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要講的東西還有許多又很重要，我感到不堪重負。也因為我常常在這裡假借陀思妥耶夫斯基來闡述本人的思想，這你們一開始就看清了。為此，倘若曲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我深感歉意，但充其量我像蒙田所說的蜜蜂，在所喜歡的陀氏著作中尋找適合於我釀蜜的東西。一幀肖像無論怎麼像模特兒，總差不多同樣像畫家。最了不起的模特兒想必是讓人找到各種各樣的相似之處，為盡可能多的人提供肖像。我試圖繪製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我感到他有汲之不盡的相似點。
我想對前面的演講做大量修改，為此也感到不堪重負。但我連一次修改都沒有做過，儘管每次立即感到漏說了，並向大家答應加以補講。上星期六就是一例，我本想給各位解釋何以見得“懷著高尚之情感做出蹩腳之文學”和“沒有魔鬼的協作，就沒有藝術可言”。這在我看來是不言而喻的，但你們可能覺得離譜，因此需要加以解釋。順便說一句，我非常討厭逆理悖論，從不追求一鳴驚人，但若沒有頗為新鮮的東西可講，我決不會硬來到大家面前發議論的。新鮮的東西總是顯得出格的。為了幫助大家接受這條真理，我不揣冒昧，建議大家注意兩個人物，其一是聖方濟各，其二是安吉利科。後者之所以能夠成為偉大的藝術家，只因其藝術，儘管多麼純潔無邪，畢竟是藝術，必定允許魔鬼協作。我舉人類藝術史上無疑最純正的人物作為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沒有魔鬼的參與就沒有藝術作品。聖者，不是安吉利科，而是方濟各。聖人中沒有藝術家，藝術家中也沒有聖人。
藝術作品好比盛滿香膏的玉瓶，馬利亞尚未抹用過的。有鑑於此，我上講給大家引過布萊克的警句：“彌爾頓在描繪上帝和天使時縮手縮腳，而在描繪魔鬼和地獄時則無拘無束，究其原因，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站在魔鬼一邊自己卻不知道。”
一切藝術作品站得住要靠三足，就是使徒所說的三欲：“眼紅，肉慾，輕生。”你們記得拉科代爾的話嗎？當他做完出色的佈道，人們紛紛向他慶賀時，他說：“魔鬼早在你們之前向我道賀了。”魔鬼準不會對他說他的佈道妙極了，根本沒有必要對他說此話，假如魔鬼沒有親自協助佈道的話。
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援引了席勒的《歡樂頌》後，大聲說：
“美，是多麼可怕可惡的東西呀，是一種令人驚心動魄的東西。那是魔鬼與上帝搏鬥的場合；戰場即人心嘛。”（《卡拉馬佐夫兄弟》第三卷第三頁，根據德語譯本）
大概任何藝術家都沒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這般在自己的作品中把魔鬼打扮得如此美麗動人，除了布萊克，此公在結束絕妙的小書《天堂與地獄的婚姻》時，說過這麼一段話：
“這個天使現在變成了魔鬼，是我的摯友：我們經常在一起閱讀《聖經》，從惡毒的或毒辣的含義上閱讀，世人將從《聖經》發現這種含義，如果自己行為端正的話。”
同樣，我給大家援引了威廉·布萊克最驚人的幾則《地獄箴言》就離開了演講廳，但我馬上意識到我漏了向大家宣讀的一整段文字，而正是這段話促使我援引威廉·布萊克。現在請允許我彌補這個遺忘。況且，在這個片段中，你們可以欣賞各種不同成分的融合（以及混同），這我在前幾講中已經試圖向大家點明了。首先你們可以欣賞的是樂觀主義，即對生活野性的熱愛（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著作中是屢見不鮮的），對生命、對世界、對布萊克所謂的“充滿快樂的大千世界”野性的熱愛，在這樣的世界上同時生存著老虎和羔羊。
“您喜歡孩子嗎？”斯塔夫羅金問道。
“喜歡。”基里洛夫回答，樣子頗為無動於衷。
“那麼您也熱愛生活囉？”
“是的，我也熱愛生活。您驚異嗎？”
“可是您決意開槍自殺，對嗎？”
［我們同樣看到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也樂極生悲，一時欣喜狂熱，準備自殺。 ］
“嘿！為什麼把兩件截然不同的東西混同起來？生命是存在的，死亡是不存在的。”
……
“您看上去很幸福，基里洛夫？”
“我很幸福，確實的。”基里洛夫承認道，口氣好像是做最平常的回答。
