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看書中的幾段話：
首先，是“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的某牧羊人。他協助伊凡·譚納穿越希臘和塞爾維亞邊界，為的是譚納要去看他那個傳說中他日會成為馬其頓革命領袖的兒子——“國界？”他笑了起來。 “什麼國界？”他雙手握拳捶著大腿。 “國界？只因為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在馬其頓的心臟地帶畫了一條想像的線，就表示有一條國界嗎？只因為專制君王和壓迫者拉起帶刺的鐵絲網，設立了崗哨，就能構成一條國界嗎？”……“所以我們得找個地方，越過邊境會比較容易的”，他說。 “我們就扮成兩個趕著羊群的傻牧羊人。山羊會懂什麼國界或帶刺的鐵絲網嗎？山羊隻曉得哪裡有草就往哪裡去吃。”
其次，是米蘭·布泰奇，小說中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內政部副部長，大戰期間的反抗軍領袖，戰後鐵托政府的重要組織幹部，也是極受尊敬的學者思想家，他寫了一本有關巴爾幹半島前途的書，譚納要把書連同作者運回美國。 ——“但戰爭總是與我們常相左右，我懷疑往後也會是如此。我知道過往的戰爭是什麼樣子。我一輩子都在研究歷史，譚納先生，而且我知道戰爭的成長模式，史無前例的大國投入史無前例的大型軍隊，彼此對抗。你知道那首詩《多佛海灘》嗎？那是英格蘭詩人馬修·阿諾德的作品。我還記得其中一句。'無知的軍隊在夜色中交戰。'所有的軍隊都是無知的，譚納先生，而且所有的戰爭都發生在靈魂的黑夜。現在我們的世界由巨大的國家組成，不是嗎？中國、蘇聯、美國、西歐共同市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大國和多國聯盟。多年前若有兩國交戰，尋求和平的人可以走五十里到另一個國家，這樣他就不必擔心自己置身於戰火之中。小型國家打小型戰爭，小型軍隊打小型戰役，世界仍持續運作。但想像今天一場戰爭發生在美國和蘇聯之間，或是美國和中國，或是蘇聯和中國。我們能走到哪裡去？躲到哪裡去？整個世界又會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是伊凡·譚納自己想的。彼時他急於找出逃離拉脫維亞的辦法，遂隻身前往愛沙尼亞的海港首府塔林碰運氣。這番感受和心思有點康拉德的味道——“塔林的港邊酒吧就像任何港口的港邊酒吧一樣。大家聊著女人和船，拼命喝酒，店裡有十二種語言同時在交談，而在這一切之下，是一種對法律和秩序的良性漠視。骨子裡，每個船員都是走私販子和無政府主義者。當一個人大部分時間都航行在開闊水域，身邊是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水手，他就會學會不要太服從於地球佔四分之一土地的政府——出於某種神秘的理由，上帝覺得應該糟蹋掉這四分之一的地球，於是覆蓋上陸地。”
當然不止這三段，但先這樣。
這裡，我們把這三段話從完整的小說中割出來，或者說“解放”出來，單獨閱讀，如本雅明所說“我發動武裝搶劫，把這些句子拯救出來，讓它熠熠發亮”，是試圖多指出一種讀小說的方法，一種見樹不見林的讀法，一種在小說森林中也試著單獨凝視某一棵樹的讀法。
得簡單說明一下的是，讀小說有很多方法，多到你可以在概念上把它當無限多種好保護其開放性，因此意思上遂也等於是沒有方法。這裡，我們不是單獨標示其中一種，而是“多”標示其中一種，也許仍有一定程度的風險，但只要記得方法和方法之間不要彼此排斥彼此取代就行了，而且，誰說一次閱讀只能容納一種視角、節奏、焦點和心思呢？而且，誰說同一部小說不可以再讀一遍？
人其實可以遠比自己以為的要自由靈活多了，人其實只是常畫出一條想像的線，甚至架起帶刺鐵絲網限制自己而已。而這三段我們解放出來的精彩話語，恰恰好講的就是這個，人的心並不難比塔林的酒吧更寬廣，可以同時有十二種語言進行交談，可以“良性漠視”法律和秩序，可以做個縱橫四海的走私販子和無政府主義者。
