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美國東岸的歷史名城，美國獨立戰爭前夕最大暴動衝突“波城屠殺”(事實上隻死了三個人，比台北市隨便一天英勇陣亡在馬路上的無辜市民還少)的所在地，也和很多歷史名城一樣，在無趣現實世界中的重要性逐漸降低。比方說，以綠色酢醬草葉為隊徽的NBA史上最偉大球隊塞爾蒂克(也就是凱爾特人)，已逐漸成為一支既打不進季后賽又股價急劇下跌的垂垂老矣球隊，這說明波士頓已不再是一個大市場所在的讓人矚目的大城市了，好的自由球員選的總是紐約和洛杉磯。
日已西夕，《聖經·舊約》如是說。
比起NBA的塞爾蒂克，一樣有著動人傳統的大聯盟最老牌勁旅紅襪隊的悲情要來得更早，早在近一世紀之前的波士頓城猶呼風喚雨的好時代就來了，因此，不是城市本身的錯，而是關係著古老棒球王國的一則傳說，一次無心但愚昧的錯誤，一個詛咒，以及從此隨之而來的，一場至今還未能解除的百年悲劇——所以波士頓人說，紅襪隊的球迷就像唸書的小學童一般，天氣變熱，長日來臨的暑假時分，總是令他們雀躍的最美好時光，但隨著時間流逝，冷雨驟降，不可避免的秋季跟著漫天紅葉冉冉飄落之時，悲傷於焉降臨。
美國大聯盟的總冠軍賽又稱之為十月大賽，也就是波士頓球迷宛如假期結束的學童，開始淚流滿面的時刻了。
對波士頓人而言，上一個美好的秋日，也就是這支球隊上一次拿冠軍的時日，已杳不可聞，那是，現在該講上個世紀初的一九一八年了，也就是說，在宛如睡美人安眠百年的今日波士頓城裡，你要探訪遺老、聽人訴說一個黃金色澤世代的秋天，能夠講給你聽的，整個波士頓城可能只剩寥寥數個百年人瑞級的老者還曾經親眼見過一些，但一定殘缺疏漏，因為那已是他們渺渺兒時的湮失記憶了；更是說，如果你是定居波士頓的市民，那意思是，打從你活在這個世界開始，你不曾擁有過一個好一點的十月，因此，波士頓人是讀不下艾略特的名詩的，他們的十月遠比四月殘酷。
就像所有的傳說一樣，可怖的噩運總是跟在天賜的好運之後，好彰顯出人的頑冥和不知饜足——波士頓的天大好運降生於稍早的一九一四年，彼時棒球之神道成肉身，化為一名粗壯、樂天不羈、鬥牛犬長相的其貌不揚小伙子，是為貝比·魯斯。魯斯在紅襪，一開始係以一名天賦異禀的好投手現身，四五年後才緩緩轉變成後來的威風凜凜全壘打王模樣，總計他在紅襪六年，投出八十九勝四十六負的驚人戰績，並在最後一季轟出二十九支全壘打(彼時的大聯盟並不追求全壘打，因此這已是史無前例了)。然而，正如加略人猶大以三十銀錢的代價把耶穌賣給羅馬人一般，愚昧的紅襪竟也以區區十二萬五千美元現金外加三十萬美元貸款的金額，把魯斯轉賣給紐約的後起球隊洋基，時為一九二年一月三日，悲劇就從這一天正式開始。
去到洋基的魯斯，在往後的十五年洋基歲月中又打出了六五九支全壘打，主導洋基拿下四次大聯盟總冠軍，開創出大聯盟史上公認不可能再有的洋基第一王朝；至於鑄下大錯的紅襪，在此之前原是大聯盟首屈一指的強權，而且才剛剛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和一九一八，四年之內連取三次冠軍，卻因為得罪了棒球之神，集體遭到詛咒，這座城、這支球隊的名字，在寫著大聯盟總冠軍的命運之書上，自此被無限期抹去。