“但不久前您還心情惡劣，跟利普季納慪氣，不是嗎？”
“嗯！此刻不再抱怨了。當時我還不明白我是幸福的……人之不幸，只因為不明白自己是幸福的，僅此而已。一旦明白自己是幸福的，立即變得崇高起來。一切皆好，這是我突然發現的。”
“倘若有人餓得要死，倘若有人強姦幼女，這也好嗎？”
“是的，對於明白一切已是如此的人來說，一切皆好。”（第一卷第二五六頁）
請大家不要誤解這種表面上的殘忍，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是屢見不鮮的。這種殘忍屬於無為主義的一部分，酷似布萊克的無為主義。陀氏的無為主義促使我認為陀氏的基督教更接近亞洲而不接近羅馬，儘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品中承認力的衝動。而布萊克對力的衝動更加頌揚備至，這與其說接近東方，不如說更接近西方。
然而布萊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兩人對福音真言都太著迷了，弄得目眩神迷，以至都不承認這種殘忍是短暫的，是某種盲目所引起的一時結果，就是說必定消失的。
如果只向大家介紹布萊克表面殘忍的一面，那就等於背棄他。我給你們援引了他那些觸目驚心的《地獄箴言》，相形之下，我真想給大家念念他的詩，如《天真之歌》，也許是他最美的詩，但怎麼敢翻譯如此流暢的詩呢，他在詩中宣告和預言，獅子的威力將只用來保護孱弱的羔羊和看護羊群。
我們再往下念這段驚心動魄的對話，基里洛夫補充道：
“他們不好，因為他們不明白自己是好人。一旦他們明白了，他們就不再會強姦幼女了。應當讓他們明白自己是好人，屆時他們無一例外，都會變成好人。”（第一卷第二五八頁）
對話繼續下去，我們將發現人神這個奇特的思想。
“這麼說，您是明白的，您是好人，是嗎？”
“是的。”
“在這點上，不用說，我是同意您的意見的。”斯塔夫羅金皺著眉頭低聲說。
“對人家說他們是好人的人將使世界完美。”
“已經這樣做的人被他們釘死在十字架上了。”
“他還會來的，並將成為人神，名垂史冊。”
“神人吧？”
“不，是人神，有區別的。”
繼“神人”而來的“人神”的想法，把我們重新引向尼采。在這裡我還想對“超人”學說作一點修改，並反對一種被濫用被輕率認同的見解。尼采的超人之所以用“要冷酷些”作為座右銘，從而經常被引用和誤解，是因為尼采用來克己的，並非冷酷待人。這有助於我們區分拉斯科爾尼科夫和基里洛夫隱約發現的超人。尼采主張超越的人性是他自己的人性。概括起來說，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同一個問題出發，推出不同的乃至相反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尼采力主肯定自我，從中看出生活的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推重忍耐。尼采預感頂峰之處，陀思妥耶夫斯基只預見有垮台之虞。
這個看法是我在一位男護士的信中讀到的，他太謙遜，不讓我指出他的尊姓大名。那是在大戰最黑暗的時期，他目睹的只是難忍的慘痛，耳聞的只有絕望的呻吟，於是他寫道：“唉！倘若他們善於奉獻自己的痛苦該多好哇！”
這聲吶喊昭昭在目，我以為再加評論是多餘的，最多用的一句話與其對照：
“當你用自己的眼淚澆灌大地，當你用自己的眼淚做禮物送人，你的愁恨即刻便會煙消雲散，你將感到無限的安慰。”（第一卷第一四八頁）
我們在這裡已經非常接近帕斯卡爾“徹底和甜蜜的忍耐”了。這種忍耐使得帕斯卡爾驚呼：“快樂！快樂！快樂的眼淚。”
這種快樂狀態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裡屢見不鮮，正是《福音書》向我們引薦的，也正是我們得到基督稱之為新生時所進入的狀態；這種至福只有當我們棄絕個體自身時才能獲得。因為正是對我們自己的依戀阻擋著我們進入永恆，進入上帝的天國，妨礙著我們具有與宇宙生命融為一體的感受。
這種新生的首要效果是使人回歸兒童的原始心態：“你們進不了天國，如果你們不變得像小孩那樣。”藉此我給大家引拉布呂耶爾的一句話：“小孩沒有過去不知未來，他們只顧當前。”這是成人做不到的。
“此刻，”梅甚金對羅戈吉納說，“我覺得明白了使徒不同凡響的話：'時間將不再存在。'”
這種立刻進入永生，我給大家說過，《福音書》中屢見不鮮地出現“ET NUNC（從現在起），已經向我們點破了。基督所說的欣悅狀態是一種即將狀態，並非未來狀態。”
