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講題外話吧——當然，這麼說一定是有嚴重語病的，從來，我們在臉譜這組偵探推理小說業已超過五十篇(歲月忽其不淹兮！)的引介文字，礙於不揭露不暗示案情的道德守則，所能講的一直就只是題外話而已。好吧，那這次我們就從題外話的題外話開始好了。
上面那寥寥三句似讖似詩的話，典故顯然來自塞萬提斯筆下那個“在無限大土地上冒險旅行”的堂·吉訶德先生，但我是輾轉引自近人朱天心奇怪的短篇小說《拉曼查志士》，這篇怪小說以“死的造訪這一生不過一次，所以，當為它的來臨預作準備”為命題，呼應著她之前窺伺死亡“老靈魂”的詩讖體短篇傑作《預知死亡紀事》(更奇怪的小說，整篇小說就是一首詩)，是朱天心默默發展她小說死亡學中的中途一站，並預告了她日後果然望風追逐求情鐵石的《漫遊者》六文。
為自己的死亡預作什麼準備？是很謙遜的，謙遜到最底處而成為神經質的死亡預備——皮夾，其實就是皮夾的內容什物，不能只有邋遢的牙線、爛名片、莫名其妙的彩色回形針，以及罐裝飲料“再來一罐”的兌獎拉環云云；然後是乾淨的內衣褲，不能破舊薑黃，而且還要能生動地說明它的主人；最終還有，地點，猝然倒下死亡的地點，不能去費人猜解的地方，哪怕只是僅僅走過，免得死去之後再百口莫辯……
不是孔子擔憂的身後名，而是乾淨的內衣褲。
這樣認真一想合理不過還是奇怪如天外飛來的死亡心思，事隔整整三年，我在這本《麥田賊手》中又再次看到，我特別記下它的頁數，P136，那是羅登巴爾被當殺人嫌犯扣起來時，跟他愛錢的警察老友雷一句也如天外飛來的沒頭沒尾的話：“我娘以前老跟我說得穿乾淨內衣褲，以防萬一給車撞到。”
看到羅登巴爾這句話的那會兒，我驀然有一種心酸疲憊之感奇怪湧上來——心酸疲憊怎麼說都是莫名其妙的錯誤生理反應，比較對的照理講應該是欣慰乃至於莞爾才是。我很確定布洛克絕未讀到過《拉曼查志士》，朱天心也不可能一人兩角到紐約去扮演羅登巴爾太太諄諄告誡她親愛的小兒子，這最多只能隱喻為“瓶中書”之類的概念，隔開萬里大洋，隔著芸芸眾生，有個幽微不適一般人耳的特殊聲音古怪地聯繫著彼此。
穿過廣漠、阻絕、人們和事物往往彷彿再不可分割單子般壅塞又孤立存在的世界，我們的對話同時體現了“斷裂/溝通”的二元背反本質，或更實感地說，毋寧是在處處斷裂中奮力尋求對話重新接續的可能，就像孤獨浮於四十晝夜不休洪水之上鴿子銜回一片新的橄欖葉子。
瓦爾特·本雅明有一個因為他四十八歲就絕望自殺來不及實踐的計劃或說奇想：他一直夢想寫一篇文章，從第一個字到最終一個字都用引文完成。
這當然不是今天所謂後現代拼貼那種廉價懶怠的賣弄伎倆(對此，我惟一慶幸的是，至今尚沒有哪個不識趣的文學界思維界的安迪·沃霍爾冒出來糟蹋本雅明這個美好的終極心思，一度，我最怕會魯莽動手的是美國的蘇珊·桑塔格，但“尚沒有”這個驅之不去的杞憂，仍時時如烏雲罩頂)，而是，我寧可把它想成是如愛因斯坦在物理學世界搏鬥了四五十年終究不成的統一場理論，只除了它知曉自己所面對的並非只要單純統一、單一解釋磁力、電力和引力(最麻煩的就是這個引力)的局部性物理世界而已，而是人思維對話的終極、至大無外“完整/破碎”世界。因此，即便他是本雅明，藏書如痴、博學又好格言、沒人如他那般自由進出思維領域森嚴林立的每門“行業”、並無懼思維的神秘飛翔，也不敢就奢望有一個統一一切、囊括一切、表述一切的愛因斯坦式簡明光滑方程式答案，本雅明夢想完成的，毋寧是“一次”的實驗樣本，一張範例式的清單，一種有限思維碎片的編織方法。