往後百年歲月，辛酸的是，紅襪並未一蹶不振，而是時時強大如昔，每隔幾年就有著滿滿奪冠的力量，但一次次叩關，一次次鎩羽，更奇怪的是，他們在四六年、六七年、七五年和八六年連續四次十月大賽，皆不偏不倚以三勝四負一步之差輸球——其中最令人不能不信是一九八六年那次，紅襪不僅在前五戰取得三勝二負的成績，且在第六戰打到延長十局上半尚以五比三領先，這最後的半局，紅襪的closer施拉帝一上來又順利解決掉大都會的前兩棒，勝利差不多等於到手了，然而，憤怒的上帝在此間不容髮的一刻插手了。大都會忽然連著三支一壘安打出現扳回一分，紅襪當機立斷派上史坦利救援，偏偏史坦利也在連續投出兩好球之後，中了邪般又出現一次大暴投奉送一分，雙方平手，最後，打擊的威爾森擊出一支軟弱到台灣的少棒球員都能簡單守下來的慢滾球，卻古怪從紅襪一壘手比爾·巴克納胯下穿過去，戰局完全逆轉，紅襪隊也跟著輸掉第七戰，輸掉擊破魔咒的最好一次機會——但是，心碎的波士頓人心知肚明，輸球的關鍵不是巴克納的可笑失誤，而是迢迢的一九二。
紅襪主場芬威球場左外野的舉世聞名綠色高牆，遂成為紅襪不可逾越的象徵——波士頓人稱它綠巨人，又叫波士頓之牆，他們悲傷地指出，這正是波士頓人的哭牆，棒球的墓碑，紅襪勇士的埋骨之所，代代幽靈徘徊不捨離去之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為什麼忽然說起這麼感傷的故事呢？因為這一回我們的書名是《把泰德·威廉姆斯交易掉的賊》——泰德·威廉姆斯，正是紅襪隊史上最偉大的球員，最偉大的屠龍勇士，只可惜沒有成功。
泰德·威廉姆斯偉大到什麼地步？非常非常多人相信，包括我個人在內，威廉姆斯不折不扣是人類棒球史上最偉大的“純”打擊手——所謂的純打擊手，意思是全面性、綜合性的打擊技藝，不是只比單項的打擊率、或全壘打數、或打點數云云，而是全部加總起來，全部都列入計算，由此評比出來的最佳打擊手，白話一點講，就是人類世界有史以來打擊技藝最好的一個人。
威廉姆斯好到如何田地，我們這裡只舉大要——威廉姆斯長達二十二年的棒球生涯，總全壘打數五二一支，總打擊率零點三四四，長打率零點六三四，出壘率零點四八三等等，其中出壘率一項史上第一，長打率僅次於貝比·魯斯居第二，此外，他在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七兩年都奪下三冠王，這是史上第一；一九四一年單季打擊率零點四零六，則是大聯盟史上最後一個單季打擊率破四成的人，至於其他什麼總安打數、總打點數、總長打數、單季各種打擊頭銜等等，想知道詳情的人再方便不過了，你找本棒球百科書翻翻，幾乎每一項都能在十名之內找到威廉姆斯的大名。
如此一位究極技藝的打擊手，有power，有精準結實的擊球點，更有銳利無匹的選球能力，和他同時代卻不同隊的投手可真叫不幸——實戰場上，投手的沮喪對抗策略有這麼一說：“他們有告訴過我，碰到威廉姆斯該怎麼投嗎？當然他們講了，棒極了的忠告，而且真是鼓舞人。他們說他毫無弱點，壞球絕不出棒，眼力絕佳洞穿一切，而且往往只一棒就把你給撂倒，他絕不打壞球，但你千萬別投好球給他打。”
然而，內行一點的老球迷都曉得，泰德·威廉姆斯其實還可以更好。
