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馬修，我只聽不說——
這句近日來開始在台北某個文化圈流傳開來的話，原是布洛克筆下這名紐約無牌私探馬修·斯卡德參加戒酒聚會時最常講的。這裡，我們不上綱延伸這句話呼之欲出的象徵意思，但我們讀小說的人的確一再感覺到，斯卡德真的是一個欲說還休的沉靜之人，在紐約這麼一個喋喋嚷嚷的城市中，他不停地走、看、聽，話不多而且語常簡短，這些簡短的話又通常只是即興的幾句機智好笑的話，但總是譏諷的意思少，自嘲的成分多。
我個人曾讀過一本布洛克的訪談專書After Hours，書中布洛克自言，一九八二年他的馬修·斯卡德系列寫完第四部，尤其是書末斯卡德在戒酒聚會中崩潰般大哭起來時，感覺上這個系列好像該告一段落了。然而，捨不下的反而是布洛克自己，他喜歡斯卡德這個人，“我喜歡透過他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喜歡通過他的感受來說這個世界。”於是，他努力想為斯卡德打開另一條新路。廢掉過六本書的草稿，直到四年之後的一九八六年，才有問世，從此，這位重生的前酒鬼偵探重新走上紐約市街，性格也穩定下來，布洛克真的找到一雙屬於他自己的敏感眼睛和一個屬於他自己的敏感心靈，自在地看待並述說這個他愛恨交加的城市和世界。
重生後的斯卡德，已經不怎麼像系列偵探小說中的主人翁了。毋寧更接近布洛克自己——因此，不止一次有朋友談到當前哪個明星演員適合扮演斯卡德時，我雖然以為某人提議的湯米·李·瓊斯還不壞(但不能演得那麼帥，得低調沉靜點)，但最終仍覺得還是布洛克本人最合適，尤其我們看過他照片里長的樣子，也很接近我們所了解的斯卡德。
這次的，是布洛克一九九二年的作品，險刻緊張，一氣呵成，是一本深沉動人的傑作，我們留給大家自己讀，這裡談談別的。
朱天心曾這麼說雷蒙德·錢德勒筆下的高貴私探菲利普·馬洛：“令我嘆為觀止的是，這個人好像在任何狀況底下，面對任何事情，他總有辦法找出一堆聰明譏誚的話來。”
這個觀察，當然是準確的——打從半世紀前達許·漢密特創造了舊金山的冷酷私探史貝德，以及雷蒙德·錢德勒創造了洛杉磯的高貴私探馬洛以來，這一支被稱為“冷硬私探”的偵探小說家族，便差不多確立了看待這個世界的基本態度：一個孤獨的個人，對抗一整個不義的龐大世界。
誰都看得出來，這是一場實力極其懸殊的爭戰(奇怪的是，一開始他們居然還有自己會贏的僥倖之心)，因此，這個孤獨的人便不得不有某些特質：
一、他是瘋子神經病秀逗桑，否則不會呆到去挑起這場戰鬥。這是堂·吉訶德先生。
二、他若精神狀態沒太大問題，那就得是個有信念、聰明、在現實頗潦倒且滿口譏誚之言的人。這正是冷硬私探的根本造型。
為什麼非有信念不可？因為若不為著某些不合時宜的信念，世界不義就去他的不義吧，干我何事？
為什麼非得聰明不可？因為若不夠聰明，大約是不大可能穿透外表的假象，察覺出隱藏的不義來；而且若真不夠聰明，那這場懸殊的戰爭更是打都別想打了。
為什麼非有點落魄潦倒不可？因為若設定這個世界如此不義，富且貴，不正代表一定得扭曲自己的部分人格體格骨骼，去附和某些正直之人絕不願玷污自己的罪惡嗎？
那又為什麼非得語帶譏誚呢？這就一言難盡了。
我承認我個人一直有個嚴重的偏見，我總認定，愈是聰明的人愈愛講笑話，而且愈難忍住不講，想到個好笑話硬要自己不說，其委屈如錦衣夜行，正是所謂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笑話不能忍。
然而，當笑話穿透過一個不義的世界時，就像光線穿透過三棱鏡成為一道彩虹一般，笑話成了譏誚。
在這折射過程之中，笑話找到了它更豐饒的滋生土地，同時它也發現自己從博君一粲的表演轉換成某種攻擊的武器。
什麼樣的豐饒大地呢？一般而言，笑話的主要養分來源不出於愚昧、虛偽和過度的神聖，而這些恰恰好也是不義世界的最基本特質。這解釋了，何以所謂的“鐵幕笑話”總是質精且量多，數十年來供應源源不斷；這也同時解釋了，為什麼政治和宗教總孕育了最多好笑話，古今中外皆然，笑話中最常出現的角色一直是官員和僧侶。
不信的人，可撥個電話去問問畫漫畫的著名影像政論家CoCo。
那，笑話成了攻擊什麼的武器呢？當然就是那些它嘲笑不遺餘力的愚昧、虛偽和神聖。在攻擊這些不義元素的眾多武器之中，笑話一直不失為較優雅較有教養的一種，活躍於孤注一擲的暴力革命之前和絕望放棄的虛無之前——以暴力打倒不義的革命分子通常沒心思也沒足夠聰明說笑話，至於放棄爭鬥的虛無主義者則早就連講笑話的心情都沒了。
講笑話的人，一般稍帶貶義地稱之為“犬儒”。
我個人比較不能同意“犬儒”這個稱謂中所攜帶的負面意思，我同情說笑話的人。畢竟，犬儒笑話中的陣陣酸氣，很大一部分係來自於對抗整個不義世界的必然疲憊和辛酸，菲利普·馬洛正是如此。
我喜歡的說法出自房龍之口，這位寫《人類的故事》《聖經的故事》的聰明、溫厚、有教養的史家，在敘述人類數千年曆史的同時，他說的是：“嘲諷和憐憫是我們生命中的兩個好顧問，前者以它的微笑令生命更欣然，後者以它的眼淚賦生命以神聖。”“如果我們不懂得嘲笑，我們甚至會懦怯到去恨那些人。”
