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講我給大家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把人格分別列出三個層或區，即三個沉積層：智力區，激情區，深層區；激情區是智力和激情波及不到的深層區之中介。
這三個層面當然不是決然分開的，甚至沒有特定的界限，但三者不斷互相滲透。
上一講中，我給大家論述了中介區，即激情區。就在這個區域，就在這個層面淡齣戲劇，不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是如此，整個人類的戲劇皆是如此。我們能夠馬上發現初看上去逆理悖論的東西：激情無論多麼動盪和強烈，歸根結底，無關宏旨，抑或至少可以說，靈魂深處沒有被觸動；事件沒有震撼靈魂，“引不起靈魂的興趣”。有鑑於此，最好的例子莫過於戰爭，有更好的事例嗎？有人對我們剛經歷可怕的戰爭進行調查，詢問文人學士戰爭有什麼重要性，詢問他們覺得戰爭產生了何種道德反響，戰爭對文學有何影響，等等。回答十分簡單：影響缺缺，或影響甚微。
先看一看帝國戰爭。設法發掘帝國戰爭在文學上的反響，找找看人類靈魂因帝國戰爭發生了什麼變化……誠然有一些拿破崙時代的應時詩，就像現在有許多乃至太多關於最近這次戰爭的應時詩，但有什麼深刻的反響呢？有什麼根本的變化呢？沒有！不是一個事件能引得起深刻的反響和根本的變化，不管事件多麼重大多麼富於悲劇性！相反，法國大革命就不一樣了。我們所涉及的不單單是外部事件，確切地說不是意外事件，可以說不是外傷。這裡，事件產生於人民自身。法國大革命對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的影響是巨大的，但他們的著作寫於大革命之前。他們準備了這場革命。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看到同樣的情形：思想不是尾隨事件，而是先導事件。往往從思想到行動，激情應當起中介作用。
然而，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看得到智力因素有時直接觸及深層區。而深層區絕非靈魂的地獄，正相反，是靈魂的天堂。
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看到某種價值神秘的顛倒，偉大的英國神秘主義詩人威廉·布萊克就這種顛倒已經作過描述，我上文已向大家交代了。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法，地獄相反倒是表層區，即智力區。綜觀他的全部著作，只要稍微有點內行的眼光，在閱讀過程中，我們就會發現智力的貶值，並非有意的貶值，而是幾乎非本意的貶值，一種福音主義的貶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未明確表示，但卻暗示，與愛對立的並非恨亦非腦的反芻。智力對他來說恰恰是使自己個體化的東西，對抗上帝的天國，對抗永恆的生命，對抗置身於時間之外的真福，這一切只有擯棄個體而投入渾然一體的相互依存中才能獲得。
下面援引一段叔本華的文章，想必對我們有所啟發：
“於是他明白施虐者和受虐者之間的區別只是一種現象，沒有觸及自在之物，沒有觸及寓於兩者的意志：意志，由於被按自己命令行事的智力所捉弄，自輕自賤，在自己兩個表象之一中尋找更多的滿足必定引起另一個表象更多的痛苦；意志一時衝動之下，用牙猛撕自己的肉，卻不知道由此傷害的總是它自己，從而通過個性的中介表現出與他寓藏在胸的自己所發生的衝突。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是同一的。前者錯以為不會分擔痛苦，後者錯以為不會分擔罪責。如果兩者都能睜開眼睛，施虐者會承認在這廣袤的人世間他自己就寓於一切受苦受難的人心底，而受苦人若理智健全，就百思不得其解為了什麼目的來到世上活受他不承認應受的苦難；而受虐者也會懂得世上所犯下的或未犯下的一切罪孽皆來自同時也構成他自身本質的意志，他是表現本質的現象，根據這種現象和現象的確認，他承受一切由此而產生的苦難，並應該理所當然地是受苦難，繼續充當意志多久就忍受多久。”（引自叔本華《世界即意志和觀念》第一卷第五六六至五六七頁；參見康塔居澤納譯本）
