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些人不復記得了(或沒趕上)這系列的電影，這裡，我們稍稍提醒一下：由大導演科波拉拍攝，主要演員是馬龍·白蘭度和阿爾·帕西諾，故事講的是美國黑手黨克里昂家族的兩代滄桑，總共有三集，其中最好看的仍是第一集——不記得的人可找回記憶在腦中好好重播一遍，至於沒趕上的人可去找影碟或影帶來看，絕不會失望的。
被討論最多的可能是所謂科波拉的“暴力美學”，尤其是第一集的結尾。老教父病逝，阿爾·帕西諾所飾的老三邁克爾在教堂中正式“加冕”為家族的新族長，直穿雲霄的聖樂聲裡，克里昂家族的報復大屠殺同時冷靜展開，血腥，聖潔，冷酷，虔敬，恐怖，甜美……看得人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當然，這套手法後來被好萊塢和香港抄得很濫(就連成龍的都照抄不誤)，只是，真正美好的東西哪裡隨便抄得來，你情感沒到那裡，張力沒在那裡，某種呼之欲出的真實力量沒堆累到那裡，就算在巴赫樂聲中引爆核子彈，也照樣什麼都沒有。
多年之後，我總算在布洛克的小說中，再次找到如此集死亡和華麗於一身的美學，尤其是眼前這本，和他另一部同為斯卡德探案的。
，一九九二年“愛倫坡獎”年度最佳小說，喜歡科波拉的人不大可能會不喜歡這部小說——整部小說開始於一個狀似不經意的小動作，在拳擊台觀眾席上，一個狀似父親的男子，把手放在一個狀似他兒子的小男孩額上，溫柔地把小男孩的褐髮往後攏，然而，對瞥見這一幕的馬修·斯卡德而言，卻雷擊般宛如看到該隱的印記，一個記敘著謀殺和死亡的印記。
先說我個人最喜歡的段落好了。
我最喜歡這本書的第十二章末尾到整個十三章完，那是理應回旅館睡覺的斯卡德，心中有事地忽然半夜跑到葛洛根酒吧去，酒吧已經打烊了，鐵門拉下一半，但老闆米基·巴魯還在，喝著他專用的十二年愛爾蘭陳年威士忌——巴魯不知道為什麼猜到斯卡德當晚會來，他把所有閒雜人等統統趕回家，煮一壺好咖啡，風雪故人來。
米基·巴魯是這個系列小說中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也是這個系列最殺人不眨眼的悍厲角色——他是屠夫之後，亦未改行，只除了他殺的改成是人，當他準備大開殺戒或望彌撒時，一定不忘本地套上那件家傳的棉質屠夫圍裙，上頭斑斑的陳年血跡已呈銹褐色，此人在各個酒吧被人傳誦的駭人事蹟是：他曾把一個傢伙砍下頭來，裝在保齡球袋子裡，逢人展示。
這一對有趣的老友，斯卡德和巴魯——一個是當過警察的罪案狩獵者，一個是盜亦有道的殺人如麻兇徒，就這麼沒事坐小酒吧里，隔開外頭世界的漫天不義，閒聊到東方既白，然後在大雪紛飛的清晨，一起去聖本納德教堂望彌撒。
一整夜，兩人談賺錢和花錢，談有沒有地獄，談吸毒和上帝，其間，巴魯說了一個他黑吃黑劫殺新澤西毒梟一家的故事，斯卡德則有感地回憶起一個名叫文森·馬哈菲的世故老警察，這人是斯卡德初入警界時的搭檔兼入門師父，他錢照拿，酒肉照吃，一輩子沒得過勳章，卻自有各式各樣自我實踐正義的鬼方法，斯卡德的警察啟蒙教育，便是親眼目睹馬哈菲如何處理一樁法院無可奈何的父母虐童罪案，馬哈菲從頭到尾清楚司法系統對付不了這個案子，正義得自己繞路去尋求。
當然，話題也一定談到喝酒問題，還喝威士忌的巴魯說喝酒最好的時刻是：“……會有這麼一刻，我感到一陣清明，好像在那一刻，我能夠洞悉所有事物，我的思想越過腦際，在那些事物之中翻滾纏繞，一瞬間，我感到它已經與我接近到幾乎可以觸摸的距離，然後——啪，就不見了，你懂我意思嗎？”已經不喝酒的斯卡德點頭說他懂：“你就抓住它了，可是當你快要掌握住它時，它又消失得無影無踪……那會讓你心碎。”
所以說，酒不容易戒，極有可能是喝酒的人在生理並未被酒精控制之前，先無法忘情於如此飄忽卻又真實存在的短短一刻，會忍不住想再次復制這樣的經驗，再伸手去抓它一次；毒品可能也是這樣，據說(我個人當然是道聽途說來的)同樣存在類似的“這一刻”，我曾在馮內古特的《聖棕樹節》書中讀過這一段話，“一個朋友有一迴向我提起他稱作'存在的包袱'的感覺。那種不自在會迫使人不斷前進，而且永遠無法感到自在。他曾嚐過一次海洛因，他說他立刻明了這種藥物的魔力，因為那是他生命中惟一沒感受到'存在的包袱'的一刻。”這和書中巴魯惟一一次古柯鹼吸食經驗可相互輝映——差別只在於巴魯的“這一刻”是較形而下的自覺在床上無敵罷了。
這裡，我想問的是，正義的實踐，尤其是一個人超越過習慣於操作正義的“既定形式”(如法律道德、倫理系統)，扮演上帝一手執行正義，是不是也會有“這一刻”？也會一而再再而三想去複製而終究上癮呢？
或者更直接地問：布洛克提筆寫這部，是否本來就有意順便問這個問題，並努力提供某種程度的答案呢？