“您相信在另一個世界永生嗎？”
“不，但相信在這個世界永生。有的時刻，到達時間突然中止的時刻，從而也就達到永恆。”
接近尾聲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提起基里洛夫所達到的那種奇特的欣悅狀態。
不妨念它一段，可以使我們更深入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論述一條極為重要的真理，正是我最後要向大家交代的。
“有的時刻，只延續五六秒鐘，突然覺得永恆的和諧出現在眼前。這個現象既非塵世的亦非天國的，但這是裹在塵世中的人所無法消受的。必須肉體起變化抑或死亡。這一感覺是清晰的，無可爭議的。您彷彿覺得一下子與整個大自然相接了，您會說：啊！真是如此！神創造天地時，每天創造完畢，《聖經》上就說：'神看著好的'。這……這不是感動，而是欣悅。您不原諒什麼，因為不再有任何東西可原諒的了。您也不愛什麼，噢！這情感已超過愛了！最了不得的是，這情感顯現明晰奪目，您整個身心充滿欣悅。如果這樣的狀態持續五秒鐘以上，心靈就抵擋不住，就得消亡。在這五秒鐘，我經歷了整個人生，為此我情願獻出自己的全部生命，即使付出如此代價也在所不惜。為了經受得住十秒鐘，必須脫胎換骨。我認為，人類應當停止繁殖。為什么生兒育女，為什麼繁衍發展，既然目的已經達到？”
“基里洛夫，您時常遇到這種狀況嗎？”
“每三天一次，或每週一次。”
“您不患癲癇吧？”
“不。”
“那麼您會患上癲癇的。留神哪，基里洛夫，我聽說這玩意兒恰恰是如此開始的。一個癲癇患者給我詳細描繪過犯病前的感受。聽您敘述時，我便想起他說的話。他也跟我談起五秒鐘的狀況，對我說無法經受更長時間。記得穆罕默德的水罐吧：正當罐子的水向外流時，先知騎馬進入天堂。罐子，就是您那五秒鐘狀況：天堂，就是您那和諧。穆罕默德是患癲癇的。您得當心，別也患上癲癇，基里洛夫。”
“恐怕來不及了。”工程師回答時淡然一笑。 （第二卷第三〇三頁）
在《白痴》中，同樣我們聽到梅甚金公爵把他所經受的欣悅現象歸屬於身患癲癇的發作。
總之，梅甚金是癲癇患者，基里洛夫是癲癇患者，斯梅迪亞科夫是癲癇患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中每一部都有個患癲癇的，我們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就是癲癇患者。他三番五次把癲癇引入小說，足以使我們看清他讓該病在其倫理的形成中在其思想的軌跡中所起的作用。
在每次重大的倫理改革之初，如果我們探幽發微，總可找到生理上某種小奧秘，肉體上某種缺陷，心理上某種不安，或某種先天不足。此處，很抱歉，我得引用我自己的文章，但不重複同樣的文字，可以同樣直截了當把相同的事情講清楚。
一切重大的倫理改革，尼采稱之為一切價值觀念的蛻變，很自然是由於某種生理平衡而引發的。在富足安逸之下，思想閒散；只要思想處在滿足狀態，就不可能主動改變閒情逸致，我指的是改變體內狀況，並非身外或社會狀況，因為要改變後者，改革家的動機就全然變樣了；前者有如化學家，後者有如機械師。一項改革之初，總是人心惶惶的，而改革者的心神不寧是一種內心失去平衡的惶惶然。改革的密度，改革的態度，改革的價值觀念，在向改革者提出時與他本人的感受是不一樣的，他的工作是把這一切重新協調一致，因為他渴望某種新的平衡。他的作為只不過是根據其理智其邏輯其內心紊亂而重新組合的試驗，因為在他，違抗的狀態是不可容忍的。當然我不是說只要精神不平衡就可以成為改革者，但我堅持說，一切改革家首先是精神不平衡的人。 （《紀德文選》第一〇一頁）
竊以為，在向人類提出新價值評估的改革家中找不到一個不患有先天缺陷的，先天缺陷是皮內-桑格勒的說法。此公寫過一本大逆不道的書，題為《耶穌基督的瘋魔》，傾向於否定基督和基督教的重要性，論證基督是個瘋子，患有先天生理缺陷。
穆罕默德是癲癇患者，以色列的先知們是癲癇患者，路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癲癇患者。蘇格拉底有精靈附身，聖保羅肉體上有神秘的刺，帕斯卡爾面臨深淵，尼采和盧梭以發瘋告終。
講到這裡，我知道有人會說：“這不新鮮，正是隆布羅佐或諾多的理論：天才必是神經官能症患者。”不對，不對，別急於對我的話下結論，請允許我強調說明在我看來異常重要的一點：