然而，這種悲觀主義，有時在叔本華的著作中可能顯得近乎逆理悖論，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卻變成強烈的樂觀主義。陀氏讓《少年》中的一個人物代言道：
“給我三次生命吧，我還會覺得不夠哩。”（《少年》第七十八頁）
我想帶著你們一起進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我們描繪的或讓我們隱約看見的真福境界，他的每本書中都會出現這種境界，屆時個體局限感以及時光流逝感一併消失了。
“此時此刻，我似乎明白了使徒的真言妙語，時間將不存在了。”（《白痴》第二九八頁）
不妨讀一下中很有說服力的一段對話：
“您喜歡孩子嗎？”斯塔夫羅金問道。
“喜歡。”基里洛夫回答，樣子頗為無動於衷。
“那麼您也熱愛生活囉？”
“是的，我也熱愛生活。您驚異嗎？”
……
“您相信陰間存在永恆的生命嗎？”
“不！但相信人間存在永恆的生命。有些時刻，是的，您覺得有時會時間突然停止，讓位於永恆。”（第二卷第二五六頁）
我還可以援引許多許多，但以上引言准保足夠了。
我每次閱讀《四福音書》，都驚異於再三反復出現的兩個詞：“ET NUNC”（“從此時起”）。想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為之莫名驚詫：基督所允諾的真福、真福境界即刻可以達到，倘若人類靈魂自我否認，聽天由命：ET NUNC……
永生不是，抑或不僅是，未來的事情，倘若我們今生今世達不到，那就沒有希望在來生來世達到。
關於這個問題，不妨援引馬克·盧瑟福出色的《自傳》片段：
“上了年紀我才明白一味追求未來是多麼瘋狂，還有所謂未來的威力，以及把幸福日復一日地推遲或提前，是多麼愚蠢。我終於學會重視眼前的生活，儘管已經有點太晚了；終於學會理解現在的太陽和未來的太陽同樣光輝燦爛，學會不再一味為未來自尋煩惱。但在年輕的時候，我卻是幻想的犧牲者，總幻想為這種或那種理由修身養性，以致在風和日麗的六月早晨，想像著更加晴朗明麗的七月早晨。
“對於永生不死一說，我不想說贊成也不想說反對，我只想說，人沒有這種學說照樣能活得幸福，甚至在多災多難的時期；總把眼睛盯著永生不死，把它當作人間行為的惟一原動力，那是異想天開的瘋狂，使我們大家一輩子誤入歧途，陷入痴心夢想不能自拔，以至於老死將至連一小時的清福都沒有充分享到。”（譯自英文）
我會情不自禁地喊出：“永生與我何干，要不是時刻意識到永恆！我要永恆的生命而不具備時刻對永恆的意識！從此時此刻起永恆的生命就可能常駐我們的身心。我們切身體驗永恆的生命，一旦我們甘心情願棄絕我們自己的生命，自覺自願地死亡，那麼這種棄絕立即使生命在永恆中復活。”
這裡既沒有囑咐也沒有命令，只是基督在福音書中到處向我們揭示的至福之奧秘。基督還說：“你們若了解這些事情，你們就是幸福的。”就在此刻馬上我們就能加入至福。
多麼清靜！此處時間真的停止了，此處時間顯示出永恆。我們進入上帝的天國。
是的，此處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神秘的核心，也是基督精神的核心，即幸福之非凡的秘密。個體在棄絕個體性中獲勝：酷愛自己生命的人必將失去生命，保護自己個性的人必將失去個性；但棄絕生命的人將使生命真正充滿活力，確保其永恆，不是未來永恆的生命，而是從現在起即刻進入永恆。在整體的生命中復活，忘卻一切個人幸福！哦！完美的回歸！
這種對感覺的褒揚和對思維的貶抑最好的勾畫莫過於的一個片段，就是接著剛才我給大家念的那段文字之後：
“您看上去很幸福”，斯塔夫羅金對基里洛夫說。
“我很幸福，確實的”，基里洛夫承認道，口氣好像是做最平常的回答。
“但不久前您還心情惡劣，跟利普季納慪氣，不是嗎？”
“嗯！此刻我不再抱怨了。當時我還不明白我是幸福的。有時您注意到一片葉子，一片樹葉嗎？”