我個人的猜想是：是的。
基本上，古典推理小說只處理到破案為止，所謂的破案，意思是兇手是誰已從邏輯推演中被解讀出來——這其實是蠻討巧的方式，就像打籃球只負責投籃得分，而把防守、卡位、搶籃板的所謂“骯髒活兒”丟給別人一般。
但我們知道，就兇殺案“殺人—果報”的這方面正義實踐而言，其實在理解了兇手是誰之後，還有一條相當長的尾巴，其間至少包括了破案、審訊、定罪到執行，每一個環節不僅都不是透明的，而且每一個環節中都擠滿了各式各樣不同心思和利益、有動機也有能力改變最終結果的人，比方說警察、檢察官、律師、法官、陪審員、新聞媒體、政客，以及擁有某種社會力量的人物。
於是，在這條被忽略的髒尾巴之上，推理小說便有機會生長出各種“亞類型”來佔領並處理這一塊塊處女地，比方說“警察小說”(Police Procedural)，著眼的便是警察以及其背後整個執法系統和罪案間的複雜牽扯(當然，古典推理某些神探亦有正式警方身份，如威基·柯林斯筆下的柯夫警官，或約瑟芬·鐵伊筆下的格蘭特探長，但他們純粹以個人的睿智天成辦案，無意探入其所在的執法系統)；又比方說，法庭小說(Legal/Courtroom)，則負責料理審訊到定罪判刑這一段失落的環節；事實上，更大的一道推理小說支流的美國革命派，以漢密特和錢德勒為代表，打從一開始便全面質疑古典推理這套“知道兇手=正義償還”的簡易公式，半世紀來如一日。
不管是警察推理、法庭推理乃至於美國革命的冷硬私探推理，多少得顧及類型小說讀者對正義償還的期盼，因此，絕大多數還是會安排個善惡有報的妥善結局，然而弔詭的是，我們在閱讀此類小說時，卻極容易想到，既然非要有個不屈不撓、抗拒得了所有強權和壓力的警察、律師、檢察官或私家偵探，肯抱緊一己的信念下定決心殺出一條血路，才有正義可言，那意思不正是說，正義，“通常”是不在的嗎？有決心有信念的個人背後那個大結構、大系統，不僅不是正義的守護神，反倒是個阻撓者，或甚至就是罪惡者嗎？
這類疑問和我們現實世界對這些執法機構的常識相當接近——正如馬克斯·韋伯的陰森森預言，科層堆疊的大結構是個“鐵籠”，有希望的光是照不進去、穿透不了的。
把這個暗慘的邏輯往下推，我們便也不難得到某種“左岸”結論：正義，只有在推倒或越過那些個麻木不仁的大系統大結構，自己動手，才有機會實現。由此，便衍生出所謂的“暗夜執法者”的概念，用一般人較熟悉的例子來說，“蝙蝠俠”正是這類概念的產物之一：他是陰暗的正義守護神，是即溶式的上帝，對於罪惡和不義，他從搜尋、發現、審判到執行，乾淨利落一手全包了，不必管搜尋合不合乎程序，也不囉嗦什麼交叉詰問——我們讀《聖經·舊約》，什麼時候看見耶和華在降洪水或天火雷電擊殺惡人之前，還不忘先念“你可以保持沉默，你所說的話都可能成為呈堂證供——”這一套呢？
在社會現實狀況愈糟糕愈絕望、執法的系統愈顢頇愈無能時(如今天的台北市)，人們便愈發期盼有這類不顧一切的英雄出現——就別說一般小老百姓了，便連冷靜審慎智慧博學如馬克斯·韋伯者，也忍不住把人類掙開鐵籠的希冀，押在他所謂卡里斯瑪型的人物身上，我們知道，卡里斯瑪，指的正是不受理性條件約制、天縱式的英雄，是神的道成肉身。
然而，請神容易送神難，一旦成了神，他還肯下凡來回頭當個人嗎？就算一念清明回頭當人，他會不會像懷念喝了酒或吸了毒之後的那一刻，屢屢想把自己再复制為神呢？
這個其實非常嚴肅的問題，布洛克在這部中反复觸及，卻並未給我們清楚的答复，他只透過斯卡德的意誌之口告訴我們：“我想，(對法律無可奈何的罪惡和不義)我可以視而不見，可以蓋著它不管，然後一切又會歸於寧靜……在我相信'偉大的或許'的日子裡，我知道是這樣。而當我的無邊力量成為'偉大的或許不是'，我也仍然這麼認為。”
很顯然，布洛克把問題凝縮為個人的抉擇，這無助於問題的全面思考和解決——當然啦，作家從沒義務要對自己所提出的問題找到答案。
我個人以為，證諸人類的斑斑歷史，我們最好別心存僥倖，被當成神且也知道自己成了神卻肯老實交出權柄回歸平凡者，像美利堅合眾國的創建者喬治·華盛頓那樣，絕對是億萬人中的異數，是特例。
也就是說，有人戒成了酒，有人戒成了毒，但絕不代表所有的酒鬼毒蟲都能做得到。
在這裡，我們願意更雪上加霜地提供美國名小說家馮內古特看似戲謔、實則更悲觀的看法。他指出，想戒酒的人，有匿名戒酒協會可去；想戒賭的人，有匿名戒賭協會可去；想戒毒的人，也有匿名的勒戒所可去，然而，想戒掉這生死予奪的權力，想戒除成為神的幻覺呢？我們有這樣的協會或機構來幫助他們嗎？
我是馬修，我是個酒鬼，我無力自拔……
我是馬修，我是個毒蟲，我無力自拔……
我是馬修，我是個神，我無力自拔……
和布洛克、馮內古特一樣，很抱歉，我們也沒有終極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