有的天才體魄健壯，英姿勃勃，譬如維克多·雨果，他享有的內在平衡不會給他引發任何新的問題。盧梭若不發瘋沒準只是個艱澀難懂的西塞羅。別來對我們說：“多遺憾他是病人！”要是他沒病，他就不會千方百計解決其反常給他帶來的問題，也不會想方設法找回不排斥雜音的和諧。誠然，有些改革家身體極好，但他們是立法者。享有完全內在平衡的人很可能帶來改革，但那是人身之外的改革：改革家確立法規。至於反常者則相反，他逃避預先確立的法規。
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到自己的病情后，設想一種病態，自己在一個時期帶著這種病態，注入他筆下某個人物不同形式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中的人物基里洛夫就是小說全部情節的基礎。我們知道基里洛夫要自殺，並非他應當馬上自殺，而是他打算自殺。為什麼？我們要等到小說接近尾聲時才知道。
“您要自殺的念頭是一時的興致，我感到莫名其妙，”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對基里洛夫說，“您在跟我聯繫之前已經策劃好了。您第一次談及這個計劃，不是向我，而是向我們在國外政治避難的同道披露的。另外請注意，他們中間誰也沒逼您說出如此的秘密，甚至當時誰也不認識你。是您自己心血來潮說出來的。嗨！有什麼辦法呀，人家認真對待您自發的提供，根據您的意願確定某項行動計劃，是您自己情願的，請注意這一點，現在可沒辦法改變了。”（第二卷第三三二頁）
基里洛夫的自殺是毫無意義的，我的意思是說他的自殺動機不是外在的。世上荒謬絕倫之事莫過於利用“無所為而為”的行為做擋箭牌，我們不妨議論一下。
基里洛夫自從打定主意自殺，對一切漠不關心，他處在離奇的思想狀態，以利於其自殺，因為該行為儘管無意義卻並非無動機，所以對別人犯的罪行無動於衷，非但不指責，還能替人受過，至少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是這樣想的。
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想以其策劃的罪行，約束以他為首的同謀們。他認為每個謀反的成員一旦參與密謀反叛必有同罪感，誰也不能也不敢洗手不干了。
——誰去殺人呢？
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猶豫不定。關鍵是要替死鬼自告奮勇站出來。
謀反的同道們聚集在一間公用的堂屋，討論時提出一個問題：“此刻，我們中間會不會有告密的？”會場立即吵鬧起來，亂作一團，大家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先生們，假如有告密的話，”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接著說，“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受連累，所以我請你們回答一個問題，如果你們樂意回答，最好不過。你們是完全自由的！”
“什麼問題？什麼問題？”四處有人大聲發問。
“問題回答之後，大家便知道我們是該待在一起還是悄悄拿起帽子各奔東西。”
“提問吧，提問吧！”
“假如你們當中有人獲悉一起預謀的政治暗殺，他在預見一切後果的情況下，是去告發還是待在家裡靜候事態？關於這個問題，諸位的看法可能是不同的。回答這個問題必將澄清我們是該分手還是待在一起，而且不僅僅今天晚上待在一起。”（第二卷第八十三至八十四頁）
接下來，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便開始個別提問，點了該秘密團體好幾個成員的名字。
“不用問了，”大家異口同聲回答，“這裡沒有告密的。”
“為什麼那位先生站起來？”一個女大學生喊問。
“是沙托夫。餵，您為什麼站起來？”維金斯基夫人問道。
確實，沙托夫站了起來，手裡拿著帽子，目不轉睛瞧著韋克霍文斯基，好像想跟他講話，但猶豫起來，臉色蒼白，怒氣沖衝，最後按捺住氣恨，一聲不吭朝門走去。
“這可對您沒好處哇，沙托夫！”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朝他喊道。
沙托夫突然在門口停住，對隱晦的威脅反唇相譏：
“相反，像你這樣的孬種和奸細，倒可漁人得利！”
他罵罷，揚長而去。
全場又一次大呼小叫，呼么喝六，好不熱鬧。
“考驗完成了。”（第二卷第八十五頁）
應殺的人就這樣自動站了出來。必須加快行動，搶在沙托夫告發以前把他幹掉。