“當然。”
“最近，我見到一片葉子，黃黃的，但有幾處還保留著綠色，周邊則枯爛了。風把它刮跑了。我十歲的時候，冬天有時我故意閉上眼睛，想像一片綠色的樹葉，葉脈紋縷清晰的樹葉，一個燦爛的太陽。我睜開眼睛，以為在做夢，美極了，於是我又閉上眼睛。”
“這說明什麼呢？有像徵意義嗎？”
“噢，不……為什麼是像徵呢？我的話沒有寓意，我只是話說樹葉。樹葉美麗，一切皆好。”
……
“您何時獲知您的幸福？”
“上星期二，或者確切地說是星期三，從星期二到星期三的夜裡。”
“在何種情況下？”
“不記得了，是偶然發生的。我在房間裡踱來踱去……沒有什麼啊。我撥停掛鐘，其時兩點三十七分。”（第一卷第二五七至二五八頁）
你們會問，如果感覺戰勝思維，如果心靈只應該有這種空漠的狀態，只應該處於待機而動的狀態，任憑外部影響的擺佈，那麼除了混亂無序還能有什麼結果呢？有人對我們說，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學說必然的結果，最近又有人經常這樣嘮叨。討論陀氏學說會使我們走得很遠，因為我要是向你們斷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把我們引向無政府主義，而只引向福音，我便能預測到我的話所引起的抗議。這裡我們有必要統一意見。福音書所包含的基督教義通常對我們法國人只通過天主教會傳播，只經過教會馴化。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教會，尤其對天主教會深惡痛絕。他聲稱直接地惟一地從《福音書》中接受基督的教導，這恰恰是為天主教所不容的。
他的書信有許多段落是反天主教會的。非難之強烈之武斷之感情用事，我都不敢援引，但每次重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就更加明白和理解他的非難，總的印象就更深刻：我找不到其他作家像他這樣既信奉基督教又反對天主教的。
“正是如此，”天主教徒們嚷嚷，“我們向您多次講明了嘛，您自己好像也明白了嘛：《福音書》、基督的聖訓被孤立起來理解必然把我們引向混亂無序，因此恰恰需要聖保羅，需要教會，需要整個天主教。”
我隨他們說去。
照這麼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使不把我們引向混亂無序，至少也要引向某種佛教境界，某種寂靜主義。況且，我們將看到，在正統派教徒眼裡，那還不是陀氏惟一的異端邪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引我們遠離羅馬（我說的是通諭），也引我們遠離世俗榮譽。
“說到底，公爵，您是正人君子嗎？”陀氏的一個人物訊問梅甚金，而梅甚金正是陀氏主人公中最能體現他的思想的，確切地說最能體現他的倫理觀的，至少他在寫《卡拉馬佐夫》之前是如此，其時他還沒有給我們描繪阿遼沙和佐西馬長老那種上品天神般的形象。那麼他向我們推薦什麼呢？一種靜修的生活？一種只有愛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中人擯棄一切智力和一切意志？
也許在那樣的境地找得到幸福，但在那裡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看到人的終結。遠離祖國的梅甚金公爵一旦達到那個至高的狀態，立即感到迫切需要回國：當年輕的阿遼沙向佐西馬長老坦白他暗想在寺院了其一生，佐西馬勸他說：“離開這所修道院吧，你到那邊更有用處：你的兄弟們需要你哪。”
“不是強拉他們離開人世，而是使他們避開魔鬼。”基督曾說。
