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理小說的書寫世界之中，有一件大家很想做但總是做不好的事，那就是，如何把一個人合理地變成另一個人，尤其是，如何把一個人和另外某一個特定的人混同起來——布洛克的譚納系列卻輕輕鬆鬆地做到了，他真是個有意思的小說書寫者，到他手上，很多困難的事會變得跟破竹一般簡單。
要讓這人變成那人，這當然得有個加工過程，通常還得有些物質性的協助才行，此一加工過程和物質要件我們籠統稱之為化妝，或喬裝、變裝、易容、人皮面具等等等等。今天，在我們這個現實人生里，不為殺人，不為執行什麼特殊任務，人們希望自己被人看見的樣子別是自己被上帝或父母親所創造出來的原始樣子，這幾乎是普世性的共同需求了，因此，它老早就蔚為一個龐大無匹的工業體制，發明出各式各樣精巧昂貴的有效或者騙人物品，並且愈演愈烈地快成為大多數人每天每時生命中的首要大事——沒錯，我們的現實人生，一如古來哲人所再再提醒我們的，果然是個詭詐重重的不義之地，而如此詭計最代表性的遂行場域之一，便是遍在的百貨公司，每一家百貨公司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空間、配備和工作人員，努力誘引並協助我們變成另外一個人，林志玲，裴勇俊，或邁克爾·喬丹，或中的哈爾。
如此龐大不懈的工業體制存在，意思是，在其專業的最尖端之處，人們業已擁有了不可思議的個中技藝了，有辦法惟妙惟肖地把這人變那人。比方說，如果你對如今電影工業中的化妝特效略知一二的話，或至少你看過像《魔鬼任務》那樣子的電影或“電視冠軍化妝王”那樣子的節目，秉性多疑些、神經質些的人，的確大可開始疑神疑鬼自家老婆或丈夫一定被偷天換日掉了，不曉得他們幹嘛要這麼做，我只知道這大半輩子過來了，這個人還有什麼是我不清楚的嗎？偏偏近兩年來愈來愈陌生、愈古怪、愈鬼鬼祟祟，這一定是另外一個人扮成的不是嗎？
然而，同樣也是我們，在打開一本小說、轉身遁入推理虛構世界時，我們卻一如往昔受不了書寫者此種老套拙劣的詭計安排，我們仍服膺著“沒有兩片雪花一模一樣”的老式格言而無視於此事在現實人生的長進；我們甚至也肯承認，世界上確實有孿生子這種東西、有那種生物遺傳基因特強但毫無創造力的為人父母者總生產線般把每個小孩生得一模一樣，有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尤其在如今這個世風不古的時代、也有不為什麼兩個天南地北的不相干之人就他媽的長得可以以假亂真云云。但我們這些固執的推理小說讀者，就是不肯接受一部推理小說的關鍵詭計及其解謎，可以一夕間讓此人原來就是那人，而不把它當失敗或難看或鬧劇的同義詞，就像吳宇森的那樣。
但如果不用為詭計揭謎的關鍵一擊，而是當作詭計的設計前提，我想，一般認為這就好多了(這是否也恰好證明了我們其實並不反對人可以長得像這一事實？)。比方說，阿加莎·克里斯蒂《不祥的宴會》一書，便預設了兩個可以是一模一樣的可敬女性，一位是艷傾天下卻想擺脫她丈夫的超級巨星，一位則是才開始的電視模仿秀女演員。小說開始於一場公開的電視模仿秀，由後者戴上金色假髮扮演前者，也就是說，小說前五頁就讓讀者知道此事，完成協議，並靜靜等待在如此不尋常條件下，一樁幾乎是宿命性的謀殺悲劇如何被召喚出來，如何在這個難見的偶然基礎上被冷血地架構起來並付諸實踐。這部小說改編成電影時，一人兩角皆由我們那年代的巨星費·唐納薇主演——我們先把這例子擺這兒，稍後可能還會用到它。
