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三節當代文本中對知識分子形象的不同表現

自從毛澤東的《講話》發表以來，中國當代文學就開始進入以工農兵為人物形象的文學階段，知識分子形像一直是一個被改造的配角。即使到了新時期，農村題材的小說還是占主流地位，所謂的現實主義文學也主要是指這類文學。直到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城市題材的小說逐漸上了上風，知識分子題材也漸漸成為作家們要書寫的重要內容。但是，從總體上來講，無論是與中國古典小說相比，還是與世界文學相比，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還沒有讓人震驚的成績，也沒有十分完滿的知識分子形像出現。 1979年7月，《第二次握手》終於出版。這部在“文革”期間被認定為“反動小說”，同時在“文革”期間至少以六種不同版本的手抄稿秘密流傳，而在出版後卻並沒有產生預想的藝術效果，甚至在漸漸被人忘卻的小說是新時期第一部描寫知識分子形象的小說。丁洁瓊、蘇冠蘭等老一輩科學家在舊中國報國無門，只好棲居異國他鄉，新中國成立後毅然歸來，獻身祖國科學事業。小說之所以沒有多大的藝術成就，主要是它“對於中國現代歷史和知識分子的道路的描寫，並沒有偏離50年代以後所確立的敘述框架。”(25)顯然，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是缺乏獨立的思考精神和批判意識的，只是迎合了一種主流政治話語而已，這是小說的局限所在。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無論從小說、報告文學還是詩歌，事實上塑造了一個人物形象，那就是反思的知識分子形象。從《班主任》開始的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從《今天》開始的自由詩歌到代表主流詩歌話語後的朦朧詩，都是從不同的側面呈現了一個痛苦地反思、詰問、批判甚至憤怒的時代知識分子形象。 在這些描繪中，詩人北島以他獨特的詩歌形式刻畫了一個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這個形像在當時也是最高形象。一般說來，只有小說或散文或敘事詩才能描繪生動的人物形象，但實際上，抒情詩也能描繪生動且深刻的人物形象。前者所呈現的是一個血肉豐滿的以外在為主的人物形象，後者則呈現給讀者的是一個質感的、除去了一切細節與外在的內在人物形象。對於不同的讀者來說，對兩種人物形象的把握也是不同的。有些人需要從小說中獲得一個完整的人物形象，但有些人在詩歌中就可以獲得更為深刻的人物形象。如屈原的《離騷》中的徬徨、憂憤的知識分子形象。這種人物形像是單純的，以情思為主的，但卻是深刻的，純粹的，更能打動人。

在整個八十年代的小說中，深刻提示知識分子理性生活的小說是張賢亮的系列。小說主人公章永麟雖然在嚴酷的勞動改造和專制下生活，不僅喪失了性能力，心靈也在遭受異化，但是他仍然在不懈地思索。小說開篇就道出了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心聲：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鹼水里煮三次。”阿·托爾斯泰在《苦難的歷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題記中，曾用這樣的話，形像地說明舊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艱鉅性。當然，他指的是從沙俄時代過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然而，這話對於曾經生吞活剝地接受過封建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的我和我的同輩人來說，應該承認也是有啟迪的。於是，我萌生出一個念頭：我要寫一部書。這“一部書”將描寫一個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甚至曾經有過朦朧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青年，經過“苦難的歷程”，最終變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

這“一部書”，總標題為《唯物論者的啟示錄》。確切地說，它不是“一部”，而是在這總標題下的九部“系列中篇”。 (26) 從這段引言中，可以看出張賢亮是想塑造一個唯物論知識分子。不錯，在整部小說中，主人公章永麟在不斷地議論，在不斷地解剖自我與社會。這在整個八十年代的文學中是難得的，顯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深度。 而在整個八十年代的散文創作中，老作家巴金在《隨想錄》中塑造了一個懺悔的知識分子形象。這是極為難得的，雖然巴金的懺悔僅限於“說真話”，還缺乏足夠的理性深度，但是這種懺悔意識在整個現當代文學中是彌足珍貴的。在中國古典文化中，“智慧”和“計謀”一直是中國人津津樂道的道德，對文化的反思則極為缺乏。文化的反思來自於二十世紀開始的啟蒙精神。在魯迅的小說中我們能看到“我”的覺醒。這種覺醒也可算是一種文化的懺悔，是對五千年古典精神的一次反思。在“傷痕文學”和“尋根文學”中，主人公總是帶有某種程度的懺悔精神，也可以說是反思精神，但真正進行自我反思與批判、進行靈魂拷問的作品還要算巴金的《隨想錄》。