我注意到《聖經》的大部分譯著把基督上述真言譯成：“不是強拉他們離開人世，而是使他們避免邪惡”，這就不是一回事了。這一發現使我們可以著手論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中魔鬼附身的一面。我所舉的這句話確屬新教教義的譯文。新教教義傾向於不重視天使和魔鬼。我經常試探性地訊問一些新教徒：“您相信魔鬼嗎？”這樣的問題每每引起某種驚愕。我常常發現被問的新教教徒根本沒想過這個問題。但末了總是這麼回答我：“當然囉，我相信有邪惡。”當我進一步追問，對方最終承認，沒有善行就有邪惡，正如不見光明即出現黑暗。這樣就差以毫釐，失之千里，明明《福音書》多處暗示有一種魔鬼的力量，實在的，現時的，個別的。絕非“使他們避免邪惡”，而是“使他們避開魔鬼”。魔鬼的問題，我敢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佔據重要的位置。有些人准保把他看成摩尼教徒。我們知道偉大的異端鼻祖摩尼承認世間兩個本原：善的本原和惡的本原，同樣都是積極的、獨立的本原，同樣都是不可缺少的本原，由此摩尼的學說直接與查拉圖斯特拉的學說聯繫在一起。我們已經能夠看出，對此我特別強調，因為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陀思妥耶夫斯基讓魔鬼寓居之地不在人的低層區，儘管人的全身各處都可供魔鬼棲息，都能成為魔鬼的獵物，而他讓魔鬼佔據腦區，只要人的最高區依然是智力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魔鬼對我們極大的誘惑是智力誘惑，即給我們提出問題。我不認為自己離題萬里，若首先考慮人類拖了很久而終於提出的一向為之焦慮的問題：“人是什麼？人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人出生以前是什麼？死亡之後又會怎樣？人能企求什麼真理？”或更確切地問：“什麼是真理？”
然而自從尼采提出一個嶄新的問題，一個與其他問題截然不同的問題，並非插入其他問題的問題，亦非推倒或代替其他問題的問題，此問題也包含尼采本人的焦慮，一個導致尼采精神錯亂的焦慮。這個問題就是：“人有何能？一個人有何能？”這個問題夾雜著可怕的感知：人原本可能是另一種東西，人原本可以能幹，還可以更能幹；人可恥地停留在第一階段，不顧自身的完善。
確切地說，尼采是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的呢？我不敢肯定，沒準對尼采思想形成的研究會給我們揭示他早發現在希臘人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人那裡已經提出過這個問題，然而在意大利人那裡這個問題很快找到了答案，並急於把人推進實用範疇。這個答案，他們在行動和藝術作品中尋找並找到了。我想到了亞歷山大·波爾吉和愷撒·波爾吉，想到了弗雷德里克二世（西西里兩島的弗雷德里克），想到了達·芬奇，想到了歌德。他們都是創造者，卓爾不群的人。對於藝術家和對於活動家，超人的問題不成其為問題，抑或至少很快得到解決。他們的生命本身和他們的作品就是直接的答案。當問題懸而未決時，焦慮便產生，或甚而至於一旦問題在先，答案遠居其後，也是如此。深思熟慮的人以及有想像而無行動的人是煩惱不堪的，我再給大家援引一下威廉·布萊克：“有慾望而無行動的人散發臭氣。”尼采正是被這種惡臭毒死的。
“一個人有何能？”這個問題實屬無神論者的問題，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明白：這是對上帝的否定，必然導致對人的肯定：
“沒有上帝嗎？那麼，那麼……一切都許可了。”我們在中又在《卡拉馬佐夫》中讀到這些話。
“倘若上帝存在，一切取決於上帝，在其意誌之外我一無所能。倘若上帝不存在，一切取決於我，那我就有責任表明我的獨立性。”（第二卷第三三六頁）
如何表明他的獨立性？這就產生了焦慮。一切都許可了。許可什麼？一個人有何能？
每當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中看到他的某個人物提出這個問題，我們便可確定過不多久將見到該人物垮台。我們最先發現拉斯科爾尼科夫，因為他首次萌發這個想法，而在尼采，這種想法就變成超人之慮。拉斯科爾尼科夫寫了一篇頗為顛覆性的文章，闡述道：
“人有平凡和不平凡之分：平凡的人應該唯唯諾諾地生活，無權違法，就因為他們平平常常；不平凡的人有權犯各種各樣的罪和違各式各樣的法，就因為他們極不平常。”