這裡，在愈來愈以假亂真的現實人生和宛如青山不動的推理小說世界之間，我們便明顯看出一道獨獨對推理小說家不盡公平的裂縫來了。上帝可通過他大能的手令這人如那人，整形醫生或化妝品專櫃小姐也可通過專業的巧手讓這人像那人，惟獨推理作家書寫的手不可以，不是絕對不行立入禁止，而是我們對他特苛刻特挑剔。這是不是就像博爾赫斯說的那樣，推理小說創造出我們這些推理讀者來，也同時叫出我們根性中最多疑的成分，因此我們在面對一部推理小說時，總是遠比我們扮演一個正常社會公民時更不信任人？還是我們直覺到其中有什麼不安的東西還在，並沒因為表層的、訴諸視覺單一感官的神奇化妝術真正被解除？
這本《作廢的捷克人》，譚納首次以秘密特派員的身份，再度踏上歐洲東半邊這塊種族衝突的犬牙之地，重溫他獨有的九天八國搏命豪華之旅。更好笑的是，他這回要弄出來的不是沉默的、人見人愛的一堆金子，而是一個討人厭到人人皆忍不住誅之的納粹餘孽；而且，這個只剩一個錄音機般重複且喋喋不休大嘴巴還活著的一身殘破怪老頭，基本上已喪失了行動甚至行走的能力了，於是，譚納的巨大難題便極其荒謬地成為，如何讓他從能說話變成不能說話、不能行動變成能行動，把他像扶老太太過街般扶過那半個崎嶇破碎的歐洲。
當然，行走於遠比大馬路更像虎口的歐陸逃逸之路，譚納仍得不斷借助他所收集的那些異議小團體的接力性協助，因此，還要加添新一層的難度：你如何要求這些人捨命幫助這麼一個他們時時宰之而後快、今天可是自己送上門來的王姓八蛋？
人的荒謬處境，是好笑之母，更是機智與創造之母。
旅程之中，我們便也再次見識了譚納最精巧而且還瞬息萬變的化妝術了——他仍是偉大或該死美國來的伊凡·譚納，他的長相也沒改變過，但他就是能變色龍般變成一個完全融入不同種族、政治信念、獨特主張夢想的溫度和色澤的人，每一個愛憎分明不容他者到隨時動刀動槍、又沒安全感到極點不信任陌生人的封閉小團體，都可以在素昧平生的十分鐘內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自己最親密共生死的兄弟，這是伊凡·譚納，哦不，應該說勞倫斯·布洛克，所有榮耀歸於他，令人嘆為觀止的特技表演。
伊凡·譚納牌的神奇化妝品，一如我們在上回介紹文字中所引用過查理曼大帝的名言，是“你擁有了另一種語言，就擁有了另一個靈魂”的“語言”，一種塗抹在靈魂上頭的美白霜，一種敷在靈魂上頭的面膜或者人皮面具。
回頭來想，阿加莎·克里斯蒂《不祥的宴會》那兩個幾乎一模一樣的女性究竟如何被瞧出破綻？是哪個地方疏忽了沒塗抹到？答案發生在書中那場眾目睽睽的宴會上，那場既是謀殺設計執行關鍵、又是兇手在此洩底因此被克里斯蒂以“不祥”名之的宴會，而關鍵之物就是語言——宴會的吃飽撐著閒話之中，不小心出現了一個不祥的字眼Paris，假扮超級巨星的女演員有足夠的學養，知道這是特洛伊那個拐走絕世美女海倫從而引發希臘聯軍十年長征木馬屠城的闖禍王子帕里斯，全程侃侃而談應對無誤；而掉包而來、熱衷於流行時尚的大明星本人，則順理成章只曉得世界花都那個法國巴黎。是的，靈魂忘了也該化妝才能糊弄人，從靈魂上來看，這是長相天南地北、完完全全不像的兩個人。
從這個阿加莎·克里斯蒂所創造的不祥謀殺故事中，我們再清晰不過看到了，人的感官並非只有視覺這一項，儘管它是最早最快最直接也最搶眼的一項；人之所以是一片獨一無二雪花般的一個人，也並非只有外形的臉孔身材而已。笨的推理小說書寫者，其實像極了那些天天號稱要追逐獨特自我、又全身栽進流行時尚、甚至把時間資源、心力資源、經濟資源悉數投在表皮一層的年輕小鬼。你要個性要不同，最有個性最不同的地方不在這裡；你要以假亂真要成為另一個想望的人，他最該模仿也最不容易模仿的地方亦不在這裡。