如果說北島、張賢亮、巴金給我們呈現的是一個與主流話語特別是主流政治話語相接近和一致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們所衛護的仍然是“五四”以來的啟蒙精神和集體信仰，他們的詰問、反思以及懺悔仍然在“祖國”、“人民”、“唯物主義”等宏大主題下的話，那麼，海子則為我們塑造了一個與這些宏大主題相矛盾、痛苦、最後分離，終又在文化沙漠中孤獨而絕望地跋涉的自由知識分子形象。 在經過反思、尋根和懺悔後，海子已經不滿足於這些，他的世界已經超越時代、政治、文化。他要創造一種中國人的史詩，要為中國人尋找一種新的精神依靠。在長詩《傳說——獻給中國大地上為史詩而努力的人們》中，他寫道：“在隱隱約約的遠方，有我們的源頭，大鵬鳥和腥日白光……對著這塊千百年來始終沉默的天空，我們不回答，只生活。這是老老實實的、悠長的生活……但現在我不能。那些民間主題無數次在夢中凸現。為你們的生存作證，是他的義務，是詩的良心……讓一切人成為一切人的同時代人，無論是生者還是死者……史詩是一種明澈的客觀……就像通常所說的那樣——就從這裡開始吧。”

在《祖國，或以夢為馬》中，詩人同樣面對的是宏大的主題，但是，他的歌唱已與此前的詩人不同：“我甘願一切從頭開始／和所以以夢為馬的詩人一樣／我也願將牢底坐穿”“我的事業就是要成為太陽的一生／他從古至今——-”日“——他無比輝煌／無比光明／和所有以夢為馬的詩人一樣／最後我被黃昏的眾神抬入不朽的太陽”。 海子在他的文章中曾經表示，他不滿於做一個詩人，他要做的是一個哲人，一個可以給人類的信仰帶來新的景象的偉大。於是，海子便有別於別的詩人，他在理性的高地孤獨地吶喊，憤怒，甚至歌頌自我。 於是，詩人越走越深，在長詩《太陽》一詩中，詩人借司儀(盲詩人)之口說道：“多少年之後我夢見自己在地獄作王”“我走到了人類的盡頭／我還愛著。雖然我愛的是火／而不是人類這一堆灰燼／我愛的是魔鬼的火太陽的火／對於無辜的人類少女或王子／我全部蔑視或全部憎恨”。詩人是矛盾的，痛苦的。詩人借太陽王之口又說道：“我奪取了你們所有的一切。／我答應了王者們的請求。赦免了他們的死。／我把你們全部降為子民。／我決定獨自度過一生。”詩人的跋涉是孤獨的，絕望的。

當詩人海子在完成這些詩作後自殺時，這些詩中所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卻活了。如果我們在屈原的詩中看到的是一個向天詢問終極價值而絕望的抒情主人公，那麼，在海子的詩中，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個被終極價值折磨而絕望、決絕的抒情主人公。由此可以看到，在集體信仰產生危機時，自由知識分子是如何孤獨、絕望地突圍。 舊的信仰在危機中，而新的信仰又無從建立，於是，知識分子進入了一個虛無的王國，知識分子精神而此潰敗，或者說，知識分子才真正進入理性的臨界點。這就是進入九十年代以來文學給我們的啟示。市場經濟的建立又使知識分子在靈與欲的衝突中掙扎、突圍。在這一時期，被眾人批評一時的也許真的像一座廢墟一樣值得我們重新來審視。 顯然，書名為，旨在寫一種世紀末的文化廢墟上以莊之蝶為首的一群知識分子的痛苦、掙扎、追求、逃避，以此來寓示知識分子精神的喪失。這部被作者看做“惟一能安妥自己靈魂的書”在一出場就遭到了整個文壇的冷嘲熱諷，甚至查禁。的遭遇實際上顯示出自由知識分子的尷尬與孤獨。事實上，在整個知識分子群體都為正在傾塌的精神大廈大唱讚歌或掩耳盜鈴之際，唯有賈平凹是冷靜的，消極的，這正好表現出他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與精神。雷達在《心靈的掙扎——〈廢都〉辨析與批判》分析道：“莊之蝶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足為訓，與許多並非不存在的意志堅韌的、信念堅定的獻身者和殉道者型的知識分子相比，莊之蝶顯得多麼羸弱和可憐”。 “但是，即便如此，莊之蝶的苦悶和頹廢，仍不無深意。”“莊之蝶精神狀態的總特徵，正可以'潑煩'喻之。這'潑煩'包含三層內容，一是社會性煩惱，二是生存性煩惱，三是形而上的煩惱，而核心問題在於，不斷喪失本真性悲哀”。 (27)