理由有二：一是威廉姆斯的棒球生涯，很不幸地撞上了人類集體發神經病的糟糕時代，除了棒球揖讓而升的競爭之外，還要打你死我活的不義二次大戰和韓戰，他因服役上戰場而毀了四個巔峰球季，要不然他的打擊內容將更可怖更高不可攀，比方說六百到六百五十支全壘打大概跑不掉；二是一九二年之前的所謂“死球時期”，是大家只想安打上壘不揮大棒的沒什麼志氣時代，因此搞出一票打擊率其高無比的球員(泰·柯布、赤腳喬等等)，如果不把這段“偏食”的時代列入，那他的各項打擊排名還會更往前竄。
泰德·威廉姆斯還有一樣幾近無人可及的“長處”，那就是，他長得非常帥，是難得一見的美男子，我個人記憶之中，大聯盟歷史裡沒任何一個稍稍露過臉的球員可堪比擬。
把泰德·威廉姆斯交易掉的賊？不，這次波士頓紅襪學乖了，不敢再造次，威廉姆斯從一九三九年打到一九六年，自紅襪始，至紅襪終，只可惜來不及了。
泰德·威廉姆斯讓我個人真正感興趣的，尚不在他的豐功偉業和動人長相，而是他的人格特質——依據史料，威廉姆斯是個極神經質的人，再加上大名在外，媒體球迷的追逐報導，以及他自己給自己的沉重目標(威廉姆斯自己講過，他給自己的目標正是，“泰德·威廉姆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打擊手”)，他也因此一直神經衰弱病症纏身。
這和我個人原本的低檔打球認知完全背反，打從小學開始，我的棒球教練和排球教練都一再告誡我們，要放鬆，要神經大條一點，千萬別患得患失，別去記得上一個球，別去臆測下一個球，最好能想都別想，如此銘印，因此我總覺得不可思議，一個如此神經時時繃緊的人，怎麼能應付變化不定、進壘點不定、快慢不定的來球？怎麼能在通常半秒不到的電光石火之際作出正確反應？怎麼可能成為一個曠古絕今的天下第一打擊手呢？
打開我這個心結，或正確地說，給了我持續想下去線索的，是文學界的桌球好手劉大任先生——瘋桌球瘋到跑大陸找國家級教練拜師學藝的劉大任，有回在閒聊時談起，由於桌球是太快速、太仰賴立即反應的球類，因此大陸在全國各地挑選有潛力的小孩訓練接班時，相同資質、相同體能條件之下，他們會優先選擇較神經質的選手。
我於是猜想，這是層次的問題，神經質的人，“被迫”(被自身的心智傾向所迫)在相同的對象、相同的時間里分辨出事物更精微、更細緻的層次，從而有機會作出更精微、更細緻的回應，他們心智之尺的刻度分割得較細，心智之眼的放大倍數調得比一般人要大。
人的五官和心智感知能力，我們不乏在各個不同的職業領域、生活領域裡看到或聽說一些堪稱奇才異能的人，比方說香水師傅分辨得出各種香味的混合成分，甚至幾小時前走過、香味分子已稀釋在空氣中杳不可聞的某位女士所搽香水；比方說鑄鋼廠的一流技師，在依我們看全是純白刺眼的鋼汁白光中，可清楚看出數百種不一樣的白色；曾經在“文革”下放到內蒙的小說名家鍾阿城告訴過我，對養了幾千上萬年馬的蒙古人而言，馬的顏色不是我們白黑灰褐的大剌剌顏色分類，我們看全一樣的顏色，對於馬就是無上財富和生活資源的蒙古人而言，可能都有十幾種的再分割。
如此的再再分割，以顯現出事物更精微豐饒的層次，有人天賦異禀，生而知之；有人因工作和生活的理由，學而知之；而神經質的人則屬身不由己，被迫困而知之。