在此，我們欣賞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我一味向大家論述他的思想，沒顧上談及他闡述其思想的精湛藝術，實感過意不去。
寫到這裡產生了奇妙的效果，引起一個特殊的藝術問題。一般來說，情節發展到一定階段，就不應該再分散鋪敘了。其時，情節加快節奏，直奔終點。嗨！恰恰在情節急轉直下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此打住，他的想像完全令人困惑不解。他覺得讀者的注意力此刻高度集中，一切都會是非常重要的。他不怕信筆寫去分散主線索，正好藉以突出他最秘密的思想。就在沙托夫準備告發或即將被暗殺的那個晚上，他多年未見的妻子突然來到他的住處。她即將分娩，但基里洛夫開始根本沒有註意到她的狀況。
這個場景若處理不當，很可能變得奇形怪狀。然而這是全書最精彩的場景，構成戲劇行話中的所謂“效果”，文學上稱作“支軸”，恰恰在這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顯得最為精彩。他可能同意普桑的話：“我一向不敢疏忽一點兒。”偉大的藝術家正在此點上彰明較著，信手拈來皆成文章，甚至化弊為利。情節至此應放慢節奏了，一切避免急於事功的東西都是非常重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給我們敘述沙托夫的妻子突然來到的情景，夫妻倆的談話，基里洛夫的干涉，這兩個男子之間突然產生的反感，這一切都用來構成本書最精彩的一章。在這一章中我們再次欣然看不到忌妒，這我在前面已向大家交代了。沙托夫知道他妻子懷孕了，但根本不想充當她等待的孩子的父親，儘管他狂熱地愛著這個女人，而百般痛苦的妻子對他則一味惡聲敗氣，叫他難堪。
“然而，惟其如此，受到告發威脅的混蛋們得救了，得以清除敵人。瑪麗的歸來改變了沙托夫的心思，使他失去了精明機智和常備的謹慎。從此他腦子裡除個人的安危外，充斥了許多其他東西。”（第二卷第二八四頁）
回過頭來談基里洛夫：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預謀利用他自殺的時刻已經來到。基里洛夫憑什麼理由自殺？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考問他，理不出頭緒，摸不著門兒，但很想弄個明白，又害怕基里洛夫事到臨頭變卦，從他手中溜走……不，不會的。
“我決不拖延，”基里洛夫說，“現在我就了此一生。”（第二卷第二八五頁）
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和基里洛夫的對話特別不可思議，甚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裡也是深奧莫測的。像往常一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不直截了當闡明自己的思想，總是通過他人之口、借他人之言來充當其表達者。基里洛夫離奇古怪，無藥可救。幾分鐘後即將自殺，他說話全無章法，前言不搭後語。要靠我們自己撥繁理亂，整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
促使基里洛夫自殺的想法屬於神秘主義範疇，皮埃爾一竅不通。
“假如存在上帝，一切聽命於上帝，我只能俯首聽命。假如不存在上帝，一切取決於我自己，那我就必須表明獨立自主……我以自殺來表明我最完全的獨立。我應該朝自己腦袋開槍。”（第二卷第二八四頁）
再引一段：
“上帝是必需的，所以應當存在。”
“嗨，說得很對。”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附和道，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鼓勵基里洛夫自殺。
“但我知道上帝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絕對沒錯兒。”
“人在這兩種思想的並存下是活不下去的，你難道不明白嗎？”
“應該朝自己腦袋開槍，不是嗎？”
“這不，自殺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你難道不明白嗎？”
……
“不過，您不是第一個想自殺的，許多人已經自殺了。”
