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節“啟蒙”的根源與發展

“啟蒙”，在James Schmidt看來，這是一個18世紀有答案而20世紀卻成了問題的一個問題。 What is Enling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1)。就是說，在18世紀的啟蒙者看來，他們確定自己就是那掌握理性真理的人，他們自己知道一切，他們用理性的眼睛看見別人都是些蒙昧蠻荒之人，他們自己清楚要讓這些愚昧可憐的人覺悟成什麼樣子，他們知道他們所說的“啟蒙”指的是什麼，他們正是按照“啟蒙”的標準答案及精確藍圖吹奏“啟蒙”號角的。但在“啟蒙”主義的偉大運動把人類帶向理性、科技、速度、效益的現代社會之後，當人類飽受了科技理性對人類生存基礎的毀滅之苦，當人類飽嚐了速度和機械的大賭盤給人類製造的無根、異化、空虛和絕望，到了二十世紀，人們的靈魂高高地漂泊在無限膨脹的工業產值和污染裡，人們的衣著華麗，人們的胃腹鼓脹，人們的心靈茫然。於是，二十世紀的人類似乎越來越不明白，兩個世紀之前的那場鑼鼓喧天的“啟蒙”運動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二十世紀的人類似乎越來越感覺到，那場“啟蒙”本身反而成了一個問題。

中國傳統文化中，蒙，是易經中的一卦：山下出泉，蒙。是指清水從黑暗的大山腑內流出，就像黎明太陽出來的過程，天光由朦朧變成光明。該卦引出的意像是蒙童：剛開始學習的幼童。 “蒙”是指某種類似兒童的心智不開的狀態，是“不懂事”，是愚昧。啟蒙，即發蒙，指通過“教育”使孩童的思維由混沌(黑暗)狀態進入清明。啟蒙是一種教育。 (2)從《文學研究會宣言》、《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可以看出這些文化前驅用文化改變世界的真切熱望，說，“我們發起本會，希望漸漸造成一個公共的圖書館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個人及國民文學的進步”，“我們中國雖自命為文學國，但我們的文學作品，能在世界文學水平線上佔一個地位的，卻是極少，數千年來，文學的運動，寂寞而且無力”(3)，因而，他們要讓這個時代變得不同，他們要開發這個近乎荒蕪的地方。魯迅改變國民精神的論述，企圖在鐵屋子中喚醒沉睡者的吶喊，希望吃人者改變心思、希望麻木觀望者清醒、希望救救孩子的勸說、呼籲和奔波，核心的意思是啟蒙，是教育，是把合理做人的知識觀念傳承給不擁有這些知識的人。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都是一種教育，是溫良敦厚的教育，是穩妥和滋潤的教育。但從郭沫若的《創造季刊發刊詞》、《創造周刊發刊詞》、鬱達夫的《創造日宣揚》、成仿吾的《創造日終刊感言》、郭沫若的《創造日停刊佈告》等具有“五四”狂飆色彩的激烈言辭看，啟蒙者不僅僅是自己擁有知識而向蒙童傳授知識的教育者，不僅僅是無所不知的天才，不僅僅是凡事正確的全人，而且是面對殘缺不全的世界的顛覆者、毀滅者、埋葬者，而且是另外一種毫無缺陷的嶄新世界的創造者，也就是說，包括那些被啟蒙的對象，包括整個世界，包括世界的本來的創造者，在這些人面前，整個世界要被否定，要被揭穿，要被顛覆，要被推倒重來。誰有能力做這麼大的事情，誰有資格包辦所有那些別人的事情，誰能正確規劃如此牽扯所有存在物命運的宏偉藍圖，誰可以是這樣的無所不能的人，誰能夠是這樣的敢於替代上帝而重新創造一個世界的人？幾乎沒有看見相關論證，沒有人說到其他人的權利和義務，沒有人說到其他人可以拒絕改造和拒絕被啟的權利，只是隱隱約約被斷然告知：啟蒙者是無所不知和無所不能的，啟蒙者是不容置疑的正確的人，而且似乎說，被啟蒙的對象無論有多少，無論在哪裡，他們沒有選擇的權利和拒絕的權利，有人似乎在斷然宣布，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都是錯的，只有啟蒙者是對的，而且事先宣布，啟蒙的後果肯定是好的。