以上的文字至少波爾費爾認為可以概括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文章。
“不完全如此，”拉斯科爾尼科夫開腔了，語氣爽直而謙虛，“不過我承認您差不多複述了我的思想，如果您樂意的話，甚至可以說，非常確切……”他吐出這幾個字時好不受用，“只是我沒有說過，像您所理解的那樣，什麼不平凡的人絕對有權在任何時候犯各種各樣的罪惡行為。要不然我想書報審查也不會讓這種傾向的文章得以發表的。我只不過說了這樣的話：'不平凡的人有權允許自己的良心越過某些障礙，但只在實現其思想所必需的情況下，因為其思想可能有益於全人類。'
……
“我記得很清楚，接下來我的文章強調指出，立法者和人類的嚮導，從最古老的開始，無一不是罪犯，因為在製定新法律的同時，他們為此違犯了舊法律，而其時社會依然忠實地遵守祖宗傳下的法律。
“說白了，幾乎所有的施恩者和大發明家都是殘暴可怖的。因此，不僅所有的偉人，而且所有稍為高出一般水平的人，只要能說得出一些新東西的，根據他們固有的性質，必定都是罪犯，當然其程度有所不同罷了。不然，他們很難打破常規，而墨守成規，他們則肯定不能同意的。竊以為，他們的義務本身就不允許他們循規蹈矩。”（第一卷第三〇九和三一〇頁）
順便提請注意，拉斯科爾尼科夫不顧自己的職業，始終是信教的。請聽：
“您信上帝嗎？請原諒我的好奇心。”
“信的，”年輕人重複道，他抬頭望著波爾費爾。
“嗯……也相信拿撒勒人耶穌基督復活嗎？”
“相信，您為什麼問我這些？”
“您不折不扣相信嗎？”
“不折不扣。”（第一卷第三一二頁）
有鑑於此，拉斯科爾尼科夫不同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其他超人。
“於獅於牛同樣的法則，那就是壓迫。”讓我們記住布萊克書中的這句話。
然而，拉斯科爾尼科夫提出問題而不用行動去解決，僅僅從這件事本身可見他實在不是超人。他的失敗是徹底的。他無時無刻不為意識到自己平庸而困擾。為了向自己證明他是個超人才逼迫自己走向犯罪。
“一切皆備，”他思忖，“只要敢就行。有朝一日真理明亮得像太陽，向我顯示了。我真敢了，就殺人了。我只決意表現膽量。”（第二卷第一六三頁）
晚些時候，在犯罪之後，他補充道：
“倘若要重新來過，也許我不會再乾了。但那樣我就急於知道我是像其他人那般的卑鄙小人還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我是否自身有力量跨越障礙，我是哆哆嗦嗦的人還是理直氣壯的人。”（第一六三頁）
儘管如此，他不接受自己失敗的想法。他不承認敢干是錯的。
“正因為我失敗了，我便是可憐蟲。如果我成功了，人家就給我編織花冠，而如今我只配與狗為伍了。”（第二七二頁）
繼拉斯科爾尼科夫之後，還有斯塔夫羅金或季裡洛夫，伊凡·卡拉馬佐夫或《少年》的主人公。
陀氏每個知識分子人物的失敗同樣在於他認為智者差不多沒有行動的能力。
《地下才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部頭作品，寫於《永久的丈夫》不久之前。我覺得這本小書標誌著陀氏生涯的高峰，是陀氏著作的拱頂石，抑或是陀氏思想的線索。在這部著作中我們看得到“光思想而不行動的人”的方方面面，從而離所謂行動必須以智力平庸為前提的主張只有一步之遙。
《地下才子》這本薄薄的書從頭至尾只是一篇內心獨白，而我們的朋友瓦萊里·拉博最近聲稱的作者詹姆斯·喬伊斯是這種敘述形式的創造者未免大膽了一點。這就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忘了愛倫·坡，尤其忘了布朗寧；當我重讀《地下才子》時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布朗寧。我覺得布朗寧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下子就把內心獨白推至這種文學形式所能達到的多元而精巧的完美。