這三段話語構成的一幅無政府的迷人無邊風景，一眼跳過，老實說，並不影響故事情節的正常進行，但博爾赫斯講得好，小說並非只是情節而已，尤其是長篇小說。博爾赫斯以為，短篇的小說往往是一段情節、一個特別的故事，但長篇小說最終真正呈現的，卻是某一個特殊的人物。就像《堂·吉訶德》真正呈現的是那位拉曼查的愁容騎士和他的隨從桑丘·潘沙一樣。往往，漫長、不免冒險的情節難保有不合理甚至失誤，塞萬提斯也有這個麻煩，但博爾赫斯以為，當他寫成了堂·吉訶德和桑丘·潘沙，這些瑕疵便只是專業文學者的職業性挑剔和識者的笑談而已。
一樣的，在我們此刻手中這個漫長的、系列的密探冒險故事中，真正精彩迷人的、真正有別於其他拯救世界的英雄密探故事的，最終仍是這個無政府主義者伊凡·譚納本人不是嗎？
這是我們這位閒著不睡覺的譚納老兄的第三個跨國冒險故事，由一段浪漫淒迷到掉眼淚的跨國愛情故事(愛情如吃草的山羊，不懂得國界和帶刺鐵絲網)引發，但愈往前走愈臃腫邋遢直至不可收拾，最終，原先要從波羅的海老蘇聯鐵幕裡帶出美麗女孩的最初意志得到貫徹，可也鬼使神差地順便以及被迫做成了一大堆其他事情，更好笑的是，出發時是譚納單操一人，回家時卻扶老攜幼一整個大旅行團，像《聖經·福音書》里耶穌誘拐漁夫彼得跟他走時所講的話，“我要讓你得人如得魚。”
然而，要將這樣一個滾雪球似的結果悉數歸諸命運，那也不盡公平，畢竟，最開頭的那顆小石子其實是譚納自己有意無意扔下去的——我們誰都曉得，作為一個身懷秘密任務的密探，過的理應是某種“減法”的人生，這正是他的道德困境和人生宿命悲劇的原因，勒卡雷一部一部了不起的小說所觸及的正是這個。他可能有家庭有小孩有朋友，而且理論上還非有不可，否則就容易啟人疑竇，容易從他想隱身、如水滴溶入大海的社會之中異常地浮現出來；也就是說，一具正常家庭的“軀殼”，既是他人性上的自然需要，還是個必要的掩護。因此，他的真正困難不在於孑然一身，而是在非孑然一身的狀況中狠著心(對親人也對自己)時時保持一種實質的、內在的絕對孤獨或說無情，有些秘密心事永遠不可以講，有些行為永遠得背著所有人去做，有些再自然不過的情感永遠有立入禁止的森嚴界線，不可以讓它自在地、放心地發展，否則不僅可能危及一次任務的執行，更可能刨根似的直接瓦解那個終極性也同時是排他性的情感和信念，那就是密探世界的上帝，你時時準備為它而死的國家怪獸云云。這樣子的自我減除、自我強迫的孤獨，尤其在一次任務的前夕，那一刻你什麼都得放下來，包括自己的命和所有他者的命，你的人生狹窄到只容一件事，陪伴你的只有鏡子裡頭的自己。
但我們看伊凡·譚納做了什麼？他想順便到馬其頓去看他不小心遺留在那裡的兒子，像我們正常人出發旅行時一樣，好不容易又花時間又花金錢跑這麼一趟，總要盡可能地利用甚至幫鄰居誰誰買個禮物回來不是嗎？
所以事情打從一開頭就“錯”了，在該運用減法那一刻，譚納居然使用了加法，未來因此全然改觀。
傳統密探的減法故事，可不只表現於我們上述的接受任務準備行動那一刻而已，那隻是這個減法運算的正式啟動，它一樣會滾雪球般展開來，愈演愈暴烈，直到故事落幕的前夕才真正抵達高峰；而且，它也絕不會局限於、滿足於、運算於這個密探本人而已，接下來，它一個一個減除的，是所有旁及的倒霉他者，不管善惡是非，抵擋它的人得死，好心協助它的人死更快，因此，故事的最末尾高峰的運算答案，通常是最小的自然數“1”，也就是剩下這個密探本人一個而已，恍然如惡夢——好吧，好心一點的密探故事會多少再留點東西給我們，答案等於“2”，通常是個年輕的女性，衣衫襤褸、滿臉血污、驚魂未定但還是很美麗的女性。
於是，在如此英雄故事的表面框架底下，我們真正讀到的，其實是一個致命傳染病爆發蔓延的醫學實錄，書中的主人翁密探是自己已產生抗體的帶原者，是“傷寒瑪麗”，他所到之處、所觸碰之人總無一倖免；也彷彿是一則最嚴酷的優生學寓言，不分年齡、族裔、職業、性別，惟有那兩個長最帥最美麗的才能活下來，這裡的上帝是庸俗的，只看人外表長相的追星族。