作為一種武器，或說作為一種藥物(您不覺得這兩者常常是同一種東西嗎？)，笑話最有效的對像或說病症是什麼？
以我們前面所列舉的愚昧、虛偽和神聖三者來排名，依序是神聖、虛偽，然後才是愚昧。
以笑話來醫治神聖熱病是最有用的，這個主張，在我個人所讀過的有限書籍中，講得最好最透徹入理的，極可能是聰明詭譎也愛講笑話的著名符號學者兼小說家翁貝托·艾柯，他在他那部仿推理的中世紀修道院謀殺小說《玫瑰的名字》中，把一部亞里士多德有關喜劇論述的著作，安排為一連串修道院謀殺的原因。理由是，過度虔誠的老僧侶認定，維護神聖純淨的基督信仰，最可怕的敵人是“笑”，而不是任何激烈的反基督另類崇拜——因為，任何反基督信仰，只是基督信仰之光所存在的陰影，它仍在信仰範疇之中，仍保有神聖的元質，仍在信，只是“暫時”膜拜的對像不同罷了；相反的，老僧侶說，如果說“信仰基督讓我覺得好笑”，那所有的神聖意味便當場解體，讓人直接走到非信仰的另一條路上去了。
在這裡，笑話和人類的理性接上了頭，扮演著最有效的除魅功能。
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歷史上的革命者，尤其是十九世紀以來的社會主義革命者，總如此鄙夷甚至痛恨笑話，不惜把笑話說成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的蒼白囈語小丑行徑，是布爾喬亞的麻醉劑，只會癱瘓革命的覺醒和行動。他們的痛惡和老僧侶的不惜殺人是對的，因為社會主義者有他們更神聖的神要膜拜，不義，對他們而言，只是拜的神不對，而不是拜神的行為不好，他們一直是歷史上最像艾柯筆下老僧侶的一種人，怕笑話的摧毀力量把人引導到不信任何神祇的另一道路上。
歷史上的聰明人之中，我一直以為最沒幽默感的人，極可能是社會主義的永恆革命導師卡爾·馬克思。外表嚴謹不苟言笑的康德和弗洛伊德，我們都不難發現他們極力掩藏之下的某種狡獪和欣喜，馬克思則從頭到尾像一隻蹲在樹枝上睜大眼睛的貓頭鷹。
到此，可能有人察覺了，所謂的不義，難道就只有愚昧、虛偽和神聖三者嗎？您是對的，當然不止這些，至少還有殘酷、狡詐和有組織有持續性的暴力等等。
這當然是笑話作為一種武器的悲哀所在，美國以講笑話著名的小說家庫爾特·馮內古特(當然也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便說過這麼一句蒼涼的話：“笑話涼了，但不幸炮筒仍是熱的。”
想想，如果你面對的是斯大林這樣一個既沒有足夠聰明聽懂笑話，又沒幽默感可容忍笑話，更無心思理會笑話的殘酷粗鄙人物，你能講得出什麼好笑嘲諷的話來？或者說，你面對一整排無生命、沒感覺、製造出來除了殺人沒任何其他功能的槍支大砲，你能像宗教的聖者為石頭鳥獸說法一樣，跟他們也講個笑話嗎？
再聰明的說笑者，至此都顯得再愚蠢不過了。
當然，從錢德勒的馬洛以降，這些滿口譏誚之言的冷硬私探所面對的美國社會並非這般光景，他們所感受的不義並不存在斯大林這樣的屠夫人物，而是逐步證實了一些了不起學者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預言和診斷，比方說韋伯，不義是起自於科層化的窒息組織結構；或比方說弗洛姆，不義是非人的、匿名的云云。
弔詭的是，一種不是自然人的所謂組織、結構、法人等等，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更徹底的斯大林，它不存在任何感受、同情和理解，它自然也更不是嘲諷所能穿透抵達的對象。
於是，五十年來的冷硬派作家遂如同逐步喪失目標的弓箭手一般——不義的不再只是某個警察、某個律師檢察官法官、某個政客或上流社會的虛假慈善家、某個幫派組織的幕後頭子，而是躲藏在所有這些背後的那個匿名結構。嘲諷這些受操控支配的棋子人物，既無意義，也勝之不武，不覺得有什麼光榮可言。
所以，我們在距離馬洛小說半世紀之久的斯卡德小說中極容易發現，書中的“壞人”少了，過往習慣扮演歹角的警察、律師、法官、政客或幫派頭子這些人物，也逐漸褪去他們的象徵性角色，回復成有血有肉、會正常做壞事、但也會正常同情的普通人。警察有他的無奈，毒蟲有他的悲哀，政客有他的懦怯，幫派頭子有他的弱點和無力，而追索兇手的固執偵探，也從對抗不義的馬洛騎士老化成時時忍著不語的斯卡德局外人。
這輩子他惟一能得到安寧的時刻，就是把海洛因注射到靜脈裡的時刻。海洛因除了能夠讓你突然酣之外，最美的事就是它的感覺跟死亡一模一樣，當然，那隻是暫時的，所以才會那麼棒。
這段話，是書中用來講庫里爾老大的，這是個腓尼基裔的毒蟲，他喜歡水、喜歡橋，希望自己死後水葬，書中他開車載斯卡德過橋那段談話，是全書最感傷的一段。
我們今天回頭再看冷硬私探小說五十年的來時路，只覺得笑話涼了、老了、遠去了，像布魯克林橋上的夕暉晚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