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引兩段插敘，以示教訓為鑑，然後一口氣把故事講完。
七月，就在我赴彼得堡前兩個月，瑪麗婭·伊凡諾芙娜差我去鄰近一個地方辦件事，至於什麼事無關緊要。在回莫斯科的車廂裡，我注意到一個褐髮青年，臉上長粉刺，穿著相當講究，但骯髒不堪。每到一站，他都下火車，跑到酒櫃檯喝燒酒。他所在的車廂分隔室有快樂而粗野的一群圍著他。這群喧鬧的旅客欣賞年輕的酒鬼能夠大喝不醉，竭力縱容他喝更多的酒。幹這勾當最起勁的是一個微醉的商人和一個德國穿著的瘦高個子，商人的男當差，廢話特多，口臭難聞。貪杯而海量的年輕人寡言少語，他聽著同伴們瞎嚷嚷，臉帶傻笑，有時失聲大笑，但總是笑得不合時宜，其時發出幾個含糊的音節，“哼……嗯……嚕”，一邊用手指摁著鼻尖，逗得商人、僕從和所有的人樂不可支。我走近湊熱鬧，說實在的，儘管他的行為愚不可及，我卻不討厭棄學的大學青年。很快我們便以你相稱，下火車時我記下他當晚九點在季維爾林蔭大道等我。
我準時赴約。此兄讓我合夥玩耍，玩法如下：我們看中一個良家婦女，一聲不吭，一左一右夾她而行。我們擺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好像旁邊根本沒有婦女。我們一絲不苟地講猥褻話，問答自如，滴水不漏，儘管我當時對性事只知詞語（童年之美談），不通技法。婦人驚慌失措，加快步伐，我們也加速行進，並繼續誨淫的對話。受害者怎奈何？沒有證人，再說報告警察總是棘手的事情……
這種庸俗的玩笑我們一連鬧了八天。其時我覺得很有趣嗎？現在很難說：起初這種鬧劇叫我開心，因為出其不意，再說我厭惡女人……有一回，我對那個大學生講，讓·雅克在中供認在少年時代他喜歡埋伏在某個角落裡把生殖器弄得高高勃起，嚇得過路的女人瞠目結舌。他的答詞是“哼……嗯……嚕”。他對此一竅不通，兩眼一抹黑，而且毫無興趣。我坦率給他出的主意他全然不通，他胡鬧的藝術單調得要死。這個混蛋越來越叫我討厭了，終於斷絕了來往，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
我們照常無理狹狎女人，這回是個行色匆匆的姑娘，在夜間的林蔭大道上。她最多十六歲，也許剛下班，沒準母親在家等她，可能還是個負擔全家的可憐寡婦哩……我突然多愁善感起來……我們的髒話競相交換……姑娘好似一頭走投無路的牲口，在夜色中加快步伐。突然，她戛然止步，上氣不接下氣之間，一把扯下裹著瘦臉的圍巾，雙眼猛然炯炯發光，說道：
“嗯！恬不知恥的孬種！”
我以為她要失聲痛哭了。不然，說時遲那時快，她揮手朝大學生打了個響亮的耳光，正中那傻蛋的嘴臉。他正想反撲，被我拉住，姑娘得以逃脫。
只剩我們倆時，便吵開了。我把心裡的厭惡統統倒出來，說他無知無能，卑鄙下流。他罵我雜種（我自己私下告訴他我是私生子）。我們破口對罵，互吐唾沫。從此，我和他不再見面了。
