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地山的夫人周俟松大姐，前些日子帶她的女兒燕吉來看我，說是地山９５歲紀念快到了，讓我寫一篇文章。還講到１９４１年地山逝世時，我沒有寫過什麼東西。她哪裡知道那一年正是我在重慶郊外的歌樂山閉居臥病，連地山逝世的消息都是在很久以後，人家才讓我知道的呢？
我和地山認識是１９２２年在燕京大學文科的班上聽過他的課。那時他是周作人先生的助教，有時替他講講書。我都忘了他講的是什麼，他只以高班同學的身份來同我們講話。他講得很幽默，課堂裡總是笑聲不斷。課外他也常和學生接觸，不過那時燕大男校是在盔甲廠，女校在佟府夾道。我們見面的時候不多。我們真正熟悉起來是在《燕大學生周刊》的編輯會上，他和瞿世英、熊佛西等是男生編輯，我記得我和一位姓陳的同學是女生編輯。我們合作得很好，但也有時候，為一篇稿件、甚至一個字爭執不休。陳女士總是微笑不語，我從小是和男孩子——堂兄表兄們打鬧慣了，因此從不退讓。記得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裡寫了一個“象”字（那時還不興簡筆字），地山就引經據典說是應該加上一個“立人旁”。寫成“像”字，把我教訓了一頓！真是“不打不成相識”，從那時起我們合作得更和諧了。
１９２３年初秋，燕大有四位同學同船赴美，其中就有地山和我。說來也真巧，我和文藻相識，還是因為我請他去找我的女同學吳樓梅的弟弟、清華的學生吳卓，他卻把文藻找來了，問名之下，才知道是找錯了人，也只好請他加入我們燕大同學們正在玩的扔沙袋的遊戲。地山以後常同我們說笑話，說“虧得那時的'陰錯陽差'，否則你們到美後，一個在東方的波士頓的威爾斯利，一個在北方的新罕布什州的達特默思，相去有七八小時的火車，也許就永遠沒有機會相識了！”
地山到美後，就入了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我在１９２４年冬天在沙穰養病時，他還來看我一次。那年的９月，他就轉入英國牛津大學。 １９２５年我病癒復學，他還寫信來問我要不要來牛津學習？他可以替我想法申請獎學金。我對這所英國名牌大學，有點膽怯，只好辭謝了。
１９２６年，我從威爾斯利大學得到碩士學位後，就回到燕大任教。第二年，地山也從英國回來了，那時燕大已遷到城外的新址，教師們都住在校內，接觸的機會很多。 １９２８年，經熊佛西夫婦的介紹，他和周俟松大姐認識了，１９２９年就宣布定婚。在燕大的宣布地點，是在朗潤園美國女教授鮑貴思的家裡，中文的賀詞是我說的，這也算是我對他那次“陰錯陽差”的酬謝吧！
１９３５年，因為他和校長司徒雷登意見不合，改就香港中文大學之聘，舉家南遷。從那時起，我們就沒有見過面了。
地山見多識廣，著作等身，關於他學術方面的作品，我是個門外漢，不敢妄贊一詞。至於他的文學方面的成就，那的確是驚人的。他的作品，有異鄉、異國的特殊的風格和情調。
他是台灣人，又去過許多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對於那些地方的風俗習慣，世態人情，都描寫得栩栩如生，使沒有到過那些地方，沒有接觸過那些人物的讀者，都能從他的小說、戲劇、童話、詩歌、散文、遊記和回憶裡，品味欣賞到那些新奇的情調，這使得地山在中國作家群裡，在風格上獨樹一幟！
地山離開我們已有近半個世紀了，他離世時正在盛年。假若至今他還健在，更不知有多少創作可以供我們的學習和享受，我們真是不幸。記得昔人有詩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我想“才人”也是和“美人”一樣的吧！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０日清晨