這類的減法密探故事大行於近代，二十世紀的東西冷戰把整個人類世界轉變成超大型的病菌培養皿，讓它先是文字書籍、接著是連續影像的電影電視大行於世，但其實它的極致形式，我個人以為，它早在近千年前的中國已然完成，那就是傳統中伍子胥的逃亡故事。
春秋戰國之交，楚國大夫伍奢一家遭滅門之禍，只有次子伍子胥堅持復仇，不願赴難，向東逃往崛起中的下游吳國。如同伊凡·譚納，在這趟後有追兵的死亡旅程中，他也一路得到素昧平生的漁人農戶的冒死協助掩護，但個性褊狹而且多疑的伍子胥，擔心這些好心的人洩露他的行踪，臨別時居然還要求他們保證封口守秘，於是便有人當場自殺於伍子胥面前，用死亡掩埋掉所有秘密，好讓他安安心心向下一站出發，再去害死另一家好心人。
通常，要洞察事物的虛偽和荒唐，有個再簡便不過的除魅方法，那就是順著它的邏輯再多誇張一點點、再多往下推一步，我們就清清楚楚看它露出可笑或駭人(兩者經常是一體兩面)的本來面目來——伍子胥的逃亡，正正好就多了這麼一小步，遂把英雄還原成為病毒，洩露了秘密。
問題是，我們這些一樣善良、尊重生命、放生巴西龜和食人魚，而且在電視機前掛心迷途擱淺海豚的人，為什麼安心浸泡在這樣的減法故事裡幾百年時間不生氣，而且還挺享受的呢？
比較息事寧人的答案是，因為我們曉得故事是假的，被害死的人是演員是道具云云，但不止這樣。
沒事的大部分時候，我們通常認定而且講生命是無價的，強調的不見得是它的價值連城，如我們說“蒙娜麗莎的微笑”那幅恍惚的名畫或圖騰卡門的黃金面具是無價的一般(我們什麼時候像保護那幅畫、那個面具那樣保護過人？我們也以為因這幅畫、這個面具必要時犧牲掉幾條人命是合理的壯烈的不是嗎？)，而是如同古希臘的煩惱數學家碰到無限的數一般，它無法建立式子，無法彼此演算，所以我們說生命不可讓渡，也就是不知道該怎樣加減乘除——對不確定、不明白的東西，擱置疑問，保留其素樸樣態不侵犯是好的，也是明智的。
可我們又知道它絕不是完全獨立的，它們彼此有著邏輯上弔詭的、無從推演的“關係”，因此衍生出一堆著名的詭辯來，最簡單的是，有些無限是另一些無限的一部分，就像自然數是整數的一部分一樣，因此，在直觀中，有些無限就遠比另一些無限要“大”不是嗎？這里便有些不祥的氣味透露出來了。
更嚴重的不祥是，生命無法演算，但它卻是有“單位”的，一個人、一條命云云，我們用眼睛就可以看出來，用手指頭就可以進行加減乘除，遂時時引誘人去加減乘除，二就是大於一，是一的兩倍，因此，在概念真理世界中生命不可讓渡不容替換，然而在諸神衝突的現實世界裡，生命通過一個數字化的簡單轉換，又變成是可犧牲的了。
減法冒險故事的正當性，便是建立在這樣數字化、可犧牲的現實世界之上，為了保護兩個人，幹掉或害死一個人，很明顯是有盈餘的，而且兩倍利潤的高獲利，也有效弭平我們的道德焦慮。
但我們進一步來問，在這樣所向披靡、瘟疫般人走到哪裡死亡到哪裡的故事中，既然最後只活下來一兩人，那我們究竟保護了誰？我們犧牲了可見的所有人，賺到的那些豐厚盈餘究竟在哪裡？
答案有點像廣告用詞，我們賺到了全世界——這是任誰都知道的這類減法密探故事的永恆背景，也是它全部正當性的源頭。總有某個或某些既聰明冷靜卻又瘋得不曉得如何是好的怪人想控制全世界甚至乾脆毀滅全世界，從古老宗教的惡魔到從中世紀流傳至今不衰的那種“三百個人秘密控制整個世界”的純恫嚇傳統說、到希特勒式的現代狂人等等等等，這些玩意兒最終匯集到二十世紀的東西冷戰，形成末日恐懼的高峰，極現實的和極想像的相互援引彼此支撐，一方面，惡被實體化，從神經質的個別想像釋放到光天化日來成為每天每時的現實，另一方面，現實也被象徵化了，每天每時的必要計算，不再運行於理性基礎之上，而是向著無法驗證難以回返的惡夢展開。二十世紀的冷戰，正是莊周夢蝶是莊子抑或蝴蝶的夢魘版本，更糟糕的是，它還真不容易醒，冷戰告終，柏林圍牆倒塌的歷史巨響，都驚不破沉酣已久的人們，我們自己今天的海峽兩岸對峙，不也這樣又現實又夢幻嗎？
這裡有一點我們一定得指出來，如此不幸的結果，全怪到這些減法密探故事的小說書寫者、電影電視編劇者頭上並不盡公允，他們是有責任，但只是不知情或稍稍知情的小角色共犯，真正的主嫌仍是那些手掌大權的傢伙(政客、軍火商、跨國企業鉅子云云)，他們非常需要這些既存的惡夢，更需要一海票催眠師哄人們入睡，夢中，便無須公共辯論，不必理性或言之有據地說服，這省好多事，也省好多成本。