我把這兩個名字聯繫在一起也許使某些文人學士驚訝，但不可能不把他們聯繫在一起呀，由於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內容上極其相似，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布朗寧的某些內心獨白，我特別想到My Last Duchess（《我最權威的公爵夫人》），Porphyrias Lover（《波爾菲麗婭的情人》），尤其The Ring and the Book（《指環和書》）中蓬皮麗婭丈夫的兩次證言，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記》中寫過一篇精彩的小故事，題為KROTKAA（即《靦腆的女人》，我記得這部著作最新的譯文用的就是這個標題）。然而比他們作品的形式和創作方法更使我把布朗寧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聯繫在一起的，我想是他們的樂觀主義，這種樂觀主義與歌德的樂觀主義只有很少的相同之處，但使他們倆同時接近尼采和偉大的威廉·布萊克，對這幾位我得多說幾句。
確實，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布朗寧和布萊克正是同一星座的四顆明星。我在很長時間裡對布萊克不甚了了，但最近終於發現他了，似乎立刻在他身上認出“小熊星座”的第四星，恰如天文學家在發現星座以前很久就能覺得出某個星體的影響並確定其位置，可以說很久以來我就預感到了布萊克。是否等於說他的影響很大呢？不，正相反，據我所知，他沒有起過任何影響。甚至在英國時至近日，布萊克仍名不見經傳。這顆星星非常明淨非常遙遠，其光澤剛開始照射我們。
布萊克最有意義的作品是《天堂與地獄的婚姻》，一會兒我給大家引幾句，我覺得這個作品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特點。
我剛才給大家引布萊克的那句話出自《地獄箴言》其中某些警句，如“有慾望而無行動的人散發臭氣”，可以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才子》的題詞，另外又如：“別指望死水里有魚。”
《地下才子》的主人公（如果我可以如此稱呼的話）宣稱：“十九世紀的行動家是沒有個性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行動家應該是才智平庸之輩，因為高傲的智者是作繭自縛的。智者從行動中看到的是某種妥協，思想的限止。投入行動的人在智者的感召下將會產生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以及斯麥爾佳科夫這類人物，在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尚未把思想家和活動家分離。
智者不行動，而促使行動。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幾部小說中都找得到人物之間這種奇特的分配，這種令人不安的關係，這種神秘的默契：一方是有思想的人，另一方在他的感召下彷彿替他把思想化為行動。你們記得伊凡·卡拉馬佐夫和斯麥爾佳科夫吧，記得斯塔夫羅金和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吧：前者稱後者為他的仿效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後的作品《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思想家伊凡和僕從斯麥爾佳科夫之間奇特的關係可以說早在他第一部長篇小說中已經有了伏筆，這難道不耐人尋味嗎？他在中談到某個費爾卡，即斯維里加伊洛夫的用人懸樑自盡，並非因為遭到主人的毒打，而是為了逃脫主人的嘲笑。他說，“這是個多愁多慮的人”，屬於明理的用人，“他的伙伴們聲稱他讀書讀糊塗了”。 （第二卷第十和二十四頁）