“他們自殺都是有原因的。沒有任何動機而自殺和僅僅為了證明其獨立自主而自殺，這樣的人還沒有過，而我將是首例。”
“他不會自殺了，”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又這麼想著，於是不客氣地激將道，“您知道嗎？要是處在您的位置，為了表明我的獨立自主，我將不自殺而殺別人。這樣您還可以派上用場。我會給您指定一個人，倘若您不害怕的話。”（第二卷第三三四、三三六頁和三三七頁）
他沉思片刻，心想萬一基里洛夫退縮了，就促使他暗殺沙托夫，而不只是讓他背罪名。
“得了，您今天甭朝自己腦袋開槍了。有辦法對付。”
“不自殺而殺別人，那是以最卑鄙的形式表明我的獨立自主，你老於此道，我可不像你哩。我要達到最高的獨立自主，非自殺不可……我有責任表明懷疑上帝的存在，”基里洛夫接著說，大步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在我看來，沒有比否定上帝更崇高的含意了。我有自己的人類歷史觀。人只因苟全性命於亂世才創造出上帝，這是迄今宇宙歷史概要。我在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推倒虛構的上帝存在。”（第二卷第三三七頁）
咱們可別忘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十足的基督徒。他通過基里洛夫的斷言向我們指出，崩潰再次出現了。我們曾經說過，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惟有克己棄世才能得救。但一種新的想法前來嫁接添枝，我再次給大家援引布萊克的《地獄箴言》：“If others had not been foolish,we should be so.”（“他人不瘋，吾輩必癲”或者“為使吾輩不瘋，他人先得癲狂”。）
基里洛夫在半癲半狂之際產生了犧牲的念頭：“我將先下手，把門打開。”
如果非得基里洛夫精神失常才產生上述想法（況且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全贊成，因為實屬反抗精神），那麼他的想法倒包含著部分真理；再者，基里洛夫之所以必須精神失常才有上述想法，也正是為了我們在精神正常的情況下能產生他的想法。
“那傢伙絕對必須首先單獨自殺，”基里洛夫接著說，“不然誰開先例誰證明？現在必須由我以自殺來開先例來證明。不過我還是被迫成為神，所以我是不幸的，因為我不得不表明我的自由。所有人都是不幸的，因為人人害怕表明自己的自由。人迄今之所以不幸之至可憐之至，是因為不敢表現出最高意義的自由，是因為滿足於小學生式的反抗。
“但我將表明我的獨立自主。我有責任相信我不信神。我將是始作俑者，必走終南捷徑，把天打開。我將拯救人類。
“……
“我找了三年自己的天神屬性，終於找到了：我的天神屬性，就是獨立自主。因此我可以最高限度地表現我的反抗性，我新穎而可怕的自由，因為確實我的自由是可怕的。我將以自殺來表明我的反抗，來表明我新穎而可怕的自由。”（第二卷第三三九頁）
此處不管基里洛夫如何褻瀆宗教，請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創造基里洛夫形象時恍惚受到基督的啟示，為了拯救人類，必須做出十字架上的祭獻。如果說基督獻身是必要的，那不正是為了使我們這些基督徒不再遭受同樣的殉難嗎？有人對基督說：“拯救你自己吧，既然你是神。”——“我若救自己，那你們就要遭難了。正是為了拯救你們，我才殉難，我才獻身。”
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信集》附錄中有段話我想引一下，對理解基里洛夫這個人物頗有裨益：
“請好好理解我的話，自願犧牲，自覺自主獻身，為大眾犧牲自我，在我看來，是人格高度發展的標誌，是人格優越的標誌，是高度自我控制的標誌，是最高自由意志的標誌。自覺自願為他人犧牲自己的生命，為眾人而釘死在十字架上，自蹈被活活燒死的柴堆，這一切只有在人格高度發展時才有可能。高度發展的人格深信具有作為人格的權利，不再為自身而懼怕，不用自身的人格來謀利，就是說只能用來為他人獻身，以便其他所有的人都變成同樣強有力的人格，即自主和美滿的人格。這是自然規律；正常人為之傾心，樂此不疲。”（《書信集》第五四〇頁）
因此看得出，基里洛夫的話初看起來雖然有點缺乏條理，我們卻能從中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思想。