不管多意識到，或一再鼻青眼腫碰撞到多少阻絕堅厚的分割高牆，思維的人對話的人，最終仍必須保留並堅信我們是面對了“同一個”世界整體——“站巨人肩上看世界”這個思維對話代代傳續模式，似乎仍是可能的，只除了我們用以墊高望遠的巨人模樣東西，原來只是鬆垮垮的一堆碎紙，我們顫巍巍地嘗試登高，卻一步一步發現處處縫隙，處處空洞，我們陷腳其中，很快地精疲力竭。
拾荒者的本雅明，正是如此碎紙的蒐集人，但他不像他公家圖書館管理員的同好翁貝托·艾柯，已是老官僚那種一切不再可能的虛無，只負責保存、置放並陳列展示碎片(艾柯顯然還利用職權製造假碎紙片以自娛)，本雅明認真地檢視、思索、編纂，甚至得在已遭變亂的人間紛雜語言中出任翻譯(現實中，本雅明是第一個翻譯普魯斯特為德文的人，還有波德萊爾)——本雅明念念不忘那一個世界整體，並相信這些碎紙片最終都是面向著這同一個完整世界的描述、思考和發問，站在不同的位置角度，循不同的途徑，藉由不同的語言，並使用頻率波長不同因此只供不同特定人耳接聽的聲音。
其中最難的，是頻率的轉變和統一，這幾乎是神秘的。
“採四海之花釀蜜，不知成不成？”愛因斯坦為他的統一場拼搏到白髮蒼蒼的八十高齡不成才罷手離去，但面對更艱辛任務的本雅明卻只四十八歲，布萊希特說這是希特勒帶給德國文學界無可彌補的損失，他沒完全說對，是帶給人類無法彌補的損失才是。
回到我們面對死亡造訪的干淨內衣褲來——朱天心近日跟我說，台北市真的變漂亮了，樹，新人行道，一部分機車撤至機車彎放好，也許還有季節的蕭索加上不景氣的冷清，街景乾淨清朗，看來台北市已換穿乾淨內衣褲了，準備就緒去應付隨時會撲面而來的死亡。
不管怎樣，我老是想像有一大群小孩子在一片麥田裡游戲的景象。成千成萬的孩子，沒有人在旁邊——我是說沒有大人——除了我以外。而我站在一個非常陡的懸崖邊。我幹什麼呢？我必須抓住每一個向著懸崖跑來的孩子——我是說如果他們跑著跑著而並未註意他們所跑的方向，那麼我就從懸崖邊出來抓住他們，那就是我成天要做的事。我要做個麥田捕手。我知道那很狂，但這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我知道那很狂。
這一段引文，對我們“四字頭”今天已逐漸老去的一代人而言，光這樣就有夠多人認得出這是出自塞林格的名小說《麥田捕手》，甚至還知道就是賈長安先生的譯本(當時最好的譯本)，儘管上一次讀這本小說得扳手指頭算，都三十年前了。
這段話，書名之所源由，小說中出自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荷頓口中，但高一(一九七三年)念時，我印象更深、更覺刺激的是小說一開始被退學的荷頓，遠遠站小山丘頂上，乏味地看著下頭的校際美式足球賽，說十二月的天氣，“冷得像老巫婆的奶頭一樣”。
The Catcher in the Rye，按理應該叫麥田捕捉者或麥田守護者才對，就算要比喻成棒球場上的守備位置，荷頓想做那種攔住小孩、接住小孩，不讓他們掉落懸崖的事，毋寧更接近外野手的職責，然而，有點魯莽錯譯的“麥田捕手”卻是個更好的譯名。捕手，這個一身披掛、守備場上最沉重最辛勞的工作者，正如美國大聯盟一位名捕手所指出來的，九個人的守備，便只有捕手一個，得單獨地、背反地看著和其他八個人完全不同的方向，從而讓他成為一個縱觀全場的人，一個孤獨不眨眼的清醒之人——於是，麥田裡的這場玩樂，便有著擊球鏗鏘的、專注的、忘其所以的，甚至於暮靄四合的黃昏時間延遲意象(“小孩的野地棒球沒九局下半結束這回事，只有媽媽手拿棍子要你回家吃晚飯的叫聲。”)，其上，或者還有梵高的烏鴉呱呱從頭頂飛過，守護，有一種不祥的溫柔。