當我們從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來審視莊之蝶這一人物就會發現，他既不屬於儒家積極進取、勇於承擔的儒家精神，也沒有真正達到道家的物我兩忘、寧靜致遠的和平境界。他界於兩者之間。他的痛苦、掙扎、慾望等都表明他是一個沒有找到精神皈依的世俗的知識分子。他既不屬於精英知識分子，又不是真正的自由知識分子，當然也大眾知識分子和知識人。他是一個一直在變化著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嚮往著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境界，卻又不忘精神知識分子的榮耀、承擔，同時又不乏大眾知識分子的慾望化傾向。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既可以說莊之蝶代表了知識分子精神的潰敗，又代表了自由知識分子精神的隱約出現。 同樣，閻真中的池大為，也是知識分子精神的背叛。池大為從一個清高的舊式知識分子演變為一個現代官僚，其故事框架也許並沒有超出於連式的奮鬥模型：於連渴望上流社會與池大為嚮往權力中心，人物在心理結構上並沒有本質區別。 (28)池大為是一個精英知識分子向大眾知識分子墮落的典型。

無論是張抗抗的《作女》，還是張者的《桃李》，其實寫的都是一些大眾知識分子，雖然看上去《作女》中的卓爾有一些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但究其實質，仍然是一個被慾望、名利所左右的知識分子形象，其本質是世俗的。她想要的生活和她自己，她開展的一系列作女運動不外乎是要張揚他的慾望而已。同樣，《桃李》中的那些什麼博導、教授，大都是利欲熏心的世俗知識分子，少有精神立場。 九十年代以來，城市題材的文學佔居了主流話語，很多作家開始把筆伸向城市中生活的小市民和知識分子群體，同時，在大眾文化洶湧潮流下，作家也承擔了對人性的新的敘述，於是，一大批描寫知識分子形象的小說出現了，但幾乎都是對大眾知識分子生存、痛苦、掙扎和盲從的形象刻畫。身體寫作、慾望化寫作、女性主義寫作、新寫實主義小說甚至先鋒小說都無一例外地參與了這樣一場大眾知識分子寫作的運動。似乎在作家的眼裡，再也不存在精英知識分子和自由知識分子，關於“人”和“知識分子”也被慾望化了。尤其是在大眾心理學和時尚文化影響下，過去被認為是精英知識分子和自由知識分子的形像在這個時代便成為真正病態的人，“多餘人”，“局外人”，被人嘲笑。

九十年代以來，關於知識分子本質與外化立場的討論連綿不絕，這些討論多集中在評論界與思想界，而在整個文學創作中凸現知識分子形象的創作仍然是寥若晨星。在這些創作中，史鐵生的堪稱一部力作。 在分析這部小說時，必須得與史鐵生此前的散文相連。它們是有血緣關係的。看上去是小說，卻又像是自傳，但不管怎樣，它仍然是一部與心靈對話的日記。小說“務虛”不重實，注重的是對生命的一種印象；不注重記憶中的真實，而注重印像中的真實；不注重各個人物的完整的形象與歷史，而注重與生命同時拓展的不同的心魂起點與去向。史鐵生說：“我嚮往著這樣的寫作——當白晝的一切明智與迷障都消散了以後，黑夜要我用另一種眼睛看這世界。” 閱讀史鐵生的小說與散文，有一種獨特的感受，他能帶你到寧靜的世界與心靈對話，這在當代來說越來越珍貴了。史鐵生在其作品中，為我們塑造了一個與他自己合一的知識分子形象：孤獨地思索，向善，向真，向哲學與宗教進發。主人公充滿了理性的色彩、懺悔的感受和感恩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