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第四節“高雅文學”的終結，“愉悅文學”的非主流化

森鷗外以“題報知異聞”為題給《浮城物語》作了序，序文中寫到“報知異聞，業已登出，評論者云，疑似武勇傳，所謂'武勇傳'，因其是歐洲'羅曼蒂克'的誕生地，曼恰的王公貴族為此玩物喪志。評論者又云，儒勒·凡爾納像野史。說儒勒·凡爾納像野史是因其籍自然之事佈局謀篇，震驚世俗凡人。”森鷗外還寫到“現在的歐洲文學家們大都鄙視儒勒·凡爾納，原因是凡爾納使其小說主人公或上雲天或入滄海”，因此被自然主義文學觀看不起。此外，森鷗外還有如下的陳述： “或者說小說就是詩，報知異聞作為詩果真具有價值嗎？是的，小說實際就是詩，是敘事詩，但小說的定義絕非世人想的那麼狹隘（中略），雖說僅看報知異聞之初篇，不能成為通觀全篇之由，但在其詩的天地間，這部小說毫無疑問是值得一讀的。”

這可以說是日本最早的擁護科幻小說的言論吧。真不愧是星新一先生的大伯父（祖母小金井喜美子的哥哥）。與此同時，德富蘇峰和翻譯家森田思軒也稱讚這部小說。不過，內田魯庵和石橋忍月等人卻給予小說以猛烈的批判。 矢野龍溪在《浮城物語》的自序中寫到：“野史小說關鍵在於要取悅讀者，要讓憂者樂，窮者達，替讀者消愁解悶，這才受人歡迎。船堅砲利所向披靡，雄心壯志馳騁天下，理科學術能做世人不能為之事，遠航貿易獲利於海外，此乃本書所記之處。國人閱讀之如大悅，則知其鬱悶所在。”矢野龍溪強調小說的價值在於取悅讀者，這可以看做是娛樂宣言。 不過，矢野龍溪“野史小說的關鍵在於要取悅人”的主張，受到了不知庵主人內田魯庵的猛烈批判。內田魯庵認為“小說昭示了人的命運，分析人的性情。最進步的小說應表現當代人情，其他都不算是小說。（中略）所謂的英雄美談或者寓意小說都屬於虛擬小說，而且絕對不能稱之為小說。”（“讀《浮城物語》”其一，《國民新聞》，明治23年5月8日）

石橋忍月也痛批矢野龍溪的作品，並指出“（小說）必須以描述人們的生活為目的，（中略）如果不以人們的生活為目的，編造一些無關的人事，追求眼花繚亂的結構，純粹是小文人的拙劣伎倆。我為報知新聞沒有遵守'美'而感到悲傷，為其作品不以人們生活為目的而感到可悲。”（《國民之友》明治23年4月3日） 由此而言，圍繞《浮城物語》的爭論可以看做是純文學的文學觀和大眾讀物文學觀的一種對立。在這裡，敏感的科幻粉絲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在20世紀60年代後，科幻作品數十年間反反复复地多次受到批判的原因了。在日本，雖說又歷經多年，但“不是人能寫出來的”這類針對科幻小說的批評依然不斷。 雖說是想“取悅於讀者”，但矢野龍溪所說的“愉悅”是指由遠大理想帶給人們的愉悅。國權冒險小說不單純是娛樂讀物，同時也是通過讀書促使人們行動起來的政治小說。

《浮城物語》確實還遺留著前近代的文學觀，但這並不意味它就完全等同於前近代的讀物、野史。 無論是民權小說，還是國權小說，都是藉小說的形式來議論天下大事的政治小說，從這點上來看都屬於左國史漢的範疇。雖然在文體上採用了明治的言文一致體，但其精神上還是和前近代的漢文學相同，屬於“高雅文學”。按照前近代的文學觀來看，描述低級的世態人情與風俗的劇本和讀物至多算是文學裡的“下里巴人文學”。由於西洋文學告訴人們描寫人情世故和日常生活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學。批判矢野龍溪的內田魯庵正是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迅速接受近代文學觀的。 《浮城物語》爭論所帶來的一個顯著的變化就是，之前的高雅文學、下里巴人文學等價值觀逐漸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純文學和大眾文學（這樣的名稱在當時並未確立），此後便成為了文學作品的評價基準。在此背景下，很多有如同高雅文學那樣有明確的主張或願望的小說就逐漸地被視為大眾文學。

但是純文學也並非絕對拒絕高雅文學的價值觀，這就是主人公苦惱的問題。高雅文學中的人們為了天下國家大事而煩悶，悲憤慷慨，並且附之行動。與此相對，純文學則多描述人們內心的苦悶，主人公將所有的苦悶藏於自己的內心，苦惱卻得不到發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