這裡，譯成麥田守護者之類的反而太鄭重其事太正確了，麥田捕手則更簡單也更豐碩(這兩者常一體兩面)，通過本雅明要的頻率微調，而成為詩。也因此，我們手上這本羅登巴爾的新小說，向大師塞林格致敬的The Burglar in the Rye便不能叫“麥田之賊”什麼的，只能順勢是“麥田賊手”，跟著調準到同一個接聽頻道，成為麥田地裡這場方酣遊戲球賽中守護者的守護者。
善良的螳螂捕蟬，更加滿懷善意的黃雀在後。
雷蒙·阿隆說的“詩意”
長時以往，羅登巴爾的確某種意義地持續扮演著紐約市黯夜守護者，儘管他的原意繫起自盜心，而他也總把正義償還的過程弄得凸梯、弄得狼藉不堪、弄得一副情非得已的鬼樣子。但在這回《麥田賊手》一案中，他卻認真、堅定、自始不退不讓，像個智機百出的勇者，只因為這次事關一位了不起的傳奇小說家，得有個技藝高超的賊來守護他，羅登巴爾少見如此正色地把同一段話重複講了兩次——這個人寫了這麼一本書，改變了我們整整這一代人，我總覺得我欠他點什麼。
這個人就是塞林格(小說中他易名為格力佛·飛邇波)，這麼一本改變整整一代人的書就是《麥田捕手》，若依羅登巴爾的說法，其實就連住台灣的我們這一代人也同樣都欠他點什麼，只可惜我們並無緣如羅登巴爾般償付，但我們可以轉頭還給我們這一代台灣最好的小說家，他們規格不同但也都默默做了和塞林格類似的事。
有趣的是，小說中羅登巴爾這番話其中一次係正對著化身書店顧客而來的格力佛·飛邇波本人說的，羅登巴爾還直通通地問飛邇波本人是否也念過這本書，是否也因此被改變自己的一生。可想而知，飛邇波當然有點尷尬，但他不算扯謊地回答，他的確和大家一樣看過此書(廢話！)，人生也的確因這本書改變。
今天，塞林格的名字和《麥田捕手》密不透風相連，幾幾乎被理解為“一書作家”，這當然不至於就是事實，《麥田捕手》之前之後他都有小說問世，如《弗蘭妮與祖伊》，如《看香蕉魚的好日子》云云，但《麥田捕手》的光華太耀眼了，奪去了一切，甚至把塞林格本人過早地推高到一個尷尬的高峰(他當時才三十歲左右)，也一步一步把塞林格逼離紐約，逼離人群，最終躲在康涅狄格河邊的小鎮，過完完全全的遁世者日子——當然，塞林格的隱遁不單單只因聲名問題，他還有一己更深沉的思維理由。
塞林格參與過二次大戰，上過歐陸戰場，《麥田捕手》寫於他除役的戰後，是一則現代的、縮水的奧德賽返鄉故事——小說主人翁荷頓，是個十七歲的、六尺二寸半高的狼狽男孩，他在賓州阿格斯東的潘賽預科學校“挨了大斧頭”遭退學，趕聖誕節前夕離校回紐約的家，但終究一定得回去的家有什麼好回的呢？那裡，等著他的是父母必然的勃然大怒和懲罰，便只有一個美麗、聰明、“每次都讓我笑個半死”、像個閃閃光點般的佩涅羅珀召喚他——這個佩涅羅珀當然不會是荷頓“白天織/夜間拆”的貞潔妻子，而是他才念小學的小妹妹菲碧，這個世界惟一讓荷頓講起來會眉飛色舞的人。
於是，在賓州到紐約的不遠距離中，時間遂被延遲了下來，這趟又像回家又像流浪的迷航之旅便呈拉鍊形態展開了，是一趟持續挨打、受挫、脫開所有人正常生活律動的必要寂寞之旅——他遇好人也遇歹人，有好心的貧窮修女，勒索的妓女和皮條客，滿心疼愛但不知道自己兒子是大混蛋(“那個傢伙真他媽的敏感得像個抽水馬桶”)的同學母親，傻乎乎才到紐約大城來的西岸鄉下女孩，關心他但似有染指他意圖的同性戀男老師，已結交常春藤聯盟大學新男友的昔日女朋友等等。荷頓以善意的乖張行為和謊言回應這些不可能駐留的偶爾好人，若有所失；用屈服和鼻青眼腫來對付歹人，撣撣衣服，擦乾鼻血，反正當懦夫又不用被槍斃。