我感到陀氏著作所提供的教誨，自己遠未汲盡。再說，我從中自覺或不自覺探求的，是最接近我本人思想的東西。其他人說不定可以從中發現其他東西。現在已經到了最後一次講座的尾聲，你們大概希望我做個結論：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們引向何處？他到底給我們留下什麼教誨？
有人會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們直接引向布爾什維克，儘管心裡明白陀氏極其痛恨無政府狀態。整個兒對俄國的未來具有先見之明。誰要是對成規定見提出一系列新的價值觀念，在保守派眼裡必定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保守派和民族主義者沆瀣一氣，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說得一團糟，其結論是陀氏對我們毫無用處。我反駁他們說，他們的反對就像是對法蘭西精神的侮辱。對外國的東西只願意接受跟我們相像的東西，從中找得到我們的秩序和邏輯乃至我們的形象，那就大錯特錯了。是的，法國可以不喜歡奇形怪狀，但，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並非奇形怪狀，遠非如此，遠非如此，只不過他的美學觀跟我們地中海文化觀不同罷了；即使兩者的差距更大些，法蘭西精神用來幹什麼，法蘭西邏輯用來幹什麼，不正是用來整理需要整理的東西嗎？
法蘭西只盯著自己的形象，只盯著自己過去的形象，就會有致命的危險。為了說得更準確和盡可能穩重，我的想法是：法國有保守分子維護傳統，對他們認為是外國侵害的東西奮起而攻之，這是好事。這給了他們存在的依據。算是他們的新貢獻吧，要不然咱們法蘭西文化就可能成為空架子，成為僵化的外殼。他們對法蘭西精神曉得什麼？我們曉得什麼？還不是只曉得過去有過的東西？無論涉及民族感情還是教會，莫不如此。我的意思是說，面對各類天才，保守分子的態度往往一如教會對待聖徒所採取的態度。許多聖徒起先被以傳統的名義所否定所拋棄，但很快就成為所謂傳統這座大廈的棟樑。
我經常對精神保護主義發表己見。竊以為精神保護主義是非常危險的，但一切非民族精神的言論也不無危險。我說此話也在闡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沒有哪個作家更比陀氏既胸懷俄羅斯又放眼全歐洲。正因為保持俄羅斯特色，他才可能有包容全人類的心胸，才可能以獨闢蹊徑的方式打動咱們每個人。
“俄羅斯的歐洲老人，”他親自這麼說過，也通過維爾西洛夫在《少年》中論述：
“各種對抗在俄羅斯思想中得以和解……那麼有誰懂得這樣一種思想呢？反正我是獨自徘徊。我說的不是我本人如何如何，說的是俄羅斯思想。那邊有的是憤世嫉俗，有的是嚴密的邏輯；那邊一個法國人只是一個法國人，一個德國人只是一個德國人，比在他們歷史的任何時代都更加僵硬，因此法國人比任何時候更加損害法蘭西，德國人比任何時候更加損害德意志。在整個歐洲不只有一個歐洲！惟獨我有資格對那些縱火者說他們燒毀杜伊勒利宮是一樁罪行。對那些殘暴的保守分子而言，這樁罪行是事出有因的：我是'惟一的歐洲人'。再一次說明，所謂我，不是說我自己，而是指俄羅斯思想。”（《少年》第五〇九頁）
我們再念一段稍後的文字：
“歐洲創造了高貴的法國典型，高貴的英國典型，高貴的德國典型，但對未來的歐洲人還一無所知。我覺得歐洲壓根兒就不想知道。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不自由，而我們，則是自由的。只有我，懷著俄羅斯的苦惱，在歐洲尚為自由……朋友，請注意一個特點：法國人大致都可以除法蘭西之外服務於人類，但有個嚴格的條件，即必須法國人依然如故。英國人亦然；德國人亦然。俄國人，現今已經定型，其實遠在最後定型以前已經定型，將來可以成為更好的俄國典型，同時成為更地道的歐洲典型，這就是我們民族本質之所在。”（《少年》第五一一頁）
有鑑於此，加上很想給大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過於使一個國家歐洲化所存在的極端危險是洞若觀火的，我謹向大家引用中幾個精彩的片斷：
