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二節中國文學的啟蒙過程及其實質

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啟蒙後果明顯地表現在觀念和形態的各個方面，從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成仿吾的《新文學之使命》、郭沫若的《我們的新文學運動》、鄭振鐸的《光明運動的開始》、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周揚的《新的人民的文藝》到1966年2月江青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紀要》，明顯的主線是，以明確理性作為判別一切概念、法則、藝術及文本的標準，不斷表達獨特的解釋形態，懷疑和推翻過去的一切，徹底否定別人的和歷史的一切，在整個世界的所有事情上都一定要推倒重來，自己的解釋形態就是把事物置於機械和數理的絕對法則之下，徹底規定，絕對量化，絕對不容忍心靈的或折中的或朦朧的意念和表達。在新中國的第一次文代會上，當周揚宣布新的社會的文藝的方向是毛主席的方向，主體、人物、語言、形式都被確定無疑地標準化時，人們感覺到了強制和文學之外的逼壓，人們甚至說，過於嚴酷的規定似乎使文學的發展與“五四”啟蒙的主題背離了，或者說，“五四”啟蒙的主體被中斷了。但事實上，就內在實質而言，極端的理性主義、否定一切、堅持單一機械的標準等，完全是啟蒙主義的基本思想。周揚說，“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論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並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如何把握“新的主題，新的人物，新的語言、形式”，周揚說，就是徹底執行新的“宣傳政策”，成為實現新的目標任務的工具，以文藝配合政治鬥爭(15)，完全一致的觀點，徹底統一的標準，絲毫不敢馬虎的專一。

郭沫若的實際上是典型的啟蒙主義宣揚，《天狗》說，“我是一條天狗”，“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剝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囓我的心肝，我的我要爆了”，基本的意思是，我要橫掃一切，包括橫掃我自己。 《鳳凰涅槃》說，“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鐵！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穢如血”，整個世界沒有好地方，西方是屠場，東方是囚牢，南方是墳墓，北方是地獄，所以說，乾脆把它一把火燒掉。這樣的被幾乎所有後人和研究者用肯定和讚賞的口氣提說的“自我誇大狂”，(16)完全的懷疑主義導致徹底的虛無主義，表面上在為理想奮鬥，實際上在與絕望賽跑，是用火滅火，用水治水，飲鳩止渴。

文革末期，新舊時代轉換過程中出現了讓很多人歡欣鼓舞的《天安門詩抄》，但從內在精神品質看，《天安門詩抄》只不過貫穿了否定、仇恨和鬥爭，同樣是以惡戰惡，用火滅火。 文化大革命既是一場政治運動，又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文藝思潮運動，與啟蒙主義思想貫穿其中的俄國的革命、德國的革命、法國的革命有相似的內在邏輯。啟蒙主義思潮的醞釀和流動最終形成的爆發點就是社會的大行動。詩人激情昂揚地呼籲，把舊世界一把火燒了。詩人說，要鬥爭，要毀滅，要顛覆，要死亡。詩人只不過是詩人，他只會發出聲音，只在那兒呼喊。政治人物出來了，他說，好吧，把舊世界一把火給燒了，要鬥爭，要毀滅，要顛覆，要死亡。政治人物說，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要進行席捲全國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政治人物說，不能只在口頭上說說，而是要按計劃，各省、各縣、各公社、各大隊、各生產隊、各家庭、各個人都要把舊世界一把火燒了，要燒掉舊建築、舊人物、舊思想、舊書籍、舊一切，要廣泛發動群眾，要燒得徹底，要殘酷鬥爭、要無情打擊，要鬥爭，要毀滅，要顛覆，要死亡。政治人物不是在口頭上吶喊幾聲，呼籲幾聲，而是召集會議周密安排，而是印成紅頭文件下發到所有職能部門，而是敦促所有機關狠抓落實，而是真真實實的行動，而且一個運動就是十年。

建議您把這段刪了吧！ 在很多革命者那裡，信仰是不重要的或者是可以不存在的。在中國啟蒙先驅那裡，上帝是可有可無的甚至是可以被否定的或應該被否定的，因為他們似乎要的是立竿見影的物質成效，他們要不擇手段，要急功近利，因為他們似乎感覺到了絕對真理對相對標準的排斥，似乎感覺到無限真理對有限利益的抵制，似乎感覺到了永恆信仰對為所欲為的拒絕。於是，在中國啟蒙先驅那裡，更為明白地要否定宗教信仰。相對而言，實際的西方啟蒙主義“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排斥或拋棄上帝信仰，……大部分西方啟蒙者都保持著對上帝的信仰這個事實給了我們許多啟示，除了說明啟蒙所面對的黑暗不是信仰主義的'愚昧'之外，它還讓我們注意到啟蒙時代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啟蒙思想對於宗教或信仰的態度，從基本的傾向上來說不是反對，而是提倡信仰自由或宗教寬容。”(17)在有益迴避西方啟蒙者不放棄信仰的事實的同時，中國啟蒙主義者在自己主導的啟蒙行動中，極力宣揚無法無天的俗世理念，多有物質的關照，少有心靈的保守；多講實利，少講信念；多講反叛，少講順從；多批判，少讚美；多否定，少肯定；多破壞，少建設。本質的內涵和現實的應驗就是無窮盡的混亂，就是無序、無準則、無真理，就是思想、現實、人生在絕望和虛無當中的不斷奔赴災難和不斷逃離災難的無力自拔的惡性循環。