荷頓的懦怯一半是真的，另一半則來自他和眼前世界一種遊魂般的關係。他的心思總逸脫開來，迷濛起來，無所依歸地暫駐於一些幼稚但“詩意”的念頭上，像他記掛著紐約中央公園池塘結冰後水鴨子何去何從，像他抓狂也似的悲憤那個“下棋時總膽小把王棋留最後一排不敢動用”的女孩被室友拐上車後座而不量力找來好一頓揍，像他在菲碧所念的小學廁所牆上來不及地擦拭無處不有的髒字，“就算你用一百萬年的時間來弄，你也休想擦掉全世界這種句子的一半，簡直不可能”……
縱使世間全部的眼淚，也洗不去任一行——這是昔時奧瑪·海亞姆的《魯拜集》說的。
羅登巴爾口中那些讀《麥田捕手》從而生命因此改道的整整一代人，稍大之後大致便是六年代蔚為一陣風似的背囊旅行者，他們求情鐵石，用禮野人，在栖栖路途之中遇好事也遇歹事，教密西西比州的黑人投票爭權利，進各地貧民窟和絕望的人們站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四處吟詩唱歌吸毒並大聲抗議，力竭倒在黑暗街角和公路旁的荒涼廉價旅店，甚至還走出美國到所謂的第三世界，在異國異鄉如花綻放死去或埋名終老於斯——
“詩意”，是我借用法國雷蒙·阿隆的用詞，原來阿隆的稍完整句子是：“他們是在尊重所有人的崇高行動之名下，重新尋找詩意。”
《麥田捕手》小說中，荷頓大病一場回到家中，他最末尾講的是：我好像有點想念每一個我所談過的人，甚至就像史屈德勒特和艾克利，我不過是舉個例罷了，我想我甚至也想念毛里斯那個混球了(按：艾克利和毛里斯都是扁過荷頓的人)。那真有意思，不要告訴任何人任何事情，如果你那麼做的話，你就開始想念每一個人了。
阿隆所說當然是他們法國一九六八年同時期的抗爭年輕一輩，但道理大致一樣，那是完整的、磐石般牢靠的大信念瓦解之後(法國是馬克思主義，美國這個缺乏左翼的國家則是二戰後宗教和社會原有價值的崩盤)，年輕一代人像喪失目標的魚雷般，得重新在冰冷廣漠的大海中尋求新的目標。然而，替代性的大意識形態已沒有了，回返乏味無聊的現實秩序和生活例行業務又是不可能的，這於是如阿隆說的潑散成一連串的同情意識，像解放婦女、兒童、黑人，乃至於整體性的人權行動，以及仁民而愛物地旁及到環保運動之上。
替代的必須是有道德意涵的目標，然而，這些的確亦有著道德意涵的新目標仍不免遺憾，它們終究是個別的而非普遍的，是局部的而非整體的，是耗時的但非永恆的，這里便一直存在著一個失落，一個在心甘情願和若有所失兩種並存的心緒間的斷裂，一個完整或直接說就是完美世界的終極渴望和永遠遺落。
訊息如歌，因風傳遞需要時間，亦會衰竭以及變異，《麥田捕手》及其相關這一代的訊息，穿越過遼闊的太平洋，抵達我們耳中，大致已整整晚了一個十年期一個decade以上了，於是成為我們這一輩如今年過四十歲之人掙紮成長和啟蒙裡一個奇異、但因此也印象深刻的斷續雜音，一個小而誘人的窗口。
在彼時封閉冷凝的島國空氣中，除了借助留學，我們能夠背起行囊真的出走的人不多，但我們也多少因此有點不同，有點悵然若失，比三十年次那種貧窮兼封閉到難有想像力的一代複雜而難以管理，但也不及五十年次往後的下一代那麼明確、那麼有效率、那麼無牽無絆、理直(當然，更通常理不一定直)氣壯。