神經質人的困而知之，這個困是困頓，亦是危險——人神經質，用最土最直接的話來說，便是那種時時擔心危險臨身、害怕大難將至的奇怪之人，怕水、怕黑、怕電梯、怕飛機、怕路旁好好停著會突然發動撞過來的汽車、怕大樓頂有人自殺跳樓正好壓到路過的你、怕陌生或突如其來的人和事物、怕忽然響起來的電話(有事先預告會響的電話機嗎？)，任何東西總可以怕，亦值得一怕。
如此曝曬在無邊無際沒完沒了的危險之中，他們於是得時時左顧右盼，浸泡在高度的警覺裡，好好磨利著自身的每一絲神經末梢，保持在戒備動員的狀態，以接收周遭微弱但肯定存在的種種危險訊息。這是一種沒休息、不停歇的敏銳，甚至在一般人鼾睡的時刻，神經質的人仍得像只睜大雙眼的貓頭鷹一般不得休眠，或說即便不支暫時陷落於睡眠之中，他們往往還得在夢魘裡掙扎，以便對毋需沉睡、隨時上門的危險作出最快、最時時勤拂拭的反應——在世人的朗朗乾坤裡，神經質的人，我們仿本雅明的話來講，總奇怪過著某種朝不保夕的生活。
用不倫不類一點來譬喻，神經質的人很像今天我們立即顯像設計的電視機，它無須等待立即就來的奧秘在於，電源並沒有真正切斷，始終維持在待機的狀態，因此，它總是比較消耗能源比較不環保不健康的，這是避免不了的代價。
從這裡，我們似乎找到了一條回小說的小徑了。
神經質的人過度消耗的能源是本來就屬於他們自身的，以不快樂和預支未來生命的方式來支付，因此，他們是自苦的人，也可以理解為某種高貴的人，燃燒自己，來為我們指出危險，指出事物的豐饒層次和可能盡頭，我們理應心存感激，儘管我們往往也會覺得煩人，擾人清夢。
我們尊敬他們，但有點怕他們。世人聞此皆掉頭，直如東風射馬耳——如此典型的兩造關係，不也正是古來文學家，包括詩人和小說家的感慨嗎？而他們常越過滔滔當代，把知己寄託在未來，甚至千年百年後的風雨名山，是否也正是沮喪地意識到，他們所察知並揭示出來的訊息，在此時此刻對正常世人而言是太微弱了，至少尚不足取信，未來世代的人其實不是更聰明更敏銳，而是隱藏不住的訊息會在時間中撞擊強大，變得清晰而且波長頻率適合正常人耳，但這樣的轉換過程，也通常意味了我們正常人得付出程度不等的苦難，以換取聆聽的資格。
中國人曲突徙薪的成語故事講的就是這個，那個早早就告誡要把煙囪弄彎、把木柴搬開的人，是神經質的人，也是個詩人小說家，我們則是看到大火燒起來才去幫忙的正常人。
因此，儘管小說隨著時代而轉，在資本社會的分工體制底下縮居一隅，如盧卡奇所忿忿難忍的，不能再越過鱗次櫛比的窒人科層體制，放眼寬闊無阻攔的天際，小說家也不再像昔日扮演先知等等的角色，但即便如此，今天好的小說仍然包含了預言的成分——不是啟示錄或馬克思那種單一的、吞噬性的、終極審判如熱核彈爆炸的大預言，而是某種遍在的、在你察覺到事物萌生很自然會隱隱在心中先凝聚成形的未來生長變化。而危險，不正是伴隨事物生長變化的某種流逝、某種拆毀和某種混亂和失控嗎？
小說的預言，通常不是可知的，而是可感的。
而恰恰是因為小說以如此隱晦的、流動的、回歸事物自身的非預言形式預言，因此，比起基督教那種宗教概念式的，它毋寧是健康而安全的，它不壓迫你，不徹底擊碎你，它沒要你變成另外一個樣子另外一個人，它也不召喚流淚認罪、一夕間大徹大悟(你相信人生有這麼戲劇性的事嗎？)的信眾，它只是給予你，而不是拿走你。