20世紀20-30年代，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著作出現，孫席珍的《近代文藝思潮》、徐懋庸的《文藝思潮小史》多探討西方思潮對中國之影響的，到蔡正華的《中國文藝思潮》、朱維之的《中國文藝思潮史略》，才開始對中國文學思潮本身狀況的研究。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論述了“五四”到1936年的中國文藝思潮，簡要陳說了當時文學的主要精神來源、流向及總體概況。一直到90年代，全面論述中國文學思潮論述才大量出現，1993年出版的邵伯週的《中國文學思潮研究》從1915年起至1949年止，從四個時期——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萌發期、初步發展期、多元發展與激烈論爭期和一元化形成期——論述了現代文學的重要思潮，“從縱向上審視了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發展過程；從橫向上，在回顧了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各種文藝思潮———人文主義、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以及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文學思潮在我國的譯介、傳播和影響的過程的同時，著重剖析了它們各自進入我國的來龍去脈、表現形態及其相互關係等”。 (18)這樣的思潮研究專著有一個基本的特點，就是列舉文學思潮的主要事件，梳理“客觀的”文學觀念、流派、淵源，知識系統的信息是全備的，但關注社會人生的正面價值點不多，對人生的本來意義的探討不多，對相關思潮對健康人生的哺育意義的呼喚和期待不多。與思潮本身的特點相似，所謂理性的知識分析和概況是有說服力的，但心靈的內涵關照較為淡薄。似乎在關注社會，但似乎與真實人生的重要根基有拒絕，似乎與人類最重要的健康源泉是隔膜的。

中國當代文學路程坎坷，可以把中國當代文學及中國當代文學思潮的基本狀況概括為無常的、紛亂的、精神失調的災害型狀況。 中國當代文藝思潮一開始是批判、鬥爭的。當代社會典型的兩個不良特點是：一是人心被毀，二是生存環境被毀。社會不講天理，不堅持永恆準則，不信守絕對真理，不珍惜人生，不捍衛愛，社會仇恨蔓延，人們之間充滿欺騙與鬥爭，最終把人心搞壞。人心壞了之後，人就為所欲為戰天斗地毀滅環境。大自然在這樣的人的手裡遍體鱗傷，森林變成荒嶺，草原變成沙漠，到處是污染，生存環境變成災害型環境。在不堪重負的災害性環境中，天一下雨就山洪爆發泥石流滑坡，天不下雨，就是大旱災，一見吹風就是沙塵暴，地質災害此起彼伏，這樣的人生缺乏幸福。

就文化心理和人生建構層面看，中國當代文學過於濃重的反叛情結，過於頻繁的推倒重來，把鬥爭合理化，把混亂和為所欲為情理化和英雄化，這樣的文學及相關觀念實際上表現出明顯的病理學症狀：“精神失調的危機”。患者的症狀是，以前受冤受苦受難，現在翻身得解放了，現在有權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了，現在，別人對自己的態度應該是無限放任。心理學醫生弗蘭克在希特勒監獄中生活了十年，出獄之後，他在他的難友身上充分看見了這樣的症狀：“我有次和一位友人要到集中營去，途中經過一片麥田。我很自然地繞道而行，但友人卻抓住我的手，把我拖著走過麥田。我結結巴巴地說不該踐踏農作物，不料他勃然大怒，瞪著我咆哮道：'不用說了，我們難道被剝奪的還不夠多？我的妻小統統死在煤氣間裡，而別的東西當然更不必提。現在，你居然還禁止我踐踏幾棵麥子！'”弗蘭克說：“這種人惟有經過苦口婆心的勸導，才會慢慢領悟到一個極其平凡的事實：沒有人有權做壞事，即便是受盡欺凌的人亦然”(19)。

假如在以下幾個方面歸納中國當代文學思潮，一、以創作方法為標準，分為五大類型：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古典主義文學思潮、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二、以文化內涵為標準，可分為“人文主義(啟蒙主義)文學思潮”、“民族主義文學思潮”、“大眾文學思潮”、“自由主義文學思潮”；三、以政治標準，可分為進步的，反動的之類；四、不成體系的命名，如革命文學思潮、工農兵文學思潮、戰爭文學思潮、自由主義文學思潮、左傾文學思潮、民族主義文學思潮、人道主義文學思潮、傷痕文學思潮、反思文學思潮、改革文學思潮、尋根文學思潮、人本主義文學思潮、先鋒文學思潮、新寫實文學思潮、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等等(20)。

就內在本質而言，關乎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有三點值得關注：一、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內在精神源於啟蒙思想；二、一個世紀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狀況一直處在精神失調的危機當中；三、災難的根源是只有辯證的、相對的、苟且的、無常的道理，沒有永恆的、絕對的真理；只有小術，沒有大道；只有俗世的英雄，沒有神聖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