關於啟蒙運動，康德說：“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4) 在這些先驅之後不久，就有人透過“啟蒙”者的美妙藍圖而看到了後面，Frederick Beiser說，“'啟蒙'就是以理性作為判別一切信念、法則、藝術及文本的判準(5)。理性有著一套解釋的獨特形態，以普遍法則作為一種機械論來理解事物的內在與外在關係，這種思考模式導引出兩種迥異的結果：懷疑論與自然的物質論。由於理性經常要考察種種信念，以致形成徹底的批判主義，其激化後的結果就是徹底的懷疑論。其次，啟蒙獨特的解釋形態是把事物置於機械和數理法則下，以致一切皆可被數量化和計算化；易言之只有物質性的存有才能被理解，能被理解的就一定是物質性的。”(6)缺乏靈魂的關照，忽略生命存在當中人們未知的部分和一般意義上不可能知道的部分。啟蒙者在集結自己的勇氣，在精心規劃著嶄新的未來的世界。就像是面對大自然已有的水，啟蒙者不高興，在啟蒙者看來，這自然的水中蘊含的無數的微量元素、無數的信息元素、無數的礦物質、無數的生命體使得這水是混沌的、朦朧的、不清楚的，啟蒙者說，用我們的理性把水分析清楚，用我們的勇氣猛烈地使用水，讓我們埋葬原來的不夠完美的水，讓我們製造出我們的理性創造出的全新的水。不久之後，水被污染了，根本不能用了。啟蒙者說，水怎麼污染成這樣了呢，狀況已經糟糕到如此，也只有我們理性和勇氣才能解決這樣的問題了，讓我們用啟蒙的理性進行淨化處理，把那些鈉、鐵、鉀、鈣、鋅給加進去，但這樣的人造的水是不是最好的水，是不是無毒的水，是不是對生命健康有益的水？如果要問，應該在這樣的水出現之前就問。在這樣的水出現之後才問，假如答案是否定的，那麼，要回頭再來，要返回到沒有污染之前的天然的水，可就不那麼容易了。

德國源流的啟蒙思想對中國文藝思潮的影響很多，對意識形態的影響更大。忽略人的內在要素，漠視人的神聖性，輕看人的尊嚴，把無限豐富的生命解釋為完全可以手工把握的幾條線索，進而文藝思潮、文化思潮和社會思潮中灌輸那些條款，進而發動開疆拓土、改造世界的社會運動，那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 “施密特把'希特勒主義的真正起因'歸咎於啟蒙哲學'無限制的人性'觀，指納粹以帝國意識形態和種族瘋狂達到了'十九世紀合符邏輯的結果'，……恰恰是現代人性的啟蒙理念這一非人的理念，'恰恰是絕對人性的偽宗教敞開了通向非人性的恐怖的道路'”“說到底，1918年的革命的'人民主權'的正當性，其實是啟蒙運動及其結果”(7)。這應該引起中國的思想啟蒙者深思。