汗牛充棟的失敗推理作品帶來了這樣的經驗和教訓，如今，仍忍不住要玩這種“A像B”老遊戲的書寫者，大致都懂得該著墨該處理的地方何在了，除了科幻領域那種連身體帶記憶的百分之百複製而外，兩個不同的人就是兩個不同的人，你只能針對被糊弄者認識或說在意的那一部分模仿並遂行欺騙，長相、聲音、指紋、筆跡、密碼、信物、某一個秘密或某一段往事記憶云云；同時，模仿遊戲也再不可能“一治不復亂”地欺瞞所有不同認識、不同熟悉層面的人，它最有趣也最驚險的地方於是在於，你得竭盡所能躲開那些從各個你沒模仿部分辨識真偽的人，模仿遊戲遂也成了某種和時間賽跑的緊張遊戲，彷彿攜帶了個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一般。更重要的，你非得老實承認這世界一定存在某個或某些你絕對糊弄不了的人不可，只因為他們對你模仿的對象了解太全面太完整了，已成為某種不假思索無需時間的直覺，你騙不過復又躲不勝躲，只能選擇除掉他們，也因此，這種模仿謀殺遊戲一定發展成複數謀殺，殺掉那個你處心積慮的人，然後再售後服務保固維修地一個一個收拾掉那些已看穿或勢必看穿你假面的倒霉鬼。
事實上，《不祥的宴會》顯然也是這麼來的，那名在宴會之中不意窺見Paris意義歧路的年輕男演員唐納德·羅斯，果不其然就因此而後腦勺上多出了一把刀子。
讓我們迴轉到語言與靈魂，迴轉到伊凡·譚納的神奇化妝秀來。
譚納的變身秀之所以如此行雲流水，首先關鍵當然在於布洛克聰明地先設定出如此適合他演出的秀場舞台來，所有他要糊弄的觀眾，儘管心思各異，卻全是迢迢千里之外的素昧之人，他們不認得他該是何種外表相貌，事實上也壓根不在意他究竟長哪種樣子，他們決定一個人是友是敵，有點像阿里巴巴所面對的那扇藏放金銀財寶的頑固洞窟之門，它只聽某個咒語，“窗戶向哪邊開？”“窗戶向南開。”“幾點幾分開？”“十點十分開。”答對了大家握手擁抱果然是好同志好兄弟，說錯了你下地獄去吧。
我們之前說過，在我們共同承認人可以長得很像而且人的確已有足夠改變外貌的技藝此一基礎之上，我們依然受不了那種老推理小說的傳統變身秀，其中另一個原因是“時間”。改變外貌，不管是暫時性的化妝或長久性的整容，都不能像比方說日本推理之父江戶川亂步小說中那樣，人的假面像千層派一般可瞬間一層又一層地撕開來，一下子是預言死亡的駝背瘦小老婆婆，一下子是已遭謀殺而死的高大健壯中年男主人，一下子又回到睿智如凜凜天神的偵探本人，我們察覺出其中那個必要的細緻變身過程被略去了，也經驗地想到這連脫衣穿衣的時間都不夠，因此只能以鬧劇一詞嗤之以鼻。
伊凡·譚納的瞬間變身，一樣需要這個時間過程，而且可能更難更長更辛苦。但我們曉得，譚納是有時間的，他時間比誰都多，那是因為他睡不了覺、在紐約一人獨居的漫漫長日里，除了幫那些寧可花錢也不肯唸書的好命大學生寫報告或當考試槍手而外，其他時候，從模仿變身的角度來看，他無時無刻不在進行此一作業，主體是語言學習，什麼樣的鬼語言都學，但也包括跟著此一語言學習而來的閱讀、思索、信息收集和書寫云云，如此說來，就連他受僱寫報告的過程，亦一併包括在他此一模仿變身的前置作業之中。
還有，伊凡·譚納也不定期慷慨地捐錢，原本宛如投錢入海的無(功利)目的捐錢，日後亦將成為他變身秀的重大關鍵。