“科學和理性歷來在各國人民生活中只起次要的作用，並且直到世紀末日也必定如此。各民族依據某種主要力量而形成而變動，其力量的來源是不為人所知和無法解釋的。這種力量在於非達終結不罷休的貪欲，但同時又否認終結。一國人民總是始終不渝、不知疲倦地肯定其存在，否定其死亡，正如《聖經》所說的'終身精神'，有如'湍湍活水'，《啟示錄》預言必將枯乾；哲學家的美學或道德原理，用句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求神'。每個國家的人民在其存在的每個階段，一切國民運動的目的僅僅在於求神，尋求屬於自己的神，作為惟一真正的神加以信仰。神是全體人民自起源至終結的綜合人格。還未見過各國人民或多國人民聯合崇拜同一個神，向來是每個人民有自己的神明。每當宗教信仰開始推廣，多民族的摧毀就臨近了。每當諸神丟失本土的特色，那就要消亡了，並且跟各自的人民一起消亡。一個民族越是強盛，其神明就越不同於其他神明。從未遇見過沒有宗教的人民，就是說尚未見過無善惡觀的人民。每一個民族的人民對善與惡以自己的方式加以理解。善與惡的觀念若在好幾國人民中得到相同的理解，那就要消亡了，甚至惡與善的區別也開始消退和消失了。”（第一卷第二七四頁）“大洋洲諸島的居民消亡了，因為缺乏約束其行動的整體理念，沒有判斷什麼是善是惡的共同尺度。”（雷克呂著《地理》第十四卷第九三一頁）
……
“我不相信您說的，”斯塔夫羅金指出，“您對我的想法開始深表贊成，但隨後不知不覺地偷梁換柱。僅此，您就認為神明只不過是民族性簡單的象徵……”
他轉而加倍盯視沙托夫，發現此刻觸動的沙托夫不是自己的言語而是自己的表情。
“我貶低神明，因為我把神明比作民族性的象徵？”沙托夫喊道，“正相反哪，我把人民提升為神明哩。人民何時不是如此？人民是神明的軀體。一個民族要經久不衰地名副其實，就得有自己獨特的神明，就得執著地擯棄一切其他神明，就得準備跟自己的神明一起戰勝所有的外國神明，並把它們趕出世界。各大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史以來一向如此，至少在歷史上留下印記、帶領過人類的民族的宗教信仰向來如此。事例俯拾即是。猶太人一向只為等待真正的神明而活著，從而為人間留下真神。希臘人神化了大自然，從而為人間留下他們的宗教，即哲學和藝術。羅馬把人民神化為國家，從而為各現代民族留下國家。法蘭西在其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專心致志體現其羅馬神的意念，並加以發展。
“……
“倘若一個偉大的民族不相信自己獨攬真理，不相信舍我其誰地以其真理喚醒和拯救世人，那就立即不再是偉大的人民，不過是人種志的材料。一個真正偉大民族的人民從來不能滿足於在人間起次要作用，即使起重要作用也不足為道，絕對必須起首要作用。一個民族擯棄這種信念等於擯棄生存。”（第一卷第二三五至二七六頁）
“每當人們失去與祖國的聯繫，就失去上帝。”斯塔夫羅金這個想法可以作為前述思想的結論，這是必然的結果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天之靈會對今天的俄國以及他所奉若神明的人民有何想法？當然這是不堪想像的……對當今糟透的災難他預料到了嗎？他能夠預料嗎？
在中，我們已經看到活脫脫的布爾什維主義正在醞釀。只要聽聽希加萊夫陳述其思想體係就清楚了，他講到最後，承認道：
“我對自己的論據不知所措，我的結論與我的邏輯前提是針鋒相對的。我從無限的自由出發，達到無限的專制。”（第二卷第七十四頁）
再聽十惡不赦的皮埃爾·韋克霍文斯基說些什麼：
“那將是史無前例的混亂，史無前例的動盪。俄羅斯將籠罩在一片黑暗中，將緬懷舊時的神明，呼天搶地，哭個不停。”（第二卷第九十七頁）
把小說或記敘人物所表達的思想歸屬於作者大概是不謹慎的，即便是誠實的，但我們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通過其人物整體表達的……往往他通過某個無關緊要的人物道出他彌足珍貴的真理。
君不見正是通過《永久的丈夫》一個次要人物道出他自己稱為“俄國病”的現象：
“依鄙人之見，當今之下，我們根本不曉得在俄國該尊敬誰。請承認，不曉得敬誰重甚，總是個時代可怕的災難吧……難道不對嗎？”（《永久的丈夫》第一七七頁）
我很明白，儘管俄羅斯如今在黑暗中掙扎，陀思妥耶夫斯基若健在，沒準還會寄予希望。或許他也會認為俄羅斯正以基里洛夫的方式做自我犧牲，這個想法在他的小說和書信中不止一次出現；也許會進而認為這種犧牲有益於拯救歐洲其他國家和尚存的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