劉小楓《我讀絡維特的經驗》梳理了一條清晰的線索。絡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提出了一個文藝思潮、社會意識、社會運動與人類生存狀況緊密關切在一起的問題：“為什麼巴赫、莫扎特、歌德、貝多芬、席勒培植的德語文化精神到頭來竟然孕育出德意志青年人為主體的納粹黨徒？”“德國人文主義與納粹黨徒現象究竟是什麼關係？”(8)海德格爾、絡維特、施特勞斯們對德國思想的“思想”凸顯出一個重要線索。德國古典哲學是中國現代學術思想的重要一支，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意識形態和社會狀況產生了重大影響。德意志思想要的是公平、道德、解放和自由。在強調人的強力意誌時，在把人生的重要構成過多粘連於社會集體，給集體和社會賦予了太多價值和意義反而淡化了個人的價值意義，反而擠掉了個人生命的空間，反而消解了個人生命的珍貴性時，在面對人生的姿態方面，最終釀造和選擇了就人類幸福而言，離幸福最為遙遠的，就人類前景而言最為暗淡和血腥的手段：反叛和鬥爭。 “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是黑格爾，但絡維特說：黑格爾是“極大的錯誤”(9)。黑格爾為了完成現代啟蒙主義，搞出了一套龐大的哲學體系，這套哲學體系使人全面陷於虛無主義。絡維特說，德國的虛無主義是由抵制虛無主義而最終導致的，開始的旗幟把大家都蒙蔽了，德國後古典哲學的思想脈絡是回到古典，核心力量是道德。道德是什麼，道德是與絕對真理相對而言的人的某種內在品質，可以是這樣的，也可以是那樣的，它是人的自我的標準。德國的人文主義引發的思想嬗變導致十九世紀德意志精神的革命和政治性反映，這種政治性反映滲透到市民社會、勞動、教育、人道、信仰等。這種反映也與十八世紀的法國思想相回應。盧梭、托克維爾、蒲魯東、索雷爾等。盧卡奇寫於1952年《理性的毀滅：非理性主義的道路——從謝林到希特勒》論說黑格爾、謝林、希特勒的理性道路，根源在於這種思想脈絡對“超越性存在的抵制”，即對神聖信仰的抵制，即對永恆真理的抵制。結果是，高舉個人英雄，崇拜人間首領，抹殺人性，蔑視人權，踐踏人的基本尊嚴。由崇拜真理轉換為崇拜領袖，以前觀念中以真理為是，變成了，領袖總是對的。遠離神聖存在，遠離永恆標準，苟且的、變換的、零時的、標準的貫徹則通過暴力鬥爭的工具。海德格爾於1935年講“形而上學導論”時說，德國的虛無主義肇始於康德，說，德國古典哲學的開端——康德哲學才是“極大的錯誤”。 (10)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德國源頭的啟蒙思潮在較長時間裡壟斷了中國當代文藝思潮，又遠遠溢出文藝界，進入社會革命層面，進而主宰社會運動，在中國當代人生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製造了極大的行動後果。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鑼鼓喧天浩劫，文化大革命的駭人本質容易被人感受到，容易被人認清，但是，德國啟蒙主義源流對中國人生的英雄氣概的悄無聲息的浸泡和為國為民的強制性俯視是不容易被人看清的。 法國為中心的歐洲啟蒙主義的另一翼是“庸俗的”現代理性文化。施特勞斯《從黑格爾到尼采》提出“尤其是德意志虛無主義”。什麼是虛無主義？ “一種全盤否定各種傳統價值觀念甚至道德真理的態度或觀點。”什麼是現代文明觀念？施特勞斯說，就是降低道德標準和道德要求，把道德等同於要求個人權利(11)。當把現代主義看為一個結果時，人們發現它的源頭在啟蒙主義。無論是德意志精神還是法國等地的啟蒙主義，他們合理釀造的思潮，無論是放鬆道德而追求技術物質的，無論是抓緊人的正義與道德而尋求解放的，其走勢基本一致，合力，就顯現為把人從超越性、神聖的、不可知的存在世界中挖出來，從世界的眾多綜合因素中獨立出來，擺脫上帝，擺脫情感，擺脫靈魂，擺脫潛在的信息，擺脫不可知的和不可為的因素，而進入緊張的自我控制，用有限的理性把人生的眾多信息用單線條的、表象化的、可知的、技術化的、物質的材料予以把握，使人類進入一個清清楚楚的技術理性的時代。這個時代只肯定眼見的、可度量的、可製造的、可證實的存在，而使得靈魂的、內在的、潛在的無數生命存在都被擯棄。最顯而易見的現代後果是，人們只承認理工科的學問和由理工科技術知識製造出來的產品，而玷污和毀壞人類神聖而無限廣闊的心靈空間，忽略和放棄了作為人的實際上最重要的、不可測度的、無限的心靈品質和人文素養。這種現代技術理性給人類製造了快速的、簡潔的、冷酷的根本性災難。這些災難的表現主要有：一、從社會層面講，只注重社會的強硬治理，不注重社會的內在和諧；只注重刑法，不注重人道；只注重暴力，不注重愛與和平。二、從文化觀念和文學思潮看，以反叛為是(反叛自然、反叛歷史、反叛現存體制、反叛現有文明)，以順從為非(不順從上帝，不順從自然規律，不順從人生幸福的正常軌跡)；注重否定，忽視肯定；注重破壞，忽視建設；注重奇異，輕視正常。三、從人的生存狀況看，由於不斷的顛覆毀壞，由於懷疑和否定一切，而使人全面陷於虛無主義，使時代陷入癲狂，使人們普遍陷於異化、焦慮、孤獨和絕望，使人生總是呈現在此起彼伏的災害之中。