我們有著荷頓式的要命懦怯和脆弱，以及心不在焉，我們戒除不了對於現實世界心狠角力的價值和意義的懷疑，不容易全力以赴，於是也就不擅長而且看起來容易退卻，所謂The Beat Generation，一般譯為失落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然而從現實世界的體現形式來看，直譯成荷頓般“挨扁的一代”似乎更加傳神——我們說來還真跟荷頓像得無以復加，只語文科一門及格，其他六科全當，適合講故事寫小說(四十年次這一代的台灣小說家真的是台灣小說空前的書寫高峰，而且看眼前這般光景，還復可能絕後個好幾十年，起碼在我們可觀測的未來)，但我們拙於在“不詩意”的現實獲勝。
歷史沒有寬容我們這個，似乎還準準抓住我們的痛處撒鹽，就像歐陸一八四八年那一代總結於平庸、滿街密探的權力掠奪高手拿破崙三世一樣，在我們長成理當擔負社會責任的壯年時刻，如同我們這一代人之一的陳芳明所指出的，我們也讓權力交到這一代人中最平庸、最差的一個人手中——從意義到語義，我們的確都是挨扁的一代。
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陳文茜多次感慨，我們應該跟以後的世代真心道歉，正是我們在理應負責時，讓台灣的歷史整個逆轉，陳文茜還因此在她毅然競選、彷彿為一代人贖罪的僅有競選活動中，只選擇在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辦一次聚會活動，名稱叫Sorry，My Child，對不起，下一代，我們留給你們一個很壞的台灣。
你看，我們這一代即使是政治反省都仍是這一世代形式的，在棍棒齊飛如發狂的選舉動員空氣中，我們仍是詩意的、脫開當下現實的、深沉而天真。
我和朱天心兩人都獲邀參加，不是榮耀，倒像自首赴刑——寫這篇文章此刻，我人坐在興隆路一家Doutor咖啡館，離行刑日還兩天，我是咖啡館中最老的一人，放眼每一桌都是年輕我足足十歲以上的男孩女孩，他們吵得我要命，但我還是一直在想，也許我現在就該逐桌逐個跟他們誠摯道歉才是，他們不會去大安公園的，可能連這件事都不知道。
望風追逐，求情於鐵石，用禮於野人？
“這一代”，這真是有魔法的、變化莫測的三個字，年輕如這些男孩女孩的時日里，我們很喜歡它，隨時會因為這三個字而悸動，有某種從宗教到革命的氛圍，讓人不孤單不絕望，而且還帶著正直的挑釁，一副等我們再大一點你們就會曉得的模樣，誰曉得三十年後今天，它毋寧更像個已然定讞的罪名。
“這一代”，我想起很多事，包括一九七三年那一屆的北區(台北縣市)高中聯招，那時我才離開日後民主聖地宜蘭不到兩年，又從三重逃難般搬到第一殯儀館附近的民權東路一帶(當時往松山機場間仍是稻田菜圃)，我的考場分在我從未到過的北市另一端萬華中學。我們極羨慕，正因為羨慕才能一直記到今天，那一年女生的作文題目便是詩意的“這一代”，不像我們男生的作文題目，是蔣經國昭告全民的所謂“發揚團隊精神”——這回憶今天像一則寓言。
又過約一年，我認識朱天心並開始可交談，我才曉得朱天心那年考場就在華江女中，和我的只一牆之隔，是我們不相識的人生中曾經最靠近的一刻。
這個叫“這一代”的作文題目，朱天文、張大春不在這屆自不會知道，陳文茜是台中女中綠制服拉黑裙子外頭也不會曉得，但我相信和我同年的朱天心和雷倩都該記得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