也就是說，譚納之所以完成這樣精彩的變身神蹟，奧秘在於他改變的是靈魂這部分而非形體，這個改變更耗時更艱難，惟它可以預先作業；還有，人一個時間只能擁有一種形體，這受最簡單也最沒轉圜餘地的物理法則所約束，就跟我們不能同時既在此處又在彼處現身一般(所以推理小說才這麼愛玩不在場證明)。但人卻同時可以擁有諸多的靈魂形貌，而且更妙的是，它還可能瞬間出入甚或同時出現在不同時空之中，從遙遠的撒哈拉，到古昔已不存在的克羅馬農人狩獵採集世界，當然，有關人靈魂這些動人的能耐，某些宗教虔信之人、某些神秘主義者可能有他們各自不同主張和相信的特殊運動方式，但這裡所說的可半點也沒超越常識的神通在內，靈魂的幻化自在，就只是來自於人再平常不過的學習、理解、設身處地以及同情而已，這是任何人任何時候都可以做的事。
得提醒一下的是，那些通過他們所熟悉的語言接納譚納的各個異議小團體，並非像全民英檢的改考卷老師或移民局測試你語言能力及不及格，好決定是否應許你入籍的官員；也就是說，支撐譚納神奇變身秀的語言，不只是他能聽、能講、能讀、能寫這個層次而已，而是在語言迅速取得初步的信任優勢之後，他還能通過語言無礙地聆聽與表達，表達什麼？表達他對他的團體異於常人的理解和同情，這可不是現場即興編造得來的，這些都是他在無所事事的紐約單身公寓裡所先累積備妥的。是以，譚納的變身秀，有一個不易察覺出的非常重要的核心特質，那就是“真誠”，他是在表演、是在糊弄人，但也是誠摯的，或者說他只是真實地抖露他某一個靈魂面貌，也正因為他是誠心誠意的，他才是這麼好的一個騙子，他的表演才可能如此逼真沒破綻，而且才能如此召之則來。
由此，譚納獨特的語言變身秀，是成人童話故事的異想天開美妙設計，也可以是個豐饒的隱喻，連通著我們正常人、正常經驗世界的隱喻，不因為我們不負擔著秘密任務、不出生入死在那些個險象環生的特殊國度，就無法進一步感受、進一步得到啟示。我們生活於人群之中，我們每天接觸一樣有著不同外表形貌、有著不同記憶、心事和主張的人，每一個再平凡也都同時是獨一無二的人，我們也持續聆聽也持續表達，我們的靈魂每時每刻地不停出入、穿梭和變易，我們和伊凡·譚納的處境其實並沒有本質性的、風馬牛不相及的迥異差別，只是沒那麼誇張、那麼放大到滑稽凸梯的地步而已，仔細想想不是這樣子嗎？
小說書寫者，有的是通過了縝密的思考設計，有的則是感受地、近乎直覺地直接抓取到手。我們沒問過布洛克本人，不曉得這裡他是怎麼來的，但不論如何，他在譚納這樣子的秘密任務冒險故事中獨獨選擇了語言這個一般不容易被視為武器的東西作為譚納的最重要秘密武器，而不是比方說“七”情報員邦德那些Q所交給他的多功能手機、鑰匙圈、鋼筆乃至於拉風的BMW跑車，這既是間諜小說史上一次最另類、最天外飛仙式的幻想，氣質高雅卓然獨立而且宛如羚羊掛角般簡直不曉得是怎麼想到的；同時，奇怪它也是最現實、最準準嵌合於人類歷史經驗、也最合情合理的，如果我們證諸這一兩百年來、且此刻猶如火如荼的抗爭史、種族衝突史的話——又奇想又現實，圍棋世界中，這種事我們稱之為“兩邊都下到”，是每一名棋士不太敢置信的夢想。
有關語言和種族抗爭史的關係，如今人類可有太多文獻、史料和主張論述，書很容易弄到買到，像霍布斯鮑姆的《民族和民族主義》或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都是早有中譯本、誠品書店隨時有而且精彩好看的經典級著作。這裡，我們簡單來說，在數以百年計的種族持續再分割和持續衝突的歷史裡，語言的確已超越了血緣、地域、宗教信仰、文化和生活習俗等等這些過往界定並凝聚種族的老東西，成為新的核心。