根據施特勞斯的論述，關於西方現代性的關注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是馬基雅維利、霍布斯和霍克掀起的全面拒斥西方古典思想傳統的浪潮，此次顛覆古代文明的所謂“進步觀念”的浪潮是以馬基雅維利反叛古代開始的，培根等“啟蒙哲學家”的樂觀主義概念認為，只要擺脫古代思想的束縛，擺脫各種已有觀念的枷鎖，只要相信“科學技術”，人類就可以邁向無限“發展”和“進步”的康莊大道；第二次是由盧梭、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們掀起，以理性為旗幟，以鬥爭為工具的革命性浪潮；第三次是由尼采、海德格爾掀起由後現代徒子徒孫們延續的對現代性的大規模反思浪潮，此次反思在揭示現代性的本質，這個本質就是由激昂慷慨邁向“虛無主義”(12)。現代性要的是“現代反對古典”、“新反對舊”、“青年反對老人”、“現在反對過去”、“低賤反對高貴”，從反對到反對，以至無窮。在現代思潮中，人們追逐的是不斷的“新”和永無止息的“進步”，甚至用“新的還是舊的”、“進步的還是反動的”、“革命的還是守舊的”的標準取代了“好的還是壞的”的標準，“在這樣一個萬物皆流，一切具變，事事只問新潮與否，人人標榜與時俱進的世界上，是否還有任何獨立於這種流變的'好壞'標準？善惡對錯、是否好壞的標準都是隨'歷史'從而反复無常？如果如此，人間是否還有任何彌足珍貴值得世人常存於心甚至千秋萬代為人敬仰的永恆之事、永恆之人、永恆之業？”(13)堅守的意義被否定，保留的價值被質疑，永恆存在的珍貴性時刻被顛覆，人間真正美好的東西轉瞬之間被推翻，人生被引向混亂、無常、虛無的災難。甚至禍及整個大自然，在革命、革新、創新的聲浪中，大自然也被徹底改造，到處是征服，到處是開發，到處是污染，到處是滅絕，大自然的永恆性面臨挑戰，大自然本身的存在面臨危機。

施米特認為，啟蒙哲學的“價值思維”是“野蠻”邏輯，“啟蒙理性主義者，造出了一個完美的機器人，非說這才是最好的人，有機的人身必須死掉，以便可以活在機器人中。”(14)太強硬的標準，太統一的行動，太絕對的原則把過多的人安裝在社會的大機器上，每一個只不過是大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一開始似乎是關乎個人的，是為人的，而結果，卻是背離人的，扼殺人的。 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以人為出發點的理性的啟蒙最終卻導致強暴的對人的扼殺？原因也許是多樣的，但有一點是根本的，那就是，啟蒙主義的一個脈絡，啟蒙主義被中國“五四”先驅理解和繼承的脈絡只注重了人的理性，忽略了人的靈魂，只注重了人的世界中可把握和可表達的部分，忽略了難於把握和不易表達的部分，只注重了宇宙人生中苟且的、有限的、暫時的、相對的、辯證的、歷史的、物質的層面，忽略了神聖、無限的、靈魂的、絕對的層面，只注重了俗世的層面，忽略了信仰的層面，只要求真實的存在，不願意要真理的存在，只關注人的自然存在，忽視了人的精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