化。即在他們看來，很多關於世界的知識是神聖的，永恆的，有價值的，是肯定的。但中國的知識分子卻不是這樣。老子雖然也認為有永恆的知識，這就是道，除此之外，都是流行的知識。 “有”是從“無”中來的，因此，在老子看來，知識也是從無到有，知識是變化的。孔子則認為，知識是傳承而來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繼承下來的。當然，孔子也認為有些人“生而知之”，但這樣的人是什麼樣的人他沒有說，至少他自己不是這樣的人。他是從學習中和實踐中獲得知識的。

漢時有學者認為“五行”學說是神授的，因為有神龜的背上刻著這樣的知識。但同樣有學者批判了這種認識，認為“陰陽”、“五行”是從前人那兒繼承下來的，是前人的經驗所得，至少“五行”學說在夏朝是大法。 實際上，今天學術界都有一個基本的共識，那就是認為知識最早就是經驗。這種經驗是反复實踐的基礎上得出的一些公共經驗，也即公共的知識。古時候，所謂先知實際上就是擁有這些公共經驗的老人。給這些公共經驗命名，並進行邏輯的推理而誕生新的知識。那些公共的經驗實際上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常識。由於傳播的原因，在古時候，能夠擁有這些公共經驗的人是很少的。這些公共的經驗再與個體的體驗結合便產生了個體的知識。於是，知識在此首先被分為公共知識與個體知識。但是，在知識的發展和傳播中，當公共知識即常識被人們都接受的時候，公共知識就自行融入生活中，彷彿消失了，剩下的便是個體的知識。這些個體的知識，在一定階段又會成為公共的知識。比如，老子和孔子所擁有的個體知識經驗在傳播和接受後大部分便成為一種公共知識。

但是，我們為什麼會常常覺得他們的個體性也同樣存在呢？原因是這種公共性超越了常識，它成為一種本質。還因為傳播中歷史的記憶。 知識產生以後，在傳播和發生作用中使知識的掌握者即知識分子開始顯現於社會，並在不同時期發生角色的轉變。根據這種變化和產生的作用，知識分子可以分為如下幾類： 1、精英知識分子。站在社會的主流價值立場上，批判舊的價值和秩序，建立新的價值觀和倫理道德。具有獨立的知識觀、價值論和清醒的意識，其批判精神來自於知識的永恆性和道德良知，其構建精神來自於對時代和社會的信任與激情。在知識的傳播和運用中，他們往往起著主導性作用。如孔子、孟子、旬子、柏拉圖、康德等。他們通過教育使自己的思想獲得傳播，並且在當時社會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力圖與官方進行合作，實現自己的抱負。他們往往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意義上的文化英雄。但是，在早期，他們往往也可能是自由知識分子，即沒有獲得主流意識的認可，或在主流意識的邊緣徘徊。葛蘭西所說的特殊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就屬於精英知識分子。其實精英知識分子說到底還是知識分子在心中有一種精英意識存在，是他的精英意識決定了他的文化立場與姿態。 2、自由知識分子。他們往往站在主流價值的邊緣甚至對立面，對社會流行價值進行獨立的批判。他們往往是個體主義者，但也可能是與流行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不同的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如蘇格拉底、耶穌、老子、莊子、惠子等。早期的孔子、墨子、柏拉圖等都有一些自由知識分子的意識，隨著後來在社會上的地位和意識的轉變而成為精英知識分子。蘇格拉底和耶穌也一樣，早期更多地在民間活動，與主流價值格格不入，但是，隨著他們的思想的傳播，他們(在死後)被納入主流價值，甚至直接成為一種主流價值。真正獨立的永遠的自由知識分子是極少的。即使老莊的思想一直被當成一種主流價值的對立面存在，但仍然被主流價值吸收而成為一種主流價值的附庸。自由知識分子是因為時代的原因而一直保持其獨立且絕決的自由態度，但是在內心深處仍然希望獲得世人的認可，成為一種主流價值。班達和薩義德堅持的知識分子立場其實就是這樣一種自由的態度。 3、大眾知識分子。他們是既不具有高蹈的精英意識，又不願意成為邊緣意識，是居於中間態的大眾型的知識分子。他們宣揚的是人性的中間態，或者說是主流價值的流行狀態，總之是一切流行文化的發明者或推波助瀾者。在過去，他們往往都是儒家代表，即“士”的階層，是三教九流的中堅力量。在今天，他們是一切大眾文化的倡導者或一分子。他們也具有一定的擔當意識，但這種擔當意識會隨著時運的不同而易於發生改變。官員、傳媒人、大學教授、藝術家的絕大多數都屬於這種類型。葛蘭西所說的傳統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都屬於這類人。 4、知識人。這是由知識的常識和專業化特點形成的。知識的常識化使一部分知識分子形成無意識的存在狀態，而知識的專業化又使一部分從事專業工作的知識分子失去了分辨是非和價值的能力。這一類知識分子可能擁有豐富的知識，甚至擁有別人不曾有的專業技能，但是他們是靈魂是麻木的，已經失去了知識分子應有的價值關懷。在今天，這類人是一些大學教授、研究人員、官員和一些民間知識的傳播者。這類人在今天的大都市裡越來越多。這也就是薩依德批判的知識分子的專業化、慾望化而帶來的價值觀的消解。 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什麼人從一開始就定義為哪一類型的知識分子，因為人的一生是在普通和特殊、世俗和神聖、個體和集體之間常常轉換的，正如儒家所提倡的“有道則顯，無道則隱”那樣，可“居於廟堂之高”，關心和構建主體世界，亦可“處於江湖之遠”，闡發自由意志。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裡，積極入世和超然出世兩種精神總是相互交織在一起。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沒有完全意義上自由知識分子。這種自由在某一時代總會成為主流意識。也沒有一出生就成為精英的知識分子。精英知識分子也不免於俗，但就其成熟後的意識來看，其主導精神是精英意識。 這樣來劃分既可以避免班達和薩義德等將知識分子與大眾對立，又可以避免將葛蘭西將知識分子機械地劃分。知識分子必然要有一種精神向度的劃分，否則，知識分子就成了機器，成了“知道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