此一變化不來自什麼學理上的新發現，而是由現實的實踐所拉動逼生出來的。事實上，若說在此一變化過程中，嚴肅認真的學理思辨有助於什麼一臂之力的話，那隻能說是所有學理論證的拆穿和破毀。我們曉得，民族或種族的界定，從來就得不到生物學的任何理論支撐，有著真正生物基礎的界分只到人屬人種為止，有別於黑猩猩、狒狒等其他靈長類的兄弟姐妹們。因此，生物學所支持的反倒是四海一家、人人都會在幾百萬年前的東非找到共同老母親的老掉牙道德主張，而不鼓勵人類的再分割和彼此爭戰殺戮。今天，人類外形的一些差異，不過是嚴酷天擇底下遷徙、微調適應不同生存環境的演化結果及其可貴證據而已；至於非自然的、人為文化的界定，我們簡單用霍布斯鮑姆搜羅考查的結論來說，那就是民族和種族的無從定義，學理上的每多一分研究進展，我們就多一分發現，原來過去我們教科書上所洋洋列舉下來的那一長串民族要素和定義，沒有一個能禁得住稍稍認真的追問，沒有一個能稍稍完備地解釋人類歷史真的發生的事。
如此混亂無序的要命情況下，像切開紅海般把人逼向兩端，嚴謹的、恪守基本學術規範的人變得更加小心翼翼，話愈講愈複雜愈曖昧難懂；至於那些浪漫的人、那些希冀現實行動乃至於召喚革命的人，則乾脆拋開這一切，改用最簡單的話、最無需經驗或學理支撐的所謂“信念”來替代，其中最極致而且迅速被全世界此道中人熱切接納的，便是所謂的“唯意志論”。怎麼界定(或該說凝聚)一個民族？很簡單，你相信自己是就是，血緣不同沒關係，長相各異也無妨，宗教信仰、文化教養、生活形式和習慣云云全都不是問題，惟一重要的是，大家是否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目標以及一致的行動；也就是說，民族不再是某種既有的承襲，而是放眼未來的創造，它於是不受任何的約束，取得了完全的行動自由。
勒南演講中的那兩句話，於是也成為人們一再引述的經典名言：“民族，是每天錯讀歷史的結果。”
由此，傳統民族定義下要素之一的語言，便從平行列舉的一項，躍居於核心甚或惟一的位置。它仍有效聯繫著過去和歷史，好維持住那種共同歷史命運的必要情感，但它卻遠比血緣、長相、文化云云靈活、流體化而且具備彈性，可以依據今天的現實需要如勒南所說來重新解釋或有意錯讀歷史，必要時，它還能創造出“歷史”來；同時，它看起來也遠比血緣、長相、文化云云心胸開闊，既可躲開傳統民族運動狹隘封閉唯我的各式道德質疑，又方便在現實的敵友和戰瞬息萬變關係中，隨時改變認定標準做出符合當下策略和利益的調整。
然而，靈活、彈性、有寬廣到幾乎無所不能的解釋空間對誰最有利？永遠對少數掌握權力、掌握解釋權的人最有利，這是語言一直有的、一直為人詬病的欺瞞本質，容易成為權力工具的面向——也因此，這一波仍(號稱)為著爭取自身自由平等地位的民族運動，包括我們在台灣每天看到聽到的，總帶著集權的令人不安氣味，不只是革命戰鬥特殊時刻必要的權力集中好方便統一意誌發號施令而已，而是它的根本體質、它的哲學基礎乃至於它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無不深烙著集權的印記，一旦它不小心勝利，帶出的通常也不會是民主自由平等。
如斯情況下，這一波民族運動，於是很容易出現某個理論上頗弔詭但因為屢見不鮮已見怪不怪的畫面——在這支理應最排外、最刺猬般豎著硬毛的戰鬥隊伍中，我們總是看到其中間雜著幾個完全不同長相的人，一看就曉得係來自遙遠國度(尤其是美國)非我族類的人。
下次再看到這個，記得和善地跟他招呼示意一下，非常可能，他就是伊凡·譚納，那個滑稽、真誠、充滿同情心的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