如此這般，這種死一個無限生命換兩個無限生命的不得已計算方式，便不再如某個人跳水拯溺、救上來兩個人卻自己慷慨犧牲的既溫暖又哀傷故事，它失去了這樣直觀的、現場的、實時的計算基礎，要命的是，這也是它勉強成立的惟一基礎——如今，犧牲的成果在空間上分隔，亦即被拯救者並不在場；還在時間上被延遲，亦即被拯救者是未來式的甚至根本還沒出生，這樣本身既無信譽、又無法驗證、事後也不附帶懲罰的允諾，絕大部分時候於是只是騙局，而且還真難不是騙局。想想，犧牲你，救他們，惟獨我沒事，而且利益全歸我，你說這樣子的事怎麼可能不是騙局？
在密探小說的書寫歷史上，最理解這種騙局的人大概是勒卡雷，因為他自己曾經也是這個詐騙集團的一員，真的參與過英國的情報工作，日後，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同樣寫這種減法的密探故事，卻把一個一個倒下的人還原為就只是死亡，沒有什麼壯烈犧牲這回事，有的只是被騙害死他人或自己傻乎乎去死而已，一種虛偽、不義、毫無補償而且最終是全然虛無的死去。像他《鏡子戰爭》一書所直接標示的一樣，所謂的拯救世界捍衛世界那一套唱詞，不過是鏡花水月是看起來真的一樣的幻象；而且，兩邊陣營的人，互為這樣可悲的鏡像，沒有誰真的是惡魔是英雄，他們做著完全一樣的事，都只是為著一個幻像不斷害死無辜的他者也害死自己而已。
從沒參加過詐騙集團的布洛克，則從相反的方向來，徹底翻轉了這個已成格式的書寫途徑——心軟的伊凡·譚納不是殺人密探，更沒打算時時要犧牲，他是去救人的，包括原來要救的人，還有一路上碰到得伸手一救的人。當然，在此過程之中他也會陷入殺身的危機，但我們曉得，救人是有風險的，去問問衝進火場抱出號啕大哭小孩的消防人員，或是我們前面講過那種跳水拯溺的人，這樣的風險不是常識嗎？
馬克思痛恨這樣的溫情主義人道主義，不是因為他天性好亂好殺，樂於看人陷入悲慘的境遇不伸援手，而是擔心因小失大，為拯救一個人而壞了歷史任務、妨礙了歷史大事。他是相信那種延遲償付的人，極可能還是這一套夢想最激烈最有力的主張者辯護者。
而博爾赫斯則明明白白、甚至帶著某種不解的語氣講，每個人都該是個人道主義者——他不曉得人為什麼可以不是人道主義者，這不是天經地義的常識嗎？這是需要解釋需要懷疑的嗎？
但一如我們總會以為博爾赫斯遠比馬克思天真一樣，布洛克回歸常識、回歸正常人道主義世界的密探故事，也普遍被看成是密探小說的成人童話，這如若不是我們集體發生了感覺功能障礙，那必然是我們眼前這個世界發生奇怪而且令人悲傷的事了，我們一定陷入了某種幻覺和惡夢之中，夢魘成為現實，夜晚成為白天，以至於現實反而被視為夢境，常識之言反而被當成是夢話。
是哪一位人類學者講的？只有小孩和野蠻人才分不清夢境和現實。但仔細想想，是這樣子的嗎？
博爾赫斯沒告訴我們如何醒來，如何做個本來就該是的人道主義者(可能因為他本來就是少數沒沉睡過的人)，但布洛克的伊凡·譚納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提示，他告訴(或說轉述)我們，別沒事畫一些想像的線來限制我們自己，更別在這想像的線上架起鐵絲網、設置崗哨、還動不動發誓要以自己和他者的死亡來保證它、確認它，我們分割完陸地，還持續分割海洋和天空(這點可遠比譚納以為的要嚴重多了)，在這樣恣意畫線的過程中，我們也無可避免地把自己切割得一塌糊塗，倒頭來還不如那頭理直氣壯的吃草山羊。我們以為這是必要的保護，但我們卻只保護了自己的猥瑣、自私和殘酷，並誤以為人的生命全由這些壞東西所構成，而忘記了那些恢宏的、美好的情感和想像也是我們正常人性的一部分，最重要或者說最值得保衛的一部分。
穿越邊界，良性地漠視法律和秩序，為的是拯救一個一個受苦的人——在甜得滴蜜的童話外殼底下，我總忍不住把它看成一個正經的書寫隱喻，一個自由而清醒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