所有下屬人員、“仿效者”、僕從以及所有替知識分子行動的人都對智者惡魔般的優勢傾倒和崇敬。在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的眼裡，斯塔夫羅金的威信是極端的，而知識分子斯塔夫羅金對下屬斯泰帕諾維奇的蔑視同樣是極端的。
“您要我向您說出全部真相嗎？”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說，“聽我說，這個想法片刻前在我腦子裡完全形成（所謂想法係指一起可惡的謀殺）。是您親自向我建議的，漫不經心地提出的，確實不假，只是逗弄我，因為您不會一本正經向我提出這個建議的。”
“……”
話說到火頭上，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走近斯塔夫羅金，抓住外套翻領（也許故意這麼做），但斯塔夫羅金猛出一拳打在他的胳膊上，迫使他放手。
“餵！您這是乾什麼？當心哪，您會打斷我胳膊的。”（第二卷第二二二至二二三頁）
同樣，伊凡·卡拉馬佐夫對斯麥爾佳科夫會有相似的粗暴行為。再引下文中的一段話：
“尼古拉·弗謝洛多維奇，您說話呀，就像您在上帝面前那般說話：您到底有罪還是無罪？我發誓，一定相信您的話，就像相信上帝的話，我將伴隨您直到世界的盡頭，啊，是的，我跟您形影不離，像狗似的跟隨您……”（第二卷第二三〇頁）
最後再引一小段：
“我是個小丑，我知道，但我不願意您也是個小丑，因為您是我最好的一部分。”（第二卷二三二頁）
有知識的人很高興統治別人，但同時又被這個別人激怒，因為別人把他笨拙的行為看作自身思想的漫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信向我們提供其作品的創作尤其創作的情況，我個人一直認為這部奇書是這位偉大的小說家最精彩的力作。我們從中看到一種非常奇特的文學現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原計劃寫的書與現在我們讀到的書有相當大的不同。在創作過程中，一個起初幾乎沒有想到的人物突然佔據他的思緒，逐漸佔了首位，把原先應是主要的角色攆走了。他一八七〇年十月從德累斯頓寫道：
“從未有過一部作品如此叫我費力。
“起初，就是說去年夏末，我認為這事已經研究停當，佈局好了，我躊躇滿志。後來靈感真的上來了，突然喜歡上這部作品，愛不釋手，並著手把原先寫的劃掉。今年夏天突然出現另一種變化：一個人物湧現後企圖成為小說真正的主人公，以至於原先的主角不得不退居二線。原先的主角是很有意思的，但不大配得主人公的稱號。新的主人公叫我喜不自勝，立即再一次從頭修改作品。”（《書信集》第三八四頁）
其時他全神貫注的新人物是斯塔夫羅金，陀氏筆下最離奇最可怕的人物。斯塔夫羅金在小說接近尾聲時將有自白。況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個人物多半在這時或那時道出自身性格的主要特徵，經常以最出乎意料的方式脫口而出。下面就是斯塔夫羅金的自畫像：
“沒有任何東西讓我依戀俄羅斯，在俄國我到處感到自己是局外人。說實話，這裡（瑞士）比任何其他地方更使我覺得生活令人難堪，甚至在這裡我要恨都恨不起來。然而，我考驗過自己的力量。您勸我這樣做的，為了學會認識我自己。在這類考驗中，在所經歷的全部生活中，我極大地表現為強者。但強者的力量有何用處？我從來不知道，時至今日仍不清楚。一如既往我能夠感受做好事的願望，並由此感到欣慰。除此之外，我也願意做壞事，並由此同樣感到滿足。”（引自尾聲）
這個聲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裡是極其重要的。我們下次，在最後一次演講中將重新論述該聲明的第一部分：斯塔夫羅金對祖國毫無依戀。我們今天只談使斯塔夫羅金無所適從的雙重誘惑力。波德萊爾說：
一切人同時具有兩種祈求：一種嚮往上帝，另一種嚮往撒旦。
其實，斯塔夫羅金所珍愛的，是精力充沛。我們不妨向威廉·布萊克請教如何解釋斯塔夫羅金這個神秘的個性。 “精力是惟一的生命。精力是永恆的快悅”，布萊克早就說過了。