然而，相對來說，小說總顯得不夠強大，曠日費時，無法在其上建立起爆發性的行動，這是小說的本質謙卑。
小說，於是和宗教並不相容。
宗教，基本上是一種使人神經粗大的好心救濟系統，負責消滅人的疑神疑鬼，得到平安喜樂——因此，宗教大體上總是依傍亂世而生，如聖經所言，讓勞苦挑重擔的人到此都能卸下來。什麼樣的重擔呢？主要是一種心智上的不堪沉重負荷，由人對逼近的危險之感、對事物層次繁多紛雜不知道怎麼抉擇的茫然不確知之感，以及由此而來的孤立無依之感所層層疊合而成。這的確有其必要，因為人的心智承受力和延展力總是有其限度，太細微太精緻的那一部分神經總隨時有吧嗒斷掉的危險，這是神經質者最明白而立即的威脅。
好心宗教的卸除方式，基本上總不出於，它們藉著神的引入，一個萬能大智慧者大意志者的引入，把不可知的未來轉成一種不移的確信，由此建構起一套對萬事萬物如軟件包般明白好用的解釋，至於那些太過紛雜、彼此矛盾傾軋不好收攏的事物豐碩層次，宗教教導我們以避開臉不看的方式來消滅它們。
簡單有效，人不必再神經自苦，但如此小說大概也跟著沒有了——眾所周知，被習稱為宗教小說家代表人物的英籍格雷厄姆·格林，他的小說不來自對宗教的虔敬，反倒來自對宗教的質疑和出走。
然而，帶著好意而來(儘管在人類歷史上，此類好意往往翻臉猙獰起來，如中世紀或往後加爾文教派的新教徒)的宗教便也罷了，事實上，更多時候小說的意圖終結者，儘管也仿用宗教這套“確信未來，抹平現在，維護萬事萬物既有秩序”的方式，但他們關心的顯然不是對神經質者的不忍和救濟，而是對過度敏銳者的不安和敵視，害怕自己意識形態所繫或直接利益所依存的現實既定秩序(權力秩序、經濟分配秩序，乃至於道德秩序)遭到侵蝕顛覆，相較來說，這是我們正常人世界中比較可惡的一批人。
也因此，小說基本上便不得不長期處在一個宿命性的悲劇位置，亦即權力的反側，主流意識形態之外的邊緣，沒有什麼既得權力和利益者會喜歡他們(對既得權力和利益者而言，不在意已經是他們最大的寬容和文明行徑了)，甚至還包括一些其實沒多大權力利益相干、只惶惶擔心既定秩序受威脅殃及自身的小市民者流，比方說，在今天台灣，我們仍放眼可見一堆用儒家“溫柔敦厚”老教條或“認同當下秩序”新教條的荒謬小說評論者，以及那些氣急敗壞投書報紙的中學語文老師道德捍衛者。
但其實真的不必這樣子，正如我們前頭講過，小說召喚不起明白立即的行動，而且和拆毀性的強力在本質上背道而馳——它走向複雜而非簡單，走向疑惑而非確定，走向猶豫而非堅信，它像熱力學的第二法則一樣，把能量分散在萬事萬物的實體和細節之上，而不是犧牲一切、凝聚能量一次爆炸開來。說起來也可以悲哀的是，小說的現實破壞力道，最多也只到昔日蘇格拉底所講的“牛虻”而已，它只能煩人地騷擾，讓我們不沉睡在習焉不察之中，讓我們重新瞪視事物的縫隙，讓我們清醒，讓我們反思，讓我們不在一切理所當然的渾噩之下成為自動機器，成為行走的化石——當然，希臘人當年還是決定把蘇格拉底給宰了。
我建議我們感激他們，畢竟，如果有人耗用的是自身的生命能源，付出不快樂的代價，卻把得到的成果大方和我們分享，如果說聲謝謝就能完成這樣的交易，我想不出天下還有什麼更划算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