我氣急敗壞，但第二天氣惱消退，第三天便忘得一干二淨了。到了彼得堡，我再回顧那個場景，羞愧難忍，失聲痛哭，今天想起來心裡還怪難受的。我怎麼會卑劣到如此程度而且竟把劣跡忘掉？現在我明白了：“理念”把一切不屬於理念的東西都視為無意義，過早地清除我應得的痛苦，使我聊以自慰，並寬恕我犯下最惡劣的錯誤。這種理念我是從娘肚子帶來的，但傷風敗俗。
現在講第二件事情：
去年四月一日，幾個人來瑪麗婭·伊凡諾芙娜家參加節日晚會。突然阿格里皮納一陣風似的跑進來報告她剛在廚房外門發現了一個棄嬰。大家爭先恐後前往觀看，但見一個三四周大的女嬰躺在籃子裡哭泣。我拿起籃子，提進廚房。女嬰身上別著一張字條，上面寫著：“親愛的恩人們，可憐可憐小阿麗妮婭吧！她已經受過洗禮。我們永遠為你們祝福。此祝節日幸福。——你們不相識的人們。”尼古拉·西梅奧諾維奇使我傷心，雖然我十分敬重他，因為他表現得不近人情：他沒有孩子，卻硬要立即把女嬰送往孤兒收容所。我把嬰兒從籃子抱起來，聞到一般嗆人而帶酸的氣味，我把嬰兒抱在懷裡，宣布由我撫養她。尼古拉·西梅奧諾維奇，不管心地如何善良，立即表示萬萬使不得，竭力主張送去收容所。但最後還是按我的意願辦了。
同一院子的另一幢房子往著一個酒鬼老木匠，但他的妻子還年輕而且健壯。這個貧苦人家結婚八年好不容易最近有了個獨生女兒，可沒斷奶便夭折了，天緣巧合，他們的女嬰也叫阿麗妮婭。我說“天緣巧合”，因為婦人聞聲進廚房來看熱鬧，當聽到女嬰的名字時不禁動了惻隱之心。她的奶水還未乾涸，她當場解開上衣，掏出乳房餵小阿麗妮婭。婦人是否同意領薪照管孩子？她不能立即答复我，得由丈夫做主，但至少她答應當夜看管小阿麗妮婭。第二天，我跟那對夫婦做了交易，我預付了第一個月的八盧布，丈夫立即拿去酒吧花掉了。尼古拉·西梅奧諾維奇好意為我的償付能力做擔保。我執意交給他六十盧布，但他硬不肯收，這麼一來我們小小的口角倒是煙消雲散了。瑪麗婭·伊凡諾芙娜什麼也沒說，但很明顯她內心驚異我自告奮勇挑這麼重的擔子。他們倆誰也沒乘機打趣，我很感激他們這份厚道。
我一天三次往達麗婭·羅迪沃諾芙娜家跑。一周後我背著她丈夫偷偷給她三盧布，再花三盧布買了被褥和襁褓。但我當了十天父親，小女兒就病了。我去找了醫生，我們整夜折騰阿麗妮婭，讓她吃藥。翌日，醫生宣布她不行了。對我的提問，確切地說對我的質問，他答道：“我又不是神！”小病人窒息了，滿嘴泡沫。當晚她便死了，死時黑黑的大眼睛盯著我，彷彿已經明白是怎麼回事了。為什麼我沒有想到給小死者照相呢？那天晚上我不僅失聲痛哭，而且搶天呼地，這在我是前所未有的。瑪麗婭·伊凡諾芙娜好言相勸。木匠親自做了口棺材。大家把阿麗妮婭埋了……我忘不了這些事。
這件倒霉事兒引起我的深思。阿麗妮婭並沒有花掉我多少錢：寄養，醫生，棺材，葬禮，鮮花，總共三十盧布罷了。這筆錢我在離開莫斯科時便撈回來了：我從維爾西洛夫寄給我的旅費中省下一些，再賣掉一些小物件。這樣，我的資金就完整無損了，但我心裡想：“不過如此閒蕩徘徊下去我是走不遠的。”從我跟大學生的奇遇得出這樣的結論：“理念”可能把我周圍的一切搞得一團漆黑，使我失去現實感；從我偶遇阿麗妮婭的倒霉事兒來看，“理念”的主要關注點則任憑感情用事所擺佈。兩個結論互相矛盾，但兩者都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