請大家再聽幾則布萊克的格言：其一，“過分之道通向明智之宮”；其二，“瘋者若一味堅持其瘋，會成為智者”；其三，“只有對過分有過體驗的人方知足夠”。布萊克頌揚力量充沛，其表達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獅的吼叫，狼的嗥嗥，狂瀾的翻騰，利劍的鋒芒皆是永恆的巨大碎片，人的眼睛難以承受的。”
再念幾句布萊克的格言：“雨水池蓄水，泉水池溢水”；“發怒的虎比識途的馬更明智”。最後，《天堂與地獄的婚姻》卷首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並不清楚，但卻佔為己有了：“沒有對立物就沒有進步：引力與斥力，理智與衝勁，愛與恨，同樣都是人生存中所需要的。”下文較遠處他還說：“人世間現在有，將來還會有兩種對立的祈求，永遠敵對的祈求。企圖調和兩者，勢必摧毀人生。”
對威廉·布萊克的《地獄箴言》，我情不自禁加上本人發明的兩則格言：“懷著高尚之情感做出蹩腳之文學”；“沒有魔鬼的協作就沒有藝術可言”。是的，真的，一切藝術作品都是各種機緣的交會，抑或你們樂意的話，可以說是天堂與地獄的結婚戒指。威廉·布萊克對我們說：“彌爾頓在描繪上帝和天使時縮手縮腳，而在描繪魔鬼和地獄時則無拘無束，究其原因，他是個真正的詩人，站在魔鬼一邊自己卻不知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苦惱了一輩子，既痛恨罪孽又認為罪孽必不可少。所謂罪孽，我同時是指痛苦。讀他的書，我不由想起農地主人的寓言：僕人說：“你要我們去（把稗子）薅出來嗎？”主人說：“不必，容稗子和麥子一齊長，等著收割。”
我記得兩年多前有機會會見瓦爾特爾·拉扎拿，他到一個中立國家來看我，跟我一起度過兩天，我問他對當今事件的看法，特別對布爾什維克和俄國革命的看法。他回答我說，當然他對革命者所犯下的種種滔天罪行深惡痛絕，覺得太可怕了……“但是，相信我說的話吧，”他說，“一個民族只有陷入水深火熱、處於罪孽深淵才能覺醒，同樣，個體亦然，只有陷入水深火熱、處於罪孽深淵方能良心發現。”他接著說：“正因為不肯認同苦難和罪孽，美國才沒有靈魂。”
這些話啟發我對你們說，當我們看到佐西馬長老跪在德米特里面前，拉斯科爾尼科夫跪在索妮婭面前，他們不僅對人類苦難躬身順從，而且對罪孽俯首帖耳。
我們可不要誤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即使陀氏明白了當提出超人的問題，即使我們看到超人的問題隱隱約約在陀氏每本書中重現，我們再一次發現的只是福音真言的徹底勝利。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在個體棄絕自身的情況下才看得到和想得出靈魂得救，但另一方面，他又向我們暗示當人們抵達苦海彼岸時便更接近上帝。屆時才能迸發這樣的吶喊：“上帝啊！我們投奔誰啊！你掌握著永生的真言。”
他知道，這聲吶喊不是出自人們可以期待的正人君子之口，不是出自一向清楚投奔何處的人之口，不是出自自以為對得起自己和對得起上帝的人之口，而是出自不知投奔何處的人之口。馬爾姆拉多夫曾對拉斯科爾尼科夫說：“您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嗎？您明白'走投無路'這幾個字的含義嗎？不，您還不明白啊！”（第一卷第二十頁）拉斯科爾尼科夫只有超越自身的苦難和罪行，乃至超越懲罰，只有退出人類社會，才能面對福音。
今天我給大家講的一切也許有點含糊，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責任哪。正如布萊克所說：“文化開闢筆直暢通的道路，然而艱難曲折的道路卻是天才所創造的。”
不管怎麼說，福音真言一點也不含糊，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此是深信不疑的，我也如此，這是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